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全球視野下如何看待中華文明和域外文化的關系
自古以來，中華文化對中國周邊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相對獨立的中華文化圈、儒家文化圈，這一地區除了中國，還包括日本、朝鮮、韓國、越南等地。
中華文化也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文化，以及科舉制度、四大發明、航海造船等等，是歐洲近代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源泉。
當今世界,隨著經濟全球化、信息網路化的迅猛發展,文化開放不可避免。以加入世貿組織為標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新階段,對外文化交流進一步加強,這既為我們更好地學習、借鑒世界優秀文化成果,推動我國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有利條件,也使我們面臨國際文化競爭和思想文化滲透的巨大壓力。面對更加開放的國際環境和日趨激烈的國際文化競爭,確立並發揮我們的文化優勢,形成與我國國際地位相一致的文化實力和文化影響力,迫切需要我們進一步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增強文化競爭力,積極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弘揚民族優秀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就要不斷推進文化創新,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能為外國受眾接受的文化產品和知名品牌。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為我們留下了豐厚的文化資源。但是,文化資源的優勢並不能自然而然地轉化為文化競爭的優勢。民族文化的競爭力,既建立在豐厚的文化底蘊之上,更在於結合時代要求,深入挖掘傳統文化的豐富資源和深刻內涵,不斷加以創新,推出更多富有民族特色、富有時代色彩的文化產品,打造民族文化品牌。要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運用產業的方式使傳統文化資源得到充分開發和利用。要藉助現代高新技術手段,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保護民族文化瑰寶,更好地展示中華民族文化的獨特魅力。要研究不同國家和民族對我國文化了解和需求的不同特點,研究國外受眾的思維習慣和接受方式,有針對性地推出文化特色鮮明、受外國人歡迎的中國文化產品,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盡快扭轉在國際貿易中我國文化產品嚴重逆差的狀況。
2、中國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
這里有6000字左右，都是講中國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的，我不知道你論文的側重點和用途，所以你自己針對資料來取捨整理好了，材料肯定夠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進行的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安排的內容為「經濟全球化趨勢與當前國際貿易發展的新特點」。本次學習安排的時間，恰在中美歐紡織品爭端高潮迭起之際，因而格外引人注目。胡錦濤總書記在主持這次學習時的講話，透出中國高層在當前國際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下，把掌握國際競爭主動權的能力提高到了一個更高的戰略層面。
當前的時局及特點
中國迅猛發展得益於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同時也受惠於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徵。隨著當代科技革命的發展，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都不可避免的被納入到全球經濟體系之中。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國際分工的大發展、世界經濟結構的大調整及產業的大轉移和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大流動，提高了經濟增長的效率，實現了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和發展空間的最大化；但也導致國際競爭空前激烈，同時對產業安全、金融安全等提出了許多新的挑戰。如何正確認識和應對經濟全球化已成為擺在世界各國面前帶有普遍性的難題。
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的發展正面臨急劇變化的、越來越復雜的國內外新形勢，到了一個關鍵點。
在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陳向陽博士看來，中央強調要掌握國際競爭中的主動權、要求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是有著深刻國內和國際背景的。
從國內的角度看，首先，是繼續維護與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需要。21世紀頭20年為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時至今日，20年已過去了近1／4，時不我待，只爭朝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依然任重道遠；
其二，明年即將開始實施「十一·五」發展規劃，中國正在進入改革攻堅階段。要在確保穩定的前提下深化改革並加快發展，可謂是世界性難題。而對外開放與外經貿作為推動中國發展的輪子之一，必將為「十一·五」規劃的順利實施提供巨大促進作用。
從國際形勢看，中國崛起勢頭正猛，引起國際輿論紛紛聚焦中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空前關注中國，專門花了一周時間報道中國的方方面面；美國《新聞周刊》以「中國世紀」為題登出中國專輯；《財富》雜志「全球論壇」三度光臨中國；國際問題權威人士更是頻發言論，高談中國的發展正在導致國際權勢的重新轉移……
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博士生導師、南開大學全球問題研究所所長、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員龐中英教授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
3、「國學」何以「為體」 「西學」如何「為用」——淺談「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哲學的定位與創新
此時此刻，我們重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似乎老得掉牙、土得掉渣的舊題目，顯然是一件「大煞風景」的不合時宜之舉。然而，如果我們能夠去除先入為主的成見，平心靜氣地重新審視及思考這個題目，即不難發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所提出的如何處理中西文化相互關系以及如何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學術問題，經過百餘年的學術爭論及思想斗爭，在今天的中國不僅沒有得到切實的答案，而且仍然是造成中國社會實現現代化進程中諸多深層結構性困難的根本原因。此一無法迴避的歷史問題在今天全球化大潮日益泛濫的緊迫形勢之下顯得更為尖銳，並已經成為亟須得到根本性解決的時代問題。
關於此一問題的歷史淵源及其發展，學界早有詳盡的考證和研究。然而，我們首先認為，「西學」之「體」並非什麼民主自由政制和法律教育體系，而是決定西方文明面貌及走向的西方哲學；同樣，「中學」之「體」亦並非什麼儒家道統及君主政制，而是維系中國文明及社會數千年於一統的中國哲學。在這里，筆者嘗試重返自嚴復至梁漱溟的傳統研究視界，徑直從中西之「學」這兩者的思想及哲學內核的相互比照著手，進而重新闡述「中學」必須「為體」，「西學」應該「為用」的論題。當然，此一論題實在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涉及廣泛的學術題目，沒有數十萬字以上的專著根本不可能全面地說清道明。因此，筆者這篇小文章肯定會掛一漏萬，錯失謬誤所在多有，尚祈讀者諸君抱持寬大為懷之念一覽，更望有以教之。a
一、「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及其成因
當前，人類所身處的這個以「經濟一體化」及「社會信息化」為表徵的全球化時代，並非偶然地在一夜之間出現的，而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許多中外學者指出，始於1492年的「地理大發現」運動拉開了「全球化」的歷史帷幕。在此一運動之前，由於分隔著廣袤的陸地及浩瀚的海洋，分布於世界各大洲的各個人類古文明無法進行有組織的直接交往，基本上是處於不相聞問、各自發展的獨立狀態。以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明之間由於巨大的地理障礙及科技水平的局限，始終無法展開連續的、全面的直接交流。而於中世紀時期興起的阿拉伯文明由於地處歐亞非大陸的交匯點，通過經貿來往為中西文化交流架設了一條狹窄的「海橋」，並打開了一扇小窗口。但發生於十二、十三世紀史無前例的、橫跨歐亞大陸的多次「蒙古西征」卻在無意之中為東西方兩大文明的交流開辟了一條寬闊的「陸橋」，由此傳入西方的中國古文明成果更對以後的世界歷史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哥倫布在追求「東方財富」的利慾驅動下意外地「發現」了美洲大陸，刺激著後來者終於實現了環球航行，標志著「全球化」時代的開端。新大陸的發現與環球航行的成功及其所帶來的豐厚成果又極大地刺激了西方思想文化本身早已潛藏著的實用主義和個人主義本質，因此，以「恢復」古希臘文明為號召的「文藝復興」運動應運而生。建立在早期資本主義物質基礎之上的「文藝復興」運動一方面高舉人文主義的大旗強烈地沖擊著封建貴族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極大地推動著西方科技不斷地向前發展。進入十八、十九世紀的殖民帝國主義時期，西方文明已經充滿自信地以「世界主人」自居（如英國號稱「日不落帝國」）。然而進入復雜多變的二十世紀後，人類歷史的發展卻意外地呈現出混亂而又矛盾的面貌。
一方面，自黑格爾身後，西方哲學便不再產生能夠建立形而上學經典體系的世界級大師。隨著尼采「上帝已死」的哀鳴，尤其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思想界突然發現自己的終極信仰徹底破產，只好龜縮在分析哲學的「象牙塔」以及存在主義的「小貝殼」里自慰度日。而同樣出自西方哲學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本來頗有成為人類思想指導原則的發展前景，可惜的是同樣無法突破西方哲學在形而上學方面的先天局限，由於其自身形上理論的闕如和意識形態的硬傷，使得西方人自己都無法全盤接受，反而在資本主義世界以外卻獲得了意外的成就，更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指導原則。另一方面，西方科技卻仍然遵循其自身的發展軌跡一往無前地突飛猛進，推動著西方工業在短短一百年裡連續跨越了機械時代和電子時代並已全面進入信息時代。在科學基礎理論方面，西方各國大師輩出，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到普郎克首倡的量子力學再到高能物理學領域的基本粒子學說，無一不在世界范圍內取得了壓倒性的領先地位。同時，在政治經濟領域，則推動著西方社會從自由競爭的工業資本主義階段轉向政府與財團主導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冷戰結束後，更促使美國進入追求及維護單極全球霸權的帝國資本主義階段。至此，所謂「全球化」進入了高潮的一幕。
二、西方文明無法突破時代困局的深層原因
兩相對比之下，我們可以發現，現代西方思想與現代西方科技的發展現狀竟然出現了侏儒和巨人同處一室的有趣場面。西方國家憑借其「巨人」般的科技基礎建立了「令人生畏」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意圖以此主宰世界；但其「侏儒」般的思想理論卻又每每無法調和世界范圍之內的各種矛盾，甚至令其一再在世人面前出乖露醜。當前，已經取得全球霸權地位的美國自然毋庸置疑地成為西方文明的代表，因此她本應利用自身龐大的國家實力秉持其一貫提倡的「平等博愛，民主自由」的立國原則，推己及人地致力於世界和平事業以及人類發展規劃，則不僅事事得心應手，為世界各國人民所共仰，更能為美國自身的長遠發展奠定萬世不易的堅實根基。然而美國的統治階層不但意不及此，反而繼續奉行等而下之的「弱肉強食」叢林法則，意圖藉此建立「絕對安全」的絕對霸權。換言之，美國將自我吹捧為普世原則的，並依仗強大實力在世界范圍內大力推行的美式「民主自由」，其實質不過是推行其全球霸權的政治工具而已。此一行徑連基本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原則都尚未達到，更遑論超越了。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美國身上，恰恰集中地體現了西方文明的巨大優點及其致命缺點。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西方文明內部存在如此鮮明的優缺點兼具的特徵呢？
我們認為，西方文明至今仍然無法突破自二次大戰以來的發展「困局」，其深層根源不在於科技的高度發達，亦不在於某些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本質」，而是淵源於西方哲學自身獨特的理論內核。眾所周知，在「文藝復興」時期之後蓬勃發展的西方古典哲學並非建立於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之上，而是遠奉古希臘時期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哲學為祖。因此，成中英教授在《論中西哲學精神》一書里精闢地指出，「西方哲學可說是從一開始就有知識的取向，希臘人素來就對知識理性執著地追求。知識理性與方法意識密切相連，於是就從求知導致對方法的尋求」。「從總體來看，西方哲學方法的核心是『理性』的建構方法。理性本身是求分的，經常『援理以釋性』，往往知分而不知合」（1）。
在古希臘哲學發展前期，哲學家們的興趣主要集中在研究「世界本原」方面。但到了蘇格拉底提出「認識你自己」的著名觀點後，整個古希臘哲學的發展便產生了方向性的轉變。柏拉圖繼而提出了將追求心靈內在原則與德性的一般定義客觀化的「理念論」，首次確立了西方哲學的唯心世界觀；又提出了注重「知性分析」的「辯證法」以及「至善的造物主創造世界」的「宇宙原型說」。而古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亞里士多德，又提出了「第一推動者」的概念，並首次將「哲學」確立為一門研究「實體」（亦即『世界的本質』）的獨立學科，更建立了物理學、天文學、動物學等實證學科門類，為西方哲學打上了深刻的「科學」印記。
可以說，古希臘哲學基本上決定了西方哲學既注重知識理性又固守唯心理念的發展路向和思想面貌，其實質就是從「人」自身的視角及立場觀察和研究整個世界（自人觀天）。注重「知識理性」的結果必然推動著科學技術的研究及應用，亦潛藏了誘導實用主義及個人主義的深層因素；固守「唯心理念」以及將「本體（神）」人格化的結果則必然導致宗教盛行及破壞自然（天人對立）。故此，從西方哲學的歷史發展來看，其後的笛卡兒（心物二元）、康德（知識架構）、黑格爾（精神本質）這些能夠自成系統的西方哲學家基本上都沿襲了古希臘哲學的發展方向，並構成了西方古典哲學的主要內容。但他們並未能突破及超越古希臘哲學在形而上學領域的先天局限，反而是在充實發展古希臘哲學理論體系的同時又大為加強了西方哲學的這種先天局限，以致今天的西方哲學後繼者陷於此一困局而無法自拔。
質言之，「西學」之「體」存在著方向性的錯誤，而「用」則得到了正確的發展。正是在西方哲學注重知識理性的方法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方科學技術戳破了西方哲學的唯心世界觀，導致了西方思想終極信仰的破產，並至今難以修復。因此，西方文明「體」「用」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造成了今天西方科技高度發達而西方哲學卻「萎靡不振」的時代特色。同時，盛行於西方社會里將「個性解放」推到極致的極端利己個人主義，其實質是放縱了人性的負面因素，大大加深了西方文明當前所遭遇到的時代危機。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哲學的定位
與西方文明主動追求「全球化」截然相反的是，中國文化是被動地捲入「全球化」的。六百年前的「鄭和下西洋」表明，歷史的幸運女神其實是首先眷顧中國人的。可惜，謹守從「地大物博」之中孕育出來的中華道統的「天朝上國」極其「大方」地將這個歷史機遇拱手讓給了西方。「由於中國哲學在早期往往過分強調整體經驗，乃往往陷於知合而不知分之弊，更由此疏於掌握部分，分析條理；並以為，只要抓住了整體，在整體的基礎上不變不動，就可以求得安穩平衡。這顯然就是一偏之見了」（2）。
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開始採取強制手段意圖將中國完全納入由西方主導的「經濟一體化」體制之內，導致中國社會遭逢前所未有的、內外交困的種種生存危機，促使中國知識分子努力地為中國文明尋找歷史的出路。這種努力可分為三個歷史階段。其一，從龔自珍、林則徐開始，到魏源寫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海國圖志》，再到馮桂芬、王韜、鄭觀應提出的「中體西用」思想被寫進光緒帝的「詔定國是」之中，而張之洞的《勸學篇》則標志著傳統的「中體西用」思想發展到了歷史的頂峰。其二，寫出《天演論》的嚴復首倡「全盤西化」的先聲，指出中國文化必須全面學習西方文明成果，後繼的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更發起了「新文化運動」，明確號召揚棄中國傳統文化，全面引入西方的 「民主」與「科學」；與此同時，辜鴻銘、梁漱溟兩位「文化異人」卻反「新文化」之道而行，認為應該是「唯器」的西方文化向「全道」的中國文化學習，加上樑啟超在《歐游心影錄》里所提出的「科學萬能破產論」以及後來的「十教授書」派，此類學說均被冠以「民粹主義」或「文化保守派」的帽子飽受各方批判。其三，走過一段因戰爭及政治運動而造成的學術空白，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李澤厚又提出了「西體中用」論，主張「把『西體』『用』到中國」，雖然其觀點及理論仍然顯得有些模糊不清和游移不定，但亦可算是為中國現代化發展提供了一種具有針對性的新思路。
我們認為，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提出的上述思想主張，目的都是要為中國文明及社會的存亡接續探求一條合理的、正確的發展道路。但是，經過整整一個世紀的歷史發展和實踐檢驗，我們的反思不能再僅僅追循這些主張或爭論本身的思路來進行，而應該重返「中」、「西」、「體」、「用」這幾個基本概念，首先確認什麼是「中學」的「體」和「用」？什麼又是「西學」的「體」和「用」？
傳統的「中體西用」論所要維護的「體」顯然是指儒家綱常倫理及君主專制政體。張之洞所著的《勸學篇》有雲，「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因此，傳統的「中體西用」論顯然不能適應歷史潮流的發展以及滿足中國現代化的要求。「全盤西化」論以及「新文化運動」雖然適時地切合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啟蒙需要，亦對其後的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因其自身難以避免的時代局限及強烈的「矯枉過正」的文學功用，以致不僅無法為「中學」確定一個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體」，反而無意中將中國現代化發展引到了一個錯誤的歷史路向。也許是有意修正並接續「全盤西化」論，李澤厚的「西體中用」論將「社會存在、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日常生活、現代科技、政治體制、觀念文化」等等全部塞進其所主張的「體」之中。如此一來，通過上述各個領域的簡單類比，普羅大眾當然是認為「中」不如「西」，因此，順理成章地就可得出必須以「西學」為「體」而以「中學」為「用」的結論。筆者認為，李澤厚魚目混珠地「以末充本」的「西體中用」論是以更為無理和野蠻的偽學術手段來推行「全盤西化」，尤其可悲的是，近十餘年的中國社會發展卻基本上是對此一理論的實踐。
經過大半個世紀的歷史檢驗，我們驚奇地發現，那些曾經被打成是「逆天下潮流而動」的「腐儒之說」在今天看來竟有如「先知的預言」。精通九種外語的辜鴻銘在英國小說家毛姆面前指斥，「你們喜歡機關槍，你們也將被機關槍判決」；「故諸君（指西方人）當棄其錯誤之世界觀，而採用中國之世界觀」；他更以流暢明達的外文向西方國家譯介了大量的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在歐洲各國贏得了崇高的學術聲譽，被視作東方文化的代表人物。而早年學佛的梁漱溟卻一折入儒，敏銳地從文化哲學角度指出了西方現代社會因物質生活導致精神異化所帶來的困惑、苦惱、失落等情感問題，在國內學界一片打倒傳統及擁抱西方的吶喊聲中，振聾發聵地發出了「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3）的呼聲。
然而，辜、梁等人雖然指出了「中學」高於「西學」的事實，但因其無法超越的時代局限，將儒家學說定為「中學」之「體」則是錯誤的。質言之，同樣由於時代局限的原因，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既未能正確地認識到「西學」之「體」，亦未能正確地探尋到「中學」之「體」。那麼，究竟什麼樣的學說才是「中學」之「體」呢？我們認為，中國文化的核心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的核心則是道儒墨三家思想與易經哲學的有機綜合，而中國哲學思想的核心范疇就是一個字——「道」！換言之，道家思想正是「中學」之「體」。
四、當代中國哲學的創新與建構
首先聲明一點，將道家思想確立為高於「西學」的「中學」之「體」，絕非出於「狹隘民族感情」以及「文化本位意識」，而是筆者通過自身對中西哲學長期的學習、研究與比較所得出的結論。其次，不論古今中外，任何完備的哲學體系均以宇宙論及本體論為思想基礎和核心理論，任何缺乏形而上學的哲學大廈只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必然會產生傾斜甚至倒塌。而在中國古代哲學里，惟有道家哲學具備最早的、也是最完善的宇宙論及本體論，這早已是一個為學術界所公認的事實。此外，以道家思想作為中國哲學「主幹」的觀點，早有古代及現代學者提倡此一學說，當代學者則以原任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的陳鼓應先生鼓吹最力。
關於「道」作為中國哲學最為重要的哲學范疇，中外學術界早有大量的研究及闡述，在這里，筆者只想簡明扼要地談談個人的一點體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是老子在《道德經》里對「道」作為宇宙本體的經典表述。過去，囿於科技水平所限，人類對宇宙及自然的哲學探索除了通過最基本的感性觀察外，在很大程度上還需要藉助抽象思維來進行或完成。因此，所有涉及宇宙本體及物質存在的「玄思」往往只能歸於「各持己見」的結果，而無法進行有效的、令人信服的科學實證檢驗（當然，人們還是會根據一般經驗選擇那些最為大眾所接受的理論作為指導原則）。然而，到了現當代，隨著相對論、量子力學的建立，西方科技在高能物理學以及高能天文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大大拓展了人類在宏觀及微觀兩個世界裡的視野。即使僅在現有成果的基礎上，我們驚奇地發現，當代最先進、最尖端的科學所遵循的原理及揭示的結果竟然是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范疇相通及互證的！
美國理論物理學家、系統論專家卡普拉（F·Capra）在1976年出版的《物理學之「道」》一書里指出，「在最近的階段上，西方科學終於開始克服這種觀念（指與東方哲學對立的傳統觀念）而返回早期希臘哲學和東方哲學的宇宙觀上來。然而，這一次它已不僅依靠直覺，而且還依靠高度精確和復雜的實驗，以及嚴格而一致的數學表達方式」。據劉笑敢的研究所得，老莊的「道」作為「宇宙本根」的「客觀的實在」，是產生天地萬物，並決定其存在及發展的世界「總根源」、「總根據」和「總規律」，因此具有「絕對性」、「永恆性」、「超越性」、「普遍性」、「無差別性」及「無目的性」（4）。而在現代高能物理學及高能天文學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如波粒二象性、薛定諤方程、海森堡測不準定理、哈勃紅移、大爆炸宇宙模型理論、宇宙背景射線等等都無一例外地證明，在古今中外眾多的宇宙本體及起源學說里，所有人格化的大小神祗、宗教化的造物主以及理念化的主客觀「實體」都毋庸置疑地被否決，惟有早就超越宗教意識及人類意志的、最接近世界本原狀態的「道體」學說，才最大限度地符合上述科學原理及科技成果的實證檢驗（關於此一觀點的詳細論證，因本文體裁所限而無法展開，筆者將另行撰文專述）。
《易傳》有雲，「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當前的人類文明成果表明，近百年來高度發達的西方科技（「器」、「用」）驗證及擴充了二千多年前高度發達的中國哲學（「道」、「體」）。我們認為，正是由於西方哲學在形而上學方面的缺陷導致西方文明偏重科學及知識的研究與應用，並促使西方科技發展到了今天的高度；而由於中國哲學里高度發達的「道體」學說使得中國文化偏重形而上學而壓抑了方法論的研究和應用（道儒兩家均不提倡「智術」），導致兩千年來中國的科學技術一直得不到應有的支持和發展，以致後繼學人無從依循有效途徑去了解「道」的真義而不得不承襲原已得到極高成就的舊說。質言之，歷史上的各家中國哲學流派囿於歷史條件所限，故而一直無法正確理解中國哲學核心理論的真正面目以及功用；今天我們只有藉助西方科技成果（「用」）才能有效地理解「道」（「體」）的本義（一個具有絕對整體性、無限包容性及自我創生能力的「道」），亦即只有「天人合一」的「道」才能包容、利用自命「人定勝天」的「器」（以道制器）。尤其需要著重指出的是，當今人類社會在思想、政治、文化、藝術等各個重大領域均遭遇到深重的發展危機。筆者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危機，則必須利用當代科學的最新成果及現代哲學的理論工具建立一整套全新理念的宇宙論及本體論；而放眼全部人類文明體系，能夠貫通中西文化、融會哲學科學的理論母體只能是——「道」。有言至此，相信讀者亦能基本了解筆者所持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張的來龍去脈了。
我們認為，應該在道家宇宙論、本體論及認識論的基礎上，大力拓展出適應當代人類社會發展需求的道家人生觀及方法論；亦應大力開展對蘊含豐富「對立與統一」唯物辯證法的儒家中庸思想的研究與應用，並將之提升至與孔孟仁學相齊的高度；墨家思想自秦末至今已中絕兩千餘年，自清朝畢沅及孫詒讓相繼為之作注始，後經梁啟超、胡適兩人的大力研究和呼籲，提倡「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的墨學才在中國思想史上得到了應有的地位，但對其學說理論的研究及應用遠未達到與其學術思想價值相等的高度。而易經哲學的情況則較為特殊，《易經》經文的形成比道儒墨諸家學說都要早得多，其思想理論實質正是中華民族遠祖先人與自然相處相爭的生活、經驗、價值和智慧的總結，也就是中國文化的起源，此後的道儒兩家均對其作出了大量的研究及應用（正因為如此才無法將易經哲學簡單化地歸並進道儒任何一家），甚至還以此發展出中國最具影響的本土宗教——道教。因此，筆者主張將易經哲學及其繁衍思想學說（陰陽五行學說及道教思想）單列為一個獨立的哲學派別，以榷清中國哲學思想源流。
當然，確立了新式「中體西用」論的認識，我們仍未能認為就此可以完成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使命。當年馬克思、恩格斯兩人正是在大量研究、掌握及借鑒西方工業革命科學成果的基礎上才能對西方古典哲學作出歷史的總結，並於此一基礎上進而創造了推動人類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體系。因此，中國哲學及文化有必要在「中學為體」的認識基礎上再進行一番「西學為用」的重建與創新。質言之，「以西方哲學來分析和批評中國哲學的終極目的，是使中國哲學也能夠去分析和批評西方哲學；使中國哲學能夠接受西方哲學的挑戰而作出反省和回應。這種轉化不僅促進了中國哲學的再生和發展，也促進了人類的哲學理性的再生和發展，並使人類面臨的各種現實的問題（不論個人的、社會的、乃至全世界的；在文化上或科學上，價值上或知識上）都產生新的突破，同時，也使哲學在人類文化活動中扮演積極而重要的角色」（5）。經過如此一番解構及創建，中國哲學及文化即能以充滿自信的、煥然一新的面貌與世界各國及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展開全面而廣泛的交流，並於此一基礎上創建一個能夠對人類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球化秩序作出較大貢獻的中國思想文化體系。
結 語李慎之先生曾經提出，「以全球化的普遍規律為『體』，以中國特色為『用』」。我們認為，只有在確立「中學為體」的認識基礎上，中國才能真正地掌握及駕御「全球化的普遍規律」以為中國早日實現現代化服務。衡諸中國現代的歷史發展及當今實際，現代中國哲學不是飽受戰亂及政治因素的阻礙就是深受盲目崇洋的困擾，而始終難以獨立地、客觀地進行思想以及理論建設。故此，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實際上仍未完成，而且極有必要繼續持久地、深入地開展下去。最後，我們仍以李慎之先生的一句話作結，「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原則上相信，作為中國文化的核心的中國哲學，能夠給當今中國的文化危機和全球的文化危機開出一最好的解救的道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