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涉及了中國嗎?
墨西哥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也產生沖擊作用。由於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其他拉美國家經濟結構與墨西哥相似，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債務沉重、貿易逆差、幣值高估等經濟問題，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首當其沖受影響的是這些國家。由於外國投資者害怕墨西哥金融危機擴展到全拉美國家，紛紛拋售這些國家的股票，引發拉美 股市猛跌。在墨貨幣危機發生的當天，拉美國家的股票指數同墨股票指數一起下滑。其中巴西股票指數下降11.8%，阿根廷下降5.0%，智利下降3.4%。歲昌 1995年1月10日股價指數與1月初相比，巴西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的證券交易所分別下跌9.8%和9.1%，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證券交易所下跌 15%，秘魯利馬證券交易所下跌8.42%，智利證券交易所下跌3.8%。同時拉美國家發行的各種債券價格也出現暴跌。在股市暴跌中，投資者從阿根廷抽走資金16億美元，從巴西抽走資金12.26億美元，相當於外資在巴西投資總額的10%，整個拉美證券市場損失89億美元。
受墨西哥金融危機影響，1995年1月輪雀碼歐洲股市指數下跌1%，遠東指數下跌6.5%，世界股市指數下降1.7%。作為墨西哥鄰國的美國受到巨大沖臘哪擊，美國在墨的200億美元股票就損失了70億美元，加上比索貶值，損失近100億美元
2、對「反全球化」的實質的理解
反全球化運動的實質
一、反全球化運動的興起
作為一種客觀趨勢，作為一種自然歷史進程，全球化尤其是經濟全球化是隨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的。現代科技的進步，先進的交通工具和通訊手段的產生，為全球化尤其是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特別是近10年來，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全球化尤其是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現在，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都不能不受全球化進程的影響。
但是，在人們言必稱「全球化」的今天，在全球化尤其是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推進的今天，卻出現了一個眾多國家、國際組織和世界輿論都高度關注的現象，這就是反全球化運動在世界范圍內的江起。很有意思的是，在當今世界范圍內蓬勃興起的反全球公運動本身也成了一種「全球化」，只不過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全球化。
除了以召開社會論壇的形式抨擊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外，除了頻頻以黑客身份攻擊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官方網站和大型跨國公司以及各種全球性經濟機構組織的網站以發泄自己對當前全球化的不滿情緒之外，反全球化運動採取的主要形式應該說是針對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大型跨國公司及其控制的世界經濟組織的大規模的遊行示威。近幾年來，與經濟問題有關的國際會議開到哪裡，反全球化的抗議者就跟到哪裡。1999年11月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貿易部長會議，2000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2000年2月14日，在泰國首都曼谷召開的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示威者針對的並非貿發會議，而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0年9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舉行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年會，2000年12月，在法國尼斯舉行的歐盟首腦會議，2001年4月，在加拿大最古老的城市魁北克召開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2001年6月，在瑞典哥德堡召開的歐盟峰會，2001年7月，在義大利熱那亞舉行的八國峰會，這些大型會議的會場外到處都是情緒激昂的反西方全球化的抗議人群。一名反全球化示威者在熱那亞八國峰會的會場外被槍殺身亡後，法國總統希拉克當時就說：「如果沒有什麼原因觸動他們的感情和思想，是不可能成千上萬的人跑到這里來遊行示威的。無論對錯，肯定存在某種焦慮、某種困難。對此，我們不可以視而不見。」（覃莉：《他們，反的是什麼？——反全球化運動掃描》，《海外星雲》2001年第24期）的確是我們關注的反全球化運動的時候了，的確是我們反思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的時候了。
在這里有必要指出，正如現代科技進步催生了全球化尤其是經濟全球化一樣，現代科技手段，還有各種非政府組織也極大地促進了反全球化運動的興起。由於最近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反全球化抗議的組織工作因而變得越來越簡捷高效起來了，再加上一些組織主要是非政府組織專門為反全球化的抗議者進行培訓，因此反全球化運動迅速發展起來，聲勢越來越大，從而引起了眾多國家、國際組織和世界輿論的高度關注。
二、反全球化運動興起的緣由
所謂反全球化運動興起的緣由，也就是指人們為什麼要反全球化的問題。人們為什麼要反全球化呢？是因為當今的全球化進程中產生了許多嚴重的問題的尤其是社會問題；是因為隨著當今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前進，世界卻日益分裂化；是因為當今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不能公平對待世界每個國家，不能公平對待世界多數人民；是因為作為客觀趨勢，作為自然歷史進程的全球化如果繼續照此軌跡進行下去，那人類真正的、徹底的解放前途就遙遙無期，人類就會有面臨毀滅的危險。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菲德爾·卡斯特羅在1992年6月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就曾鄭重向與會代表指出：「由於其生存的自然條件迅速不斷地消失，一個重要的生物物種——人——有滅絕的危險。」（菲德爾·卡斯特羅：《全球化與現代資本主義》第14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人們對當今全球化本質的認識日益深刻，人們對當今全球化進程所帶來的災難越來越感到切膚之痛。正是這一系列的原因，人們終於開始行動起來了。於是，我們終於看到，在世界各地，一場場反全球化運動成星火燎原之勢地爆發開來了。
那麼，當今的全球化進程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呢？或者說，當今的全球化進程究竟給人類帶來了什麼樣的災難呢？關於當今全球化進程中產生的主要問題，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其著作《全球化與現代資歷本主義》中作了這們的概括：「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帶給了我們什麼，……此時此刻有8億人口挨餓；10億人口是文盲，40億人口生活貧困，2.5億兒童要做工，1.3億兒童受不到任何教育，1億孩子流落街頭，每年有1100萬5歲以下的兒童死於營養不良、貧困和可以預防或可以治癒的疾病；多個國家內部和多個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生態環境遭到無情的、幾乎不可逆轉的破壞；不能恢復的重要資源正在迅速被浪費和消耗；大氣、地下水、河流、海洋受到污染；所候的變化已經帶來了不可預言的、明顯的後果。本世紀（20世紀——引者），10萬公頃的原始森林消失了，還有同樣面積的土地變成了沙漠或無用的土地。」（菲德爾·卡斯特羅：《全球化與現代資本主義》第54—5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可見，當今全球化進程中產生的首要問題就是全球日益貧富分化的問題。哥倫比亞總統內斯托·桑佩爾曾經指出，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從當今的全球化進程中得到同樣的好處，在當今的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經濟蛋糕是做大了，但是在分配經濟蛋糕時，「大蛋糕分給富人，其他人只得到麵包屑」。（《人民日報》1998年10月10日）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菲德爾·卡斯特羅也一針見血地指出，當今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其趨向不是使發展全球化而是使貧窮全球化，不是尊重而是侵犯我們各國的主權，不是主張各國人民之間團結一致而是主張在不平等的市場競爭中各尋活路。」（菲德爾·卡斯特羅：《全球化與現代資本主義》第10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在當今的全球化進程中，全球化日益貧富分化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讓我們看看美國《商業日報》在1998年10月16日一篇題為《窮人與富人》的文章中提供的令人震驚的事實吧，這些事實是從聯合國一篇關於人類發展的報告中摘選出來的，主要是有關全球窮人和富人享受商品和服務的比例。這篇文章寫道：「正如人們可能預料的那樣，『富人可能佔了其中的絕大部分』。例如，世界上20%最富有的人消費著全球商品和服務總量的86%，而20%最貧窮的人僅消費1.3%—20%，最富有者消費全球肉類和魚類總量的45%，能源總量的58%……佔有74%的電話線和87%的汽車。……世界上最富有的3個人擁有的財產超過了48個最不發達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窮人與富人》，美國《商業日報》1998年10月16日）
全球日益貧富分化的事實甚至連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也不諱言，他在一篇題為《一個不公正的世界乃是一個危險的世界》的談話紀要中指出，現代世界是20%的國家掌握著全世界的80%的財富。他自己也認為，這種狀況是不能持久的。因為這種不平衡的狀況是對和平的嚴重威脅，一個不公正的世界是一個危險的世界。他還指出，世界上現有30億人每天所得不足兩美元。（黃晴：《危險的失衡》，《人民日報》2000年11月15日）
關於當今的全球貧困問題，極具悲劇性色彩的一點就是，這種貧困是「富裕中的貧困」。現在全球一天生產的財富，無論是物質財富還是精神財富都遠非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時代的生產的財富相比，更遑論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時代了。人類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擁有如此巨大的科技潛力和創造財富與福利的如此非凡的能力，同時，世界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不平等和存在如此嚴重的不公正。在通訊和距離方面使世界變得更小的那些令人驚嘆的技術成就，與貧富之間、發達與此同時不發達之間巨大的、日益懸殊的差距同時存在。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智慧的一個悲劇。盡管千萬年以來，人類就一直在努力求解走出貧困之道，但是，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得到空前增長的今天，又有誰敢說，人類的貧困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了呢？又有誰敢宣稱人類貧困問題的歷史已經終結了呢？在這里，我只能說，人類呀，雖然你富於智慧，但你卻偏偏讓它酣睡。
當今全球化進程中產生的另一重要問題就是當今日益惡化的環境問題。全球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進程幾乎與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同步，這不能不使人們把生態環境的惡化歸咎於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人們紛紛指責說，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精英們及其控制的經濟實體做出的決定往往不民主，因而最終導致全球生態環境破壞。不僅如此，西方發達的國家卻「慷慨地」讓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讓世界的大多數人民「盡情」品嘗全球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惡果。1998年9月14日墨西哥《至上報》上一篇題為《富國和窮國的不平等也反映在破壞生態環境臁受害的程度上》的文章就譴責說：「工業化國家是破壞臭氧層的主要源頭。但是，最終為污染和濫用土地、森林、河流以及海洋而付出代價的卻是那些最貧困的國家的人民。」
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8年人文發展指數報告的結論，每年大量死於空氣和河水污染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居民。此外，他們民深受土壤貧瘠之苦，不久的將來還可能因為地球氣溫上升而遭水災、地震和歉收之害。
實際上，工業化國家是這種現象的罪魁禍首，因為，它們是世界原料最大的消費者。
英國《新政治家》周刊1998年10月16日一期題為《環境污染 窮人受害》的文章也指出：「全世界死於環境污染的大多是窮人，他們是迄今為止自然界惡化的最大受害者。……污染正在地球上最貧困的人們中間展開一場悄無息（且鮮明為人知）的『大屠殺。』舉例而言，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表明，每年有270萬人死於空氣污染，其中90%生活水平在發展中國家。……自然界環境惡化最早危及的也是窮人，他們付出的代價亦最大……赤貧的人們生活在最為脆弱的邊緣地帶，這些地方往往最先被洪水洗劫或遭狂風肆虐。」
當今全球化進程產生的問題還有許多，如不平等的經濟發展問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邊緣化問題，西方發達國家改頭換面的新殖民主義問題，還有失業、社會分裂和忽視社會弱勢群體問題等待。
三、人們究竟反的是什麼樣的全球化？
嚴格說來，「反全球化」這一詞本身並不確切，因為人們並不對全球化本身，尤其不反對那種作為客觀趨勢和自然歷史進程的全球化。那些強烈抗議全球化的示威人群自己都不大使用「反全球化」一詞。准確地說，反全球化運動的人士反對的是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是這種全球化進程中產生的種種問題尤其是社會問題。正如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所說的那樣，這些反全球化人士其實並不是真正地反對全球化，他們是在反對某種同他們本身信念、價值觀相背離的全球化，其中有對世界南北差距拉大、分配不均的憂慮，有對幾個大國主宰世界的不平，當然也免不了為了維護自身的狹隘民族利益甚至是無政府主義。（見覃莉：《他們，反的是什麼？——反全球化運動掃描》，《海外星雲》2001年第24期）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200年4月3日發表的《我們人民：二十一世紀聯合國的作用》（即《千年報告》）中也認為：「很少有人、團體或政府反對全球化本身。他們反對的是全球化的懸殊差異。首先全球化的好處和機會仍然高度集中於少數國家，在這些國家內的分布也不平衡。第二，最近幾十年出現了一種不平衡現象：成功地制定了促進全球市場擴展的有力規則並予以良好實施，而對同樣正確的社會目標，無論是勞工標准，還是環境、人權或者減少貧窮的支持卻落在後面。更廣義地說，全球化對許多人已經意味著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無法預測的力量的傷害，這些力量有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經濟不穩和社會失調。……人們日益焦慮的是，……他們的呼聲會被全球化的聲浪淹沒。」
當今的全球化進程是由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尤其是跨國壟斷資產階級主導和推動的，因而，我們很難設想這一進程不會深深打下它們利益的烙印。有識之士指出，當今的全球化明顯帶有西方強權主導的意味，因為這種全球化「不過是重新恢復資本主義那種既是國際的、更是跨國的原始使命，把疆界和國家、傳統和民族統統踩在腳下，迫使一切都更加服從唯一的價值規律。」（法國雅克·阿克：《經濟全球化》第74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這種全球化實際上可以說就是過去500年來西方擴張運動的一種繼續，就是西方發達國家壟斷資產階級尤其是跨國資產階級利益的全球化。在這種以市場和資本為杠桿的全球化下，一切似乎是建立在市場規律之上的自願原則基礎之上的。與十九世紀西方資產階級為確立其在全世界的統治而直接訴諸武力侵略、霸佔領土的作法不同，西方壟斷資產階級這次主導和推進全球化進程是通過所謂形式上平等而實質上不平等的「自由貿易」奪取和霸佔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來實現的。
四、反全球化運動的主要組織
考察反全球化運動的主要組織，自然首先要求我們考察反全球化運動的力量構成，也就是要求我們弄清楚到底是什麼人在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從爆發的歷次反全球化運動中不難看出，當前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運動的主要力量是西方發達國家中的弱勢群體。資本的趨利性以及現在的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體制使得西方發達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很輕松地把一些在發達國家難以牟利的落後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因而，隨著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的不斷推進，與跨國公司的巨額利潤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他們的低工資、低福利。他們參與反全球化運動的一個根本動因就是要求跨國公司、國際經濟組織、政府部門和國際社會關注他們的福祉。此外，一些非政府組織中的成員、環境保護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減免窮國債務的宣傳者、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抵制者也是反全球化運動的重要力量。當然，那些在全球化中被邊緣化的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也非常不滿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他們自然也是反全球化運動的一支重要力量。
下面介紹幾個在全球有重要影響的反全球化運動組織：
「減免債務」（Drop the Debt）：該組織總部設在英國倫敦，其前身是Jubilee2000（紀念2000年）。該組織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游說西方富裕的發達國家撤銷第三世界國家債務上，它不斷向八大國（G8）施壓，已經成功地游說富裕國家撤銷了第三世界國家400億美元的債務。在它的壓力下，八大國家承諾進一步撤銷第三世界國家600億美元的債務。
「直接行動網路」（Direct Action Network）：該組織是一個由北美洲多個組織組成的鬆散網路。成員之間常常互相用鐵鏈鎖住、手挽手組成人牆，並表演街頭劇或高舉巨型木偶嘲笑世界貿易團體。該組織是1999年11月世貿組織（WTO）西雅圖會議示威活動的主要參與者，該組織的許多成員都有無政府主義傾向。
「關注全球化中的南方」（Foeus on the Global South）：該組織主要是由泰國的一些智囊人士組成的，這些智囊人士經常開展一些極具爭議的全球問題研究。該組織主要強調亞洲地區、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富懸殊。
「救助平民的金融業務征稅聯合會」(ATTC,英文全名是Association for 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for the Aid of Citizens):這是一個以巴黎為基地的組織，主張要發展中國家向投機活動收取0.5%的稅項，以減慢資金的林量流入或流出。該組織已經替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籌集到1000億美元的款項。該組織強調自己為非暴力組織
「全球貿易監察」（Global Trade Watch）：該組織是由2000年美國總統選取舉獨立侯選人奈達領導的，強調貿易協議要有責任感，並努力監察全球化對就業、社會、環境和民主的影響。
國際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 International）:這是一個總部位於荷蘭的68個國家環保組織聯明，主要游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貿易官員多注意當地的需要，並評估他們的計劃對環境的影響。
此外，以法國為基地的「取消第三世界債務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Cancellation of Third World Debt）、以日本為基地的「食品安全與環境網路」（Network for Safe and Secure Food and Environment）、以菲律賓為基地的「反對走私婦女聯盟」（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以及阿姆斯特丹多國研究所（Transnational Institute in Amsterdam）等非政府國際組織也是很有影響的反全球化運動組織。
五、關於反全球化運動的評價
應該如何正確地評價當前的反全球化運動呢？我認為，順勢而生的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運動有助於我們注意當前全球化進程產生中的一系列問題，有助於我們注意世界經濟表面「繁榮」背後隱藏著的嚴重社會問題和危機。反全球化這一運動的興起，不僅會使西方發達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反思他們主導的全球化，也會使世界多數人民受到教育，因而有助於世界多數人民很好地認清當前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運動的本質，從而有助於作為客觀趨勢的「全球化」這艘人類不得不乘坐的「大船」不致偏離正確的航向。
但是，綜觀當前的反全球化運動，我認為，它的意義主要也就在於提出問題而已，因而，它的局限性是非常明顯的。且不說各種分散的化的反全球化運動組織很難統一起來，且不說反全球化的運動的人士沒有真正從全球化角度而只是從他們各自的角度或者說從他們各自的利益出發提出問題，且不說他們沒有真正解決當前全球化進程中產生的問題的最高綱領，單從反全球化運動人士提出的一些口號，諸如「全球化要具有人性」、「世界應該公平對待每個國家」，我們就不難發現，他們還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心存幻想。
關於西方壟斷資產階級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產生的社會問題的解決，古巴共產黨政治局委員拉蒙·巴拉格爾1998年11月1日在墨西哥城舉行的第八次聖保羅論壇會議上說得非常好：「資產主義是一種沒有能力解決各種重大社會問題的制度……資本主義很明顯是這樣一種政治制度：科學越發達，生產力越提高，它所製造的貧窮和社會差別也就越多越大」。（拉美社墨西哥城1998年11月1日電：《資本主義沒有能力解決社會問題》）我們認為，要真正從根本上解決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徹底埋藏資本主義的私有制。
另外，在當前反全球化運動的樂章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音符。由於反全球化運動各種力量的出發點不同和關注點不同，因而發展中國家之間，發達國家之間的反全球化力量的難以匯合，更遑論發展中國家的與發達國家反全球化運動力量的匯合了。明眼人只需要看一看77國集團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開的首腦會議，就不難發現，這些國家的首腦雖然坐在了一起，但他們之間的分歧是非常明顯的。一位與會者當時就發表評論說：「如果說77國集團的133個成員國中的122個國家的代表出席了南方首腦會議的話，那麼在走廊里就出現了180種不同的意見。」發展中國家的反全球化運動力量與發達國家中的反全球化運動力量就更加難以團結一致了。很可悲的一點就是，發達國家的許多反全球化運動人士往往指責他們的資產階級政府未能有效阻止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低廉的勞動力對他們國家的工人構成了競爭。他們甚至建議西方發達國家在推進全球化的進程中更多地提高勞工的社會標准，這無非是找一個借口來抵制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的沖擊。
正因為當今的反球化運動中還存在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有些問題，如力量分散化的問題是很嚴重的問題，因此，人類離那種世界人民、世界各國、各民族平等和睦相處、互通有無、取長補短的全球化，離那種世界人民從歷史運動的客體（即作為少數剝削和壓迫的對象）轉變為主體（即作為自己的創造自己歷史的主人）、從歷史的被動地位轉變到主動地位的全球化，離那種伴隨全球化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交往的普遍開展和地球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及道德水平普遍大幅提高的全球化，一句話，離人類的真正的、徹底的解放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是，盡管當今的反全球化運動還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點，畢竟它已經開始了反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的進程中各種問題的戰斗，開始進行戰斗是很重要的，正如拿破崙·波拿巴所說：「首先得投入戰斗，然後便見分曉。」
3、美國邊境牆開始修建，如果你是墨西哥人民，會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如果我是墨西哥人民，我對於美國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建立邊境牆，我肯定是反對的，美國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要建立一道隔離牆，這是美國人的事情，但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居然要求墨西哥政府去支付這筆錢和及其相關費用，這就是赤裸裸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作為一個，普通的墨西哥公民當然是反對的。我們墨西哥作為美國最大的這個出口國，和美國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修建起了這一道牆，必然會阻礙之間的正常交流和貿易往來，損害著我們墨西哥人民的利益，同時也不利於我們墨西哥人民去美國尋找工作，追求自己的幸福，而美國每年大量的商品出口到墨西哥，這完全是不對等的。
美國人民說修建這這道牆是為了防止走私，阻止毒品。可是防止走私阻礙毒品可以另闢其他途徑也不一定非要修建這一道牆呀。其實修建這一道牆，無非是特朗普想要敲詐墨西哥一比，他想要讓墨西哥承擔這筆錢，以彰顯他作為美國總統的力量，為下一次競爭做准備。美國修自己的牆，讓我們墨西哥來出錢，這不是強盜行為嗎？
我們墨西哥總統拒絕了這一件事情，他便要和我們墨西哥制定新的貿易協定要制裁我們，對我們的鐵鋁鋼都分別加征了關稅，想讓我墨西哥人民認慫，墨西哥作為北美重要的有地區影響力的大國，不應該對美國一忍再忍，我們應該奮起反抗，我們反對美國建立這道牆。
4、請問誰能介紹一下墨西哥革命?
從1929年成立至今，墨西哥革命制度黨作為官方黨已經連續執政70
年，這樣長的一黨執政歷史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從四十年代開始的三十
多年裡，墨西哥的經濟以年均6％的速度持續增長， 而政局卻保持著高
度的穩定，被世人稱為「墨西哥奇跡」、「墨西哥穩定之謎」。墨西哥
的政治制度，包括革命制度黨的職團主義組織體系，曾被譽為墨西哥成
功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從七十年代始，墨西哥經濟出現了衰退；八
十年代，政局動盪、社會動亂此起彼伏；九十年代，更是爆發了金融危
機和恰帕斯州農民暴動。面對這一系列的政治、經濟危機，又有人歸咎
於現行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革命制度黨一黨獨霸的政黨體制，認為它阻
礙了墨西哥經濟的現代化，成為各種危機的最主要成因。這種「成也蕭
何，敗也蕭何」的評價，反映了現代化過程中許多霸權政黨面臨的歷史
困境，具有十分典型的意義。本文擬對革命制度黨的形成與發展歷史作
一簡要的考察，探究其結構功能特點及其成功與困頓的原因。
應運而生的官方黨
從1867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到革命制度黨的前身——國民革命
黨於1929年成立，墨西哥不但沒有真正享受到自由、民主，反而遭受了
長達六十多年的軍閥混戰。全國大大小小的被稱為「考迪略」、「卡西
克」的地方軍閥以無休止的流血戰爭爭奪著國家政權（註：在墨西哥獨
立後的頭30年，通過軍事暴動共更迭了50多個政府。見〔墨〕丹·科·
比列加斯等：《墨西哥歷史概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
70頁。），整個社會經濟處於崩潰的境地。1928年，著名的考迪略奧夫
雷貢在二次競選總統時被刺身亡，成了「考迪略時代」終結的導火線。
政治強人卡列斯（1924—1928年任總統）開始把全國約1800個地方考迪
略和黨派團體聯合起來，組建了一個用以取代考迪略勢力的全國性政黨
，以解決政權交接的制度化問題，這就是1929年3 月創立的國民革命黨
。但是新成立的國民革命黨還只是一個地方考迪略和地方黨派的聯盟，
它排斥工農組織的參與。在30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的背景下，墨西哥工
農運動風起雲涌，地方考迪略又借機把控制工農組織作為自己的政治籌
碼。在這種情況下，卡德納斯總統（1934—1940年在任）開始考慮工農
組織的制度化參政問題。1938年3月，卡德納斯解散了國民革命黨， 在
它的基礎上成立了新的官方黨——墨西哥革命黨，伴隨著黨的改組而進
行的政治改革主要有兩個方面：（1）把包括工人、 農民在內的廣大民
眾吸收進黨，納入官方體制；（2 ）把卡列斯建立的地區結構的官方黨
改造成職團結構的官方黨，在黨內按工人、農民、民眾和軍人4 個非地
域性職業社團將黨劃分為4個職業部門——工人部、農民部、 人民部和
軍人部，分別由各個工會、農會以及聯合會性質的團體組成。從此，工
人部、農民部和人民部屬下的各個工會、農會以及聯合會都有從基層到
中央的垂直組織系統，地方各部門的職團利益都依附於其所屬的全國職
團部門，而不是地方各州。「條條」分割取代了「塊塊」分割，過去地
區結構的國民革命黨給各地考迪略留下的政治空間已不復存在， 反映
民眾主義政策取向的職團主義體制（註：職團主義（Corporatism ）：
按照《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解釋為：「把整個社會納入（極權）
國家指揮下的各種『社團』（或『職團』）的理論和實踐」。職團主義
結構是革命制度黨的突出特色之一，這一組織體系是墨西哥政治體系中
最有決定意義的一個權力體系。）在官方黨內初步確立起來了。四十年
代，在卡馬喬總統（1940—1946在任）的任期內，官方黨的職團結構又
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1940年，軍人部被卡馬喬總統取消（註：卡馬
喬本人就是墨西哥歷史上擔任總統職務的最後一位將軍。此後，穩定的
文人政府才得以在墨西哥真正確立。），標志著墨西哥歷史上軍人干政
時代的徹底結束，官方黨由原來的4個部變成了3個部。其次，人民部地
位有了顯著提升。卡馬喬政府改變了卡德納斯政府主導的民眾主義路線
，推行發展主義政策，改善同資產階級的關系，加強了對工農運動的控
制。原來力量薄弱的人民部隨著中產階級勢力和影響的擴大，迅速取得
足以與工人部、農民部相抗衡的地位。在1943年的議會選舉中，人民部
盡管在數量上還是黨內的少數，但在黨的領導機構和新的議會中已變成
了多數。隨著社會階級力量的消長，墨西哥革命黨的性質也逐步由原來
的以工農為主要依靠對象的各革命階級聯盟，變成了以中產階級為核心
、以職業政治家為骨乾的聯盟。（註：曾昭耀：《政治穩定與現代化》
，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頁。）最後，與上述轉變相適應，1946年
1月，卡馬喬將墨西哥革命黨易名為革命制度黨， 明示墨西哥的革命任
務已從群眾性政治斗爭轉為維護和完善現行制度，相應的意識形態宣傳
也從過去的以階級斗爭、社會公正為主，轉變成以「全國團結」為旗幟
，淡化階級沖突，強調民族利益。
這次改組，無論是機構的改革，還是黨的綱領原則的轉變，都是為
了削弱官方黨各個職團部門，使之服從黨中央的集中領導，特別是要在
選舉政治上服從黨的統一領導。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1 ）廢除集體
入黨制，恢復個人入黨制，個人是否入黨不再取決於是否已經加入某一
個職團部門所屬的組織。這項改革的目的是想削弱各社團組織的政治影
響力，使黨的力量建立在自由公民的聯合基礎上。（2 ）強化黨的中央
領導機構的集權，重新用地區標准取代職團標准，剝奪了3 個職團部門
提名各級議會和政府候選人的政治職能，從而全面弱化了職團部門對地
方選舉的影響。（3）促使3個職團部門作出承諾，在選舉競爭中一致對
外，不進行相互間的選舉斗爭。
1946年官方黨的改組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不滿。工人部的反對呼
聲最高，一些工人領袖帶領工會組織脫離了官方黨，另建了獨立的新黨
。同時在黨內，權力的職團結構雖然被廢除了，但心理的職團結構仍然
沒什麼變化，人們對其所屬的職團組織的忠誠遠勝於對黨的忠誠。黨的
設計者們原來希望避免黨內各職團部門之間的利益之爭影響針對各個選
任職位的黨際競爭，但是改組的結果卻是把一部分黨內斗爭外化為黨際
的競爭，削弱了官方黨的競選優勢。1950年，革命制度黨重新恢復了部
門提名制度，職團結構再度得到承認。為滿足日益增多的有政治意識的
公民和專門化利益集團的參政要求，方法上已不再是改革黨的職團結構
，而是擴展這一結構的外延，在黨的外圍創立特殊的組織，把更多的政
治力量整合到黨的周圍。譬如，為了保持與軍人的團結一致，革命制度
黨建立了「全國榮譽和公正委員會」；為了鼓勵婦女和青年加入官方黨
，又成立了「全國婦女參政委員會」和「全國青年組織」。
經過幾度反復，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組織體系及其制度框架終於形
成並穩定下來，成為墨西哥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和力量源泉，成為墨西
哥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石。
70年的輝煌與成功之路
革命制度黨作為官方黨能夠連續執政70年，並且取得令人矚目的業
績，是與它的歷史使命、理論主張、組織結構特點以及一系列正確的社
會經濟政策分不開的。
一、革命制度黨的建立及其所完成的歷史使命，為其長期執政創造
了良好的國內政治環境。革命制度黨不是一個反抗外來侵略與締造民族
國家的黨，而是官方以改良方式實現政治制度化的一個工具。在官方黨
建立之前，墨西哥的每一次總統選舉幾乎都會觸發軍事政變，革命制度
黨的建立及其職團主義組織體系的形成，首要目的就是要排除考迪略勢
力和軍隊對國家政治的干預，保證國家權力能夠實現制度化的和平交接，
使墨西哥政治走上現代化軌道。黨的建立首先打破了考迪略武力競爭政
權的政治格局，結束了軍閥混戰局面，提供了政黨政治的活動框架和民
主選舉的法律程序；黨的職團結構的形成，最終敲響了地方考迪略政治
機器的喪鍾，使其喪失了存在的社會基礎，從而使革命制度黨的長期連
任得以不受非制度化的暴力因素干擾；隨著黨的軍人部的取消，作為民
主政治重要標志的文人政府開始領導國家建設。這一切都為革命制度黨
在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中順利推行國內外政策、控制國家選舉從而長期
執政創造了條件。
二、革命制度黨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有效保持了國內民眾思想
上的廣泛共識和對官方黨的認同。革命制度黨特別注意保持在意識形態
方面的優勢和統治地位。該黨以共和國憲法作為黨的綱領，以民眾主義
、民族主義為其指導思想，內容主要包括革命民族主義、社會平等和全
面民主化3個方面。 這些內容帶有明顯的將近代西方自由主義和社會主
義結合起來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特點。革命制度黨也不把自己的意識
形態貼上左或右的標簽，只是籠統地宣稱自己繼承了墨西哥革命與歷史
的傳統，它的意識形態就是「墨西哥革命的意識形態」，就是「墨西哥
革命的原則」。這樣，革命制度黨的理論主張就獲得了一種由墨西哥革
命歷史所賦予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也正是因為革命制度黨的
意識形態不受某一政治標簽的框定，這種靈活性使革命制度黨在意識形
態上具有極強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性不是對在社會進程中出現的各種異
己思想的姑息遷就或視而不見，而是把其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內容加以適
當變通和改造，吸收進自己的綱領，為我所用。這樣，革命制度黨以「
人民的全部價值觀」的代表者的身份，佔領了一切重要的政治思想空間
，同時也剝奪了其它反對黨的思想資本和理論陣地，抑制了反對黨的力
量，凝聚了全國人心，在墨西哥人民中形成了以革命制度黨理論主張為
核心的對國家重大問題的廣泛共識，形成了對革命制度黨長期執政的持
續認同。
三、革命制度黨職團主義組織體系最大限度地團結了國內各階級，
使官方黨具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早在1917年，墨西哥憲法就規定了反
映工人、農民、中產階級和政治—軍事官僚階層利益的四大基本政策：
工人權利、土地改革、民眾教育和民選職務不得連選連任。這使墨西哥
政府得到了上述四個階層的擁護與支持，建立在這個利益—效忠基礎上
的官方黨職團結構起到了極強的社會整合作用。一方面，職團結構能夠把社會各階級之間無節制的斗爭轉化為黨內部門間程序性的談判，避免
其分化為黨派之間的紛爭，從而使革命制度黨超越各個具體階級，成為
整個社會利益協調的核心；另一方面，職團結構使得革命制度黨對社會
具有較強的控制能力。
四、革命制度黨具有高度靈活的宏觀政治調控能力，能夠根據社會
需要制定合適的經濟、社會政策。墨西哥經濟選擇了在自由市場經濟與
完全國有化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實行國家、社會與個人並行的混合經濟
體系。因此，墨西哥社會既存在以國家和民眾為代表的公有制經濟，又
存在以大資產階級為代表的私營經濟。從實踐來看，墨西哥的公有制經
濟有效保持了社會穩定，但難以促進經濟高速發展；私營經濟具有較強
的活力，但是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從4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一直在政
治穩定與經濟發展之間尋求某種動態的平衡，以卡德納斯為代表的民眾
主義路線與以阿萊曼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路線在政策上進行相互交替。當
私人資本快速發展，造成社會財富分配高度不平等、階級矛盾激化時，
政府政策向左偏，依靠民眾職團，節制私人資本；當國家過度干預經濟
，造成嚴重的資本外流與經濟衰退時，政府政策轉而向右偏，扶植私人
資本，通過組織手段控制民眾運動。政府這種對社會的鍾擺式左右制衡
機制，為墨西哥的政治、經濟均衡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再加上墨西哥
的進口替代工業發展戰略符合五、六十年代的國際經濟大趨勢，豐富的
石油礦產帶來豐厚的外匯收入，這些重要因素帶動墨西哥經濟走上了持
續高速發展的道路。
近20年的挑戰與危機
革命制度黨在其執政期間所取得的政績是驕人的。從1950—1985年
，墨西哥人口從2500萬增加到7700萬，而人均GNP卻從每年362美元上升
到2734美元；人均壽命從41.5歲上升到64.2歲，而文盲率卻從80％下降
到6％。墨西哥已經成為拉丁美洲僅次於巴西的第二大經濟強國。
革命制度黨領導墨西哥在創造了近50年的輝煌歷史之後，從80年代
開始進入了一個多事之秋：先是出現了1982年的外債危機，其後是一系
列的社會動盪，它的高潮是1994年的南部恰帕斯州農民暴動和嚴重的金
融危機。1997年中期選舉，左翼的民主革命黨和右翼的國家行動黨異軍
突起，兩黨在議會的席位之和已經超過了革命制度黨；同年在首次由民
選產生的首都聯邦區長官角逐中民主革命黨又擊敗了官方黨。這宣告了
革命制度黨左右墨西哥政局的時代的終結，墨政局基本已成三足鼎立之
勢。革命制度黨在近20年顯示出節節衰退的跡象有一系列原因，而經濟
政策失誤、黨的指導思想的轉變和職團主義組織體系的衰落則是其中最
主要的因素。
一、革命制度黨經濟政策的失誤以及經濟發展戰略的改變導致了一
系列經濟社會危機。墨西哥原來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戰略，是封閉
式的內向型經濟。實踐證明，這種政策在當時是正確的。但是，到了70
年代，墨西哥發現了豐富的石油礦產，開始大舉外債開發油田，結果由
於世界經濟危機，國際油價大跌，墨西哥從此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
1982年出現了債務危機。墨西哥不得不實行緊縮政策，並加入了關貿總
協定，採取了以償付外債為目的的出口導向型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在
這種模式下，政府降低了關稅，過早地開放市場，不加限制地吸收外資，
（註：墨西哥在薩利納斯（1988—1994年在任）執政期間，吸收外資之
多居拉美之首，累計達750億美元。由於1994年國內政局動盪， 經濟乏
力，加上美國利率提高等不利因素，大量外國投機資本外逃，引起金融
市場動盪。）而且過分依賴外資。惡果在1994年顯現出來了，由於當年
的外資大量抽逃，直接加劇了墨西哥的金融危機，給這個國家帶來了多
達700億美元的損失。從80年代開始， 為配合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
步伐，在美國的極力影響下，墨西哥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
私營企業主集團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勢力大為膨脹，而失業的工人則越來
越多，貧富分化日益加劇。在農村，土地分配停止了，1992年墨西哥修
改憲法，廢除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徹底結束了土地改革的進程，
大量分不到土地的農民不是揭竿而起就是湧入大城市成為勞動力後備大
軍。如今，墨西哥出現了4500萬貧困人口，其中有2500萬屬於赤貧，20
％的最貧困人口僅享有全國 4.4％的財富，而20％的最富有人口卻佔有
53. 5％的財富。經濟社會的矛盾由此可見一斑。
二、革命制度黨以「社會自由主義」取代「革命民族主義」作為黨
的指導思想，削弱了黨的社會基礎。薩利納斯總統（1988—1994在任）
為適應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的需要，提出了「新民族主義」和「社會自
由主義」的新理論主張。前者在民族主義理論中放棄了它一貫的反帝、
反霸和反美的口號，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和對外開放的需要；後者則
宣揚在「社會利益原則」下的自由主義。這一理論在1993年革命制度黨
的十六大上通過，被確立為該黨的指導思想。但是在新自由主義改革的
進程中，「社會利益原則」僅僅是一個修飾語而已。墨西哥的階級力量
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政權的資產階級性質越來越明顯，收益
分配越來越向資方傾斜。在政黨政治方面，1994年新總統塞迪略上台後
的第一項改革措施就是修改了選舉法，廢除了政府在選舉中支持官方黨
的一貫作法，這一舉措打擊了革命制度黨工農職團部門的信心和凝聚力
，更增加了該黨被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右翼政黨擊敗而淪為在野黨的可能
性。
三、革命制度黨體制僵化、派別斗爭嚴重，官方黨職團結構在新的
經濟體制下有趨於瓦解的危險。由於長期執政，官方黨職團部門的領導
人也日益官僚化了，出於自己的政治前途與既得利益考慮，他們通常更
多地對上負責，而對來自下層普通民眾的要求與呼聲則敷衍塞責。而同
時，政府與官方黨對各職團部門的分化瓦解政策，使得各職團組織與政
府的談判與對抗能力大大削弱，不得不對政府具有很強的依附性。因此
，各職團部門在忠實反映其部門成員的要求與利益方面，工作做得並不
是很深入，而當政府無意顧及職團部門的利益時，他們也不具備與國家
進行談判的有效能力了。60年代，這種危險的組織離心傾向就已露出苗
頭，由於國家政策向右傾斜，約3.5萬名不滿的農民脫離了農民部， 成
立了「獨立農民聯合會」。80年代墨西哥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後，
3個職團部門成員組織的離心傾向愈發嚴重， 墨西哥國家與勞工的關系
有再度出現「非制度化」的危險趨勢。對於政局的動盪與社會的種種危
機，官方黨的職團結構已經顯得力不從心了。
面對新世紀的政策調整
革命制度黨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日漸脫離了支持它的勞工階級，
削弱了自身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和組織基礎。隨著職團主義體系的衰落
，建立在這個體系基礎上的黨也面臨著動搖和解體的危險。這不能不引
起革命制度黨自身的深刻反思。從1996年開始，該黨進行了一系列大政
方針的調整，主要包括：
一、1996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七大， 重新恢復了「革命民族主義」
的指導思想，強調指出：革命制度黨是墨西哥工人、農民和人民階層的
黨，是民族主義、民主和民眾的黨。這說明該黨重新明確了自己的民眾
主義性質與政治角色，是對民眾階層的一種鼓舞和凝聚。
二、革命制度黨開始著手理順黨政關系和擴大黨內民主。由於長期
以來對黨內民主重視不夠，革命制度黨的領導層與基層組織缺乏有效的
溝通，也受不到規范的民主監督。有鑒於此，該黨規定，黨的領導職務
和民選職務的候選人必須具備10年以上的黨齡；以後歷屆總統候選人不
再由前任總統指定，而由黨的全國政治委員會在6 個備選人士中遴選產
生；州長候選人的產生也以同樣方式進行。
三、革命制度黨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調整。
政府進一步深化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選舉制度的改革，保證政黨
選舉中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同時革命制度黨與政府的一種新型黨政關
系也逐步確立起來了，革命制度黨不再作為官方黨出現，而將以一個普
通的競爭性政黨的面貌參與政權角逐。
四、在經濟政策方面，革命制度黨政府加強了宏觀調控，進一步嚴
格財政金融紀律，對國民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整，制定了中長期經濟發展
計劃，以加強對外開放與合作。
五、在社會政策方面，革命制度黨政府重新加大了對社會公共事業
的投資力度，1997年聯邦預算的56％將用於各類社會項目。新的社會保
障法也隨之出台，以著力解決墨西哥社會的發展失衡、農村扶貧以及通
過和平對話處理社會沖突等各種迫切問題。
如今，革命制度黨正從原來作為政府與民間橋梁的官方黨過渡為多
黨制競爭中的一個普通政黨。這種角色轉變既是對革命制度黨生存與發
展的嚴峻挑戰，又是對其職團結構生命力與適應性的考驗。對於一個執
政70年的大黨來說，革命制度黨擁有豐富的政治斗爭經驗、包容性極強
的意識形態、靈活應變的政策能力以及相當龐大的組織隊伍，因此，盡
管反對黨勢力呈現咄咄逼人的架勢，但是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預計革
命制度黨仍有極強的競爭力。從近幾年的選舉情況來看，革命制度黨的
支持率穩定在40％左右，而兩大反對黨民主革命黨和國家行動黨則各握
30％的選票。
總的來說，墨西哥政黨體制已由原來數黨並存、一黨獨霸的非競爭
性霸權黨制轉變成了一黨執政、多黨制衡的競爭性優勢黨制。至於這種
體制以後是否會進一步發展演變，墨西哥革命制度黨能否在今後新的政
治框架中立於不敗之地，我們且拭目以待。
【參考文獻】:
[1]曾昭耀：《政治穩定與現代化》，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2]丹·科·比列加斯等：《墨西哥歷史概要》（中譯本）， 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
[3]周余雲：「世紀之交的拉美政黨政治」，《拉丁美洲研究》，
1999年第一期。
[4]Ronald.H.McDonald and J.Mark Ruhl, Party Politics and
Elections in Latin America,Westview Press,1989.
5、逆全球化給世界經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它主要包括哪幾方面？
<
6、特朗普逆經濟全球化的利弊有哪些？
首先,不能說經濟全球化創造了美國,經濟全球化,多說也就是最近30年的事情,而30年前美國早就已經成為全球經濟霸主了,要說全球化造就了誰,應該是中國,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為代表,中國在全球化浪潮中受益最多,也成就了世界工廠的地位。
其次,全球化使美國的大型跨國企業們受益,他們用第三世界國家,比如中國,低廉的勞動力和原材料價格來生產,同時在美國本土壟斷了技術和研發,使美國的產業結構變成了技術開發部門,和資本管理部門為主的結構,同時為全球資本流動和輸出服務的金融產業大行其道。事實上美國有三分之一的就業是與金融產業相關的。
第三,特狼普上台的主要支持者是美國中下層藍領白人,正是由於前面說道的兩條,才使得這一部分人在全球化浪潮中利益受損,因為他們自身的條件使他們不能成為跨國公司高層和金融從業者。而低端製造業就業崗位又被那些工資低廉而又吃苦耐勞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人和美國本土上的非法移民們(多數為有色人種)所佔據。
最後,特狼普反的是正在發生戰亂的穆斯林國家的難民,而對美國的傳統盟友,阿拉伯海灣地區的石油富國們,他拉攏還來不及呢。但正是因他這種以宗教和國別而不是以個人的善惡來制定政策使他備受爭議。
總之,特狼普的逆全球化對於美國來說會是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損,但長期影響和對世界的影響還很難判斷,而美國社會的撕裂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
7、美墨戰爭結束後，美國為何只割走墨西哥一半土地，而非徹底吞並？
眾所周知，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是以山脈、河流等作為分界線的，這一現象反映在地圖上，就是大多數國家的邊界線都比較蜿蜒曲折。當然其中也不乏例外，比如大部分北非國家的邊界線都是筆直的，這乃是當初歐洲殖民者人為根據經緯線所劃定的結果。此外，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兩國的分界線也比較筆直，這則是兩場戰爭的結果。
▲美墨邊界隔離牆
其中，美國和加拿大分界線的劃定，是美國獨立戰爭時與英國殖民者協商劃定的獨立區與殖民區分界線，美國與墨西哥的分界線則是在「迅配美墨戰爭」結束後劃定的。自美國獨立以來，由於特殊的地理優勢，美國本土很少爆發大規模戰爭。除1812年第二次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外，「美墨戰爭」算是影響力和規模最大的一次。這次戰爭不僅確立了美國在南北美洲的統治地位，更令美國獲取了23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一躍變成領土大國。
昭昭天命與擴張主義思潮
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國內彌漫著濃重的擴張主義思潮，該思想便是大名鼎鼎的「昭昭天命」（亦稱為天定命運論、命定擴張論）。它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美利堅合眾國建立是順應天命的；第二，美國領土擴張是上帝的旨意，美國人認為「整個西半球是美國人的」；第三，傳播民主制度是神聖的，不應受到國界限制，這不是帝國主義侵略，而是對落後國家的拯救。這股思想來源於美國獨立元勛富蘭克林，他積極主張建立包括加拿大、西印度群島甚至愛爾蘭在內的帝國，這種思想影響了一整代政治思想家。
▲反映「昭昭天命」的宣傳畫
自公元1845年起，美國國內擴張思想高漲，多家報紙公開支持美國擴張。《紐約晨報》宣稱：「我們十分之六的人民願意打一仗」，《紐約商業時報》則刊登了醒目的「讓我們走汪凱向戰爭」標題，《紐約日報》編輯特別指出「墨西哥戰爭將導致兩國統一」。這些報紙推動了擴張思潮進一步泛濫，煽動起了美國人民的戰爭意願，為美國對墨西哥發動戰爭做了充足的輿論准備。
▲墨西哥城
反觀此時的墨西哥，雖然已在公元1821年時取得獨立，但土地制度並未改變，政治局勢也常年動盪不安。從1821年至1850年的三十年間，墨西哥先後有過50個政府，僅在1824年至1848年這二十四年裡就發生過約250次軍事政變。從1841年至1848年，平均每過四個月就要換一次總統。這些軍事獨裁者並不致力於墨西哥的發展，而是肆意利用手中權力搜刮民脂民膏。頻繁發生的動亂，更導致墨西哥政府對北部邊境省份無法進行有效管轄，進而給了美國可乘之機。
戰爭爆發與割地條約
公元1835年，美國政府唆使原屬墨西哥的德克薩困昌喚斯奴隸主發生叛亂，並宣布成立「德克薩斯共和國」，以格蘭德河為其邊境。墨西哥方面拒絕承認其獨立，並警告若美國介入其中，兩國勢必爆發戰爭。英國針對此事曾派人居中斡旋調停，最終卻以失敗告終，原因也很簡單，墨西哥在德克薩斯獨立問題上不願作出任何妥協。眼見「獨立現狀」岌岌可危，德克薩斯找到美國幫忙，甚至數次申請加入美國，但美國卻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拒絕，甚至表現出一種置之度外的反常態度。
▲德克薩斯共和國國旗
這並非是美國良心發現，而是因為此時國內奴隸制問題頗為棘手，因此美國在此事上採取克制政策，避免激怒墨西哥以引發戰爭。在問題解決後，美國撕開了溫情脈脈的面紗，此時的美國不再懼怕戰爭，甚至覺得墨西哥方面的警告正中下懷，這樣一來便不需要擔心己方「師出無名」。於是美國公開宣布接受德克薩斯共和國加入，成為美國第28個州。1846年4月24日，「美墨戰爭」正式爆發。
▲美國第11任總統波爾克
按照《美國總統咨文和文件匯編》中的相關記載，此時美國第11任總統詹姆斯·諾克斯·波爾克趁機操縱民意，在特別咨文中宣稱墨西哥「越過我國領土……使我國公民的鮮血流淌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在國會通過對墨宣戰的議案後，美國迅速招募了大量志願兵，在人數上達到與墨西哥軍隊相抗衡的程度；在裝備、訓練方面，美軍更有著壓倒性的優勢。截止1847年2月，美國已經佔領了加利福尼亞、洛杉磯等地，攻佔了墨西哥北部大部分領土。1847年9月14日，美軍正式攻佔墨西哥首都。在公元1848年的和談中，墨西哥被迫割讓本國一半以上領土，兩國簽訂的《瓜達盧佩-希得爾戈條約》成為近代史上割讓領土面積最大的條約之一。
阻遏戰爭繼續進行的兩國國情
不少人的疑惑就在這里，既然美國國內的擴張主義思潮如此強烈，而且在軍事實力方面又有著壓倒性優勢的情況下，為何美國沒有一鼓作氣佔領墨西哥全境呢？其實這與兩國國情有關。首先，美國國內也有不同的聲音。當時美國南部州和民主黨一致贊成發動戰爭，北部州和輝格黨則基本報以反對態度。時任輝格黨籍國會議員的亞伯拉罕·林肯曾直言不諱地指出：「總統發動的對墨西哥的戰爭是沒有必要和違反憲法的」，美軍將領杜蘭特也承認這「不是為了征服而進行的戰爭」，是「強大民族對弱小民族所曾進行的最不正義的戰爭之一」。
▲「美墨戰爭」場景繪畫
此外，墨西哥的實際國情也決定了美國不可能吞並其全境。墨西哥北部地區地廣人稀，大多為英國移民後裔，在文化、語言等方面與美國人相近，且與美國南方地區均為奴隸主當道，融入美國相對容易。比如作為戰爭導火索的德克薩斯地區，就與美國路易斯安那地區接壤，民間來往密切。至於墨西哥南部地區，這里人口稠密，和美國總人口數不相上下，多為西班牙和印第安人後裔，與美國人在文化、宗教信仰（美國人主要以新教路德宗、加爾文宗、浸禮宗為主，西班牙裔則以羅馬天主教為主）等方面差異巨大。想要這部分人融入美國社會，無疑要耗費大量精力，甚至可能擾亂美國社會治安，對當時國內暗流涌動的美國來說很有可能得不償失。
▲身著民族服飾的墨西哥人
當然，經濟問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當時美國國內工農業已經十分發達，人民生活水平雖然比不上老牌資本主義強國，卻比動盪中的墨西哥人民要強得多。若徹底吞並墨西哥，美國人口數目會足足增加一倍，而且這些人多數一貧如洗，又大多不具備生產技能，按照美國的福利體制，對於這些人在就業、生存方面的幫助很有可能拖垮美國經濟，美國人均生活水平勢必大大降低。
▲1840年美國紐約街頭舊照
綜合考慮之後，美國決定放棄吞並墨西哥的所有領土，也放棄了對墨西哥南方地區民眾的「拯救」。在條約中，美國獲得了加利福尼亞、內華達、猶他的全部地區，科羅拉多、亞利桑那、新墨西哥和懷俄明的部分地區，合計19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佔到當時墨西哥領土面積的一半以上。作為補償，談判桌上的美國倒也頗為「慷慨」，付給墨西哥1500萬美元和放棄墨西哥所欠的325萬美元債務。考慮到昔日「路易斯安那購地案」的成交金額和通貨膨脹因素，這筆補償款也還過得去——當然，這只是美國為了使土地掠奪行為合法合理化所採取的伎倆，本質上仍然是不公平的。
結語
經此一戰，墨西哥雖然得以保留了一半土地，甚至連下加利福尼亞半島也依然處於其轄制之下，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卻更加惡劣，國家經濟也被美國著力打壓，成為美國傾銷商品、獲取巨額利益的對象，完全失去了制衡和抵禦美國的能力。這是一場典型的「恃強凌弱」之戰，在《警世通言》中，這一詞語被用於形容夏桀、商紂，而美國對墨西哥的戰爭，與暴君盤剝百姓區別並不大。一貫以暴力手段維護自己利益，與道德和大勢逆向而行，美國這一招，總有一天會行不通的。
8、北美自貿區對三個成員國有那些好處？
從墨西哥的角度來評估北美自由貿易區，應該說墨西哥從中獲益匪淺，在經濟建設的許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於墨西哥的勞動力成本只是美國水平的十分之一，因此墨西哥吸引了大量的外國尤其是美國的投資，年平均吸引外國直接投資120億美元。同時，出口額從520億美元增加到了1610億美元，其佔GDP的比例從15%增加到了30%。同期，墨西哥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4%，目前已經達到4000多美元。而墨西哥國內生產總值也從4030億美元增加到了5940億美元，從世界排名的第15位上升到了第9位。另外，1994年末墨西哥爆發了金融危機，經濟增長一度受到重挫，但正是由於美、加的支持，特別是美國先後給予了墨400億美元的金融援助，又說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拿出數百億美元救援，才使墨西哥免遭更大的金融危機損失，並較快地擺脫了金融危機的影響，恢復了經濟的正常發展。近年來，受到自由貿易區發展形勢的鼓舞，墨西哥先後同30多個國家簽訂了貿易協定，已經成為世界上簽訂此類貿易協定最多的國家。對此，墨西哥總統福克斯曾對此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自由貿易區確實推進了墨西哥的經濟發展，並使墨西哥獲得了工作、知識、經驗和技術等大量利益。但是，衡量北美自由貿易區給墨西哥帶來的效應也要注意到游笑其負面影響。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同時也承擔了相應的義務，這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對此也毋庸諱言。這種代價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在工業方面，由於各種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逐步消失，墨西哥國內市場門戶大開，進口產品蜂擁而入。盡管消費者得到了更多、更好、更便宜的產品，但墨西哥本國的民族工業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企業不得不面對更激烈的競爭，許多企業無法維持下去，但只掙加工費的加工貿易企業發展卻很迅猛。
第二，農業方面的問題相比之下就更為突出。由於從美國進口的農產品從1994年以來增長了726%，導致墨西哥國內的小農階級幾乎消失殆盡，損失的工作機會達到130萬之多。因此，自由貿易區並未能有效化解墨國內的就業問題，反而導致目前墨西哥人偷渡去美國工作的情況愈演愈烈，人數已經從1990年的 204萬人增加到了2000年的481萬人，這與原來的期望相差甚遠。同時，85%的國外直接投資集中在邊境地區，廣大的內陸地區實際上處於邊緣化的境地，從自由貿易區中未得到多少實際利益，這也給其國內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帶來了新的問題。
第三，雖然北美自由貿易區把三個成員國的經濟更緊密地聯系起來，但也使墨西哥的經濟過分依賴於美國，這即使墨西哥得到了美國經濟增長的好處，也使其經濟的獨立性較差。
目前，美國是墨西哥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投資來源國，雙邊貿易占墨外貿總額的70%，對美出口占墨出口總額的83%，美國資本占墨吸收外資總額的 65%以上。墨主要經濟部門(石油行業、製造業、出口加工業、紡織服裝業等)均面向美國市場。此外，海外移民匯款(主要來自美國)已經成為墨僅次於顫沒石油收入的第二大外匯來源。因此，墨西哥對於美國的依賴程度很深，美國經濟的情況往往決定著墨西哥的經濟發展。例如，自2001年始，墨西哥經濟隨著美國經濟衰退而呈現出停滯狀態，2001年至2003年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0.1%、0.7%和1.3%，年均增長率僅為0.6%。2004年以來，隨著世界各國經濟形勢普遍好轉，特別是美國的良好增長態勢，墨西哥經濟也出現復甦跡象。因此，由於這些問題的存在，墨西哥國內對於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莫衷一是，對其的支持也是起伏不定。但是，自由貿易區畢竟只是實現經濟、貿易快速增長的工具，其本身並非終極目的，不能指望憑借自由貿易區可以解決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北美自由貿易區雖然在經濟和貿易發展上給墨西哥帶來了很多機遇，但墨西哥政府能否抓住這些機遇並迎頭趕上全球化浪潮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貿易發展的本身不能確保實現這一目標茄磨納。
回顧過去，墨西哥政府在這方面顯然存在一些失誤。例如，墨西哥政府在加入貿易區之初在國內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導致民眾對於自由貿易區抱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同時，墨西哥政府對於經濟採取了過分放任自流的做法，不注意利用各種手段來調節貧富差距和地區間的不平衡發展，也不注意保護國內的弱勢產業和農業，在教育、科技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也顯不足，導致這方面的問題越來越尖銳，各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也有激化的趨勢。這不僅對自由貿易區本身的持續發展能力產生了不利影響，也使很多人對於自由貿易區本身產生了疑問。
從墨西哥的角度來回顧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歷程，正如一些墨西哥國內人士所言，雖然自由貿易區沒有解決一切問題，但如果沒有北美自由貿易區，墨西哥現在的情況可能更糟糕。通過自由貿易區，墨西哥已經開始主動融入席捲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中，而不是坐等機會白白浪費。從此意義來說，北美自由貿易區給墨西哥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和挑戰。因此，墨西哥在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值得世界各國的借鑒和研究。
9、墨西哥金融危機的爆發原因
顯而易見，墨西哥金融危機Mexico financial crisis的「導火線」是比索貶值。而塞迪略政府之所以在上台後不久就訴諸貶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外匯儲備不斷減少，無法繼續支撐3.46比索兌1美元的匯率。那麼，墨西哥為什麼會面臨外匯儲棗岩備不足的困境呢？
薩利納斯上台後，政府將匯率作為反通貨膨脹的工具（即把比索釘住美元）。以匯率釘住為核心的反通貨膨脹計劃雖然在降低通貨膨脹率方面是較為成滲岩旁功的，但是，由於本國貨幣貶值的幅度小於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幅度，幣值高估在所難免，從而會削弱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據估計，如用購買力平價計算，比索的幣值高估了20%。此外，這樣的反通貨膨脹計劃還產生了消費熱，擴大了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在進口急劇增加的同時，墨西哥的出口卻增長乏力。在1989—1994年期間，出口增長了2.7倍，而進口增長了3.4倍。結果，1989年，墨西哥的經常項目逆差為41億美元，1994年已擴大到289億美元。從理論上說，只要國際收支中資本項目能保持相應的盈餘，那麼經常項目即使出現較大的赤字，也並不說明國民經濟已面臨危機。問題的關鍵是，使資本項目保持盈餘的外資不該是投機性較強的短期外國資本。而墨西哥用來彌補經常項目赤字的資本項目盈餘卻正是這種資本。80年代末，每年流入墨西哥的間接投資凈額為50億美元左右，而至1993年，這種外資的凈流入量已近300億美元。據估計，在1990—1994年，間接投資在流入墨西哥的外資總額中的比重高達2/3。
為了穩定外國投資者的信心，政府除了表示堅持比索不貶值以外，還用一種與美元掛鉤的短期債券取代一種與比索掛鉤的短期債券。結果，外國投資者大量賣出與比索掛鉤的短期債券，購買與美元掛鉤的短期債券。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夕，墨西哥政府發行的短期債券已高達300億美元，其中1995年上半年到期的就有167.6億美元，而外匯儲備則只有數十億美元。事實表明，墨西哥政府用與美元掛鉤的短期債券來穩定外國投資者信心的做法是不明智的。這種債券固然在短時間內達到了目的，使200多億美元的短期外資留在國內，但由此而來的風險更大，因為比索價值的下跌，不管其幅度大小，都會降低間接投資的利潤，從而加劇資本外流，也使短期債券市場面臨更大的動盪。因此，到1994年下半年，墨西哥政府已處於一種越來叢橡越被動的局面。一方面，無法擺脫對外國間接投資和短期國債的依賴；另一方面，這兩種資金來源使墨西哥經濟愈益脆弱，政府的迴旋餘地不斷縮小，而金融投機者的影響力則持續增加。當政府宣布比索貶值後，金融投機者便大量拋售短期國債。
所以說，外匯儲備的減少、比索的貶值是墨西哥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而用投機性強、流動性大的短期外國資本彌補巨大的經常項目赤字，則是金融危機的深層次根源。 墨西哥金融危機深刻的社會經濟原因總結於以下三點：
①金融市場開放過急，對外資依賴程度過高。
墨西哥通過金融開放和鼓勵外資流入，1992-1994年每年流入的外資高達250億-350億美元。而外貿出口並未顯著增長，外貿進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則從 1987年的9．4%增至1993年的31%，結果造成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赤字在230億美元的高水準徘徊，使得整個墨西哥經濟過分依賴外資。
②政局不穩打擊了投資者信心。
1994年下半年，墨西哥農民武裝暴動接連不斷，執政的革命制度黨總統候選人科洛西奧和總書記魯伊斯先後遇刺身亡，執政黨內部以及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爭權斗爭十分激烈。政局不穩打擊了外國投資者的信心，進入墨西哥的外資開始減少，撤資日益增多。墨西哥不得不動用外匯儲備來填補巨額的外貿赤字，造成外匯儲備從1994年10月底的170億美元降至12月21日的60億美元，不到兩個月降幅達65%。
③忽視了匯市和股市的聯動性，金融政策顧此失彼。
墨西哥政府宣布貨幣貶值的本意在於阻止資金外流，鼓勵出口，抑制進口，以改善本國的國際收支狀況。但在社會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極易引發通貨膨脹，也使投資於股市的外國資本因比索貶值蒙受損失，從而導致股市下跌。股市下跌反過來又加劇墨西哥貨幣貶值，致使這場危機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