大同思想與全球化

1、什麼是「世界大同」？

「世界大同」為國際政治術語，主要指人類對社會的一種理想理念。

「大同」一詞古代常指：人人友愛互助，家家安居樂業，不戰不亂、無賊無匪的社會。

現在「世界大同」一詞泛指全球范圍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融合大同，全人類高度互助共榮的社會形態。也稱「地球村」。

大體步驟 時至今日，網路信息經濟一體化時代，全球大同大體可行下列步驟：

知識大同——信息爆炸一日萬章；學無止境學無國界；知識 信息 科技 先行大同；

網路大同——全球互聯網時代，任何地區 從理論上講 都是 網中一格，互聯互通；

通信大同——網路通信、可視電話 使 全球 任意 兩點 或 多點通信 近似於面談；

語言大同——網路大同通信大同 促進英語漢語 世界語 大同語 國際語 融合大同；

文化大同——網路通信語言大同 促進各國各族文化 交流溝通取長補短 融會貫通；

經濟大同——網路通信語言文化大同 的 同時，經濟 全球化 大勢所趨 勢不可擋；

政治大同——經濟基礎 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大同 將 促使 政治體制 大同化改革；

軍事大同——軍事是政治的延伸==政治大同 將促使 全球軍力 協同 抗災 抗外星；

法律大同——人人生而平等，法律一視同仁，天下熙熙，皆 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也！

宗教大同——宗教沒有大矛盾

綜合大同——縱橫交錯，任重道遠，敬請 人人合力互動 今生來世共促大同。

2、你認為大同世界思想在當今全球化的社會進程中還有沒有價值

恩，有價值，很有價值！

康有為帶著強烈的重建儒家認同的努力精神出現在他的那個時代，他的躊躇滿志正是時代和治下人民的氛圍和心態。他以一種危險的姿態試圖變革，而這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他的性格。眾所周知，他自信而樂觀。在蕭公權審慎地討論康有為人生最重要的事件戊戌變法中，是他的自負導致戊戌變法的成功變得更加渺茫，但也由於他的這種性格，致使變法成為了可能。

他的樂觀，與其說是出自天性，不如說是來自儒家的寬容。他的自信，或者說他的自命不凡，也許還是由傳統儒家潛移默化培育出來的。

但康有為的信心，並不能給他的奮斗理想注入多大的生命力。他的理論確實夠「現代」，可現實卻沒有同他的理論一起向前跨進。無論是哲學整合，經濟改革，還是改革行政，重整行政效能與民主，都沒有按照他的價值願望建立和開展。他的那個「以西方為主要模式以求中國政治，經濟以及學術思想的改變」（一百四十七頁）作為改革的中心目標的嘗試，同樣地淹沒在那個時代無數的或精神，或軍事，或生活的運動里。而康有為，和研究他的作者蕭公權，甚至讀者，則在近一個世紀後的作品《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里思考。

就儒家本身的特點和發展上，其宗教性的面目是復雜而多元的。就中華傳統文化上的特點和發展看，更是復雜而廣闊。但康有為「像他的反對者一樣，錯誤地把儒教（僅指道德而言）等同整個中國文明，忽視非儒家的學說。」（四百四十九頁）另一方面，任何一代儒學學人，無不是對儒家分作若干概念，而且很明顯地會受到其中一支影響，從而不同程度地摒棄其他分支學說。公羊派學說立論對康氏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可以看出，在某些「原則」問題上，康的信念就不那麼開放了。康總是避免乃至無視同時代人的影響，也是源於這種信念。他的自負，所受的教育理所當然地認為，除心目中的聖人外，不可能還有其他的人和觀點能夠引導自己。

也許是康最重要的著述———《大同書》，有關成書的年代，世人一直都對此糾纏不清。這大部分原因是他本人製造出來的曖昧混亂。有趣的是，在很長時間甚至生命結束時，康有為對《大同書》的出版和宣揚，都一直有所保留。他可能覺得，書的面世會引起轟動以至混亂的危險後果。「他告訴他的學生們，社會結構不同理論的宣揚和實踐應配合人類進步的不同階段。」（三十四到三十五頁）

康有為的深謀遠慮跨躍時代，他的大同理想也是超越現實的。他的烏托邦式的建構，因遠離現實世界而成為空想。他也深信，「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能建築在舊廢墟之上的。」（四百四十九頁）畢竟，任何一個新世界的出現，是因其持續性，在一個漸進的過程中徐徐展開。這或許不用完全依賴過去，但實則難以憑空超越過去和現實。某種程度上，他的大同新世界沒有考慮到可能預見的現實和未來，他把現實與理想分開，理想變成空想，考驗他的則只有困境與不可能了。他也曾看到當時的政治生活，而他所設計的道路，也不可謂是不正確的觀察。但他高估了中國人民的政治能力，沒有基礎的民主，他的變革手段或者工具，是不可靠，也是難有效果的。———這種超越現存范疇的矛盾，蕭公權把它分作兩個層次討論。

一九二七年，這個時代最重要也是最後的儒家集大成者病亡，這不僅是上世紀中國思想史重要一部分的結束，同時，大同思想的希望也暫時消失得無形無蹤。通往那大同之路的大同世界主人，或許只在歷史學人的藝術紡織過程中才出現；或許在若干時段後，在果真「美麗大同新世界裡」，得到不朽。

3、怎樣理解傳統文化中的「大同」「天下」觀念

天下大同，原是古代儒家宣揚的「人人為公」的理想社會，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思想底框。天下大同是孔子的理想，他講「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中華民族應該親如一家，情同手足。孔子也是世界華人的精神寄託和靈魂家園。孔子是華人文化的同根同祖同源。「大同 」是「仁」的最終歸途。
天下
1.古時多指中國范圍內的全部土地；全國。
2.指全世界。

大同
大同[1] 是中國古代思想，指人類最終可達到的理想世界，代表著人類對未來社會的美好憧憬。基本特徵即為人人友愛互助，家家安居樂業，沒有差異，沒有戰爭。這種狀態稱為「世界大同」，此種世界又稱「大同世界」。現代又加入了全球范圍內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融合的思想。 盡管大同思想為中國思想，但西方的烏托邦，以及現代的共產主義、地球村這些思想也與大同在許多地方有著極大的相似之處。
發展過程大同概念出自《禮記·禮運》大同章，通常簡稱「禮運大同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
上段解釋：在大道施行的時候，天下是人們所共有的，把有賢德、有才能的人選出來（給大家辦事），（人人）講求誠信，崇尚和睦。因此人們不單奉養自己的父母，不單撫育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終其天年，中年人能為社會效力，幼童能順利地成長，使老而無妻的人、老而無夫的人、幼年喪父的孩子、老而無子的人、殘疾人都能得到供養。男子要有職業，女子要及時婚配。（人們）憎惡財貨被拋棄在地上的現象（而要去收貯它），卻不是為了獨自享用；（也）憎惡那種在共同勞動中不肯盡力的行為，總要不為私利而勞動。這樣一來，就不會有人搞陰謀，不會有人盜竊財物和興兵作亂，（家家戶戶）都不用關大門了，這就叫做「大同」社會。

最高境界
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下大同」，這是天道精神的體現。《禮記·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近代康有為《大同書》也提出「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
大同思想
編輯

一.歷史背景
「大同」是中國古代對理想社會的一種稱謂，相當於西方的「烏托邦」;大同思想,也就是中國的烏托邦思想。這種思想源遠流長。《詩經》中的《碩鼠》篇（產生於公元前 611年以前），把貴族剝削者比做一隻害人的大老鼠，並且發出了決心逃離這只大老鼠的「適彼樂土」、「適彼樂國」、「適彼樂郊」的呼聲。《碩鼠》是迄今保留下來的關於大同空想的最早的材料之一。

春秋末到秦漢之際
春秋末到秦漢之際的大同思想這一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制度發生劇烈變動的時期。在這樣一個新制度產生的分娩陣痛時期，產生出各種各樣的關於理想社會的設計，農家的「並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國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是這一時期大同思想的三種主要類型。

農家
「並耕而食」的理想人人勞動，沒有剝削；社會生產基本上以自給自足的農業為主，但存在若干獨立的手工業，並進行著農業和手工業產品之間的交換，交換按等價原則進行，沒有商業欺詐；不存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工，不存在專業的腦力勞動者，連君主也和人民「並耕而食」。農家的這種理想，實質上是農民小生產者對自己落後的經濟地位的理想化。

道家
「小國寡民」的理想人類分成許多互相隔絕的「小國」，每一個小國的人民都從事著極端落後的農業生產以維持生存，廢棄文字，盡量不使用工具，人人滿足於簡陋低下的生活而不求改進；同外部世界斷絕一切聯系，即使對「雞犬相聞」的「鄰國」（實際上是鄰村），也「老死不相往來」（《老子》第八十章），而舟車等交通工具是根本用不著的。道家的「小國寡民」理想，實際上是一種歷史倒退的幻想。

儒家
大同的理想沒有私有制，人人為社會勞動而不是「為己」；老弱病殘受到社會的照顧，兒童由社會教養，一切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有機會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沒有特權和世襲制，一切擔任公職的人員都由群眾推選；社會秩序安定，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對外「講信修睦」（《禮記·禮運》），鄰國友好往來，沒有戰爭和國際陰謀。

更深遠的影響
儒家的大同理想比農家、道家的理想更詳盡，更完整，也更美好，更具有誘人的力量。因此，它在中國思想史上也有更大、更深遠的影響。
儒家大同理想是在《禮記》的《禮運》篇中提出來的。《禮運》篇大概產生於秦漢之際或漢初，這時，新興地主階級已經建立起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封建專制帝國，正在雄心勃勃地為鞏固封建政權，發展封建主義經濟基礎而斗爭，於是，它的某些思想代表人物就設計出大同這種理想社會方案，為自己的事業描繪一個虛無縹緲的遠景。
[《禮記·禮運》(清嘉慶十一年刻本)]《禮記·禮運》(清嘉慶十一年刻本)

奠定
上述三種類型的大同理想，奠定了後代大同思想的發展基礎，後代出現的農民小生產者的大同類型，基本上都是屬於農家類型的；一切在王朝更替、農民戰爭中受到損害，企圖用「避世」來尋求解脫的人，都憧憬著道家類型的理想境界；而儒家的大同理想，則往往為新興社會力量的代表人物所汲取。

西漢以後
封建時代的大同思想西漢中葉以後至清代第一次鴉片戰爭前，中國的社會發展一直停留在封建主義階段，沒有形成新的生產力和新的階級，因而儒家大同類型的理想，未再出現新的模式。農家類型的大同理想，主要通過組織農民起義的宗教團體的某些生活制度體現出來，東漢末期張魯的五斗米教是最早的典型。道家類型的大同理想，則在東晉陶淵明(365/372/376～427)的《桃花源記》中形成了新的、最有影響的典型。
五斗米教張魯據有漢中後，廢除官吏，設「祭酒」分管部眾，各祭酒的轄區設義舍，放置義米、義肉，供行人無償取用。對部眾的管理強調用說服教育方式，對犯法的人也首先教育，寬恕三次不改而後處罰。
《桃花源記》陶淵明在文中幻想出一處同現實世界隔絕的人間樂土──桃源洞，那裡沒有剝削、壓迫和戰爭，人們永遠處於和平、寧靜和溫飽的環境中，過著無憂無慮的田園生活，對外部世界幾百年來的王朝廢興、社會動亂都一無所聞，自秦末進洞以來，「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桃花源記》在中國大同思想發展史上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此後一千多年，幻想逃避現實社會的苦難的人普遍地憧憬著「世外桃源」，它成了人間樂土的同義語。
中國近代的大同思想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逐漸由封建社會轉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社會劇烈變動的時期。
在中國近代，農家類型和道家類型的大同理想仍有所表現，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和章太炎(1869～1936)的《五無論》分別是二者的典型。但是，在中國近代的大同理想中佔主要地位的卻是儒家的大同類型，它被許多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用來表達自己的社會理想，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康有為和孫中山的兩種大同理想。
康有為的大同理想康有為寫了《大同書》，設想未來的大同社會是一種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沒有剝削的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很高。國界消滅,全世界統一於一個「公政府」之下，沒有戰急。政治上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制度，沒有貴賤等級。男女完全平等，家庭已消滅，不存在父權、夫權壓迫。
孫中山的大同理想主要內容是：土地國有，大企業國營，但生產資料私有制仍然存在，資本家和僱傭勞動者兩個階級繼續存在；生產力高度發展，人們生活普遍改善；國家舉辦教育、文化、醫療保健等公共福利事業，供公民享用。
康有為和孫中山都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壓迫、貧富分化、危機、失業等現象有所批評，但他們的大同理想基本上都還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理想化。康有為的現實主張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因而對自己的大同理想不願立即實行，主張經過緩慢的改良在遙遠的未來使「君銜……徐徐盡廢而歸於大同」（《大同書》）。孫中山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代表，則要求把他的大同理想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就付諸實施，要求「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孫中山選集》）。

二.大同思想的價值
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如何「化」和向何方向「化」都直接涉及世界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甚至每一個人的前途命運。例如，全球化是統一於單一的西方模式，還是各種文化和文明的相互融合，求同存異？全球化是用軍事的、經濟的乃至文化的霸權征服世界，還是世界各國、各民族平等相待、和平共處、共謀發展？全球化對我們每個國家和民族價值觀念和習慣做法提出了什麼樣的挑戰？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認真回答。
中國是有著5000多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有著十分豐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其中包括對當今全球化本質內涵的最早追尋與賦予。當然，這里特別需要指出兩點：
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涉及全球化本質內涵的部分思想原先是特指內地和邊疆、中原與邊區、漢民族與周邊少數民族的，後來逐漸發展成為中國處理國與國關系和積極參與全球化的原則。
二是當今時代已經發生了十分巨大的變化，今天所說的全球化，無論從內涵還是到外延，都遠比昔日中國傳統文化所涉及的本質內涵要廣泛豐富得多，但千百年積淀下來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關於當今全球化本質內涵的思想，依然是人類文明的魂寶。正確認識和評價中國傳統文化有關涉及全球化本質內容的精華，對於推動當今全球化的健康發展，仍然具有積極的借鑒作用。
中國傳統文化對全球化本質內容究竟有哪些蘊含，我們應特別關注並批判地汲取哪些有益的東西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四個觀念和原則：
第一，「天下為公」、世界「大同」。這是千百年來中國人民為之不懈奮斗的理想和信念，也可以說，這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對全球化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本質內涵的最早賦予。2500多年前春秋末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中國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明確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所謂大同，就是指生產資料共有，人們之間沒有等級差別、沒有剝削壓迫、平等和睦相處、各有所得所樂。中國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與孔子幾乎同時代的老子則設計了一幅沒有欺壓，人人平等，人人勞動，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所謂理想社會藍圖。孔子、老子的大同思想主要是從倫理的角度出發，表現出對遠古原始社會的一種懷念和追戀。但這種大同思想對中國歷代思想家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南宋康與之虛構了一個與封建等級制度根本對立的「計口授田」，人人耕桑，自食其力，勞動成果平均分配的烏托邦式社會景象。直到近代，中華民族的大同思想又不同程度地與西方傳來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結合起來。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義中的平等思想，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社會綱領。我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家、思想家，戊戌變法領袖康有為著《大同書》，提出破除國、級、種、形、家、產、亂、類、苦九界，實現 「天下為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既無專制之君主，亦無民選之總統」的「大同之世」。我國近代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政治家、思想家孫中山明確指出中國五大種族擴充自由、平等、博愛於全人類，大同盛世則不難到來。中華民族不僅是胸懷遠大理想的民族，而且是一個執著理想、為理想獻身的民族。東漢末年五斗道首領張魯在漢中立「義舍」、置「義米」、「義肉」，過路者量腹取食。南宋初鍾相起義提出了「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的綱領。幾乎歷次農民起義都把貴賤平等、上下同一當作自己的旗幟，並為大同理想的實現進行了不掘不撓的斗爭。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同思想雖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但是，浸潤在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大同」思想中的全人類之間那種不分貧富貴賤，充滿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崇高理念和精神，則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必然歸宿，它和產生於古希臘斯多噶學派中的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思想一樣，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也應當是當今全球化核心內涵中最可寶貴的東西，並永遠值得我們繼承和弘揚。
第二，「以和為貴」、「親仁善鄰」、「協和萬邦」。這是中華民族與世界各國人民友好相處的優秀傳統倫理美德，可以說，這也是中華民族為實現大同之道而鋪就的對外關系的基石。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以和為貴」、「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友好相處、互助平等的精神，既是中國人民自古以來處理人際關系和民族關系的基本價值取向，同時也是中國人民處理國與國關系的基本原則。中國是舉世聞名的文明古國，其對外關系源遠流長。中國古代先秦時期尚無近代意義上的中外關系而言，但其有關靜下、仁和的思想都是十分寶貴的。老子說：「大者宜為下」，「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這就是說大國尤其應謙下。大國象居於江河的下流那樣謙下，天下就容易交融、雌順，人類就容易和平相處。這是最早反對大國主義的思想胚芽。戰國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孟子提出的「交鄰國以道」、「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則體現了他的「仁政」理論。

文化中的「天下大同」
1990年12月，日本著名社會學家中根千枝教授和喬健教授在東京召開「東亞社會研究國際研討會」，為費孝通80華誕賀壽。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國——個人的經歷」主題進行演講時，費老總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是指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價值標准，各自有一套自己認為是美的東西。這些東西在別的民族看來不一定美，甚至會覺得丑惡。然而，民族接觸的初期還常常發生強迫別的民族改變他們原有的價值標准來遷就自己的情形，能容忍「各美其美」是一大進步。只有在民族間平等地往來頻繁之後，人們才開始發現別的民族覺得美的東西自己也覺得美。這就是「美人之美」。這是高一級的境界，是超脫了自己生活方式之後才能得到的境界。這種境界的升華極其重要。再升華一步就是「美美與共」。不僅能容忍不同價值標準的存在，進而能贊賞不同的價值標准，那麼離開建立共同的價值就不遠了。的確，「美美與共」是不同標准融合的結果，那不就達到了我們古代人所嚮往的「天下大同」了么？正如費老所言，這是可以聯繫到今後世界人類學怎樣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問題。

4、你認為大同思想在當今全球化社會進程中還有何價值?

大同思想是中國古代源遠流長的一種政治思想，也是一種最高層次理想社會的政治設計。作為一種社會理想，它具有歷久不衰的無限魅力，成為許多仁人志士用以激勵自己和群眾謀求改造社會的遠大目標。鴉片戰爭以後，傳統大同理想隨著封建社會的逐漸解體，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開始同西方各種社會思潮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近代大同理想的新模式。各階級的革命思想家在保留大同理想的形式下，不斷地改變其時代和階級的內容，近而提出了各種新的未來社會的構想和方案,這些構想和方案與他們領導的政治運動緊密結合，對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起到了重要的影響。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把中國傳統大同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觀的科學基礎之上，成為近代實現大同理想從空想到科學的第一人。他把對「中國向何處去」的現實思考與對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聯系起來，構想出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相統一的理想社會，並且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具體探討了實現這一社會理想的具體途徑，從而將近代關於社會理想的探討推進到一個科學的歷史階段。

一

李大釗的大同思想的產生既以當時社會主義思潮為歷史前提，又離不開中國傳統大同理想的影響。在俄國二月革命以前，李大釗對中國革命的理想目標還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可見當時他對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仍缺乏清楚的認識。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發生改變了20世紀世界歷史的進程，也改變了中國思想史的方向。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下，中國先進分子已對資本主義失去信心而尋找新的救國救民真理，這時中國大地興起了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思潮，他們自然地把傳統的「大同」、「均平」思想與近代的社會主義聯通在一起，並認為「大同」、「均平」就是社會主義。李大釗正是在這種時代思想氛圍中，把大同思想與共產主義理想聯系起來，用「大同」這一民族語言概念來認識、理解與表述共產主義。李大釗如報曉的雄雞，猛然看到「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指出「中國向何處去」的答案就是走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這是一個只能迎，不可拒的世界歷史趨勢。他希望用這盜來的火種，點燃改造中國社會的燎原烈火，鼓舞他的已經一變為新的社會理想——社會主義。

同時在這一時期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初步傳播，中國工人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台。清末民初中國的留日學生已大量譯介了日文的社會主義著作，其中對馬克思及其學說也進行了系統的介紹。眾多留日學生對各種社會主義學說發生了極大的興趣，其中幸德秋水、福井准造和村井知至等人的著作不僅集中介紹了社會主義學說，而且觀點鮮明，包含了較深的哲理。李大釗在留日期間不僅聽過他們講授的關於社會主義內容的課程，而且還閱讀了他們大量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開始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最初的接觸並且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在李大釗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他已經開始注意到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並把創造歷史未來的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他認為在西方，「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之先聲，遂皆發於工人之口。罔不胚釀於勞動階級之運動。最近俄國大革命之發端，亦以麵包問題為武器，工人團體為先鋒」，[①]十月革命的勝利更加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他確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是民主主義對「大……主義」的勝利，即庶民的勝利、勞工主義的勝利，「勞工階級」應自覺承擔建設理想社會的責任，從而找到了實現理想社會的現實階級力量。同時李大釗以積極姿態熱情地宣傳唯物史觀，超越了進化論的范疇，實現了進化史觀向唯物史觀的轉換。起初他在進化論的引導下將歷史的動因歸之於精神，歸之於民眾的意志即民彝；當他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後，則把歷史的動因歸之於物質，歸之於勞動生產。他指出「不求其原因於心的勢力，而求之於物的勢力」，[②]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徹底轉變。李大釗在深入考察西方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之後，已開始對進化論運用於社會歷史領域的有效性表示質疑，並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論點有所批評。「五四」以後，他迅速地沖破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桎梏和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局限，並接受馬克思主義救國救民的真理，順利地完成了向唯物史觀的轉變，他的社會理想也由近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

近代中國大同思潮的勃興對李大釗的社會理想具有重大的影響作用。中國大同思想是延綿中國歷史的政治文化之一，對大同理想社會的追求古已有之。鴉片戰爭以來無數先進中國人對救國救民道路的上下求索，無不是一個從現實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轉化現實的過程。作為近代中國重提大同理想的第一人，洪秀全把基督教教義中的平等思想、農民革命傳統中的「等貴賤，均貧富」以及「均田免糧」等革命要求相結合，並藉助於「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來闡發太平天國的革命綱領。他指出人的使命就在於通過「相與淑身淑世，相與正己正人」的活動來實現「太平天國」，主張通過農民起義來實現其大同社會。他的大同理想具有濃重的空想色彩，並且要在神學外衣庇護下消滅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貧富差別，因而無疑是一種空想。康有為在《大同書》中設計出人類社會從據亂世經昇平世到太平世即大同的發展路徑，主張「破除九界」，實現男女平等，促使家庭消亡，去私產之業，「凡農工商之業，必歸於公」。康有為的大同理想所展現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個性解放等體現了近代資產階級的要求，終因其大同之世的烏托邦特徵而導致「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③]孫中山再次倡導民眾共同奮斗來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將來世界總有和平之望，總有大同之日，此吾人無窮之希望，偉大的思想。」[④]孫中山的大同理想是以三民主義為基礎，在繼承傳統大同思想的同時又吸取了近代西方社會主義的某些觀點而形成的新的社會理想。但他主張互助，反對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認為通過三民主義的實行可以使中國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因此孫中山的大同理想仍帶有不切實際的空想社會主義的性質。他們三人的大同理想雖具有空想的性質，卻構成了李大釗大同理想的歷史先導。李大釗作為啟蒙時期的思想家，一直以一種寬闊的視野和理性的批評去對待近代大同理想的思想資料，他將社會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結束了幾代先進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大同理想的空想歷史，使他的社會理想獲得了科學形態，實現了近代大同理想由空想向科學的質的飛躍。

二

社會理想是主體對社會美好未來的嚮往和追求，是人們對未來奮斗目標或憧憬的觀念性的預見。社會理想與社會現實有一定的差距，兩者又是交互作用，因而對社會理想的探索也是一個從現實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化為現實的曲折發展過程。中國近代的革命思想家總是把中國的革命理想同人類到大同之路的終極目標聯系起來，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思想家們所提出的關於社會理想的各種構想、方案，也在保留大理想的形式下不斷地改變著其時代和階級的內容。在承繼大同理想在中國近代的演進歷程，又經歷其在社會理想上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李大釗最終所構想成的大同世界，是一個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相統一的理想社會。

1、批判封建禮教和尊孔復辟思潮

個性自由和個性解放是西方近代人道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實質。李大釗的社會理想是個性解放和大同團結相結合的社會，必然先要求個性解放的反封建斗爭，才能興起實現大同團結的社會主義運動。從前的君主制度是由一個人專制壓迫民眾，決不能發展民眾各自的個性而給予其自由，因此對封建傳統思想的批判是實現大同理想的先決條件。長期以來，封建禮教成為宣傳「政教合一」的價值體系，君主專制則成為傳統價值觀的政治支柱，因而以孔子學說為核心的禮教成為傳統價值觀的主流。李大釗對孔子學說與專制社會的關系進行分析：孔子生於專制社會，專制之時代，自不能不就當時之政治制度而立說，故其說確足以代表專制社會之道德，亦確足為專制君主所利用資以為護符。「孔子者，歷代帝國專制君主之護符也。」[⑤]他指出封建禮教思想壓榨人民，「蓋今日吾國專制之政體雖推翻，而專制之思想尚復彌漫於社會。」[⑥]他堅決反對當時的尊孔復辟思想，特別強調自由與專制不兩立，說「蓋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並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⑦]可見，李大釗依然始終堅持個性自由是不容取消的，他堅決反對獨裁專橫和各種形式的專制主義。對封建禮教與孔子學說的批判，有助於打破政治上的權威主義和傳統的價值觀的束縛，實現真正的個性解放。

李大釗還自覺地運用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指出社會的表層構造是基於基礎構造之上的。作為傳統政治思想主流的封建禮教，其核心就是權威主義的價值原則，中國二千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即大家族制度是其社會物質基礎。李大釗說「中國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國的農業經濟組織，就是中國二千年來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的政治、法度、倫理、道德、學術、思想、風俗、習慣，都建築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層構造。」[⑧]孔子的學說作為中國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層構造，是有其經濟上的客觀基礎的。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的農業經濟受到西方工業經濟的沖擊和壓迫而發生動搖，因此孔子的學說和封建禮教也會必然走向崩頹粉碎。他用經濟組織、經濟關系的變動來說明道德乃至一切思想意識的變遷，科學徹底地批判了當時出現的尊孔復古的逆流，指出經濟變動是歷史動因，代表著專制社會道德的孔子學說的經濟基礎根本動搖了，維持其經濟基礎的政治權威必然會坍塌。

2、倡導「個性解放」與「大同團結」相結合

李大釗最早在《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一文中，比較完整地闡明了未來理想社會應該是一個「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相結合的新組織。在他的《平民主義》中，他從社會發展規律來闡發「大同」：「現在世界進化的軌道，都是沿著一條線走，這條線就是達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類共同精神連貫的脈絡。……這條線的淵源，就是個性解放。個性解放，斷斷不是單為求一個分裂就算了事。乃是為完成一切個性，脫離了舊絆鎖，重新改造一個普通廣大的新組織。一方面是個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團結。這個性解放的運動，同時伴著一個大同團結的運動。」[⑨]在他看來，個性解放是在走向大同世界的必要環節，而大同團結又作為自由人的聯合體，容納並保護著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要求個性解放、個性自由是近代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通則，而大同團結則是共產主義者的社會理想。只有實現兩者的有機結合，才會遵循近代中西方社會的進化的共同軌道：先開始於要求個性解放的反封建和民主斗爭，後興起社會主義的運動，實現科學的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相統一，既有個性自由又有大同團結的社會新秩序。也就是達到《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⑩]

李大釗從人類互助角度講「大同」，他認為，從前的社會組織是「縱」的組織，都是「以力統屬的組織」；而現在要求的社會組織」是「橫」的組織，是「打破上下階級為平等聯合的組織」，是「以愛結合的組織」。現在工人、農民、婦女及至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聯合組織，這種聯合會由國內發展到「世界的大聯合」。「在此橫的聯合中，各個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愛助，就是大同的景運。」[11]這「大同景運」的特徵，就是「都相愛助」，「依互助的精神」。他在給予「大同」以廣泛的時代內容的同時，還指出「現在民眾聯合起來，為橫的組織，以推翻君主官吏的勢力」；「現在勞工階級、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為橫的組織，以反抗官權階級、資本階級」。[12]他把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都劃歸於「大同景運」。可見在李大釗思想中這「大同景運」也是分階段的，而且不管民主主義或社會主義，最後都要進入「大同世界」。 李大釗還從人類大聯合角度來論述「大同」，主張開展「大同團結的運動」，這種「大同團結」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組織」，組織一個「新聯合」。而這種「新聯合」應不斷擴大，從中國擴大到全世界，「令全世界人類組織一個人類的聯合，把種界國界完全打破。這就是我們人類全體所馨香禱祝的世界大同！」[13]

作為一種理想社會秩序，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的結合必然涉及到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關系問題。與當時眾多思想家不同，李大釗鮮明指出，個人與社會是相互依存的關系，社會是個人集成的群合，個人則是群合中的分子。因此他從個人與社會不可分離的聯系得出結論：「故個人與社會並不沖突；而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一亦決非矛盾。」[14]他主張是「合理的個人主義」和「合理的社會主義」，即個體自由和社會秩序相統一。他說：「真正合理的個人主義，沒有不顧社會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會主義 ，沒有不顧個人自由的。個人是群合的元素，社會是眾異的組織。」[15]在這種理想社會中，個性是自由的，社會又是有秩序的；但秩序不是剛性劃一的規范，而是保有個性選擇的自由度。李大釗提倡合理的個人主義是主張「秩序中的自由」；合理的社會主義則主張「自由間的秩序」。這一主張突破了以往社會主義者對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系的認識，特別突破了一般社會主義者否定個人主義的普遍傾向，因而李大釗重視個性解放和個性自由的社會主義理論為重新認識和評價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指明了方向。

3、實現個人獨立自由和婦女解放

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李大釗屬於既接受了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又高舉人權旗幟，宣傳個人獨立自由的一代。他懷有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同時又真誠執著地追求個人自由和獨立的人格。從實質上來說，基於天賦理性的獨立自由的人格是李大釗理想社會中的理想國民性格。如果說社會主義與大同團結側重於對新的社會秩序的構想，那麼人道主義和個性解放則更多地是描繪一個自由獨立人格的精神風貌。李大釗認為民國時期國人精神萎縮的原因在於缺乏對自我的追求。在專制主義統治下「幾乎人人盡喪自其為我」，「我之既無，國於何有」。過去歷代封建統治者打著孔孟之道的旗號推行滅絕個性、抑殺自我的愚民政策，辛亥革命後這種滅殺自我個性的罪惡在尊孔的名義下流行不衰。李大釗根據孔孟示人有我的言論指出「孔孟亦何嘗責人以必犧牲其自我之權威，而低首下心甘為其傀儡也哉。」[16]面對這種「失卻獨立自主之人格，墮於奴隸服從之地位」的壓迫人權狀態，李大釗號召從堅持一己意志之自由，沖決網羅而卓自樹立。他認為「近世文明之特質惟在解放，吾國以專制之餘，凡其自體具有權威者，罔不遭君主之束縛，斯不獨個人己也。」[17]他用「解放」來概括近代文明的基本特徵或時代精神，預示著李大釗在個人理想方面對獨立自由人格的重視。他認為二十世紀是解放的時代，人道主義和個性解放的實質就是要求尊重個性，徹底廢除統治與屈從的關系，使個性真正得到自由的發展。「各個性都有自由，都是平等，都相愛助，就是大同的景運。」[18]大同景運無非是自由獨立的人的大聯合，因此李大釗的理想人格其實就是以個性解放為基礎、以獨立自由為特徵的人格。他批判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以及綱常名教對個性的泯滅，號召人們實現一種平民化的的獨立自由的人格。

在強調確立獨立自由人格的同時，李大釗特別提出將婦女解放與一般社會解放運動相結合。他指出西方近代民主制度長期排斥婦女權利，它仍然不是真正的民主。他說道「現代歐美的Democracy，仍然不是真正的Democracy。因為他們一切的運動立法，言論，思想都還是以男子為本位，那一半婦女的利害關系，他們都漠不關心。」[19]婦女解放是人類解放的重要內容，沒有婦女解放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他還結合中國的社會狀況闡述了中國婦女的女權運動，認為不僅社會各階級的婦女需要聯合，組成強有力的團體，而且還應該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同男子一起承擔社會責任。婦女應當參加社會上各種公益團體組織，不斷擴大婦女的影響和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釗強調婦女解放同人權運動相結合，女子應當支持和參與男子進行的各種人權活動。在中國女子受壓迫，男子同樣受壓迫。「不獨男子對女子專制，就是男子對男子，亦是互為專制。」[20]中國社會問題的嚴重性決定著婦女解放運動必須同一般社會解放運動相結合。他還找到了婦女解放的徹底解決辦法：「一方面要合婦人全體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專斷的社會制度；一方面還要合世界無產階級婦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產階級（包括男女）專斷的社會制度」。[21]可見獨立自由的人格是組成大同理想社會的基本要素，只有具有自由的人格的平民才能主動與人民群眾結合為一，自覺擔負起社會歷史賦予的責任，才能創造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相統一的理想社會。

三

李大釗將大同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觀之上以後，他就開始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探討了社會理想轉化為現實的具體途徑。其中既涉及到人類走向大同理想的一般道路，又有對中國革命與歷史邏輯的特殊途徑初步探索。他明確指出應當根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確定社會組織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變化而來的；然後根據這個確定的原理，以觀察現在的經濟狀態，就把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預言現在資本主義的組織不久必移入社會主義的組織，是必然的命運；然後更根據這個預見，斷定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後的階級競爭。他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系，而階級競爭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22]可見，唯物史觀不僅構成了李大釗關於社會主義理想的歷史基礎，而且為實現這一理想找到了現實的途徑——階級斗爭，即無產階級革命。他強調指出，大同世界是一個消滅了階級與階級斗爭的社會，但在人類邁向大同世界的歷史進程中，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是階級社會自滅的途轍」。只有通過嚴重的階級斗爭，才能達到階級的消滅，實現世界的大同。

李大釗強調大同理想的實現不僅要依靠階級斗爭，還需要經過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他解釋說：「在革命的時期，為鎮壓反動者的死灰復燃，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礎鞏固，不能不經過一個無產者專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時期。在此時期，以無產階級的統治代替中產階級的少數統治（Bourgeis oligarchy）。」[23]可見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類社會邁向世界大同的必經階段，是「一個政治的過渡期」。隨著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過，就真正進入「工人政治」的實現階段，即進入體現著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相結合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實行「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改造」的原則，即用階級斗爭來改造社會經濟組織，又要提倡人道主義來改造人的精神。在他看來，這種的「改造」本身又表現為一個「解放」的過程，這種「解放」決不是統治者的恩賜，而是勞動者自求解放的結果。因此讓群眾自覺地參加解放事業，「自己解放自己」，最終建立一個既實現個性自由又能確保社會團結的大同世界。

在分析實現人類大同的一般道路的基礎之上，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當時政治經濟情況作了初步研究，指出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世界大同的必然趨勢，論證了中國走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他強調：「社會主義的理想，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24]因而應給予中國特殊的國情以充分的關注和研究。針對中國近代的各種社會問題，他認為必須訴諸於社會革命的「根本解決」，這一根本解決以社會經濟組織的變動為內涵，而其實現方式是階級斗爭或社會革命。他指出中國近代的革命首先是一個民族解放運動，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國際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國內武人軍閥」，革命的任務「應該是既反帝又反軍閥」，他指出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國民運動中的領導因素，並且強調農民應當成為革命的主力軍，發動農民群眾去實現社會革命，近而實現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相統一的大同理想。

總之，較之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的大同理想，李大釗的關於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相統一的社會理想，科學地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提問，實現了近代大同理想由空想向科學的質的飛躍。同時李大釗依據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對大同理想向現實轉化的具體途徑初步探索，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構成了毛澤東提出的人類到大同之路的理論前導——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大同」。[

5、孔子的大同思想對後世有什麼影響？

孔子是我國歷史上非常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對我國的歷代王朝和社會起到了非常腎炎的影響，甚至於遠在海外的美國、歐洲等國家，都有孔廟的存在，可以說，孔子在世界文化史上都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麼，孔子的大同思想對後世有什麼影響？孔子的大同思想是後世國人追求中理想社會的一個縮影。

在現如今的世界之中，我們都在倡導“全球化發展”，這其實就是大同思想在現今社會的含義。這也涉及到了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大同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之中涉及到到全球化本質的內涵之中最早的賦予和追尋。全球化是指單一的同意還是求同存異？是用強大的軍事或者經濟來征服世界，還是謀求各個國家和民族之間的平等對待？這些問題都是全球化所面對的問題，同時也是大同思想在幾千年前就給出了答案的問題。

大同思想是我國流傳了幾千年的政治思想，同時也是我們所知的高層次的理想社會的一種政治設計。它擁有了無限的魅力，使得很多的文人志士為了這個思想而奮斗終身。在改革開放以來，大同思想更是融合了世界上的諸多思想浪潮，成為了一種新的大同思想。提出了更符合我國社會發展的“大同”，這一變革，可以稱為“社會理想”。這是經歷了大同思想在我國近代社會發展下所驗證出的理想社會。

中國是世界上絕世文明的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我們擁有著十分豐厚的文化底蘊，現如今所說的全球化，正是以我國古代大同思想為基石而發展外延出來的，同時經過了千百年的沉澱與歷史的洗刷，形成了適合我們現代社會的思想。

6、你認為大同思想在當今全球化的社會進程中還有沒有價值

樂觀的說，他是我們共同追求的理想。
消除貧富，縮小差距，追求民主，擁有自由，鏟除專制，消滅戰爭，實現和諧不都是它的內涵嗎（就像共產主義）。它永遠是我們追求的最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