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應對會計國際化趨勢
解讀《中國企業會計准則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持續趨同路線圖》
2010年4月2日，財政部發布了《中國企業會計准則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持續趨同路線圖》（以下簡稱路線圖）。路線圖的發布是在總結我國多年會計改革成就與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最近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需要，為進一步深化會計改革，推動我國企業會計准則建設及其持續國際趨同而做出的重要規劃和部署，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一、關於發布路線圖的背景
2005年，我國已經建成了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IFRS）趨同的企業會計准則體系，並自2007年起逐步在上市公司和其他大中型企業得到持續平穩有效實施。但是，由美國次貸危機肇始並於2008年演化成的全球金融危機對國際會計趨同及其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為全球協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而成立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和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在系統研究金融危機成因和應對策略後，倡議建立全球統一的高質量會計准則，並希望G20各成員國及其他有關國家或地區加快趨同步伐。在這一背景下，美國、日本、巴西等國家或地區紛紛表態，支持趨同大勢，提出路線圖或者行動計劃。中國發布路線圖，既是響應G20和FSB有關倡議，順應會計國際趨同新形勢的需要，又是全面部署下一階段我國會計准則建設有關工作的重要舉措。概括地講，路線圖的出台主要基於以下三個方面的背景：
一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響應G20、FSB倡議的需要。G20峰會和FSB等盡管在認真分析和總結金融危機的根源後認為，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結構失衡、金融創新過度、金融機構疏於風險管理和金融監管缺位，但也認識到高質量的財務報告對於提升金融市場透明度、維護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意義，從而強調需要制定一套全球統一的高質量會計准則並嚴格執行以確保財務報告的高質量。G20在其華盛頓、倫敦和匹茲堡峰會中都明確了這一要求。會計准則及其國際趨同已經超越了會計專業領域，成為一個涉及公共受託責任的政治議題。中國作為G20和FSB的重要成員，響應其倡議，積極跟蹤並參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的重大修改，扎扎實實做好我國企業會計准則的建設與完善工作，全力推進我國企業會計准則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的持續趨同，已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二是順應各國會計國際趨同趨勢，明確我國趨同態度的需要。據統計，世界上已經有包括歐盟各成員國、澳大利亞、南非等在內的117個國家和地區要求或允許採用國際財務報告准則，其他國家和地區也紛紛推出了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趨同的路線圖，尤其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有加快之勢。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於2008年11月14日推出了趨同路線圖徵求意見稿，2010年2月24日又發布了一份委員會聲明，重申了其對建立一套全球統一的高質量會計准則的支持，為在美國推動採用國際財務報告准則制訂了一套具體的工作計劃，並表示將於2011年就美國上市公司是否採用國際財務報告准則做出正式決定。在工作層面，美國財務會計准則委員會（FASB）與IASB的各准則趨同項目正在按計劃快速推進。日本金融廳於2009年12月11日正式發布了日本採用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的路線圖，為部分日本上市公司在自2010年3月31日或之後結束的財務年度自願提前採用「指定的國際財務報告准則」提供了可操作的框架。日本還將在2012年前後做出關於自2015年或2016年起強制採用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的決定。再如巴西聯邦會計委員會和巴西會計准則理事會於2010年1月28日與IASB簽署備忘錄，宣布巴西爭取在2010年底前消除巴西會計准則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的差異，並於2010年年報實現所有上市公司和金融機構採用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趨同的巴西會計准則編制合並財務報表。另外，加拿大、印度、韓國等也於近期明確表示將於2011年在公共利益主體或上市公司范圍內採用國際財務報告准則或者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趨同。會計准則國際趨同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並正在轉化為實際行動。我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順應會計國際趨同大勢，推動會計准則持續國際趨同，是全球化背景下做出的理性選擇，是大勢所趨，潮流所向。
三是深化我國會計改革，部署下一階段我國會計准則建設工作的需要。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一直以積極的姿態，根據市場經濟發展進程，順時應勢推進會計准則改革，並努力實現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的協調與趨同。特別是2005年以來，我國企業會計准則建設、實施、趨同、等效等工作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不僅實現我國企業會計准則國際趨同，而且在幾乎所有大中型企業得到了平穩有效實施，受到了IASB、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認可和高度評價。基於這樣一個良好基礎和局面，下一步如何深化我國會計改革、如何部署我國會計准則建設的方向與目標是國內外有關方面所關心的問題，尤其是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國際財務報告准則正在作重大修改和調整的背景下更是如此。2009年9月，財政部適時發布了路線圖徵求意見稿，在反復徵求意見、修改完善並得到多方肯定的情況下，財政部正式發布了路線圖，明確了我國下一步企業會計准則建設的方向，即在現有趨同成果基礎之上，全力推進我國企業會計准則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的持續趨同，從而為我國未來會計准則工作做好部署。
二、關於發布路線圖的意義
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繼續顯現，後金融危機時代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深刻變化，國際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積極推進。據統計，2009年，我國GDP總量達到33.5萬億元，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當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經過多年的發展，尤其是最近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並成為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發布路線圖，積極推動我國企業會計准則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持續趨同，是我國緊緊把握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契機，是確保我國經濟長期平穩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是我國主動承擔國際責任、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切實維護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穩定的具體表現，其意義顯而易見。
（一）發布路線圖有助於提升我國會計信息透明度，承擔全球公共受託責任。會計信息是公共產品，會計信息質量及其透明度的高低，不僅影響到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與發展，更影響到千千萬萬投資者、債權人和社會公眾的決策與利益分配，涉及到國際資本的有效流動、國際貿易的健康發展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據統計，我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已經累計利用外資逾9000億美元，外商投資企業約67萬家，是世界上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2009年，我國共有77家企業分別在香港主板、納斯達克、紐約證券交易所等9個海外市場上市，籌資總額達到271.4億美元，是近年來從國際資本市場融資最多、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2009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22072.7億元，佔全球進出口貿易總額的8%以上，國際貿易總量躍居世界第一。我國的經濟已經與世界經濟緊密相聯，我國的發展已經牽涉到各方面的利益，我國企業會計信息的質量已經為全球所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發布路線圖，明確企業會計准則持續國際趨同方向，切實提高會計信息透明度，承擔全球公共受託責任，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是我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具體體現，是我國遵循國際公認規則，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發揮建設性作用的重要路徑。
（二）發布路線圖有助於及時向IASB反映我國特殊會計問題，提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公認性、權威性和實務可操作性。國際財務報告准則要成為全球統一的高質量會計准則，應當全球公認、質量較高，應當充分考慮世界各國尤其是主要經濟體的實際情況。本次金融危機爆發後，IASB正在對公允價值計量、金融工具、保險合同、財務報表列報、合並財務報表等重要會計准則項目作重大改革，這些改革將會對我國現行會計實務產生較大影響。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市場兼轉型經濟國家，有許多新交易、新情況、新問題。發布路線圖，明確我國企業會計准則持續國際趨同但又應互動的原則，有利於我國在及時跟蹤、深入研究國際財務報告准則最新變化及其影響的基礎上，全方位、多層次參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的制定工作，使國際財務報告准則在制定過程中充分考慮我國的實際情況與需要，尤其是在市場經濟初創及轉型過程中所涉及的特殊會計問題，從而提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的質量和全球認可度。
（三）發布路線圖有助於加強我國政府會計監管，維護經濟金融穩定與發展。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啟示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與必要的政府監管兩者不可或缺，而且後者的地位正顯得越來越重要。健康有序的市場經濟需要政府承擔更多的公共責任，需要政府強化公共管理職能，建立健全公平有序的市場法則，對市場行為和市場經濟秩序進行恰當、必要的監管。會計准則是市場經濟運行的重要基礎制度和技術法則，發布路線圖並推動我國企業會計准則持續國際趨同，從而不斷提高我國企業會計准則質量，有助於加強政府會計監管，尤其是會計准則執行情況和會計信息質量的監督檢查工作，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提高政府經濟管理水平，充分發揮政府維護市場公平與效率職能作用的重要方面，也是完善我國金融監管體系，促進我國乃至世界經濟金融穩定和市場效率提高的基礎工程。
三、關於路線圖的主要內容
路線圖在全面回顧總結自2005年以來我國企業會計准則建設、趨同、實施和等效經驗與成績的基礎之上，提出了我國企業會計准則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持續趨同的方向、策略和時間安排。其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強調我國企業會計准則已經實現了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的趨同，持續趨同是在已有趨同基礎上的後續趨同。
路線圖明確提出，我國現行企業會計准則已經實現了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的趨同。2005年11月8日，中國會計准則委員會（CASC）與IASB簽署聯合聲明也指出：中國制定的企業會計准則體系，實現了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的趨同。不僅如此，截至2009年12月31日，這套企業會計准則體系已在所有上市公司和全國3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非上市大中型企業執行，到今年年底前，企業會計准則有望在我國所有大中型企業實現全覆蓋。正是有了我國企業會計准則已經實現趨同並有效實施的基礎，我們提出了持續趨同的目標，它是在現有趨同基礎上的後續趨同和發展。
第二，肯定IASB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採取的改革舉措，支持IASB為建立全球統一的高質量會計准則所做的努力。
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圍繞金融危機與公允價值及相關會計准則之間的關系，在國際社會引起了較大的爭論，IASB和FASB等會計准則制定機構都面臨很大壓力。盡管無論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還是G20峰會最後都認為公允價值和有關會計准則不是產生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但對如何在後金融危機時代改進會計准則質量、提高會計信息透明度都提出了意見和建議，其核心內容是希望改進IASB的治理結構，在獨立准則制定程序下建立全球統一的高質量會計准則。
按照G20和FSB的要求，IASB自2008年開始積極研究金融危機中暴露出來的有關會計問題，為此做了大量改進國際准則的工作，這些工作值得肯定。比如：
（1）2008年12月IASB成立了金融危機咨詢組，吸收財金領域領袖和專家加入，深入探討金融危機下的會計改革對策，並於2009年7月發布了有關報告，系統提出了改進財務報告應對金融危機的建議。
（2）2009年5月28日IASB發布了公允價值計量准則徵求意見稿，之後又採取各種渠道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修改和完善公允價值計量准則，擬於2010年第三季度發布最終准則，為公允價值計量提供一套統一的指南，同時還將提供教育材料，指導實務操作。
（3）積極推進降低金融工具會計准則復雜性的綜合項目，全面修改金融會計准則。 2009年11月12日IASB發布了《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第9號——金融工具》，完成了第一階段解決金融資產的計量和分類問題的工作；11月5日發布了第二階段《金融工具：攤余成本和減值》（徵求意見稿），針對攤余成本計量和金融資產減值涉及的順周期性問題，改進金融資產減值會計處理方法。IASB還計劃於2010年第二季度發布第三階段徵求意見稿，簡化套期會計處理問題。
（4）重新梳理合並財務報表會計准則，修訂有關概念和合並范圍，明確資產負債表外業務和特殊目的主體會計處理問題，計劃於2010年年底前發布新的合並准則；
（5）加快保險合同、財務報表列報、收入確認、租賃等會計准則項目的制定或修訂步伐等。路線圖明確指出，中國對IASB為應對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和落實G20、FSB要求所做的這些努力表示高度贊賞和充分肯定，並將一如既往支持IASB致力於全球統一的高質量會計准則的制定工作。而IASB對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的上述改革，將使我國現行企業會計准則的國際趨同基礎發生變化，路線圖提出我國會計准則持續趨同的要求，也從另一個側面呼應了這些變化，支持了國際准則改革的基本方向。
第三，明確我國企業會計准則國際趨同立場，堅持持續趨同是在國際互動基礎上的趨同。
當今世界，關於會計准則國際趨同從大的方面來講，有兩種立場，一種是「直接採用」策略，即一字不動地照搬國際財務報告准則；一種是「趨同」策略，即在會計原則和實質內容上保持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的一致。路線圖明確了我國會計准則國際趨同的基本立場，即堅持「趨同」而不是「直接採用」的立場，堅持「趨同不等於等同、趨同應當互動」的原則，這是由我國特殊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環境所決定的，是符合當前我國會計法等法律框架和監管要求的。
我們認為，國際財務報告准則在制定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實際情況，只有這樣，國際財務報告准則才能真正實現其高質量、權威性和全球公認性。與此同時，中國也需要全方位地積極參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的制定過程，提升我國在國際准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財政部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財政部已經與IASB建立了每年兩次的定期會晤機制，從今年起將升格為高層趨同會談，著重討論國際准則改革方向和具體准則項目中中國所重點關切的問題。同時，在IASB、國際財務報告准則基金會（IASCF）和國際財務報告准則咨詢委員會（SAC）等國際准則制定的多個層面，都已經有中國代表，財政部會計司還每年派人到IASB直接參與有關准則項目技術研究工作，這些代表和人員也為我國加強與IASB的溝通增加了渠道，為反饋中國意見，建立與IASB的長效合作與趨同機制奠定了扎實基礎。與此同時，中國還於去年倡導成立了亞洲-大洋洲會計准則制定機構組（AOSSG），為擴大本地區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對國際准則制定的影響必將發揮重要作用。
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公允價值會計被指責為具有經濟順周期性，IASB也在採取措施作相應改進。我們認為，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在於公允價值的形成過程（特別是金融資產和負債的定價機制）。這次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是經濟結構的失衡，尤其是美國等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結構失衡導致資產泡沫擴大，風險蔓延和經濟失控。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時代，實體經濟固然是經濟發展的根本，但實體經濟的快速可持續發展越來越離不開虛擬經濟。如何健康有序地發展虛擬經濟，使之與實體經濟形成良性互動，是後金融危機時代重塑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要害所在。我們認為，虛擬經濟能否健康發展，能否風險可控，其關鍵是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尤其是創新型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問題，這才是公允價值計量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所在。如果公允價值計量會計准則在這方面能夠有所突破，那麼就為虛擬經濟的發展、金融風險的控制和全球經濟結構的平衡做出了一個重要貢獻。財政部會計司目前已經設立了公允價值計量重大研究課題，成立多個子課題，組織國債登記公司、證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貨交易所、上市公司和會計理論界的專家，對我國各類金融工具的特點、定價機制和報告系統進行研究，全面總結中國作為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金融工具及其公允價值計量方面的特徵和特有問題，試圖揭開公允價值形成過程的面紗，收集具體案例並形成研究報告，以反饋給IASB供其制定和完善公允價值相關准則參考，IASB方面也十分希望能夠得到中國方面的有關研究成果。我國公允價值計量重大課題的研究進一步彰顯了趨同應當互動的原則，對於維護我國企業及國家利益必將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
第四，規劃我國企業會計准則持續趨同時間安排，部署我國下一階段會計准則建設工作。
路線圖提出，我國企業會計准則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持續趨同的時間安排是與IASB的進度保持同步，爭取在2011年年底前完成對中國企業會計准則相關項目的修訂工作。這是我們根據國際國內形勢和G20、FSB等的要求，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做出的決定。具體來講，這一時間安排主要考慮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一是G20、FSB的有關時間要求。G20和FSB正在設計後金融危機時代的金融監管框架，並列出了詳細的工作計劃和時間表。尤其是2009年9月召開的G20匹茲堡峰會明確要求在2011年6月底前完成國際會計准則趨同項目。今年年3月30日，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和韓國五國領導人又聯合向G20其他成員國領導人致信，強調G20各成員國要按照匹茲堡峰會確定的時間表，繼續加強合作，推進監管改革，強化國際金融體系，其中包括國際會計趨同。中國作為G20重要的成員國之一，需要履行相關義務，以在規定時間內實現企業會計准則持續國際趨同。
二是IASB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修訂或制定有關准則的時間表。IASB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響應G20和FSB的有關要求，也制定了重大准則項目修訂或制定的時間表，即擬在2011年6月底前完成對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等重大准則項目的修訂或制定工作，自2013年1月1日起生效，鼓勵提前執行。考慮到我國現行企業會計准則已經實現了國際趨同，在有關國際准則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我國企業會計准則做同步修改是比較合適的。
三是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對持續趨同時間安排做出明確。在IASB於2011年6月底完成趨同准則項目後，我們還需要留出一定的時間進行消化吸收，草擬或修訂我國相關會計准則，或者做好准則之間的協調工作。為此我們計劃用1-2年的時間同步修訂或制定我國會計准則，於2011年年底前完成現行企業會計准則的修訂與完善工作。然後預留足夠的時間用於宣傳培訓和企業實施新准則前的各項准備工作，再根據形勢需要和有關國際准則的生效時間逐步在所有上市公司和大中型企業實施。
四、關於路線圖的貫徹落實
路線圖提出要結合我國新興市場和轉型經濟國家的實際情況，更加深入地參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制定，全面推進我國會計准則持續國際趨同，為建立全球統一的高質量會計准則做出貢獻。這是一個在高起點、高標准基礎上的趨同聲明，是對我國在後金融危機時代如何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全面參與國際游戲規則制定、切實維護我國利益、深化我國會計改革、促進我國會計准則提升的重要部署，財政部門和有關方面需要扎扎實實做好路線圖的貫徹落實工作，把它作為我國會計改革與發展的一項重要基礎工作抓好抓實。
第一，要高屋建瓴，放眼長遠，做好路線圖的宣傳工作。路線圖是我國下一步企業會計准則建設及其國際趨同的綱領性文件，各級財政部門應當會同有關方面積極做好路線圖的宣傳工作。要通過報紙、電視、網路、廣播等各種媒體，多層次、廣角度、全方位宣講路線圖出台的背景、意義、內容、安排等，形成社會各界全面參與會計准則的修訂與制定、支持我國會計准則持續趨同方向，為我國參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的制定、深化會計改革做出貢獻。
第二，要廣泛動員，積極參與，做好國際准則的跟蹤研究與意見反饋工作。我國能否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新一輪國際會計准則改革中增強話語權、占據主動，這十分重要。按照路線圖要求，持續趨同首先是互動，是在全面參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項目修改與制定基礎上的趨同。為此，我國會計理論與實務界需要廣泛行動起來，在立足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密切跟蹤國際准則的最新變化，深入研究對我國企業及經濟的影響，及時向IASB反饋有關意見。財政部會計司會通過財政部或者財政部會計准則委員會網站以及中國會計報等媒體，及時公告有關國際准則的最新信息和有關討論稿、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各界徵求意見，希望有關方面結合中國實際，在調查研究基礎上，及時向財政部會計司反饋意見，會計司將根據反饋意見匯總整理後代表中國提供給IASB。我們也鼓勵國內有關單位、專家教授等直接向IASB反饋意見，擴大中國在國際准則制定中的聲音和影響力。
第三，要未雨綢繆，群策群力，做好我國新一輪會計准則建設工作。按照路線圖的部署，我國企業會計准則持續趨同的時間安排將與IASB有關項目的進度保持同步，這就意味著我們在參與國際財務報告准則制定的同時，需要考慮我國企業會計准則的修訂或制定工作，這一任務十分艱巨，我們應當未雨綢繆，早做准備。我們需要做好我國新企業會計准則項目的規劃和管理工作，需要對IASB新修訂或制定的准則及時吃透弄懂，需要廣泛聽取有關部門、單位和專家的意見，需要充分發揮會計准則委員會各位委員和咨詢專家的作用，需要會計理論界提供充分理論支持，需要會計實務界提供典型案例和操作指引。總之，社會各界要以學習貫徹落實路線圖為契機，積極行動起來，群策群力，出謀劃策，為我國企業會計准則體系的完善和全球統一的高質量會計准則的建設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2、三保下西洋，費錢銀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
鄭和下西洋對中國海外移民生存和發展的影響 鄭和下西洋歷時28年，有12萬人參與，航程十餘萬里，先後到達30多個國家和地區，是人類航海史上的一次偉大創舉。據有關資料記載：在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和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不少華人是隨鄭和船隊而來，並久居不返成為早期華僑的。在鄭和下西洋的影響下，「……閩廣之民，造舟涉海，趨之若騖，或竟有買田娶婦，留而不歸者。」1 「到了明代中後期，在南洋各地的華僑大約在十萬人以上。」2可以這樣說，鄭和下西洋不僅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打通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大門，而且間接地擴大了中國人的地理知識，提升了人們對移民收益預期，促成更多的中國人前往南洋等地經商和謀生，對中國移民在海外生存和發展，以及海外華人社會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影響。
一、鄭和下西洋的後續效應
鄭和下西洋的最初動機，不論是宣揚「王道」（天朝聲望）、「安外」（安定海外），還是為了「絕患」（尋找文帝，杜絕後患），均可視為 明朝政府對外政策的一種調整，客觀上對打通中國的對外通道， 發展對外貿易，建立藩屬關系，促進 和平外交發揮了積極作用，有著悠久的後續效應 。
首先，鄭和下西洋宣揚了「天朝」聲望。《皇明祖訓》說過：「四夷順則中國寧」，因此，明政府將朝鮮、日本、大梳球國、小梳球國、安南、真臘、占城、蘇門答臘、瓜哇等15國列入「不征之國」。明成祖素有「萬國來朝」、「四夷賓服」的思想，借「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以滿足封建王朝唯我獨尊的虛榮心。可見， 鄭和下西洋屬於官方性質，有著很強的政治性意義。在 鄭和 下西洋的過程中，曾經 三次用兵擊潰偷襲的海盜集團和圖謀不軌者，以珠寶交易和自衛槍炮捍衛了明朝政府利益， 宣揚了國威，提高了「 天朝」聲望；通過「憮外夷以禮，導人以善」，促進了中國和東南亞各地的聯系，進而對中國海外移民產生深遠影響。據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的研究：「鄭和下西洋後而移居南洋諸島，當不下五百四、五十萬人，加上與土著人雜婚者，當及七百萬人。」鄭和下西洋產生的示範效應，為中國移民大量地向外遷移創造了條件，促進了海外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這也是海外移民崇拜鄭和的深遠的社會基礎。
其次，鄭和下西洋促進了海外華人社會發展。據史料記載：中國人到海外，自商周時期就已經開始了。秦朝徐福帶領三千人東渡日本，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但海外華人社會的真正形成和發展，卻是出現在鄭和下西洋之後。鄭和下西洋的成功，吸引愈來愈多的中國人移居海外，大量的聚居而成華人的村落或城鎮，並有「首目」主事管理，形成了較為穩定、完整的華僑社會。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已經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一方面，由於統治者的血腥盤剝，加之政局長期地動盪不安，尤其殖民資本的大舉滲入，導致地方商人和手工業者的紛紛破產，大量農民流離失所，到處是民不聊生的慘象。另一方面，鴉片戰爭爆發後，清政府已元氣大傷，幾乎是處於苟且摻延。為了維持落後的封建專治制度，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簽訂了許多的喪權辱國條約，包括割讓土地，開禁沿海通商口岸，承認西方列強招收華工的合法性等，海禁條約也在事實上被裁除，進一步加劇了海外移民潮的發展，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海外華人社會。
第三，鄭和下西洋為華人遷移提供了便利條件。我們知道，自從宋代發明了指南針後，中國的航海技術就有了很大進步。鄭和下西洋不僅打通海外通道，開辟了溝通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東非等地的航線，而且留下許多寶貴的航海資料和途經各地的詳細記載，對中國人移居海外有著很大幫助。為促進中國與東南亞的友好交往，明政府在南京設立「四譯館」，隸屬於翰林院，用於專門培養與中國有密切關系國家的外語人才。與此同時，通過解決邊患，設立宣慰司，扶持舊港宣使司，敕諭暹羅國王等方式，沉重地打擊了華人海盜集團和錫蘭山的海寇，基本上消滅了海盜和 圖謀不軌者 的威脅，一定程度上 維護了海外僑民的利益， 有利於華人來往南洋群島，使中國沿海地區居民的大量向外遷移成為了可能。這樣，以廣東、福建沿海地區為主，廣大的貧苦農民紛紛踏出國門，被迫到海外謀生。有人估計，自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年間，中國的出國人數估計不少於1500萬人。
二、鄭和下西洋有利於中國海外移民生存和發展
對於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功績，著名的歷史學 家吳晗 先生曾作過如下的評價：（1）經濟上的收獲。鄭和用瓷器、絲、茶諸貨物到南洋博易，政府和人民兩受其益。（2）政治上的成功。國威遠播，南洋諸國王，稽首來庭，甘為臣屬。（3）文化上的傳播。寶船迭出，信使往來，使南洋諸國均染華風。（4）華僑移民增加及其勢力的發展。中國人在南洋的地位陡然提高，華人以其靈敏耐勞的手腕，漸得當地人的信仰。3應該說，吳晗先生的評價相當的在理。鄭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國人的海外生存空間，保證了中國通往東南亞的海上航道安全，對中國移民的生存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鄭和下西洋密切了與東南亞國家關系，改善了華人移民的生存環境。鄭和下西洋主要是「下南洋」，也就是今天的南洋群島一帶。 明朝開國後，積極地發展對外友好關系，主要通過互派使團，外國「朝貢」方物，明朝政府「賜賚」禮品等方式進行的，素有「厚往薄來」 特徵，明朝政府對朝貢使者均是「以禮待之」，即使「私貨來，皆倍償其價」。而鄭和下西洋，正是貫徹了封建王朝的「宣德化而柔遠人」，「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的思想，4使明朝與東南亞國家的友好交往達到了鼎盛時期，東南亞國王先後訪華，促使他們實施比較寬松的華僑政策。據史書記載：到了永樂十四年（1416年），也就是鄭和已經完成四次出訪任務後，就有古里、爪硅、滿刺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刺硅、阿丹、蘇門答刺、麻林、刺撒、忽魯謨斯、柯技、沙里灣泥、彭享、三佛齊等十多個國家，紛紛派遣使者來華。「是時，諸番使臣，充斥於廳」。5鄭和下西洋後，就在東南亞各地，如印尼西加的三發、瓜哇的錫順、中瓜哇的三寶壟和蘇門答臘的巨港等地，設立了下西洋的轉運站，作為船隊休整、補給、收容疾病隨員以及接待華僑華人的停留點；並以 滿刺加為貿易中心，建立了開展下西洋活動的中心據點，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華人移民的生存環境，之後就有大批的華僑移居南洋的 說法。「南洋華僑中心的形成，實肇始於鄭和下西洋之時」。6明代張燮的《東西洋考》也這樣記載，在爪哇、加里曼丹、菲律賓、馬來半島，有一千乃至上萬的華僑。
其次，鄭和下西洋宣示了「王威」，提高了華人移民的政治地位。據史料記載：鄭和船隊每到一處，先是「開招、頒賞」，按照國家禮節拜訪國王，並送上從中國帶來的珍貴禮物。每當鄭和的船隊一到，居住在南洋群島的華人移民便奔走相告，高喊著「三保太監」來了，「三保太監」專程看我們來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當地華人深感鄭和帶來了國威，而當地人看到了鄭和龐大的船隊後，也認為華人移民有強大的國家作後盾，自然不敢對他們產生輕視。 東南亞國家也因有鄭和的訪問，對中國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這從滿刺加和蘇祿王率團訪華可看出一斑。自接受了明朝封賜以來，從永樂九年（1411）七月至宣德八年（1433）九月，滿刺加國王就三次率其王妃、陪臣來華訪問，得到了明成祖、宣宗的熱情款待，加深了東南亞與中國之間的傳統友誼。華僑在滿刺加受到了重視，如滿刺加國王任命華僑擔任港主，負責處理中國和印度支那商船的事宜。7鄭和下西洋後，蘇祿王知道了中國疆域遼闊，物產富饒，是個強大而友好國家，於是便攜帶王妃、王子和隨從一行，共有340多人的大型使團訪問了中國。蘇祿王到達中國後，受到明成祖的隆重接待，中國的繁華景象更使他們流連忘返。在回國途中，蘇祿國的東王不幸病逝於山東德州，除了大王子回國繼承王位外，其王妃以及二子、三子等十多人均留下守墓，後都不願意回國，最終卒於德州。他的後人定居在山東德州的北郊，安、溫二姓成了他們的姓氏。汶萊華人也認為說「自（鄭和）王景弘到汶萊後，華人地位大大提高」。8
第三，鄭和下西洋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增強了華人移民的發展能力。永樂初年，中國的糧食、棉花、布匹供給充裕，手工業興旺發達，造船、冶金等產業發展比較成熟，與當時仍然比較落後的東南亞、南亞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鄭和下西洋後，帶去了中國精美的工業製品，據《瀛涯勝攬》、《東西洋考》、《西洋番國志》等書記載：這些物品包括青花瓷器、青瓷盤碗、麝香、燒珠、樟腦、橘子、茶葉、漆器、雨傘、金、銀、鐵鼎、銅錢、湖絲、綢緞、絲錦、鐵制農具以及金屬製品等。9在按國之禮儀謁見國王後，鄭和便將帶來的商品與當地人進行交易，中國的絲綢、瓷器等深受他們的歡迎，鄭和船隊「所至皆有遺跡，鑿山開路，掘地取泉，」 10 各種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源源不斷地傳入，對東南亞的當地墾荒和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久而久之，這種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很快就盛行起來，在東南亞各國產生了「中國貨」的品牌效應，對經營著的當地華僑來說，無疑是在免費為他們打廣告，培植了當地華人的發展能力，打開了中國貨的市場空間。廣大的華人移民也通過各種途徑，直接從中國進貨，使他們所在的地區，很快就成為當地重要的經濟和商業、貿易中心，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起了舉足輕重作用。
第四，鄭和下西洋傳承了中華文化，增強了華人移民的民族凝結力。鄭和下西洋除了「開招、頒賞」與進行貿易外，遵循「敷宣教於海外諸番國，導以禮儀，變其夷習」的理念，率領船隊「周遊南洋群島，所至宣布大明德政，撫慰士人，」11不斷地向東南亞國家敷宣中國教化，以提高他們的文化程度，改變落後發展面貌，受到了當地人民的廣泛愛戴，「至今英荷二屬均有三寶井留存。」12當地人也樂意中國人移居其地，共同地發展生產，華僑華人日益成為各國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13而華人與當地女子成婚，開始形成與當地人民友好相處和融合發展的過程。因此，在海外華人集中的地區，除了形成商業意義上的「唐人街」外，華人移民還按照祖籍地習俗，修建了宗祠、寺廟，成立各種宗鄉社團會館，設立私塾學習中文，使之成為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如「唐人街」掛著的「天涯海角飲水思源，入鄉隨俗落地生根」楹聯，就表達了海外華人 以中國為榮，入鄉隨俗落地生根的發展意念；「唐人街」 正是廣大華裔誠信經商與傳承中華文化的產物，它成了中國移民在海外活動的重要根據地，對增強華族的向心力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五， 鄭和下西洋採取 震懾、懷柔的雙重政策， 維護了華人移民 的正當權益。明朝初年，海盜為害情況已相當的嚴重，特別是一些貢使與商旅必經的咽喉要地，已被海盜所居，「凡有經過客人船隻，便劫奪財物」，致貢使、商旅「來往若之」，危害尤甚。14 在鄭和下西洋的過程中，共進行了三次不得已的用兵。鄭和首次出使西洋，在率領船隊返航經過舊港的時候，遭到以華人頭領陳祖義為首的海盜集團的突襲。這支海盜集團以搶劫過往的客商和貢使的財物為生，企圖「詐降邀劫」，搶奪鄭和船隊所攜帶的寶物。鄭和船隊擊潰偷襲者之後，活抓了海盜頭領陳祖義，並將他押回京城就地正法。當時雖然只是個別人從事不法勾當，但已損壞了華人形象，也累及到許多的無辜。陳祖義被抓和受到了正法後，在海外和當地的華人社會中產生了震撼，這種「鎮憮」行動，鏟除了海盜集團的勢力，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海外華人的利益。鄭和的第二次下西洋，在途經斯里蘭卡時，該國的王子把鄭和騙到了京城，強行勒索財物，並暗中派兵搶劫，企圖一起虜獲鄭和船隊，結果陰謀沒有得逞反而被抓獲了，鄭和就將他們帶回北京獻給明成祖。但明成祖實行了寬大政策，將斯里蘭卡國王等人全部放送回國，不僅對海外國家起到震懾和懷柔的雙重效應，也維護了海外華人的正當權益，為他們的生存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鄭和下西洋的借鑒意義
鄭和下西洋的朝貢貿易及其促進民間貿易，帶來了巨大的財富效應，激發了中國沿海地區人們向外追求財富的慾望，直接提高了人們對移民收益的預期，有利於華人移民和海外華人社會的發展，為中國走向世界、發展自己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時至今日，鄭和下西洋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首先，大力弘揚鄭和精神，「走出去」來發展自己。鄭和下西洋帶來的財富增值效應，激發了人們「走出去」發展的渴望。中國是個人口超級大國，超過了13億人口，其中的勞動力人口達到7.4億，比歐美發達國家的4.3億勞動力還多3.1億人。據有關的資料報道，「中國每年新增勞動力1000萬；中國的下崗和失業人口大約1400萬，進城的農民工一般保持在1億2千萬。」15今後， 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城市化進程以及西部大開發的加快，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系不斷深化，未來幾年內將釋放和派生出大量的剩餘勞力，從而形成人口遷移的巨大「推力」。事實上，人才流動總是與勞動力、資本的流動相伴隨的。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新移民必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從數量上統計， 中國的移民數量還比較少，人口流動仍屬於正常的范圍之內。我們應當 大力弘揚「鄭和精神」，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繼續放寬出國渠道，讓更多的國人通過合法的渠道走出國門，積極地參與國際競爭，分享到我國的改革開放、加入WTO和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成果。各涉僑、涉外部門也要不失時機地「走出去」，加強與海外的華僑華人聯系，深交老朋友、廣交新朋友，不忘好朋友，使海外華僑華人真正地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服務，為祖國的統一大業服務。
其次，鼓勵華僑自願地融入當地社會，積極地參政議政。移民的問題十分復雜，其中居住國因素具有決定性作用。加強海外華僑華人的科技力量、經濟實力和人才資源的有效整合，對加速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實現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也是我們爭取海外「僑心」的一項基礎性工作。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發達國家將加大引進移民力度，通過不斷地調整移民政策，避免外來人口對社會系統造成的沖擊。據有關的資料估計，在今後的20、30年間，如果加上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移民數量，來自祖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移居發達國家的新移民可能達到2000—3000萬人，在數量上直逼現有的華僑華人規模。如果考慮到再移民，以及兩岸關系可能導致的移民影響，估計發達國家的華僑華人規模還會更大。因此，要密切關注住在國的局勢變化，加強與住在國政府的溝通和友好關系，認真地汲取經驗教訓，鼓勵華僑華人拋棄自我的孤立心態，在當地化的進程中，積極地融入主流社會、 參政議政，努力捍衛自己的正當的合法權益。在華社的傳承與發展上，要盡量地減少磨合期，做到取長補短，互相提攜共同地發展，在居住國與祖（籍）國發揮難以替代的橋梁作用，真正成為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財富。
第三，實施睦鄰友好政策，為華僑華人的生存和發展服務。鄭和下西洋後，始終堅持睦鄰、善鄰的友好政策，有利於中國人民對東南亞國家的認識和了解，促進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帶去了中國先進的建築文化、陶瓷文化和絲綢文化，推進了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交流，推動了東南亞華僑移民與商業、宗教的共同發展。時至如今，東南亞國家仍留下眾多的鄭和事跡，流傳著許多感人的傳說（法力無邊，萬物聽命），經常舉辦各種盛大的紀念活動，表明鄭和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的」共同敬仰的偉人。東南亞人民把鄭和視為神明，對歷史遺留下來的「三寶廟」、「三寶墩」、「三寶洞」、「三寶井」頂禮膜拜，充分展示了「鄭和精神」已是深入人心。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商品交流和對外交往的迅速增加，中國公民享受到了自由移居他國發展的正當權益，我國海外移民大量增加，移民結構也隨之發生深刻變化。目前，發達國家新移民已佔到華僑華人總數的一半以上，個別國家甚至超過 80% 。如果發達國家的移民政策沒有大的變動，那麼估計在未來的 10 多年內，新移民人數將佔到發達國家華僑華人總數的七成以上。 新移民是海外華僑華人的延續，他們的發展壯大，將從根本上改變華僑華人的地位，對我國的安全、富強和發展都有利。因此，我們要繼續貫徹睦鄰、安鄰、富鄰的對外友好政策，促進我國的和平崛起，積極地改善華人移民的生存和發展環境，這對我們增強海外僑界的後續力量，進一步發揮僑的優勢，更好地促進我國走向世界有重要意義。
第四、發揮海外社團作用，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中華文化的歷史悠久、根深葉茂，有著很強的黏合性和滲透力，它是聯接海外移民與祖籍國關系的「橋梁」和重要紐帶。近年來，從祖國大陸、台灣、香港地區赴發達國家的留學生，每年都有十幾、二十萬人，如果加上技術移民的話，每年由中國進入發達國家的留學移民、技術移民及其家屬有數十萬人，已經成為發達國家最主要的移民來源地之一。新移民尤其學有所成的居留者，他們的政治敏銳，善於交際，社會活動能力比較強，其實力和表現也逐步得到了當地華社和主流社會的肯定。華僑華人社團是團結海外鄉親，凝聚愛國力量，聯系祖國和家鄉的重要紐帶。這年來，隨著事業的不斷發展，不少的海外華人開始關心、參加甚至組建當地的華人社團組織，涌現出一批有知名度和影響力的社團領袖。在新的歷史時期，海外華僑華人工作將面臨著更多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深入地研究。我們要鼓勵新移民積極地參加老一輩組織的各種華人社團，積極融入當地華社，從中發現、培養有代表性的華人「新人」，有意識地支持和引導他們，把他們吸收到國內的各種群團組織中，為他們提供參政議政的舞台，把他們培養成新一代的華社領袖，努力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切實引導華社的團結和有序發展。
3、全球化進程的三個歷史階段
談經濟全球化的三個階段及其意義
經濟全球化是近代以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宏觀大勢，目前已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商品經濟的全球化。這一階段全球化肇始於英國工業革命。由於地理大發現和遠洋航海事業的發展，發達國家的商品遠銷世界各地，並給自身帶來巨量社會財富，推動世界進入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在這一階段，商品生產中心也就是世界的中心，廣大發展中國家則淪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市場，全世界經濟活動受這一中心的支配。
第二階段是資本經濟的全球化。這一階段全球化肇始於電力革命。由於電力的普遍使用，發達國家經濟又有了指數級的增長，並推動世界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階段。在這一階段中，資本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哪兒能賺錢，資本就去哪兒。世界的中心是掌握巨量資本的帝國主義國家，各國經濟活動均處於帝國注意國家的控制之下。
第三階段是信息經濟的全球化。這一次全球化肇始於二十世紀中期的信息革命，信息網路的建立則是其發展的高級階段。在這一階段，世界的中心是那些掌握了信息網路的國家，誰掌握了信息網路的控制權，誰就能控制整個世界的經濟活動，並能獲取巨量社會財富。但由於社會主義中國的信息網路科技迅速發展，目前發達國家信息網路控制中心地位正在受到沖擊，既由實行霸權主義的美國中心開始轉移到中國中心，而中國5G網路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則使這一對美國中心的沖擊加大，中心轉移也加速。由於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信息網路技術服務於全世界，因而它必將極大增強世界各國的發展能力，而削弱帝國主義國家實施霸權的能力，因此也必然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歡迎和支持，而遭到帝國主義中心國家美國的強烈反對。美國近期挑起的封鎖「華為」之戰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其目的則在於維護自己的全球化控制權，以便繼續剝削和稱霸世界。由此可見，在第三次經濟全球化之中，信息霸權與各國人民反信息霸權之爭必將是十分激烈的。我們應該對此有充分准備，並保持信息網路優勢，為自身和世界人民發展經濟服好務。
總之，經濟全球化趨勢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 >其本質是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向世界擴張並攫取世界財富的過程，而信息經濟全球化則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藉助科學技術的力量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過程。今後還會繼續發展，內容會更新，意義會變化，其特徵亦需人們不斷給予關注。當然，經濟全球化的新階段並不是說就把以往階段的內容完全拋棄了，而是會保留下來，使其繼續發揮作用，所以目前階段的經濟全球化是保留了前兩個階段內容的綜合全球化，只是信息全球化為主要特徵罷了。現階段的經濟全球化將帶來百年未遇的「大變局」，推動世界進入新時代，這個新時代也許會以美國霸權的衰落為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