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化的兩面性
所謂全球化，就是在現代條件下國家之間就像人群一樣，其相互關系和相互依存的程度更加密切與復雜，這些關系體現在全球信息空間、世界資本市場、商品和勞動力市場正在形成；體現在工藝技術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種族和宗教沖突及安全問題都趨於國際化等方面。
目前，學術界對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理解和內涵尚無統一的觀點。
眾所周知，在前蘇聯及其體系解體之後，多年來被「戰勝」的資本主義在一片批判聲中仍然存在，盡管它並沒有克服原有的「自身缺點」和許多新問題。因此，由資本主義衍生出來的「全球化」曾被當作解決所有災禍的靈丹妙葯，被認為是保障所有國家和人民走向富裕、繁榮和社會民主的良方。
有人認為，現階段全球化的粗放形式已明顯地接近尾聲，寬度方向的發展實際已經完成，開始進入深度發展的階段。全球化正在向自身的強盛階段過渡，「信息革命」成了主要的加速器。更廣泛更綜合的全球化問題已出現並與日俱增，許多問題的解決已不能靠單獨的國家和地區性的國家聯合，而要求全人類的共同力量。例如，環境保護問題，保證地球人口所需的糧食生產問題，尋找新能源問題，保護核武器時代人類的生存問題等。
這種全球化的趨勢在發達國家深受歡迎，而在發展中國家卻引起嚴重的擔憂。據聯合國估計，在1980～1993年期間約有15個國家實現了經濟騰飛，使15億人口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而在這段時間里有113個國家出現了經濟不景氣，約有16億人口的收入下降。有些國際分析家斷言：「如果現在的趨勢一直維持下去，那麼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不平衡將從不公正變為不人道。」全球化將加劇世界經濟的不平衡和社會的兩極化。世界勞動組織第81次會議的報告中援引的數據表明，1960年時佔全球20%的富裕人口佔有的資源比另外20%最不發達地區人口佔有的資源多29倍，而到1990年這個差距擴大為58倍。誰都不可否認，全球化的過程在刺激所謂新經濟和新市場走向財富積累的同時，將加深富裕國家的繁榮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貧困之間的鴻溝。
同時，不僅在發展中國家，就是在發達國家，全球化也使一些社會政治問題更加尖銳化。例如，發達國家內部生產結構的調整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向外轉移，就嚴重地打擊了本國的傳統產業，導致許多企業倒閉和失業人員增長。
很明顯，市場和信息空間的一體化、工業與財經的全球化肯定將是一個不平坦的過程，1997～1998年亞洲和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機就是全球化過程中的第一個危險信號。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必然導致所有部門都走向集中，其中一些壟斷部門掌握的資本幾乎相當（甚至超過）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總產值。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發展中國家，例如，去年「愛立信-移動」聯合企業的營業額（2100億美元）幾乎相當於瑞典經濟的總量（2280億美元），而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的營業額則超過了丹麥的國民總產值。達沃斯經濟論壇創始人和主席克拉烏斯·史瓦勃警告說，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應該「給大多數人民帶來好處，而不僅僅是為大壟斷企業和投資者帶來好處」。國際貨幣基金主席指出，財富分配中的不平等已越來越嚴重地威脅著政治和社會的穩定。
英國著名國際經濟學家拉格曼前不久在倫敦出版的著作《全球化的終結》中指出：「全球化思想的內涵本身不準確——在統一的世界市場中的自由貿易過去不存在，現在也不存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實際情況是，生產和分配都只能在一定范圍內進行。全球化也只是地區性的現象，而非全球性的。」他認為，今天不可能找到確切證據來證明存在著全球的資本主義體系。相反，跨國公司的國際商務活動主要集中在某些國家。大多數關於全球化的論點有兩個錯誤：一是研究後工業化世界多元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前提有誤，他們假設研究對象的相互作用必然觸及到所有其他國家；二是到目前為止全球化的概念尚無嚴格的定義，這是一個不小的原則性錯誤。按作者的意見，至少有三條理由說明所謂的全球化過程是沒有意義的。第一，任何全球性的變化都是由當時最發達的經濟體制引發的；第二，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些變化都沒有消除分隔世界經濟和政治空間的壁壘，反而強化了這些壁壘，政治上的分歧使得經濟上的壁壘更難克服；第三，所有這些看似客觀的過程都貫穿著某種經濟企圖，所獲得的最終結果都隱瞞了政治目的。所以，全球化是一種有助於形成「單極世界」的理念。
有些研究人員指出，評價全球化的正面作用和負面影響還為時過早：所謂全球化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全球經濟，因為幾乎還有一半的發展中國家還處於「封閉經濟」狀態，它們既未涉及國際合作，又未實行國內的經濟自由化和一體化。
目前，世界經濟全球化已導致兩種傾向：一是世界經濟以美國為中心的力量被加強了，並為經濟中心向政治中心轉變創造條件；二是經濟全球化越來越依賴於美國的科學技術以及各類國際科技合作計劃。
很明顯，以上對全球化正反兩方面的分析對於俄羅斯的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談到俄羅斯的優勢領域——礦產資源（礦物原料基地）全球化問題時，我們既要看到全球化加速了礦業國家之間的競爭，可促進礦物原料的生產；又要看到全球化也對穩定本國礦產資源領域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世界金屬產業大國加拿大為適應全球化過程制訂了「加拿大政府關於礦物原料和金屬方面的政策」，及時而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全球化引起的變化，強調了在貴金屬、有色金屬和其他有用礦產的儲備和開采方面以國家利益為重的理念。
2、什麼是全球化全球經濟化簡單概括下越短越好?
不說全球經濟化。
經濟全球化的簡單概括是:經濟資源的全球流動和優化利用。
3、鄭伊健的粉絲大部分都在牢里，為什麼這么說？
其實這句話就是個調侃，這個梗應該也和當時鄭伊健出演古惑仔陳浩南這個角色有關系，這個名字大家都很熟悉，盡管他只是電影和漫畫中的一個角色！而且玩陳浩南對鄭伊健，這是因為這個角色紅，有多少人只是在想鄭伊健會想陳浩南，提及陳浩南會想到鄭伊健！說到香港電影，很多人會想到一部早期的電影，那就是《古惑仔》，及《古惑仔》梁虧沒這不是一部電影，這是一個系列，在這個系列中，古惑仔兄弟是個非常經典的系列電影，就像陳小春鄭伊健。
然而鄭伊健這些年來，他們很少出現在觀眾面前古惑仔五兄弟之一陳小春但非常活躍，不僅與小小春一起參加了父子計劃，帶著妻子去綜藝節目，但非常關注！但恰恰相反，同時《古惑仔》去紅對鄭伊健但這些年逐漸消失了，我好久沒聽到他的消息了！以及鄭伊健對於它沒有出現在屏幕上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說,，古惑仔經濟全球化時代已經結束，現在是鮮肉小精靈的時代，不紅這是很自然的有一個；有人說,，鄭伊健為什麼不呢？紅他因為玩樂而毀了自己的未來。
但這真的是事實嗎？自然是不可能的，它被稱為天賦王晶一旦說出了真正空磨的原因，鄭伊健為什麼不呢？紅因為他有太多的樂趣，沒有太多的電影和電視作品，及鄭伊健我還說：一年拍一兩部戲就夠了，賺得錢能花多幾年，不需要這么拼，只想安靜做自己！所以鄭伊健不是沒有紅橡納但他不想紅是的，如果你想的話紅為什麼不呢？紅怎麼了！
網友們都說,鄭伊健我的大多數粉絲可能還在監獄里！鄭伊健這叫做享受生活，做喜歡做的事，對錢來說還不錯，你40歲就開始退休了，真羨慕！我認為，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人想要生活，有些人想要幸福小春不鄭伊健快樂地生活！鄭太貪玩了，周圍的人都說，為了打球，他半年不能回香港，所以他的經紀公司不得不雪藏他！
4、美國人常調侃「鐵銹地帶」，美國密爾沃基市算鐵銹地帶嗎？
「鐵銹地帶」（Rust Belt）最初指的是美國東北部-五大湖附近，傳統工業衰退的地區，現可泛指工業衰退的地區。
一、形成原因
從定義上看，「鐵銹地帶」的形成與發達國家進入後工業化階段有關，但實際上「鐵銹地帶」形成的原因是復雜且多樣的，綜合來看大致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1一是產業結構的單一導致產業優勢邊際遞減直至衰退。
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於18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40年代，蒸汽動力的使用標志——煤炭成為工業發展的主要能源，一些煤炭資源十分充足的城市和地區發展起來，如英國的伯明翰、美國的匹茲堡以及德國的魯爾工業區等。在煤炭產業發展的推動下，煉焦行業、電力行業、鋼鐵行業甚至是化學工業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然後，這種以煤炭能源為主導的產業發展模式在19世紀中期第二次工業革命後開始改變。內燃機的問世標志著原油開始成為工業發展的主要能源，煤炭以及煤炭支撐的重工業優勢逐漸減弱，最終變成衰退行業。
2二是資源枯竭，區域環境持續惡化。
在這些城市高速發展的時期，資源被過度開采，造成一定程度的資源枯竭。另外，在重工業的影響下，環境持續惡化，發展優先於環境的理念使得這些地區生態惡化的程度要遠高於其他地區，人們的生活和日常活動受到極大破壞，隨著人口的遷出，這些地區逐漸喪失了發展的活力。
3三是傳統發展模式阻礙創新以及技術更新。
「鐵銹地帶」一開始因為運用最先進的技術，不僅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相應的生產力，最終整個工業區的大多數企業都採用了同樣的技術，加工、製造以及銷售集於一體。但是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技術呈現多樣化格局，經濟全球化引發了新的城市職能分工，產品設計、加工、製造以及銷售的地域格局被打破，「鐵銹地帶」由於依賴於原有的發展而阻礙了自我轉型的實現，最終使得整體技術逐漸老化，並走向衰退。
二、復興的成功案例
上述「鐵銹地帶」基本是全球眾多「鐵銹地帶」發展的縮影，但是在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甚至是技術嚴重落後的情況下，這些城市和地區並沒有放棄發展的機會，相反，他們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並付諸實踐，最終，有的城市和地區擦亮了「鐵銹」，實現了復興，也有的城市和地區轉型失敗，依舊「銹跡斑斑」。藍裕文化工業旅遊策劃師認為成功案例值得借鑒，失敗案例也值得反思，避免重蹈覆轍。從歷史來看，藍裕文化工業旅遊設計師發現實現「鐵銹地帶」復興的城市和地區包括德國魯爾工業區、法國洛林區、英國伯明翰以及美國匹茲堡等，轉型失敗的典型例子是美國底特律。
1德國魯爾工業區：環境治理，推動新興產業
魯爾工業區曾是德國發展的「心臟」，工業增加值一度占據德國總量的40%左右，以煤炭採掘為基礎，隨著煤炭的綜合運用，其煉焦、鋼鐵以及化工產業都得到發展。「二戰」之前，豐富的煤炭資源帶動了鋼鐵行業需求的快速增長，就業形勢良好，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二戰」期間，魯爾工業區也為德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物質補給。但是在戰爭結束後，戰敗的德國經濟凋敝，魯爾工業區蕭條的景象隨處可見，疊加前期過度開采，資源開始枯竭，單一結構的重工業弊端逐漸暴露。很多煤礦、鋼廠開始倒閉，失業人數不斷增加。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魯爾工業區開始了漫長的改革和轉型之路：20世紀60年代，當地政府制定了《魯爾發展綱要》，通過提供優惠政策和財政補貼對傳統產業進行清理改造，同時也投入了大量的財政資金進行基礎設施的改造。此外，還興建了大批高校和科研機構，特別是1965年建立魯爾大學、1968年建立多特蒙德大學，為地區下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經過10年的發展，到了20世紀70年代，當地政府加大經濟和技術方面的支持，逐步建立包括健康、生物、物流等在內的新興產業。
20世紀80年代以後，當地政府充分發揮魯爾工業區不同行業的特點，形成各具特色的優勢行業。例如，魯爾區1989年提出「IBA計劃」，將獨立運作的博物館、休閑、景觀公園、購物旅遊等地區進行統一開發，建成了覆蓋整個魯爾區的一條「工業遺產之路」的參觀路線，使工業旅遊成為魯爾區的新經濟增長點。
經過40年的轉型調整，目前魯爾地區已經成為德國環境優美、適宜居住的地區，也形成了頗具特色和影響力的信息與通訊、納米材料、醫學技術及新能源、新材料和旅遊等高科技產業。
2英國伯明翰：保留傳統，構建多元化的產業體系
伯明翰是英國一座典型的礦業城市，18世紀至19世紀，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原本就有製造業「家底」的伯明翰一舉成為英國製造業的中心，迅速發展起龐大的冶金和機械製造工業，成為當時鐵路機車、蒸汽機和船舶的製造中心，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時間享有「世界工廠」的名聲。但是進入20世紀，煤炭資源的枯竭和經濟形勢的轉變使得伯明翰昔日風光不再。「二戰」期間，由於遭受了猛烈的轟炸，城市道路和工廠大量被破壞。「二戰」後英國經濟地位開始衰落，伯明翰經濟進一步惡化。20世紀70年代以後，其失業率達到25%，另外，重工業的發展也使城市深受環境污染和霧霾的影響。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伯明翰開始從重工業向服務業轉型，對此當地政府制定了產業轉型方案：一方面大力發展服務業，並提高服務業占整體國民經濟的比重；另一方面深化製造業內部結構的調整，構建多元化的產業體系。在進行傳統行業的改造升級中，沒有對傳統行業進行全盤否定，對於紡織、采礦等行業實施逐漸淘汰政策，集中財力發展食品加工、機電以及汽車製造等極具潛力的行業，同時還保留了歷史悠久的行業，例如珠寶加工。
當地政府還不斷對工業區進行改造升級，大力發展會展、金融、旅遊、零售等服務產業，最終實現了向服務業轉型升級的目標。目前，伯明翰不僅是英國製造業的中心，也是世界知名的時尚新區，各類型國際工業、藝術展會頻繁不斷，服務業已然成為其支柱產業。
3美國匹茲堡：依靠高校帶動經濟
19世紀中期的匹茲堡是當之無愧的美國鋼鐵工業中心，同時也是全球領先的製造業中心，被譽為美國的「鋼都」。19世紀後期，美國加快西部開發，豐富的煤炭資源疊加源源不斷的勞動力為匹茲堡的發展提供了強勁的動力。但是進入20世紀50年代，以鋼鐵產業為中心的重工業給環境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另外，進入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蕭條使得需求開始下滑，匹茲堡鋼鐵產業開始出現產能過剩的局面，而日本以及韓國鋼鐵行業的崛起進一步加劇了匹茲堡鋼鐵產能過剩。面對嚴重的供需不平衡，匹茲堡鋼鐵企業開始大規模裁員，城市陷入衰退。
匹茲堡城市的轉型主要從環境治理入手。「二戰」結束後，當地政府開始推動城市發展的「三次復興計劃」。第一次復興計劃始於「二戰」之後，匹茲堡開始致力於環境治理，大量工廠開始外遷。第二次復興計劃始於20世紀70年代，匹茲堡開始重視文化以及社區建設，大量鋼廠開始關閉裁員。但是美國經濟的衰退使得鋼鐵企業繼續受到沖擊，不斷高漲的失業潮使得政府開始轉變治理策略，由原先的環境治理為主的政策轉為實施地區經濟多元化戰略，促進新興產業的發展。第三次復興計劃使得匹茲堡的經濟基礎轉向教育、旅遊和服務業，尤其是醫療和以機器人製造為代表的高技術產業。
第三次復興計劃尤為關鍵，主要推動力就是教育資源的興起。大學作為城市的東道主，歡迎各類型企業進入，並將其介紹給開發、研究、技術以及教育行業的其他企業。隨著教育資源優勢不斷擴大，大學對城市經濟的貢獻也越來越大，例如，匹茲堡大學醫療中心已成為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就業機會的最大提供者，雇員高達5萬人，比鋼鐵工業鼎盛時期的雇員還要多。
時至今日，匹茲堡從一座鋼城轉變成一個高科技研發中心，尤其是在綠色技術、教育培訓以及研發領域都取得了長足進展，權威性的經濟刊物EIU把匹茲堡列為了「全美最適宜居住的城市」。
三、復興的失敗案例
底特律的輝煌與汽車產業息息相關，憑借工業的發展，其形成了十分巨大的工業產能，疊加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底特律人口迅速擴張，成為美國乃至世界的汽車工業之都。「二戰」期間底特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二戰」之後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從技術水平到設計水準均大幅度提高。20世紀60年代初，底特律進入全盛期，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中心。但是隨著民權運動的興起，底特律的白人逐漸失去安全感，開始成批向城外遷移，商業和金融也開始大量撤出，資金不斷外流，而石油危機也重創美國汽車工業，日本、歐洲等汽車製造商的崛起更對美國汽車製造業形成了威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再次重創底特律，通用、福特等企業跌入谷底，城市失業率達到18%，遠高於全國水平。在改革過程中，當地政府過分依賴於汽車產業，認為經濟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底特律的城市結構、產業布局都是以汽車製造的需求為先導。這種單一的汽車製造業和基礎設施先行的模式，遇上了20世紀80年代經濟全球化浪潮下美國汽車業的全球化生產布局，最終導致底特律錯失改革和轉型的時機。
四、對我國的啟示
東北地區作為中國的老工業基地，近年來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不僅引發了市場的持續關注，同時也引起了如何借鑒國外「銹帶復興」成敗經驗來振興東北的討論。但是東北地區的轉型升級絕沒有那麼輕松和簡單。東北三省人口過億，面積兩倍於法國，工業底子不差，農業堪比烏克蘭，有齊備的產業鏈條。但是在東北地區發展的過程中，重工業比重過大，龐大的資產沉澱註定了東北地區經濟的轉型是痛苦而艱難的。「振興東北」早在2004年就被提出，盡管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但東北地區經濟遲遲沒見起色。2016年提出到2020年，東北地區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在此基礎上再用10年左右時間，實現全面振興。
結合國外「銹帶復興」以及當前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來看，藍裕文化工業旅遊設計師認為當前東北地區首先應該加大人才吸引力度，同時要以高校為平台，加大人才的培養，為經濟轉型打下堅實的基礎。其次，積極響應國家擴大內需的號召，加大對新興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催生新供給、釋放新需求。例如吉林通化市依託資源優勢，用20年時間造出一個千億級的醫葯健康產業，為東北老工業基地轉型升級探索出一條「綠色道路」。最後，積極與發達省市對接，通過合作解決國企改革，盤活沉澱資產，加快先進製造業發展等目標。
5、如何看待全球化的經濟？
經濟全球化
一、含義
經濟全球化又叫世界經濟國際化，是指世界各國經濟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環節的全球趨同化趨勢。
二、實質
發達國際由於生產力的發展所引起的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流動，以尋找更有利的投資場所的過程。
三、當今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
1）生產的掘李全球化，跨國公司越來越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力量；
2）市場的全球化，國際貿易迅速發展，國際貿易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3）資金的全球化，國際金融迅速發展，巨額資金在各國之間自由流動；
4）科技開發和應用的全球化；
5）信息傳播的全球化；
6）國際直接投資迅速增長，並呈現多元化格局。
四、經濟全球化是一把利劍
一方面，它為發展中國家提高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穗如，有利於吸收外資，彌補國內建設資金不足；有利於引進技術和設備，實現技術發展的猜散啟跨越；有利於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培養高素質的管理人才；有利於發揮比較優勢，開拓國際市場。
另一方面，它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不利和風險，使發展中國家主權和經濟安全受到挑戰。經濟全球化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競爭機會。
五、我國的對策
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有利條件和機遇；同時又要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保持清醒的認識，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加強防範工作，增強抵禦和化解能力，切實維護我國經濟安全，更好地發展和壯大自己。
究竟何謂「全球化」人們並沒有統一的界定。經濟學家多指世界經濟一體化，市場的一體化，指大公司的跨國經營、金融的國際化，相互依賴的加深。政治學家指的是國際干預的不斷擴大，建立世界新格局的全球戰略。文化學家多指商業文化、大眾文化、消費主義佔領文化市場的世界現象。社會學家、未來學家更多關注的是全球性問題。
6、對於經濟全球化的看法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冷戰結束，科學技術迅猛發展，跨國公司規模不斷擴大，全球化進程明顯加快，突出表現為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加速流動和配置，各國經濟相互影響加深，聯動性增強。
與此同時，我們應清醒地看到，全球化對處於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由於經濟實力和發展水平的差距及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合理，全球化的"紅利"並未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公平分配。發達國家在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等方面都占據明顯優勢，掌握著制定國際經濟"游戲規則"的主導權，是全球化最積極的推動者和最大受益者。發展中國家總體上處於相當不利的地位。通過參與全球化，發展中國家雖可能獲得一定的外資、市場、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從而加快經濟發展，但受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很大。九十年代特別是近幾年，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發展中國家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面臨巨大壓力和嚴重挑戰。最不發達國家經濟每況愈下。聯合國計劃開發署《人類發展報告》顯示，全球化趨勢使窮者更窮，富者更富。
亞洲金融危機引發全球性金融動盪，表明現行的國際經濟秩序越來越不能適應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改革舊的國際金融體制、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日益成為國際社會面臨的緊迫課題。我們認為，全球化的經濟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國家不論大小、貧富、強弱均有平等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的權利，"游戲規則"的制定與修改不能由少數國家或國家集團說了算。在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在遏制全球化負面效應，幫助發展中國家克服困難等方面負有更大責任。沒有發展中國家的同步發展，發達國家也難獨善其身。發展中國家應根據自身條件，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循序漸進地推進改革開放，提高防範風險的能力，保持本國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同時，通過加強經濟合作，聯合自強、共同發展，積極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使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能夠向著有利於人類共同繁榮的方向演進。
7、文化消費全球化的趨勢給中國帶來哪些挑戰
1．積極參與全球和區域經濟合作，努力推動國際經濟秩序的改革與調整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都與當前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相關聯。經濟全球比已使世界各國在經濟上相互滲透、相互依託，聯系越來越緊密。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的各種負面影響，改善國際經濟環境，發展中國家經濟就難於順利發展，甚至可能陷入危機，而發達國家也不可能獲得更廣闊的市場，保持經濟的良性增長。通過不斷地努力來建立一個在權利與義務平衡基礎上的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已成為推動全球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 要推動全球經濟健康地發展，發達國家應以負責任的態度幫助發展中國家克服面臨的困難，採取切實有效的行動向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為一些最貧窮的國家減免債務，並扭轉對窮國援助下降的趨勢，而不能只是片面要求發展中國家進行改革。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和區域經濟合作過程中，應在多邊協作領域就金融、貿易和債務問題不斷加強協調與合作。在涉及有關新的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制定的談判中，要充分協調立場，共同提出一些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主張，增強在與發達國家談判中的地位，以促使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逐步得到改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當面對現實，調整立場，「求大同，存小異」，共同努力推進國際經濟環境的調整與改革。這樣做符合世界各國的長遠利益。 2．切實加強自身的發展與進步，不斷提升本國的綜合實力 通過參與全球化壯大自己，這是改變發展中國家處於弱勢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途徑。在科學技術進步的推動下，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在世界范圍內正迅速進行。在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中，發展中國家處於不利地位。如何抓住時機，充分利用不同發展階段自己具有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提高競爭力，找到本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准確位置是發展中國家順利融人全球化潮流的關鍵。這里應解決好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新的國際分工對傳統的發展模式提出了挑戰。現今，已不能僅僅從一些相對不變的有形因素，比如勞動力供應量、土地、其他自然資源狀況來衡量一國的優勢。而應從新的視角來認識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使得那些依靠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生產產品的發展中國家正面臨經濟落後和收入下降的處境，相反，那些成功地縮小了與發達國家在知識、技術方面差距的國家，則從技術進步中獲益，使本國經濟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因此，在新的國際分工條件下，加快技術進步，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已成為順利融人世界經濟的重要環節。但這同時也表明，欠發達國家，如何在以巨大努力加速實現本國工業化的同時，跟上世界科技發展的步伐，有效應對知識經濟的挑戰。面對這樣雙重的壓力，重新審視過去的發展戰略，進行必要的調整就顯得十分重要。對那些最不發達國家來說，顯然這是十分艱難而又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短期內不可能解決。它們仍應從本國現有條件出發，加快國內經濟改革與調整，促進本國的市場發育和不斷完善市場機制。由於農業、采礦業仍是這些國家的主導經濟部門，因此，應重視農業和農村發展，繼續推動礦業生產，不斷提高經濟水平；在充分發揮本國資源優勢的同時，積極創造條件引進外國投資和先進技術，優化產業結構，逐步改變資源型出口的經濟結構；不斷擴大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同時加強與本地區及地區以外國家在生產、貿易、金融等領域的合作。在當今經濟區域化、一體化迅速發展的條件下，尤顯重要。
第二，知識經濟的到來意味著勞動者素質的差別對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重視人力資本投資，積極開發人力資源，是保證持續發展和減少貧困，也是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基本手段。目前，全球化的進程雖然沒有促使整體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但高層次管理人員和高技能勞動力的流動大大增強。這一趨勢使發展中國家面臨嚴重的智力外流。這種「自由流動」使發達國家受益，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像非洲這樣的落後地區受損。自1990年以來，非洲每年流往發達國家的各類人才達2萬人。目前，一方面非洲國家急需的人才十分短缺，聘用了約10萬名外國專業技術人才在非洲工作，另一方面，有150多萬非洲人才在發達國家工作。為此，積極創造良好的環境，採取各種措施留住本國的技術人才，阻止人才繼續外流，也是發展中國家需要解決的另一難題。
8、全球化時代下中國電影如何發展 詳細
就電影學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裡，一大批優秀的中國電影先後獲得了各種國際電影節大獎，從而使得中國電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於中國文學的「全球化」。確實，隨著中國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國電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進程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因為理解電影文本較之理解文學文本要容易得多。雖然我已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論述過全球化及其對文化和文學研究的影響，但本文仍將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後由此出發將中國電影文化置於一個廣闊的全球化語境下，並對新世紀的中國電影的現狀以及電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戰提出一些積極的、切實可行的對策。當代電影和文化工業的「全球化」在這一部分，首先我將重申我在其他場合對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過的評述。 ( 1 ) 在我看來，在這樣一個被描述為「全球化」的時代，隨著經濟、文化和信息資本的迅速流動，傳統的時空觀念也大大地改變了。在這一碩大的「地球村」里，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已經變得越來越便利。對於這一點，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左派知識分子已經作了仔細的研究並寫下了不少批評文字。確實，在全球化的時代，政府的職能將在某種程度上為一種隱形「帝國」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這個帝國就是全球化：「雖然它掌握著巨大的壓迫和破壞的權力，但這一事實也不應當促使我們去緬懷過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國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過程提供了各種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當然，全球化並不只是一樣東西，被我們認可為全球化的多重過程並不是一個統一體或一種聲音。我們將論證道，我們的政治任務並不是簡單地抵制這些過程，而是要對它們進行重新組合並將其引向新的終端。支撐帝國的有著創造力的芸芸眾生同樣也有能力自發地建構起一個反帝國的力量，以及另一種全球流動和交往的政治組織。」 ( 2 ) 也就是說，我們在提出應對其挑戰的策略之前，應該首先承認這一現象的客觀存在。毫無疑問，在全球化的時代，所有人為的中心結構均被資本的流動和新的國際勞動分工所消解。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危機隨著（處於帝國之中心的）西方理論的向（處於邊緣地帶的）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運動而出現在民族文化的機制中。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電影是僅次於電視的另一種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藝術形式。既然電影產業最容易得益同時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國電影便不僅受到好萊塢電影產業的影響和滲透，同時也受制於多種國內的因素，如電視和網路的崛起和挑戰等。面臨這一境況，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面對這一具有威懾力的挑戰我們應該採取何種對策？難道我們將坐等幽靈般的全球化將我們的民族文化吞噬嗎？或者說我們在新的世紀將仍然像以往那樣固執地抵制這一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的沖擊嗎？這些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盡管全球化確實如同幽靈一般威脅著我們的民族和文化機制，特別是電影更加如此，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誠然，面對上述所有這些不利的條件，我們首先應該承認，全球化向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普遍主義特殊化」與「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雙向滲透過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響具體體現在兩個極致：它的影響從西方運動到東方，同時也從東方向西方反向運動。或者說，誠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們在這一具體例子中注意到了認同和差異的對立的抽象性被賦予了一種整體與多元之對立的具體內容。」 ( 4 ) 顯然，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教導我們，不要把自己局限於事物的任何單一的方面，因為全球化的過程始終是與另一種力量並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進程中，時而全球化顯得強大有力，時而本土化又從另一方面制約了它的權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實到某個特定的本土情境是無法實現的。也就是說，用以解決這種悖論的也許是一種妥協和變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這樣，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終處於發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現象，那麼我首先將其視為一個遠遠早於 2 0 世紀的漫長過程。在這方面，重讀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論述將有助於我們深刻地認識全球化過程的起源及發展。按照馬恩的論述，美洲的發現無疑開啟了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展的過程，而伴隨這一過程而來的則是旅行中的資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發展到 2 0 世紀後半葉便進入了其高潮。這不僅為物質生產所證明，同時也為文化生產所印證：「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 5 ) 按照我的理解，這里所說的「世界文學」絕不是指一種單一的具有趨同性的文學，而是一種代表著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進文學發展的方向，也即歌德當年理想中的一種跨越國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學。與經濟領域內的情況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絕不意味著只有一種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種既有其共通性同時又有著多元發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徵。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學」有著某種共通之處，但是馬恩所謂之的「世界文學」之含義則更廣，它甚至可用於電影生產和發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們在讀了馬恩的上述這段話後便清楚地明白，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至少涉及了我們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個問題： ( 1 ) 經濟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從西方向東方的運動規律； ( 2 ) 由資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來的資本的積累和擴張所導致的國際勞動分工； ( 3 ) 跨國資本化的出現，資金的流動以及跨國公司的應運而生； ( 4 ) 由物質生產所激發的精神文化生產以及世界文學的誕生。尤其是第四個問題與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生產及研究密切相關。因此，不管我們討論經濟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們都不得不看到這二者之間內在的關聯以及從馬克思主義的教義中產生出的一些靈感和理論資源。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當時的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不可能直接地討論（經濟上的）全球化與（文化）生產以及審美表現之間的關系，更不可能預示 2 0 世紀後半葉全球化進程的最新發展，但是他們實際上卻已經觸及到了這一事實，即精神文化生產的全球趨向也是由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既然電影工業更加受制於市場經濟的法則和以跨國公司為其重要標志的全球化，那麼當我們討論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電影時，我們首先應該想到全球化這一幽靈所可能導致的影響。我們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時帶來文化趨同性和文化多樣性，而且後者的特徵更加明顯。盡管我本人並不贊成那種「趨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當代文化中出現的越來越明顯的趨同特徵：強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來越向處於弱勢的（第三世界）文化滲透，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美國電影產業在中國市場的大舉入侵和強有力滲透。顯然，文化傳播始終依循了這樣的規則：強勢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總是影響著弱勢文化的發展。但有時也會出現逆向運動的現象，這一點尤其可以在這兩個例子中見出：張藝謀執導的《英雄》同時在中國本土和海外的大獲成功，以及中國旅加作家貝拉的小說《 9 . 1 1 生死婚禮》（現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萬美元的天價被好萊塢大導演卡梅隆買斷電影改編權。 ( 6 ) 因此正如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在談到全球化與文化的內在聯系時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傳播學的概念，它依次遮蓋並傳播了文化或經濟的含義。我們感覺到，在當今世界存在著一些既濃縮同時又擴散的傳播網路，這些網路一方面是各種傳播技術的明顯更新帶來的成果，另一方面則是世界各國，或至少是它們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趨壯大的現代化程度的基礎，其中也包括這些技術的移植。」 ( 7 ) 作為當今極少數在文學研究和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研究領域內著述甚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的上述文字實際上提醒我們，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傳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兩部分，我將分別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走過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所處的現狀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們的文化知識對策。改革時代中國電影的文化反思在當今時代，那些高級的文化藝術產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費品，甚至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費的文化產品：無節制的復制、模擬和戲仿、增殖甚至大宗製作等均取代了現代主義時代對文化藝術產品的精雕細琢，平面的人物描寫取代了對人物深層心理的細致描寫，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結構取代了現代主義藝術的深度結構，等等。這一切狀況的出現都表明，文學藝術的現代主義精神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同時這些症狀也引起了一切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化學者和理論家們的密切關注，但是他們的擔憂絕不應當是對之抱一種敵視的態度，而應當正視這些復雜的現象以便從理論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對之進行分析闡釋。通過這些分析和闡釋也許可以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對策。雖然電影也屬於大眾文化的范疇，並且曾對精英文化和文學形成有力的挑戰，但是它卻無法擺脫有著更廣大受眾的電視業和最近崛起的網路文化的更為有力的挑戰和威脅，因為後二者無疑有著更為廣大的市場。在討論中國當代電影的走向時，我們很容易想到曾經對電影批評家和文化研究者有著極大誘惑力的關於「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問題的爭論。我這里首先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經歷的繁榮時代作一文化反思，因為我認為這可以幫助我們從更深廣的意義上來理解當今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所遭遇到的挑戰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們感到振奮的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即在近二十年裡，中國電影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而率先與國際接軌：中國電影在著名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一個又一個大獎，在某種程度上圓了不少中國文化人和電影人試圖「與世界接軌」的夢想。這一方面給那些導演和明星們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但另一方面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和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毫無疑問，一種意見認為，這些電影節和電影獎是由西方電影界所操縱的，帶有強烈的「東方主義」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國電影的獲獎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中國文化和電影的「殖民化」進程。在這些學者看來，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國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詞。他們頑固地堅持某種本土主義的立場，排斥任何形式的外來影響，或更具體地說來，拒斥來自西方國家的影響，以便實現中國電影的「非殖民化」目標。一方面，他們指責張藝謀、陳凱歌等有著強烈先鋒意識的導演們蓄意歪曲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使其以一個「他者」的面目出現在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中，以達到討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們看來，毫不奇怪，這些電影並非憑借其自身獨特的美學價值和高超的藝術手法而獲得西方大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對中國人的歪曲描寫迎合了西方觀眾和評獎委員們對東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們基於本土主義的立場試圖發起反對中國電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爭。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的獲獎標志著其最終得到了國際同行和權威機構的認可，中國電影終於先於文學而走向世界了，這應該被視為一個良好的開端，它不僅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時也有助於中國電影業在市場經濟的不利環境下的發展和繁榮。我雖然比較傾向於後一種觀點，但認為有必要從一些具體的電影文本的分析出發來從理論上消解本土主義與全球主義的二元對立。從理論上來看，本土主義者旨在保護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來影響，這在已經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國的當代中國無疑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一直在實行改革開放和擴大對外交流。在這樣一種大的氛圍下，我們無法擺脫外來影響，因為就文化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性而言，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在國際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包括電影和大眾文化產品，也在不斷地影響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義便改頭換面成為另一種新的形式：大肆攻擊所謂的「文化殖民主義」，試圖通過弘揚本民族文化的精神來對抗全球化時代的新殖民主義滲透和入侵。既然電影是從西方引進的一種集現代技術與藝術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那麼在中國的電影理論批評領域翻譯介紹當代西方最新批評理論思潮也往往早於文學領域對西方理論思潮的引進。 ( 8 ) 年輕的電影導演或批評家對西方學術理論界正在進行的研究之興趣往往大於對中國批評理論界所討論的問題。盡管在中國的文化學術界始終有著關於中國電影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的爭論，但我仍認為從一種後殖民的理論視角對這種獨特的現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誠然，自上世紀 8 0 年代以來，當中國向世界再次打開國門實行經濟改革時，各種西方批評理論和文化思潮，特別是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自然蜂擁而至，首先對作家藝術家的創作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 9 ) 這種影響雖曾經歷過與藝術家的互動，並打上了後者對之的有意識誤讀甚至創造性建構的色彩，但最終還是形成了與西方原體有著種種差異的不同變體。在此我僅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這些電影導演是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自己從西方理論中獲取的靈感糅合進自己的電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後期名噪一時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獲得金熊獎一例就有著種種電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來，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西方的理論批評風尚不無關系。這部根據莫言同名小說改變的電影在創作和生產之時正值「尼采熱」在中國文化界再度興起之日。電影中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了一種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歡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場面，一切寧靜和和諧的秩序都被破壞了。這顯然在滲透了某種「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國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確實，對尼採的重新發現福柯等後結構主義者的一大貢獻，因為在西方，經歷了後工業文明的洗禮，人們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種消除人為痕跡的自然的素樸感，而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電影中那一大片帶有象徵意義的高粱地里。另一部獲獎影片《菊豆》是根據劉恆的中篇小說《伏羲伏羲》改編的，小說原來的目的是再現一種帶有傳統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會之特徵的俄狄浦斯情結的中國變體，而到了影片《菊豆》中，這種俄狄浦斯情結的變體則摻進了某種拉康式的女權主義新精神分析學成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演的無意識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當時西方批評風尚嬗變的影響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對「男性中心」意識的反叛和對現存世界的消解導致了另一個「他者」的誕生：以菊豆為中心人物的一個「女性中心」世界。而楊天白的先後殺死自己的兩個父親則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這一點正好與後現代主義的反等級制度之嘗試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學以及被壓抑的邊緣話語所採取的「非邊緣化」策略相吻合。因此這部電影在西方觀眾和學者中頗受歡迎並被頻繁討論就不足為奇了。根據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改編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刻意渲染了一種對西方觀眾來說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儀式：燈籠的摘掛意味著男主人公將進入某個「太太」的閨房，頗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徵意味。當然，對這種虛構的「偽民俗」國內雖有學者作了強烈的抨擊，但這一現象本身卻使得西方觀眾對東方、東方文化以及東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無意，影片中的這一描寫最終還是滿足了他們的獵奇心理。如果我們將這些電影文本化的話，我們不難發現，政治背景的淡化無疑印證了詹姆遜所宣稱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學文本都可當作其民族寓言來閱讀的說法。陳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也帶有這種民族寓言之色彩，由於影片中過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陸被禁演，但在海外卻異常紅火。 ( 1 0 ) 在姜文執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導演幾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後現代技法，諸如無選擇性描寫、拼貼、戲仿、反諷等，甚至包括一種德勒茲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像，試圖創造一個全球化時代後現代藝術的東方變體。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對中國的文革場面的戲仿式再現更是召喚了人們對那種無政府狂歡情景的記憶，而與此同時對諸如性和政治等問題的調侃則給普通觀眾以某種近似荒誕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對一種平實素樸氛圍的追求和對現代主義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對立的消解則使得這部電影與所有受過教育的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相吻合。綜上所析，這些拍攝精美、象徵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觀眾的歡迎並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應當承認，張藝謀和陳凱歌等導演未必曾意識到西方批評風尚的嬗變，更談不上有意識地以（中國的）第三世界經驗來實踐（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論了。因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這些藝術家有意識地誤讀西方理論並將其應用於歪曲中國的現實倒是從另一方面過高地估計了他們的理論修養，因為我認為，他們對西方理論的理解和誤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作為東方藝術家所特有的藝術直覺，這一直覺使他們敏銳地感覺到藝術風尚和批評標準的嬗變，為了獲得國際大獎必須拿出自己的獨特產品，使得（以西方佔主導的）電影節評委覺得他們的作品既不流於重復，又帶有西方人無法獲取到的一些東方民族特有的東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謂之的「介於二者之間」 ( i n b e t w e e n ) ，因為只有這種產生於二者之間並能夠互動的東西才具有獨創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產生於中國本土的東西，同時又能在經過來自西方的藝術形式包裝之後同時與這二者進行對話。這不僅是張、陳等中國藝術家能獲得成功的奧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識分子和後殖民理論家獲得成功的必經之路。不看到這一隱於表面現象之背後的復雜因素而一味指責這些導演，就不可能對他們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評價。無論如何，雖然這些充滿異國情調的場景從後殖民理論的角度來看包含有明顯的東方主義色彩，但這些中國電影獲得國際大獎至少使中國文化和藝術更為世人所知。本土主義的因素無法擺脫與全球主義的融合甚至混雜而產生出某種「不東不西」的第三者。我們誰都無法否認，在全球化的時代，所謂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馬克思主義、現代性和後現代主義等西方的理論思潮經過不同的學派的闡釋也變得「本土化」了。因此，鑒於全球化時代的民族 - 國家之疆界變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義」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這樣的術語來解釋這一現象也許是比較合適的。民族的身份認同也是如此，在當今時代，原有的一種（固定的）身份已經裂變為（可以建構的）多重身份和多種文化認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經越過了許多學科之界限，涉及種族、階級以及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中的多重交織這些問題，以及種族和區域研究中的後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性互動這類問題。這種相互交織的現象為新的理論和不同身份的話語的接合和討論提供了激烈論爭的場所。」 ( 1 1 ) 雖然這些中國電影依循的是好萊塢的創作和生產模式，但它們所描寫的情節和展現這些故事的方式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本土的東西。也就是說，全球化若不定位於特定的文化語境是無法實現的。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張藝謀和陳凱歌等有意地討好西方觀眾而獲得了眾多國際大獎的話，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他們的眾多追隨者不像他們那樣在國際影壇倍受青睞呢？這個問題確實難以回答，但在我看來，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全球化的來臨，國際社會和中國的交流變得越來越方便了，中國本身也越來越開放了，因此中國電影導演們的創新意識也越來越緊迫了，再重復那些老的東西已不僅不再能吸引域外觀眾，甚至還會失去更多的本土觀眾。這就是為什麼近幾年來中國電影頗不景氣以及大批觀眾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對文化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他們將採取何種對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將簡略地描述一下中國當代電影的現狀。 2 1 世紀中國電影的「全球化」戰略顯然，正如我所簡略描述的那樣，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以及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