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面對疫情談談中國抗疫壯舉背後的原因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
一，中國通過有效的措施，阻止了疫情的繼續發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中國通過與世界上其它國家的合作，幫助其它國家防治疫情。
中國抗疫壯舉背後的原因，是中國人民也是怕死的，同時在傳統上也比較服從，因此在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的領導下，就取得了疫情防治的勝利。至於說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是世界第一生產大國，生產出來的東西總要人用，自己用不完就要到世界市場上去賣，別的國家要是人死完了，我們的市場也就失去了。所以只有命運共同體，才能真正讓全世界的人民都獲得良好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
2、中國那些地方推動世界發展
在全球化站在十字路口的今天，中國有責任承擔起與自身經濟體量相符合的國際責任，反哺全球化。基於長期的全球化研究以及推動中國全球化發展的實踐，我們嘗試探索一條推動全球化實現包容性和公平性發展的路徑，通過發揮中國的優勢和特點，讓中國為全球化發展注入新動力。

《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提出了推動全球化發展的三大支柱與七大路徑。其中，三大支柱分別是人本全球化、開放性的區域主義以及全球的共存與共治。
人本全球化
人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發展的產物，也是全球化發展的原動力。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首先要以「人本全球化」為切入點，凝聚全球華人華僑、留學生等群體的力量，溝通全球，構建共識。
從現代視角來看，人的跨域流動可以用「移民」一詞囊括，既指遷往他地長期居住的人，也指人遷徙前往他地的這一現象和過程。據聯合國估計，2020 年，全球約有2.81 億移民，佔全球總人口的3.6%。移民流動催化了貨物、資本、技術、文化等全球化發展要素的流動，不僅直接影響著參與這一過程的人的自身發展，同時也對移民接納國和輸出國具有深刻影響。以「人」為出發點，從微觀視角分析全球化這一宏觀歷史趨勢發展脈絡的研究方式，即為人本全球化。
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三次移民潮，並由此形成了至今分布在世界近200 個國家和地區的6 000 多萬華僑華人。此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國留學生數量增長迅速，教育部數據顯示，1978年至2019年，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已達656萬人。一批批中國留學生為其留學目的國帶去了全新的中國面貌，扮演了傳播中國文化、連接中外社會的角色。在亞洲，由於傳統上的文化紐帶，這些留學生與日、韓「儒家文化圈」國家民眾的交流更為順暢，其帶來的區域文化融合效應也更加令人期待。
開放性的區域主義
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關鍵節點，以區域一體化發展帶動全球多邊主義合作，亞洲無疑潛力巨大。亞洲開發銀行預測，到2030 年，亞洲將會貢獻全球近60% 的經濟增長，在24 億全球經濟中等收入群體新成員中，亞太地區將佔90%。推動亞洲一體化發展，進一步激發亞洲經濟潛力，對推動全球化實現新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這一背景下，再論亞盟既是亞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對進一步推動亞洲及世界繁榮穩定發展有著現實意義。而且，以歐盟、東盟為鑒可知，打造地區一體化組織，對於減緩甚至避免地區政治軍事沖突具有積極作用。在亞洲崛起背景下，緩和亞太地區地緣政治之爭，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可在「東盟+3」基礎上打造亞盟，並進一步推進亞太區域一體化。
2013 年，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世界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為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了發展契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舉世矚目。同時，「一帶一路」還可成為國際多邊合作與全球治理在貿易、人才流動、教育合作、環境保護等眾多領域實現創新發展的機制。然而，「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一些西方國家質疑它是中國開展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則因債務問題與其保持距離。誠然，「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推進仍有待進一步完善，但它為世界各國加強「互聯互通」、實現全球化再平衡提供了一個創新思路和可行方案，是中國在全球化新發展階段提出的新倡議，搭建的新平台，為國際社會提供的新的公共產品，是21 世紀全球化新的推動力量。機遇總是和挑戰並行，通過加強合作、協力共進，多邊化發展的「一帶一路」可為世界帶來更多發展機遇。
全球的共存與共治
長期以來，中國在處理對外關系方面形成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
中國一直主張合作共贏，積極參與和推動南南合作向多領域拓展，新的全球化時期，南南合作既有機遇也有挑戰。我們建議進一步提升與亞非拉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南南合作的深度、廣度和高度，搭建更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平台，推動全球化向更包容、更公平的方向發展
全球化時代變局之下，中國與歐盟關系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未來歐亞大陸的內部經濟互通和整合程度，並為全球治理奠定新的基礎，而中歐保持友好也是對中美關系的有效平衡。通過合作模式的創新，中歐可以攜手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並為國際合作探索新的路徑。
當全球化遭遇挫折時，中美關系也在經歷著巨變。特朗普執政的四年中，兩國關系急轉直下。貿易戰，以及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的重重阻礙，成為這一時期中美關系的重要特徵。拜登入主白宮後，中美雙方開始尋找新的定位。中美應堅守兩國關系的三條底線：戰略互信、經貿合作、人文交流，同時，繼續推動雙邊經貿談判、密切中美商界合作、大力開展「州級外交」、暢通中美人文交流、拓寬中美合作領域、攜手全球治理改革。
隨著國際格局的變化，新興國家的崛起推動多極化趨勢增強，地緣政治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同時，氣候危機、能源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及網路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凸顯，人類面臨更多全球性挑戰，全球治理落後於全球發展和全球實踐，舊有全球治理體系已無法滿足各國解決現階段全球問題的需要，全球治理面臨時代困境。
我們認為，全球治理2.0 需要體現三個原則。首先，需要更具包容性。這意味著要更好地代表新興經濟體的聲音和利益，並動員包括發展中國家和非國家行為主體等來共同應對全球問題。其次，全球治理需要進一步整合。需要以全球和區域組織、國際金融機構以及其他全球聯盟和機構之間的牢固聯系為基礎，以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復雜的跨領域挑戰。最後，後疫情時代世界要建立更具靈活性的全球性機構。大型組織可提高參與度，但容易效率低下、行動遲緩，起關鍵作用的主體所構建的小型組織更具靈活性，可在推動改革啟動方面發揮積極有效的推動作用。
要實現包容性、集成性和靈活性的全球治理2.0，需要從以下幾點入手。
第一，聯合國、IMF、世界銀行和WTO 等現有的全球機構仍保持核心地位，對其進行更新，以使發展中國傢具有更多發言權，並更好地關注諸如氣候變化和數字經濟等21 世紀全球性問題。全球治理是對當代人類面臨的各種緊迫、嚴峻的全球性問題的治理，而諸多全球性問題的解決與公共事務的處理，又有賴於全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與管理。在以無政府狀態為特徵的國際社會，各國在對待全球公共物品的態度上，往往採取經典的現實主義思維和國家主義理念，把應對全球化和全球性問題的全球治理視為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至於是否或怎樣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則取決於趨利避害的國家利益衡量。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治理中，公共物品應該被重新提上議程，同時還應當在實踐中拓寬並明確這一概念的外延。在國際關系與公共政策領域，諸如和平與安全、平等自由、環境保護、遏制全球變暖乃至彌補區域間發展不平衡，都可以被納入廣義的公共物品范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間，國際社會已經目睹了幾乎沒有全球多邊合作可言的「全球抗疫」行動在災難面前是何等的無力，而公共衛生安全恰好也是廣義上的公共產品。與此同時，中國等新興國家有能力也有意願重建公共產品供應體系，這一點在中國積極的對外公共衛生醫療產品技術援助中也得到了驗證。因此，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治理格局中，公共產品的供應不僅會重新得到重視，同時還會有更多發展中國家參與。這將是彌合南北國家鴻溝、增進南北對話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會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的國際話語權，有利於促進邊緣國家發聲，進而推動新型的全球化體系的誕生與完善。
第二，在全球框架下，允許由規模較小、更具活力的國家集團組成新的區域多邊倡議，發展和探索新的合作途徑，最終也可以反饋到聯合國等機制中。在全球治理新格局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是更深層次、更具多樣性的區域合作。需要注意的是，區域合作的加深並不意味著對全球化的背離，相反，區域一體化將會作為新型全球化體系的重要一環，兩者以嵌套的形式共存。誠然，當今世界，無論對全球化持有何種態度，都不可否認，全球化現象已經深植於人類生活，全球范圍內的經貿合作和商品交換，更是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復甦，社會文化生活和科學技術取得突破性發展的基石。換而言之，從某種意義上說，全球化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因而完全逆全球化發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當下全球化暴露出的諸多問題也是真實存在的，其背後的關鍵原因之一就是區域之間、國家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在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中，會更加傾向於強調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將不同地區的「貧困」視為同一種問題，因而時常忽略了發展中地區和地區之間的差異，使得部分地區和國家難以在本地一些緊迫性和嚴重性較強的問題上獲得實質性的幫助。同時，由於主導國際合作的許多國際組織，如WTO 等，自身都面臨著亟待改革的挑戰，這就更容易造成國際社會對某些發展中地區的忽視，加深這些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的技術、人文鴻溝。因此，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治理中，各區域將會不可避免地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開展區域內的多邊合作，並適時靈活調整區域一體化的外延，超越地緣政治的界限，吸收和容納來自其他地區的合作夥伴。RCEP、CPTPP 等都是新時期區域合作進一步加深的最好註解。有理由相信，這樣深層次又多元化的區域關系，不僅將更加重視區域夥伴間的發展不平衡問題，同時也將會成為未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第三，可建立新的全球機構，對現有體系形成補充，發揮包括非國家行為體在內的各種利益攸關方的力量來解決共同問題。主權國家一直是國際事務中的主要行為體，但當前全球治理領域的眾多核心問題—如氣候變化、難民、人權等問題，往往超越了單個主權國家的能力范疇，迫切需要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展開合作。在未來的全球治理中，主權國家、國際組織、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個人行為體將組成一個多元化的、網路狀的「全球社會」。非國家行為體可觸及主權國家難以覆蓋的領域，同時監督和制約主權國家的行為。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將非政府組織提出的全球性議題納入議事日程，提升了在相關領域的全球治理水平。非政府組織具有的獨立性、民間性、靈活性的特點，也更容易得到其他國家政府、公眾的信任，從而建立起溝通渠道。例如在氣候變化議題中，以羅馬俱樂部為代表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喚起了人們對氣候問題的關注，高校教授和學者發表了氣候變化的研究成果，為相關決策提供依據，聯合國組織了國際氣候問題談判，非政府組織自發對跨國公司的污染排放進行監督，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形成了一個多層次、多角度的行為網路，共同尋求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又如，「國際人才組織聯合會（AGTO）」和「國際電商聯盟D50」作為兩項全球化智庫（CCG）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成功入選首屆巴黎和平論壇，其中在第三屆巴黎和平論壇上，國際人才組織聯合會舉行了成立儀式，由理念變成了現實。隨著非政府組織甚至公民個人願望和能力的增強，不同類型的治理主體共同協商合作，發揮各自優勢，解決全球性問題，將成為全球治理的一個重要特點。
我們認為，中國需要積極創新全球治理體系，主動分擔全球治理責任，在現有全球治理機構改革中發揮更多作用，倡導基於「共治」理念的多邊合作機制，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打造「東西共治」「全球共治」的新格局。具體來看，可以從推動聯合國、WTO等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建立全新高效的大國協調機制；成立世界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立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組織；建立全球數據安全組織；建立全球稅收組織；建立全球數字貨幣組織；推動國際人才組織聯盟發展；建立國際電商聯盟；建立全球智庫組織等方面推進。
選自《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王輝耀、苗綠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6月出版

目 錄
序 言
第一章 全球化向何處去
站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
既往全球化問題重重
全球化應向何處去
第二章「全球化」變遷與理論發展
什麼是全球化
全球化的理論發展
3、全球經濟信心指數發布，全球經濟的復甦受到的阻礙有哪些？
我認為全球經濟復甦主要受到以下三個方面的影響：疫情的影響、美國的逆全球化操作以及世界資源分配的不公平，這三個方面對於世界經濟復甦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全世界的疫情依然是非常嚴重的，美國雖然一直在持續不斷的打疫苗，但是對於美國目前的影響還是非常大的，全球的經濟想要復甦，就必須要把疫情防控提到第1位。
一、疫情對於經濟復甦的影響。其實大家都知道疫情對於經濟復甦的影響是最大的，正是因為疫情的存在，很多國家是沒有辦法集中所有的力量去發展經濟的，必須要把疫情防控放在第1位，尤其是對於一些經濟不發達的國家來說，在防疫抗疫的過程當中，需要花費大量的財力和物力，所以他們的資源是不能夠進行合理分配的。
我認為全球經濟復甦和美國的一些操作有著非常大的關系，美國一直在和其他的國家打貿易戰，這對於全球經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一舉一動都會影響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的。
世界上的資源分配是非常不公平的，有些地區所擁有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所以能夠發展的非常好，但是有些地區並沒有太多的自然資源，並且資本實力也不夠，所以並沒有太好的發展，資源對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總的來說，這三個方面的因素影響了經濟復甦。疫情對於經濟復甦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目前世界上仍有很多的國家依然處於疫情當中的，如果疫情不盡快解決的話，這些國家是不可能復甦的，所以必須要持續不斷的打疫苗。
4、新冠對世界帶來的積極影響
一、全球製造業格局將會發生變化。由於作為全球製造業核心區域的經濟大國均已爆發疫情，停產、停工，各國為控制疫情擴散而封鎖邊境，導致經濟活動趨於停止。而疫情結束後，重新恢復的全球經濟有可能會在原有基礎上重新洗牌，產業鏈和供應鏈都有可能由疫情所造成的影響而重新布局。
世界市場對中國製造業中心的依存度有可能進一步提升。由於中國最先控制住疫情，已進入快速恢復的階段。而世界主要經濟體基本上都處於產能不足的狀態，因此對於中國製造的需求可能會快速上升，除了醫療用品、葯品外，生活用品等其他日常消費品的需求也將大幅上升。
疫情讓世界看清了世界經濟對於中國的依賴性，此次疫情中，中國已對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提供了人員、資金、物資援助，充分體現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有的擔當。同時，也讓世界看出了，在災難面前，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猶如外強中乾的紙老虎，關鍵時刻掉鏈子。尤其是美國在疫情期間，幸災樂禍、落井下石的表現，也使其國際公信力大打折扣。
二、疫情促使一些國際爭端和重大事件出現緩和。如中美蔓延爭端和英國脫歐等目前都暫時擱置起來了。但另一方面，全球能源市場動盪對於地緣政治會帶來不可忽視的風險。美國與伊朗仍處於戰爭狀態，中東地緣政治風險將進一步加大。
三、疫情帶來的世界格局的最大變化就是，美國因衰落國際地位會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世界超級大國，而歐盟將會被邊緣化，東亞崛起，世界經濟中心將轉移到亞洲。
當今世界格局為一超多強，一超就是指美國這個超級大國，而多強則是指中國、俄羅斯、日本、歐盟、印度等國際地緣政治中的強勢力量。美國目前已成為新冠肺炎確診者最多的國家，疫情對美國的打擊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美國經濟的破壞作用，企業停工，失業率大幅上升；另一方面疫情對全球市場的沖擊也必將影響到美國的霸主地位。
歐洲緊隨其後成為疫情重災區。俄羅斯由於經濟滯後導致其經濟實力與其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不匹配。日本的真實疫情可能比其所提供的數據要嚴重，而東京奧運會的推遲，除了直接的經濟損失外還將極大挫傷日本民眾對國家的信心。
印度在人均醫療資源方面不到我國的一半，一旦疫情擴散，其國力必將遭到重創。中國在疫情中已經對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提供了援助，中國的行為可能為自己帶來一定的地緣戰略利益，同時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公信力則肯定會得到提高。
目前中、日、韓三國經濟聯系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2019年，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上，三方一致決定要建立共同的東亞經濟架構，從而加速東亞經濟的發展。此計劃如果能夠實現，那麼就將出現一個亞洲版的歐盟。疫情過後，世界經濟的中心將轉移至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