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麼是世界的多極化，經濟全球化
政治多極化
①多極化是指一種趨勢,一個動態發展過程.到目前為止,多極化並沒有定型為某一基本的世界新格局.就當今世界實際情況來看,國際政治關系中存在美國、日本、西歐、中國、俄羅斯五個力量中心.五個力量中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世界各個地區和許多國家.五個力量中心之間存在的相互競爭、相互制約的關系,使軍事霸權主義受到更多的制約和限制,有利於世界的安全與穩定.但是多極化趨勢與美國單極霸權企圖之間的斗爭遠未結束,反而愈演愈烈；②世界多極化中的任何一「極」或者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或者具有巨大的國際政治影響力,這兩者通常是相輔相成的,構成了綜合國力的兩大方面.所以對多極化可以主要從經濟上實力的增強和政治上國際影響力的提高兩個側面去理解；③多極化趨勢的出現主要包括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實力的相對衰落趨勢,歐洲、日本的迅速崛起態勢和中國、第三世界國家興起的上升趨勢,具體表現為西歐、日本隨著經濟實力與美國的差距逐步縮小,在政治上對美國的離心傾向也在不斷加強；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壯大並走向聯合.
經濟全球化
一、含義
經濟全球化又叫世界經濟國際化,是指世界各國經濟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環節的全球趨同化趨勢.
二、實質
發達國際由於生產力的發展所引起的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流動,以尋找更有利的投資場所的過程.
三、當今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
1）生產的全球化,跨國公司越來越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力量；
2）市場的全球化,國際貿易迅速發展,國際貿易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3）資金的全球化,國際金融迅速發展,巨額資金在各國之間自由流動；
4）科技開發和應用的全球化；
5）信息傳播的全球化；
6）國際直接投資迅速增長,並呈現多元化格局.
四、經濟全球化是一把利劍
一方面,它為發展中國家提高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有利於吸收外資,彌補國內建設資金不足；有利於引進技術和設備,實現技術發展的跨越；有利於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培養高素質的管理人才；有利於發揮比較優勢,開拓國際市場.
另一方面,它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不利和風險,使發展中國家主權和經濟安全受到挑戰.經濟全球化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競爭機會.
五、我國的對策
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有利條件和機遇；同時又要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保持清醒的認識,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加強防範工作,增強抵禦和化解能力,切實維護我國經濟安全,更好地發展和壯大自己.
2、全球化的成本有哪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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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分懸賞，世界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大國策略制定
（一） 全球化的概念
所謂「全球化」,是指人類活動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在世界范圍內展現出的物質、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聯系、溝通、交流、互動的客觀歷史趨勢。它是伴隨著人類交往的不斷擴大,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人類社會的全球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揭開了全球化進程的序幕，18世紀的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在西歐迅速發展,突破了農業經濟時代的地方狹隘性,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紀下半葉的信息技術革命,極大地突破了傳統的時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進程。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領域的深刻變革。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挑戰
（一） 經濟全球化的一般性問題
所謂「全球問題」，是指在發生規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質，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國家、地區的根本利益，並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努力和國際社會的一致行動才能得到有效解決的那些問題。
全球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對此，國內外大多數學者都是承認的，但他們對全球問題的理解卻並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於對哪些具體問題有資格進入全球問題的認定上以及如何區分各問題之間的主次關系，例如，前羅馬俱樂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問題歸結為人口增長、社會的差距和分工、社會的不公正等近30個問題構成的總問題;前蘇聯學者M"M"馬克西莫娃則認為全球問題包括核戰爭的威脅、飢餓、貧困。
哈貝馬斯較早地就開始關注全球問題了，他曾把資本主義社會分為「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或「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兩個階段，他稱後者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對全球問題的關注是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分析的重點，在《合法化危機》一書中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增長的後果作了這樣的分析:「晚期資本主義的高速增長給國際社會帶來了許多問題。」「在這里我所說的是對生態平衡的破壞，對人格系統一貫要求的損害(異化)，以及對國際關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壓力」。在他看來，造成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在於「系統」侵入了「生活世界」，人們的交往被扭曲、異化了。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重構理性，建構一種交往理性，也就是主體在平等自由的基礎上通過對話達到相互理解和一致，從而實現人們之間交的合理性，實現社會的合理化。
建構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離析的傳統理性是哈貝馬斯的理想，這也是他的交往行動理論的核心。這一理論一經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並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雖然有的學者認為他所提倡的通過「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話語倫理」規范的建立與貫徹來消除當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實現一種「無暴力統治」的社會秩序的理想是一種空想，但是，哈貝馬斯幾十年一直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論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導的交往理性是有著相當重要理論價值的。
（二）中國的問題
中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就選擇了一條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的道路。這樣一條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也就是和平發展的道路。
20多年來，中國的這一歷史抉擇經受了考驗，和平崛起的進程已經開了一個好頭，但是還遠遠沒有完成。一個13億至15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和平崛起，決非易事。特別是在21世紀上半葉，我們既面臨「黃金發展期」，又面對「矛盾凸顯期」。說矛盾凸顯，就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而言，帶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戰：
第一個是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挑戰。中國人均資源佔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後列；同時，由於發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藝總體水平低，中國製造業的單位和總量的資源消耗包括能耗，卻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隨著世界製造業向中國大規模轉移，也帶來一定程度的「能耗轉移」。這就使得資源特別是能源的短缺，成為困擾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大難題。
第二個是生態環境的挑戰。中國在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狀況惡化、資源耗費巨大回收率低而導致環境破壞等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同時，這也是中國領導層提出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背景。
第三個是在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兩難問題的挑戰。比如，既要使GDP持續快速增長，又要加快社會建設步伐；既要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又要擴大社會就業；既要保持東部地區的強勁發展勢頭，又要促使東中西部共同發展；既要推進城市化，又要從各方面反哺農村；既要注重公平、縮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擴大吸引外資，又要優化引資結構；既要以市場換技術，又要增強科技自主創新；既要深化各項改革，又要保持社會穩定；既要推進市場競爭，又要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等等。解決這一系列兩難問題，都不能只顧一頭、不顧另一頭，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統籌兼顧，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
另外，全球化的發展對於中國的進出口體制、貨幣體系、宏觀經濟調控體系、金融體系監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場化的趨同要求。
因此經濟全球化無論從內在體繫上，還是外在環境上都需要中國政府的大國策略。
（三）中國的大國策略
中國是歷史上文化大國，也是現實中地緣政治大國，正致力於成為未來的綜合性大國。所有這些決定了她的戰略定位及其選擇不同於任何大國。作為國際地位日漸提高、實力不斷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要，就構成了國家戰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種需要之間彼此聯系，形成一個有機系統：從基本的生存權益需要到更高層次的需求，從而通過自助成為一個對國際社會有重要貢獻的大國。
第一，主權需要。它包括領土完整，內政不被干涉，這是一國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權需要與國家統一密切相聯，互為一體。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主權過時論」在西方興盛一時，「新干涉主義」抬頭，在這種情況下，維護國家主權，反對霸權主義就成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峻考驗。
第二，穩定需要。與主權需要一樣，穩定需要同樣涵蓋了國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內涵。穩定分為內部社會穩定與周邊環境的穩定。前者需要強大政府並建立有力的政治、經濟秩序，是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的必要保障；後者是指建立在「主權需要」層面上的「防衛需要」，「防衛需要」也就是擁有影響和控制周邊危險事態能力的需要，從而才能保證外部環境的安全。
第三，發展需要。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都在拚命迅跑，以在未來競爭中爭奪力量制高點。對中國來說，發展既必要又緊迫，因為惟有發展才能提高綜合國力，並使和平自主的對外政策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穩定是發展的保障，反過來，社會不發展、經濟衰落，則內部社會震盪及民族問題會被激活，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也不論國家制度及意識形態差異，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個國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權不完整的表現。對平等需要的強調，是對強權政治及霸權行為的反對，它要求利益與機會均等，反對因文化歧視、貿易歧視而對某國作出的單方面限制。
第五，正義需要。中國的地緣政治及文化歷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於其他大國的使命，即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的使命感。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中國已為自己樹立了作為大國的必要道義形象。這種正義需要包括作為一個大國在聯合國扮演積極的更富有建設性的角色，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維護小國、弱國權益、反對霸權主義方面始終樹立自己的正義形象。一個國家惟有發展具備一定實力，才能為國際和平與安全作出更大貢獻，反過來，一個成為負責任的國家從而樹立起正義形象，也必然給它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與支持。
簡言之，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求，是一個由基本層次向更高級層次的逐步遞升的過程，利益需要層次的拓展，也就為外交及戰略目標的進一步推進提供更深的內涵和意義。
三、 交往理性的指導性意義
（一）哈貝馬斯交往理性的內涵
.哈貝馬斯是通過分析語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動來揭示交往理性內涵的，而這種分析主要體現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動理論中。這一理論通過對生活世界和以語言為媒介的主體間交往活動的語用學分析來發掘交往行為的理性內涵，並從語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之中，歸納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結構和基本規范。因此分析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範式，可以從他關於語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論論述中著手進行。
1、語言和交往行為理論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理性內蘊於以語言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結構中。他對交往行為下了這樣的定義:「交往行為是以象徵符號為媒體的交互活動(interaction)。這種交互活動是按照必須遵守的社會規范進行的，而必須遵守的規范又是給相互期待的行為下定義的，並且至少必須被兩個行動著的主體理解和承認。」從他對交往行為所下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他所說的「交往行為」具有如下特點:第一，交往行為是至少兩個主體之間以達到共識為目標的行為:第二，交往行為是以語言(符號)為媒介，語言是交往行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體必須遵守共同的社會規范;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對話，通過對話以求達到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與「一致」。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言語行為，言語行為總是與三個有效性要求相關聯，即真實性，「言說者必須有提供一個真實陳述的意向，以便聽者能分享說者的知識」;正確性，「言說者必須選擇一種本身是正確的話語，以便聽者能夠接受，從而使言說者和聽者能在以公認的規范為背景的話語中達到認同」:真誠性，「言說者必須真誠地表達他的意向以便聽者能相信說者的話語」。
哈貝馬斯聯系言語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劃分為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因為交往行為反思地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相關聯，所以每個行為者都會明確或不明確地提出對應的言語有效性要求。在論及客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實的，「客觀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事態存在的」;論及社會世界時，陳述應該是正確的，「社會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規范存在的」;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該是真誠的，主觀世界是「主觀經歷的總體」「可以通過真實表達的經歷原理來說明主觀的東西」。
他還特別指出，在語言行為中，語言的有效性要求總是同時浮現，即使一個語言表達只是主體性地使一個有效性要求凸顯出來，三個有效性要求在一個交往行為中仍然同時被要求。例如，當一個聽者接受一個論斷的真實性，但同時又懷疑言說者的真誠性或懷疑表達的正確性時，一致協議是不可能達成的。在現實交往中，三個有效性斷言能夠提出、接受或被反駁，這都是理性的言說過程。
哈貝馬斯認為，人際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語言。惟有通過語言交往，單獨的人才能組合為社會。語言原初地蘊含著「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這便是哈貝馬斯稱之為「交往理性」的基本內涵。
（二）哈貝馬斯對全球問題的設想
哈貝馬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分析與全球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哈貝馬斯解決全球問題的設想可以概括為密切聯系的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的商談倫理學說，一個是超越民族國家理論。這兩個方面其實是交往理性在現實中的應用。
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已經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他把合法性問題與規范有效性聯系起來，認為合法性問題本身應當是一個規范有效性問題。對於規范有效性問題，有與危機理論相關的兩個基本觀點，一是交往共同體，一個是普遍利益。哈貝馬斯認為，如果人們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規范上可以達成共識，就無法說明規范有效性問題。交往共同體成員之間通過商談、對話共同或一起來確定規范的有效性，這不僅是一種認知活動，更在於這是一種普遍利益的共識。規范有效性的實現要求普遍利益原則能夠得到貫徹，所謂利益的普遍化，哈貝馬斯指的是可以通過交往(溝通)而共有的需求。合法化危機意味著普遍利益受到壓制。
對於擺脫資本主義對普遍利益的壓制，哈貝馬斯寄希望於以語言作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錢和權力作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於以可普遍化原則作為先決條件的話語論辯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說，哈貝馬斯把「交往行為」的合理化作為社會變革的目標。讓溝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為的交互主體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沒有任何外在或內在壓制的生活世界裡。哈貝馬斯在解決全球問題上同樣主張以語言為媒介，交往主體通過對話、溝通達成一致和相互理解，從而實現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說，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在解決全球問題上還有一定的空想性，那麼主張超越民族國家，則可以說是哈貝馬斯在20世紀90年代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的具體措施。
哈貝馬斯清楚地認識到，飛速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加劇了階級對立和由此而來的社會緊張，為了轉移國內矛盾，西方國家在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利用民族主義的推動力將社會沖突引向對外的帝國主義戰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劇之後，民族主義的整合力已消耗殆盡，西方各國不得不在社會總產值中支配很大份額，實行有力的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就業的政策和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同時促進經濟的活力，保障社會一體化，化解了階級對立，穩定了資本主義。但是，在激烈競爭的全球化的經濟框架中，民族國家要保持其國際競爭力，就不可能再繼續福利國家的政策，而必然要「採取有害於社會團結一致，使社會的民主穩定性面臨嚴峻考驗的削減政策」在哈貝馬斯看來，經濟全球化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而社會福利國家妥協即使不是解決資本主義內在問題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夠把它所造成的社會代價維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問題還不僅如此。一旦放棄社會福利國家的政策，勢必要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分化;而社會分化又勢必破壞自由的政治文化，喪失民主的基礎。哈貝馬斯認為「只有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這種職能」.再說經濟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國家的能力。也就是說，只有從民族國家過渡到一個超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繼續原先由民族國家採取的社會福利措施，對抗資本無限擴張的邏輯，保障和進一步擴大民主。他認為只有堅持政治先於經濟，對在全球范圍內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加以「政治馴化」，才能使現有的社會長治久安。
經濟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們成為風險共擔的共同體，有著無法迴避的集體命運。一方面，市場的擴張遇到了地球幅員的限制，資源開發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日益變小的世界己不允許人們將行為後果外化:無須擔心制裁，而把代價和風險轉嫁給他人一如其他社會部門、其他地區、其他文化或子孫後代—的機會越來越少。這無論在重大技術的跨地區風險上，還是在富裕社會的工業所製造的危害整個地球的有害物質上，都表現得同樣明顯.」單個國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風險。另一方面，生態環境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毒品走私、跨國犯罪和軍火貿易，都不是哪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的;並且，解決這些問題必然也必須對民族國家的主權有所限制。面對上述人類共同的嚴重問題，「各個國家都必須在對內政策上鮮明地被納入一個負有世界義務的國家共同體的有約束力的合作過程」
他一再指出，經濟全球化造成大多數人，尤其是弱勢群體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擴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導致貧困者和無社會保障者增多，這方面的指數確鑿無疑，社會分化的趨勢同樣也是顯而易見的」「不管從哪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都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
哈貝馬斯的設想，具體而言，就是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是由於地理的和經濟的基礎擴大而在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加強自己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地位。他還認為僅將原先民族國家的調控能力轉移給跨國性的政治共同體是不夠的，關鍵是要以政治來克服「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具體做法是，「要引進世界范圍內的政治意志構成因素，並保證政治決策的約束力」也就是將國內的民主擴大到國際范圍，藉助各政治實體的市民社會和政治輿論，形成世界性的強制互助意識。只有當公民要求大力轉變對內政策形成觀念壓力，具有全球行動能力的行動者，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各種政治共同體的自我意識才會發生變化，才會日益把自己視為一個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顧利益的共同體的成員。
（三）哈貝馬斯的方式
1、 以交往理性約束工具理性
哈貝馬斯系統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濫給現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嚴重問題，他認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確立交往理性。在現在看來，他的這一思想，對我們解決全球問題同樣是適用的。由於工具理性的擴張，使人們片面地認識和對待自然以及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就產生了許多全球問題。
哈貝馬斯認為工具理性的實質是:在目標確定的情況下選擇達到這一目標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給定的條件下現實地權衡和制定所要實現的目的。在他看來，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間的交往中遵循著一種完全不同於技術規則的特殊規范。這種規范必須通過語言的共識來形成，並以語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為人，並不僅僅在於能自覺地進行物質必需品的再生產或工具的使用，而在於能夠使用語言。人的自我意識的發展與語言的發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對人的行為的分析最終必須落實到語言。以語言形式進行的交往活動主要應歸結為建立在特定觀念和原則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諧共處。也就是說，要克服工具理性帶來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在主體間建立一種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形成共識的交往理性。
哈貝馬斯主張通過交往理性來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們，不要只注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在現實中，就是要正確地認識科學技術的兩面性，人們不能一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為評判一切的標准。雖然科學技術能大大發展生產力，能極大豐富我們的物質生活，但是，我們不能無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哈貝馬斯對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雖然作了過分極端的評價，認為科學技術執行意識形態的功能，但是他對濫用科學技術的後果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堅決反對科學主義、技術至上論。對於當前的全球環境和氣候問題，我們不能盲目樂觀，認為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自然問題說到底還是人的問題，是人如何看待人類自己和自然的關系問題。科學技術本身並沒有錯，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應用科學技術。我們在改造自然時，也有一個限度問題，不能無限度索取。人類和自然的關系也是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關系。哈貝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來約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一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規范
針對目前的全球問題，各利益主體也達成了不少協議，但是到目前為止，有些國際公約的執行情況很不令人樂觀，甚至有的協議形同虛設、有的協議事與願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規范的制定出現了問題。哈貝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對規范的作用做了闡述。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強調以語言為核心的交往活動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會規范建立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將生活世界合理結構的整復定位於交往理性的重建，並將此提升到「話語倫理學」的高度，視其為社會倫理的根本原則，主張依此來約束人的行為、人與人的關系乃至整個社會實踐，使人際關系和社會交往中權力和暴力的使用成為非法，從而建立合理的社會秩序。實質上，「話語倫理學」是哈貝馬斯交往理性在實踐中的運用，即他的「實踐理性」。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關系是人類的基本關系，人們之間必然會發生交往關系和交往行為，於是，人們就必須相互理解，而人們之間要實現相互理解，就必須具有確定性和規范性的准則，這一方麵包括共同的語言背景和語言規則，另一方麵包括共同的價值准則。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規范是對話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但是他認為普遍化的規范的確立，必須排除強制的因素，也就是說對話倫理學的規范原則，必須是人們能夠自願接受的。
那麼，在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怎樣才能保證規范為一切人所接受?哈貝馬斯認為共識並不像利奧塔所說，必定會抹殺個性，取消話語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築在對個性和多元性的承認之上的，但承認多元性和個性決不意味著異質多元的話語可以不遵守任何規則，可以超越語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問題的實質在於，通過何種途徑來達到差異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識決不會否定差異，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價值領域內，對對話論證的形式規則達成主體間認識的合理的一致，並將這一前提引入語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據的乃是建築在邏輯合理性之上的語言規則的統一，目的是使論證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獲得保證。
哈貝馬斯認為，建立普遍承認和遵守的規范是主體間順利展開對話，實現交往合理化的條件之一。規范的本質特徵在他看來就是普遍有效性，這是他的對話倫理的一個基本原則，那麼，如何確保規范的普遍有效性?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原則，即論證原則。他認為真理是由共識形成的，陳述的真理性條件是參與對話的主體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說，一個規范是通過參與對話的主體共同論證的結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在參與討論的過程中都根據自由意志確定何者為普遍規范。在這一過程中，不是現存的普遍原則決定人們提出的倫理規范是否正確、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體的相互討論中，由共同認同產生普遍的規范。規范既然是各利益主體在平等自由的條件下，經過論證而形成的，那麼規范就體現著各主體的共同意志，他們必然會遵守規范。
四、結論與建議
（一）理論指導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是從不同利益主體通過對話、商談並遵從一定的互相認同的規范而達到合作與協調、尋求共存、互利發展的心理趨向、認知構架與行動取向。哈貝馬斯認為運用著認知構架可以較好地分析顯示社會以及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和重大變革。總的看來，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滿矛盾和沖突的社會生活中人們是如何消除沖突、達成協調和尋求互利發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處在於真正突出了社會歷史共在主體的作用，它不再把社會共同主體看作先天地內在同一的普遍化整體，也不再把某一特殊社會群體提升為歷史的唯一主體，而把其他社會成員排斥在歷史主體之外，而是看到各個歷史行動的參與者的內在差異的同時找尋到了社會歷史共同主體的內在同一性的根據及現實途徑。
我們要解決全球問題，除了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全球問題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鑒西方思想家特別是哈貝馬斯的理論，積極尋找全球問題的出路。
（二）實踐指導——以貨幣為例
在此基礎上，中國參與國際社會的具體操作層面上，還應採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論，與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各類利益主體進行長期重復進行的合作博弈，在國際范圍內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爭取能源、資源。
自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國際貨幣秩序陷於混亂。金融自由化浪潮又為國際資本流動開放了大門。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獲得高經濟增長後，由於國內經濟體系內在扭曲，相繼受到國際資本的沖擊，幾十年的奮斗的成果被國際資本吞噬。拉美開始出現「美元化」現象，被認為是全球化消除貨幣民族特徵的一個標志。但從交往理性的角度，這明顯不是一個平等的合作。在亞洲范圍內需要一個實力與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國家來承擔亞洲貨幣一體化的火車頭，目前還期待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崛起，以及國際交往能力、制定協議能力的增強。
因為，現代國別貨幣(如美元、日元等) 是一種制度工具,它以本國的經濟實力為基礎, 又服務、支持並刺激本國經濟的發展。當一種國別貨幣成為國際貨幣時,這種工具不僅給該貨幣的發行國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使發行國無償地、長期地佔有他國的部分商品和勞務,也有影響、為難甚至於左右他國經濟的功能,並影響他國的政治、社會生活以至於文化、意識形態等。國別貨幣的國際化,有著極為廣泛而深遠的國際社會權力效能。在一定意義上講,正是這樣的國際化,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 反過來,經濟的全球化又進一步強化了國別貨幣國際化的效能。
由此可見，國際范圍的合作博弈首先是一個利益聯系體，其次相互理解與信任是基礎，第三還需要維護機制運行的約束機制。
在貨幣合作方面，歐盟、歐元走在東亞的前面，啟動東亞的貨幣及經貿合作。可以成為建立中國、日本、韓國為領頭羊的亞洲貨幣機制良好借鑒。
（李謂文 原創）
六、參考文獻
[1]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M】.洪佩郁，藺著譯.重慶:重慶出版，1994
[2]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M].劉北成，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哈貝馬斯.超越民族國家?[A]貝克等.全球化與政治【c】.王學東，柴方國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5、論述題：請談談你對資本主義的理解。
題目看起來很隨意，其實是個很深刻的問題。要談談對「資本主義」的理解和認識，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實質是什麼？筆者經過參閱了一些資料，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看法：
一、傳統的看法
黃仁宇先生在與李約瑟共同撰寫《中國科技史》的十幾年裡曾對研究資本主義的諸多作者有過一個綜述：「寫資本主義的文章大略有三類。一類注重生產關系的轉變。一類注重資本主義精神。還有一類注重自然經濟之蛻變為金融經濟。」
事實上，黃仁宇持有的是一種整體演變的看法。即「資本主義」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是由許多原因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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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提到，形成「資本主義」的三個主要條件：（1）信貸關系的拓展。（2）專業經理人員的使用。（3）各種有利於資本主義管理的技術的社會共享。我們也可以認為這里的第一個條件包括了金融市場的發展或資本的自由流動。第二個條件其實是要求「企業家的自由進出」（隱含著「企業家與資本家職能的分離」）。第三個條件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可計算性」（隱含著「信息的自由流動」）。「企業家的自由進出」被新奧地利學派的領袖克茲涅爾（Is-real Kirtzner）認做「資本主義」的定義。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到底「資本主義」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呢？還是歐洲人文化傳統與擴張精神產生的獨特結果呢？對於這個問題，余英時認為在歐洲資本主義誕生之前的幾百年裡，確轎碧彎實先有了一場連續不斷的，指向資本主義的精神運動。當然，我們還可以進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黃仁字和李約瑟對威尼斯城邦民主與信貸擴張，低地尼德蘭的市民自治與貿易管理，到後來英國限制王權和金融發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們對英國法庭法律變遷的研究。所以，政治，法律，這些「上層建築」的演變是伴隨了資本主義的「物質發展」的。政治事件與精神運動的關系（例如「三十年戰爭」）在歐洲十四到十七世紀間極其錯綜復雜。從宏觀上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過程應當同時「伴隨」著一個精神過程，我們無法證明哪一個為主，哪一個為輔。但是從微觀上說，人的精神導向總會隨著人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發展（即擺脫物質生產的束縛）而越來越占據主要的方面。只不過現代精神仍受約束於「傳統」，而傳統的精神是從原始物質生產狀態脫胎而來的。所以我們才觀察到兩個過程（精神的和物質的）相「伴隨」的現象。
在「傳統的看法」里，馬克思和韋伯代表了兩個幾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以致帕森斯（TalcottParsons）堅持認為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就是為了反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而寫的。我假定雙方的觀點已經為讀者熟知。這里要討論的不是他們的觀點，而是他們的觀點或他們關於「資本主義」的概念可以從具體歷史過程中抽象出來的程度。
韋慧岩伯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觀念與他對「歐洲理性」的理解有關。他著名的觀點是，商業行為，甚至大規模商業行為，在中國和印度都一直存在並早於歐洲。但那不是資本主義，因為那裡缺少一種「理性」，缺少一種依賴於精確計量的法律，會計，契約，僱傭關系，政治活動等等的有理性目標的社會組織。他定義「資本主義」為「用企業的方法實現人的需求」並且這種企業必須是「使用資本主義簿記方式的理性的資本主義企業」。韋伯大量地使用「系統地」這個詞，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種「理性地和系統地追逐利潤的態度」。他並且把一切「資本主義」分類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資本主義。（2）非理性的，工閉悶業的資本主義。（3）理性的，政治的資本主義。（4）理性的，工業的資本主義。只有西歐的資本主義才屬於第（4）類。因此「資本主義」（同樣地，「社會主義」）做為理性的社會組織和政治運動在西方以外的社會中並不存在。
雖然韋伯也強調理性地僱傭和組織「自由勞動力」是資本主義的突出特徵，但他並沒有象馬克思那樣把「僱傭勞動」看成是「理解資本主義的軸心」。韋伯這種強調精神過程的「資本主義」概念於是很難從西歐社會具體的歷史中抽象出來。
馬克思的研究幾乎可以看成是對資本主義「微觀基礎」的研究。他的深刻性在與他同時代經濟學家的比較中立刻顯現出來。例如同時代人認為資本主義的實質在於對利潤的追逐或循環公式：「貨幣一資本一更多的貨幣」。這種看法在學術上納入一個很流行和著名的學派，我們不妨按黃仁宇的分類稱之為「金融的資本主義學派」。這類看法認為資本主義的實質在於「資本的堆積」，在於「金融資本的吞並行為」（acquisitive capitalism）。但是馬克思抓住了「剩餘價值」這個關鍵，來解釋「利潤」和資本的金融擴張如何成為現實可能性。「僱傭勞動」於是成為馬克思所理解的「資本主義」做為一種社會關系的實質。從我們的角度看，馬克思的僱傭勞動概念是可以應用到非西方社會的歷史過程中的，所以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概念比韋伯的有更大的普適性。當然，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的。對「價值」和價值創造過程的理解不同使其他經濟學家被馬克思視為「庸俗」。我在《經濟研究》中曾詳細闡述了以奧地利學派為首的主觀價值理論對價值創造過程的理解。按照門格爾和熊比特的理解，企業家或追逐「利潤」的人對於「剩餘價值」的創造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正是他們發現了價值的「剩餘」，正是他們的「企業家才能」使自由勞動得以組織起來，去獲取「剩餘價值」。如果說這是「剝削」，那麼可以認為「剝削有功」。
整體演變的看法固然是一種學者態度，但是要「學以致用」就不那麼方便了。大凡「整體」一定難以脫離歷史去看。那麼一個「整體的資本主義」觀念如何應用於中國社會的歷史呢？我們研究一個觀念是否可以從它由以產生的特定歷史環境中抽象出來，目的在於把這一觀念應用到其他的歷史過程中去。對於「資本主義」這一極其重要歷史觀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後完成的。
二、「擴展程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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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大學，哈耶克並不真正屬於芝加哥學派，因為他任教於「社會思想委員會」而非經濟系。但是如同奈特與芝加哥學派的關系一樣，哈耶克顯然是芝加哥傳統的原流之一。
哈耶克晚年最後一本書《致命的自負》第一句話是：「本書論證那個我們文明由以發生並賴以生存的東西,精確地說只能夠被描述為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該秩序通常被有些誤導地稱為資本主義。」我在這里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討論了哈耶克「擴展秩序」的意義。那是因為「經濟發展」這個概念所指稱的歷史過程本來就與「資本主義發展」相重合。《致命的自負》講的是道德問題，道德傳統的意義，人類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負的危險。和馬克思一樣，哈耶克的目光曾勘察了人類知識的每一個領域。從這一歷程中，他得以抽象出「擴展秩序」做為「資本主義」的實質。在馬克思看見「僱傭勞動」的地方，哈耶克看到的是「擴展秩序」。
資本主義應當被稱為「擴展秩序」。從擴展秩序的概念看，把它叫做「資本主義」確實是有些誤導了。那是因為按照前述「傳統的看法」，人們對「資本主義」的理解總是圍繞著「資本」的種種性質（社會史的，金融的，僱傭勞動的）。在哈耶克看來，「資本」只是人類合作的秩序由以擴展的手段之一，它甚至不是必須的。例如，資本僱傭勞動的情形在知識社會和人力資本的時代不會成為人類合作的主要方式。哈耶克的後三個命題合起來說就是，擴展秩序這只「看不見的手」,是以私有產權為運作基礎的，而私有產權的道德基礎則是由傳統提供的，理性試圖對傳統進行整體設計和改造，那隻表明「科學主義」在哲學上的謬誤和理性的「致命的自負」。應當指出，哈耶克的「擴展秩序」概念是對「資本主義』僅為歷史過程的一個抽象。它可以應用於其他的歷史過程。事實上，哈耶克認為「擴展秩序」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實現。
以往叫做「資本主義」的東西，應當正名為「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它的基本要素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一直就存在著：財產權利，市場和交易，道德意識。所需要的是「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這個創造性，和制度與技術的創新一樣，蘊涵於無數文化實踐者的創新努力，取決於大眾擁有的創新自由。
三、資本主義的新特徵
詹姆遜是當今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看來，當代資本主義並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的基本范圍，但他也承認，與古典資本主義相比，今天的資本主義已出現了新的特徵。
他具體歸納出當代資本主義有以下三個新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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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商品化」。他說：「日益強化的政治與經濟的文化意義，並不是這些領域傾向於分裂與差異的結果，而是商品化本身越來越普遍和徹底的結果，這種商品化現在完全有能力將大片文化區域殖民化，而這些文化區域一直阻擋著普遍的商品化，一直確實與這種商品化的邏輯基本上處於相對峙和相矛盾的狀態。今天，文化基本上已變成了商業，這一事實所造成的後果是，過去通常被視為經濟和商業的東西也變成了文化，對所謂的『理想社會』和消費主義的各種診斷必須無視這一特徵。」他認為，「商品化」已嚴重到足以吞沒大片文化領域的程度，這一方面使文化已成了商業，另一方面則使先前被視為經濟和商業的東西也變成了文化。所以，當今的經濟和商業的東西已有了文化意義。他強調，經濟與商業的東西具有文化意義並不是其出現分裂的結果，而是商品化的結果。
其二，「消費主義」。他說：「至於消費主義，許多人可能指望，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它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對人類社會越過消費主義的經歷是必要的，假如這樣做是為了選擇一些與其宗旨根本不同的東西的話。但是，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地區來說，消費主義的嗜好在客觀上不再具有這樣的功用。可能的情況似乎是，20世紀60年代激進理論的下述預言：資本主義由於不斷滋生其體系所不可能加以滿足的新的需求和慾望，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種革命的力量，如今在新的世界體系的全球范圍內得到了應驗。」詹姆遜不同意人們對目前盛行的消費主義的作用的評價。他強調，消費主義在客觀上已失去這種正面效應。他贊賞20世紀60年代新左派的激進理論對消費主義的批評。
其三，「全球化」、「信息化」。他說：「在某種理論的層面上可以說，諸如結構性失業、金融投機、失控的資本流動、理想社會這些當下的緊迫問題，就它們都缺乏實質性內容，都比較抽象（與在另一個時代使用的『異化』這一術語相區別）而言，是深深地聯系在一起的。當我們再次涉及全球化、信息化這一主題時，我們將面臨辯證法反論的一面。當建立新的世界網路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可能性，所伴隨的是今天世界體系中自主性的喪失，是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可能獲自己的獨立性，是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與世界市場相抗衡、相割裂、相對抗時，難於克服的困境就會出現。知識分子不可能憑著自己的想像就能找到一條捷徑。正是現實中結構性矛盾產生著對新的可能性的期望：我們至少能夠通過黑格爾所說的『否定的角度』，通過關注能被指望產生新的東西的那些地方，來把握這一現存的困境。」詹姆遜的這段文字有些晦澀，但只要仔細閱讀其意思還是清楚的。他論述了作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徵的「全球化」、「信息化」的內容、實質、危害。他清楚地指出，「全球化」、「信息化」是與結構性失業、金融投機、失控的資本流動聯系在一起的，建立世界網路是建立在民族自主權的喪失的基礎上的。
他在講到當代資本主義出現「全球化」、「信息化」的趨勢時說道：「全球化和信息化技術確實是新的資本主義『後現代』階段的主要創新，馬克思主義願從知識上和政治上去分析這些發展。惟有從世界體系本身的角度，才能理解具體化的理論與經濟學家的危機理論和新的結構性失業是一致的，而後者與金融投機、大眾文化的後現代性一樣都是同一整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只有從這樣的角度看問題，才能發展起一種新穎的國際政治實踐，它許諾在新世界體系中維持民族國家的獨立性，並找到一種辦法，從衰落的勞工運動和急速的資本轉移中吸取力量。」詹姆遜在這里不但指出了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擔負起分析「全球化」、「信息化」的歷史使命，而且描述了此後所必然產生的前景。
由於覺得「資本主義」對我來說是個比較深刻的問題，我暫且從上述「傳統的看法」「擴展程序的看法」和「資本主義的新特徵」來拼湊一些我對資本主義的粗淺認識。要想有更深刻的認識，還有待於我不斷地閱讀大量的關於「資本主義」的書籍，並作深入的思考
6、哪個文獻里有經濟全球化的定義
哪個文獻里有經濟全球化的定義：
全球化經濟綜述殖民地文獻國界 經濟全球化文獻綜述摘要: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已經是當今世界經濟的主要特點和大趨勢沖春,它對世界各國經濟鎮判顫都有很重要。御敗
7、跪求文獻綜述寫法及範文！！！
文獻綜述範文的寫作步驟如下：
（一）選題
選題是寫好文獻綜述的首要條件。選題要從實際出發，具有明確的目的性，在理論或實踐上有一定意義。選題來源包括：1）與自己實際工作或科研工作有關的、較為熟悉的問題；2）某護理問題的研究今年來發展較快，需要綜合評價；3）從掌握的大量文獻中選擇反映本學科的新理論、新技術或新動向的題目。 文獻綜述的題目不宜過大，越具體越容易收集資料，從某一個側面入手，容易深入。
（二）搜集資料
文獻資料是撰寫文獻綜述的物質基礎，選定綜述的題材後要大量的搜集和閱讀有關的中文和外文文獻，文獻越多，就越好些，綜述的質量就越高。選擇文獻應先看近期的（近3-5年），後看遠期的，在廣泛閱讀資料的基礎上，在深入復習幾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必須找到原文閱讀，特別是有權威性的文章應細讀。在閱讀文獻過程中應做好讀書卡片或筆記，為撰寫綜述准備資料。
（三）整理資料
綜述不是眾多文獻資料的堆積，而是作者在閱讀了一定量的資料的基礎上，根據資料的重要程度進行細讀，抓住其主要觀點和結論，對掌握的資料進行分析、綜合，先列出提綱，寫出各級的大小標題，然後將觀點相同的資料分別歸入有關問題，並排好順序。綜述要如實反映原作者的觀點，不能任意改動，但對引用的資料也要加以選擇，不可能把搜集和閱讀過的所有資料都寫進去，應有所取捨。
（四）寫作
根據寫作提綱，逐項將內容展開，並注意觀點與內容的一致。在寫作過程中，可根據需要調整結構和補充內容。論述觀點時，作者可有傾向性，但不同觀點也應列出。初稿寫出後，要反復修改和補充，包括內容增減、結構統一、數據核對和文字潤色，綜述發表前，最好請有關專家和同行審閱，力求做到主題明確、層次清楚、數據可靠、文字精練、表達准確。
範文1：
從政府到企業：關於中國民營企業研究文獻的綜述
一、引言
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經濟在轉軌過程中的不俗表現，一直令中外經濟學家為之著迷，作為其背後主要支撐力量的民營企業更是倍受關注。從民營企業的發展支撐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和市場化進程的基本假定出發，經濟學家們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觀察、解釋民營企業的成長績效，及其所創造的「中國奇跡」。一些學者甚至認為，中國民營企業的成功挑戰了「傳統智慧」（Montignola，Qian and Weingast，1993），為主流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獻。
以此為背景，我們嘗試對該領域內主要貢獻者的觀點進行歸納，並梳理其理論邏輯，力求從另一個側面去理解民營企業，進而理解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質。具體講，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民營企業，從其產生、發展和變遷的全過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麼？從產權已基本清晰的民營企業發展現狀出發，將會把我們引導到一種什麼樣的未來狀態？隨著各種形式壁壘的消除，我們如何預測它下一步的表現？本文期望能為人們進一步尋求上述問題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視角。
本文對文獻的綜述基本上按照民營企業的實際發展進程展開。第二部分評價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觀點。與早期的政治經濟環境相適應，產權安排被視為外生變數，市場競爭、激勵與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強調。第三部分介紹圍繞產權安排提出的各種理論假說。盡管文獻的視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數都是從Grossman－Hart－Moore的剩餘控制權理論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較分析各種關於企業改制原因的假說。一般認為，地方政府退出與企業改制內生於市場化改革的總體水平。隨著環境的變化，民營企業作為一般意義上企業的性質被更多地展現出來。
二、市場競爭、激勵機制與效率改進
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具有漸進性、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非同步性的特點。這構成中國民營企業成長的初始環境。早些時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設計的「大爆炸」模式進行改革的前蘇聯及東歐國家的經濟出現持續衰退，而「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經濟卻保持了持續強勁增長的勢頭。尤其令經濟學家感興趣的是，推動這種增長的竟是有驚於主流經濟學（企業）定義的鄉鎮企業。起初國內學者曾從經濟行為的邏輯性與財產所有制無關的假定出發，運用蘭格（Lange）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作過一些探討，但基本沒有得出什麼有解釋力的假說。根據主流經濟學的標准理論模型似乎也一時難以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對理論與現實的強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詳細考察了中國經濟改革過程後認為，鄉鎮企業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經濟學所強調的私有產權關系並不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問題所在，同時市場社會主義也存在一個嚴重失誤，那就是低估了激勵問題的重要性。由於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羅—德布魯（Arrow－Debreu）模型一樣，作為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基礎的蘭格—勒納—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並沒有對信息不完全的現實予以足夠的重視。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經濟活動中會產生嚴重的委託一代理問題。此時的首要問題是改變管理人員的激勵結構，而這一點在不改變企業產權的情況下也能做到。由於競爭機制的引入和企業「軟預算約束」（Kornai，1998）的改變，致使經理的激勵結構發生變化，即使不進行私有化也可使企業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們已經觀察到的，與積極推行私有化的前蘇聯、東歐國家相比，中國在給予經理人員更多的利潤方面走得最遠（熱若爾·羅蘭，中譯本，2002）。鄉鎮企業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勵機制的改進向相關行為主體提供了有力的激勵。例如，隨著企業生產率水平的提高，經理人員的收益不斷增加；鄉村居民生活狀況得到改善；同時地方政府也可以獲得企業所創造的大部分稅收和利潤（蕭好，2000）。
沿著競爭與激勵之間關系的思路，田國強（1995）通過一個基於激勵理論的分析框架，較為系統地解釋了激勵機制變化對鄉鎮企業效率的影響。他從產權界定與資源有效配置的關系出發，認為明晰產權通常是資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條件，卻不一定是必要條件。很多情況下，資源的有效配置並不取決於產權的明確界定。因為在市場機制中，行為主體的激勵來源於佔有財產和獲取利潤，所以不像人們通常所理解的那樣，只有私有產權才會產生高強度激勵。為此，田國強用中國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進一步說明：盡管土地仍然歸國家所有，但將努力程度與收益水平緊密結合起來的措施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終導致農業生產效率的改進。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產權並不是解釋中國鄉鎮企業效率的最關鍵變數。依照激勵機制設計的理論邏輯，在公有制條件下也可能通過選擇恰當的激勵機制來使資源配置優化。中國鄉鎮企業表現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滿足了激勵機制最基本的先決條件：把個人的收入和勞動貢獻聯系起來；企業經理和職工擁有更多的選擇自由等等。
可以認為，斯蒂格利淡和田國強等人的上述理論比較成功地解釋了早期中國鄉鎮企業的成長績效。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外部環境參數發生變化時，經濟學家進而發現，鄉鎮企業的決策權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業轉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國強同時所強調的，鄉鎮集體企業作為中國特定階段特定條件下的特有現象，它誕生於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早期階段。隨著經濟體制轉型的深入，當市場體系日益完善、產權明晰的企業不斷增加時，鄉鎮企業的競爭優勢可能會越來越小，很有可能競爭不過產權得到明確界定的企業（田國強，1995）。很顯然，僅憑對競爭、激勵的強調已不能更深入解釋鄉鎮企業後來的表現。
三、產權配置與民營企業的績效
盡管競爭機制的引入有助於改善民營企業的績效，但我們知道，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軌本質上是一個制度變遷過程，作為這一過程的微觀基礎，企業內部的制度安排特別是產權配置對效率的改進十分重要。此前有關東歐國家轉軌的經驗研究表明，在不穩定狀態下，市場競爭的潛在功能難以完全發揮，過分強調競爭，會形成新的扭曲。但有關中國民營企業的案例似乎並不支持這一觀點。究竟是什麼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損失？現實使經濟學家們最終認識到產權問題是無法迴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發展的剩餘控制權理論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個共同的理論基礎。以此為出發點，學者們從不同視角提出假說，積累了大量文獻，並由此構成中國民營企業研究的主流。
Weitzman－Xu（1994）較早發展了一個有關中國鄉鎮企業內部產權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釋民營企業的績效。在模型中，鄉鎮企業被刻畫成一種產權模糊的合作性組織。雖然鄉鎮企業名義上歸社區全體成員所有，但其控制權實際上掌握在鄉鎮基層政府手中。與私有產權相比，其產權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國，它卻表現出了與私營企業相近的績效（Svejnar，1990；Pitt and 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進而認為，鄉鎮企業的出色表現挑戰了標准產權理論。根據Grossman－Hart－Moore的理論，產權特別是剩餘控制權的配置對一個企業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約不完備的情況下向相關主體提供激勵，並解決組織內可能發生的沖突。中國的經驗似乎表明，產權的重要性與組織內沖突發生的可能性是正相關的，但這種相關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異。同西方相比，中國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圍（自利性動機弱，合作意識強）使得鄉鎮企業的模糊產權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並沒有清楚地解釋文化作用的機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導致了中國鄉鎮企業的效率，那麼處於相同文化環境中且產權同樣模糊的國有企業效率的相對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國強，1995）。很顯然，要對中國鄉鎮企業的獨特表現做出更具說服力的解釋，還應當引入新的變數。
……
四、企業改制與政府退出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在兩個方面發生了顯著變化：（1）短缺經濟時代結束，經濟市場化水平進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對私有財產的看法較之以前寬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開始承認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個被普遍觀察到的現象是，鄉鎮企業增速減緩，以及緊接著的大范圍改制。此時，文獻關注的中心開始轉向鄉鎮企業改制的原因。伴隨著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產權」這一中國民營企業的標志性特徵，也逐漸褪色。蔡防（1995）用一個委託一代理理論的分析框架探討了鄉鎮企業改制的動因。他假設地方政府是委託人，鄉鎮企業經理則被看作代理人，企業績效取決於對經理的激勵和約束。給定地方政府的監督能力，其監督效果內生於鄉鎮企業的數量和個體規模。在早期，企業個數少、經營規模小，加之經理的就業機會較少，企業面臨的委託一代理問題尚不嚴重。隨著地方政府所掌管的鄉鎮企業在規模和數量上的擴張，及經理就業機會的增多，監督效果逐漸變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許經理人員以灰色收入的形式獲得部分剩餘索取權以達到激勵效果。因為經理所獲得的剩餘是「灰色的」，具有較高風險，作為補償，對集體資產的侵蝕在所難免。結果鄉鎮企業的運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業所有權（在地方政府和經理之間）重新配置為核心內容的鄉鎮企業改制也由此啟動。
至此，整個理論演進的邏輯逐漸變得清晰起來。正如人們已經觀察到的，隨著政府的全面退出，中國民營企業的內容也在發生著實質性的改變，其內涵越來越接近主流經濟學關於「企業」的標準定義。民營企業首先是一個普遍意義上的企業，其特殊性就在於被嵌入中國的體制轉軌過程。伴隨著經濟市場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會被更多地展示出來。解決了這一關鍵認識問題後，有關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問題似乎開始逐步淡出主流經濟學的分析視野。最近的文獻考查表明，學者們的研究方向已開始由「解釋問題」向「解決問題」轉變。例如，姜長雲（2000）對鄉鎮企業資本短缺問題的研究；張傑（2000）、格雷戈里和塔涅夫（2001）對民營企業融資；習題的研究；范從來等（2001）對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模式和股權結構的研究；Sun（2002）對股份合作制內部治理機制合理化問題的研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種經驗與對策性研究逐漸成為主流的現象，並不意味著民營企業的發展問題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在我們看來，產權已基本明晰的民營企業，在當前的政治經濟環境下，能否盡快成為國家應對全球化帶來的一些重大社會、經濟問題的主要力量，仍有許多問題需要從理論上進行解釋。很顯然，只有一種綜合了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多元化視角才能勾勒出它未來的成長軌跡。如何預測民營企業下一步的表現？隨著它的成長將會對整個改革進程施加怎樣一種影響？無疑是現實對理論提出的又一大挑戰。（來源：經濟研究）
範文2：
關於《中國財政分權問題研究》的文獻綜述
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圍繞中國的財政分權問題展開研究。財政分權問題涉及到諸多因素，對其研究必須採用多層次的視角。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囿於財政分權的某個局部層面，尚未見一個能夠解釋、分析中國財政分權問題的完整理論框架出現。財政分權，從政府間財政關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過法律等規范化的形式，界定中央（或聯邦）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間的財政收支范圍，並賦予地方政府相應的預算管理許可權，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財政自主權。1980年代開始，在全世界范圍出現了一股財政分權的浪潮。據世界銀行統計，截至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超過500萬的75個發展中國家中，有62個進行了程度不同的財政分權改革（世界銀行，1997）。伴隨著財政分權實踐的蓬勃興起，涌現了大量理論文獻。這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集中於探討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的財政分權問題，而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歷了令人矚目的快速發展後，其財政分權問題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重視。已有的研究中國財政分權問題的文獻主要沿著下述幾條線索展開：
1.對財政分權和市場化改革之間次序問題的研究。新中國成立後，具有制度變遷意義的財政分權改革肇始於1980年代初「分灶吃飯」財政體制的實施。將中國的財政分權置於其市場化進程的宏觀視野中考量，學者們首先對於兩者之間的先後次序問題進行了研究。高培勇（2001）認為，在國民經濟調整的大背景下，分權化的財政體制改革先行一步，在改革啟動初期扮演著為推進整體改革「鋪路搭橋」的角色。賈康（2000）也認為，只有先從財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入手，向地方政府放權，才能使傳統的體制有所松動，為以後計劃、物價、工資、企業等方面的改革提供空間。總之，多數學者的觀點認為「分灶吃飯」式分權體制的實施，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央出於經濟理性主動向地方進行放權讓利的產物，其目的是縮小國家干預范圍、增強市場經濟的調節作用。
胡鞍鋼和王紹光（1997）雖然也認同先行一步的財政分權對於中國市場化經濟改革所具有的積極意義，但他們認為，1980年後的分權化改革並非是中央純粹按照經濟理性所做出的決策。事實上，這種「放權讓利」是中國在1979和1980年連續出現巨額財政赤字，增收和減支皆不可行的背景下，為了緩解財政壓力，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協的產物。
與前述學者們的觀點不同，黃佩華（1991）認為財政分權應當在市場化改革之後進行，否則會給地方政府帶來盲目發展經濟的負面激勵。按照黃佩華的觀點，中國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的重要特徵之一是財政分權先於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且中國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於工業部門企業繳納的稅利，這就給地方政府提供一種負面激勵：大力擴張地方工業規模，實施地區保護主義，以實現地區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最大化。正是地方政府的這種行為導致了1980年代經濟運行的過熱。基於上述分析，作者認為，轉型國家的財政分權必須要選擇合適的時機，確定正當的順序，即中央向地方的財政分權應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進行。原因在於，只有先經歷市場化的改革，割斷政府和企業間的非正常聯系，企業才能擺脫政府附庸的地位，成為獨立自主的經濟主體。接下來再實施財政分權，就可以避免給地方政府提供「鋪攤子」的負面激勵，更可以有效地實現財政分權所帶來的諸多收益。楊燦明（1996）也持類似的觀點。他認為1978年以來的財政分權化改革不僅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分配層面的問題，反而帶來了市場分割、區域間交易費用提高及地方政府對地方企業控制加強等諸多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政企分開等其他層面的市場化改革滯後於中央向地方的財政分權，沒有把分配問題與整個宏觀經濟協調起來；其次，也是因為分權改革一開始並沒有把促進市場經濟發展作為明確的目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對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間分權體制的量變。
2.對財政分權和宏觀經濟運行績效的研究。總體而言，對於1980年代初開始的財政分權改革的績效，多數學者的看法是，中央向地方權力的下放，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的提高，強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動機，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9）。但也有學者指出，財政分權所帶來的這種激勵機制僅僅在沿海地區發揮了作用，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由這些地區帶動的。因為這些地區充分受益於外來直接投資的流入、濃厚的企業家傳統以及國有企業面臨的預算軟約束（Young，2000；Tsai，2004）。這一方面已有的文獻主要集中在分權與經濟增長以及分權和宏觀經濟穩定兩個問題上。
（1）與經濟增長相關關系的研究。關於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定量研究，學者們有著不同的結論。主要是因為在不同的研究中衡量財政分權的方法存在著差別。Zhang和Zou（1998）注重於財政資源在中央和地方間的分配，用人均省及省以下的財政支出與中央財政支出的比例衡量財政分權程度，並據此估計財政分權的影響。解釋變數中包括了勞動力增長、投資增長以及以實際稅率衡量的稅收。其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的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與他們的結論不同，林毅夫（2002）等人認為財政分權積極地影響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林毅夫的研究注重於地方政府對中央財政政策激勵的反應，使用邊際留成比例衡量財政分權，選擇了28個省級政府1970-1993年的數據進行研究，得到的結論是財政分權主要通過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促進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馬駿（1997）同樣發現財政分權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同的是，馬駿選用的衡量財政分權的指標是省級政府的平均留成比例，而非邊際留成比例。喬寶雲（2002）就財政分權對於經濟增長和財政資源分配均等的影響以及兩者之間的取捨關系進行了探索。他使用中國1985-1998年間分省的有關數據，建立聯立方程組計量模型，對經濟增長率、分配均等和財政分權之間的關系進行了估計。結果顯示，財政分權對於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這種正面影響並不是線性的。
（2）與宏觀經濟穩定相關關系的研究。Rajiv Lall和Bert Hofman（1994）在分析改革開放後中國宏觀經濟波動的財政根源時發現，實施財政分權後，中國的行政管理體制是一種特殊的雙重領導和條塊管理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地方政府官員負有雙重受託責任。1980年以來開始的放權讓利改革，強化了地方政府官員的權力和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的激勵，地方官員的受託責任也產生扭曲：對本級政府負責成為其首要目標，「條條管理」讓位於「塊塊管理」。這種分權所帶來的財政後果是，中央收入比重的逐年下滑以及中央對地方財政赤字控制能力的削弱。這些負面的財政後果進而成為導致宏觀經濟波動的財政根源。然而，也有學者認為財政分權改革是維護中國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因素。Montinola（1995）認為「中國式的財政聯邦主義」在為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和展開競爭提供激勵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保護改革的作用，這主要包括為中央政府的經濟攫取和其他非正規資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種可信的限制。錢穎一和Weingast也持類似的觀點（Qian and Weingast，1996），他們認為1980年代中國的財政分權改革確立了一種「維護市場」的財政分權框架，改革賦予地方政府管理本地經濟的責任，強化了地方政府預算約束。同時，改革也有助於消除地區間的市場分割，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與錢穎一等人的觀點不同，Li和Lin（1999）將中國的成功歸因於改革過程中「維護市場的威權主義」的確立。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於實現了在中央政治控制和協調下經濟分權化和地方預算自主間的平衡。
3.對財政分權程度的研究。在這一問題上學者們的看法比較一致，即中國的財政已經過於分權。既有的研究主要是通過設計一定的指標體系來衡量財政分權的程度。趙志耘和郭慶旺（2005）在研究中所選取的兩類指標是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權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在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權的三個衡量指標中，地方政府的稅收控制指數比較小，表明中國地方政府的稅收自主權較小，其他兩個指標——地方財政本級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財政本級收入佔地方財政總收入的比重，都表明中國的財政分權程度已相當高。特別是第二類地方財政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比重的指標，充分反映了中國是一個財政高度分權的國家。
國際比較也表明相同的情況。王紹光（1994）認為分權存在底線。通過研究34個國家中央財政收支的情況，他發現盡管各國國情不同，但當今世界一國中央政府財政收入或支出不應低於財政總收入和總支出比重的50％或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如果某一國家在上述四個方面全部低於這些指標的話，就可以認為超出了分權的底線。他發現，前南斯拉夫在1980年代就超過分權底線，隨後即出現了國家的動盪不安。而中國的上述四個方面也低於相應指標，表現為中央政府所應承擔的公共服務數量和質量能力十分低下。這表明，中國的「放權讓利」改革已經走過了頭，超過了分權的底線，需要作出新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出現最壞的結果。
盡管普遍認為，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初步帶來了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的規范化、科學化與公正化（樓繼偉、李克平和項中新，2002），實現了提升「兩個比重」的既定目標（高培勇，2004），是中國政府間財政關系的一次重新集權化（EraDabla—Norris，2005）。但是，財政分權依然處於過度的狀態。由於過度分權，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沒有促進經濟增長，同時也沒有改善財政資源分配的均等（喬寶雲，2002）。姚洋 （2003）也認為，適度的財政分權有積極的作用，但目前中國財政分權由於制度供給的失衡而遠遠超過了適度的界限，其後果是導致了各級政府對事權的推諉和由此而產生的矛盾在基層的積累、政府行為的商業化和機會主義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區差距的擴大，以及政府預算約束的軟化等諸多問題。
4.簡要評價和思考。通過對相關研究中國財政分權問題文獻的梳理，不難得到以下結論：第一，財政分權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需要運用多種方法，進行多層面的考量。從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既有規范分析，也有實證分析；研究視角上，歷史和現實相結合，國際經驗和中國國情相結合。既有的研究不僅涉及到宏觀經濟穩定等經濟領域問題，也關乎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設計等政治、法律問題。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財政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管理問題。對其研究和處理必須拓寬視角，不能拘泥於財政本身。第二，需要構建一個能夠解釋、分析中國財政分權問題的理論框架。目前，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國財政分權問題時，往往直接照搬西方財政分權理論對中國情況進行分析，缺乏對中國特殊國情的深入考量。傳統西方財政分權理論建立在發達國家的基礎上，其關鍵性的前提，如成熟的代議制民主體制等，在中國並不存在，因此，正如Bahl所言，中國財政分權所獲得的「好處」不能用傳統的分權優點所解釋（Bahl，200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獻在立足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對現行財政分權制度安排的弊端進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但由於缺乏宏觀層面的理論指針，這些政策建議只能是局限於財權或事權劃分等方面的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創新，尚未有能夠指導中國財政分權制度建設進程的系統化的理論出現。這一點也許正是下一步研究中國財政分權問題的關鍵所在。
8、論文的文獻綜述怎麼寫？格式是什麼？
文獻綜述是對某一領域某一方面的課題、問題或研究專題搜集大量情報資料，分析綜合當前該課題、問題或研究專題的最新進展、學術見解和建議，從而揭示有關問題的新動態、新趨勢、新水平、新原理和新技術等等，為後續研究尋找出發點、立足點和突
約翰 W.克雷斯威爾（John W. Creswell）曾提出過一個文獻綜述必須具備的因素的模型。他的這個五步文獻綜述法倒還真的值得學習和借鑒。
克雷斯威爾認為，文獻綜述應由五部分組成：即序言、主題1（關於自變數的）、主題2（關於因變數的）、主題3（關於自變數和因變數兩方面闡述的研究）、總結。
（1）序言告訴讀者文獻綜述所涉及的幾個部分，這一段是關於章節構成的陳述。
（2）綜述主題1提出關於「自變數或多個自變數」的學術文獻。在幾個自變數中，只考慮幾個小部分或只關注幾個重要的單一變數。
（3）綜述主題2融合了與「因變數或多個因變數」的學術文獻，雖然有多種因變數，但是只寫每一個變數的小部分或僅關注單一的、重要的因變數。
（4）綜述主題3包含了自變數與因變數的關系的學術文獻。這是我們研究方案中最棘手的部分。
這部分應該相當短小，並且包括了與計劃研究的主題最為接近的研究。或許沒有關於研究主題的文獻，那就要盡可能找到與主題相近的部分，或者綜述在更廣泛的層面上提及的與主題相關的研究。
（5）總結強調最重要的研究，抓住綜述中重要的主題，指出為什麼我們要對這個主題做更多的研究。
一、文獻綜述的含義
文獻閱讀報告，即「文獻綜述」,英文稱之為「survey」、「overview」、「review」.是在對某研究領域的文獻進行廣泛閱讀和理解的基礎上，對該領域研究成果的綜合和思考。一般認為，學術論文沒有綜述是不可思議的。需要將「文獻綜述（ Literature Review）」與「背景描述（Backupground Description）」區分開來。
我們在選擇研究問題的時候，需要了解該問題產生的背景和來龍去脈，如「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歷程」、「國外政府發展半導體產業的政策和問題」等等，這些內容屬於「背景描述」,關注的是現實層面的問題，嚴格講不是「文獻綜述」,關注的是現實層面問題，嚴格講不是「文獻綜述」.
「文獻綜述」是對學術觀點和理論方法的整理。
其次，文獻綜述是評論性的（ Review 就是「評論」的意思），因此要帶著作者本人批判的眼光（critical thinking）來歸納和評論文獻，而不僅僅是相關領域學術研究的「堆砌」.
評論的主線，要按照問題展開，也就是說，別的學者是如何看待和解決你提出的問題的，他們的方法和理論是否有什麼缺陷？要是別的學者已經很完美地解決了你提出的問題，那就沒有重復研究的必要了。
二、意義和目的
總結和綜合該方向前人已經做了的工作，了解當前的研究水平，分析存在問題，指出可能的研究問題和發展方向等，並且列出了該方向眾多的參考文獻，這對後人是一筆相當大的財富，可以指導開題報告和論文的寫作。
三、主要內容
（1）該領域的研究意義。
（2）該領域的研究背景和發展脈絡。
（3）目前的研究水平、存在問題及可能的原因。
（4）進一步的研究課題、發展方向概況。
（5）自己的見解和感想。
四、分類
綜述分成兩類。
一類是較為宏觀的，涉及的范圍為整個領域、專業或某一大的研究方向。
一類是較為微觀的，這類綜述可以涉及到相當小的研究方向甚至某個演算法，談的問題更為具體與深入。前者立意高，范圍廣，面寬，故也不易深入，比較好讀好懂。這對初入道者、欲對全局有所了解的讀者而言很有參考價值。
然而，欲深入課題的研究，則希望能有後一類的綜述為自己鳴鑼開道，這會節約很多的時間與精力，但往往不能遂人意，於是只好旁徵博引，由自己來完成該課題的綜述。當寫學位論文時，我們要寫的也就是這類結合自己研究課題而寫就的綜述。
五、難點
一篇好的文獻綜述既高屋建瓴，又腳踏實地；既探?索隱，又如醍醐灌頂。文獻綜述顧名思義由「綜」和「述」組成。前半部分的「綜」不算太難，根據所查閱大量的文獻進行綜合的歸類、提煉、概括即可做到的話。
後半部分的評「述」與分析則是一篇「綜述」質量高下的分界線，這需要融入作者自己理論水平、專業基礎、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對問題進行合情合理的剖析基礎上，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
六、如何收集資料
雖說，盡可能廣泛地收集資料是負責任的研究態度，但如果缺乏標准，就極易將人引入文獻的泥沼。
技巧一：
瞄準主流。主流文獻，如該領域的核心期刊、經典著作、專職部門的研究報告、重要化合物的觀點和論述等，是做文獻綜述的「必修課」.而多數大眾媒體上的相關報道或言論，雖然多少有點價值，但時間精力所限，可以從簡。怎樣摸清該領域的主流呢？
建議從以下幾條途徑入手：
一是圖書館的中外學術期刊，找到一兩篇「經典」的文章後「順藤摸瓜」,留意它們的參考文獻。質量較高的學術文章，通常是不會忽略該領域的主流、經典文獻的。
二是利用學校圖書館的「中國期刊網」、「外文期刊資料庫檢索」和外文過刊閱覽室，能夠查到一些較為早期的經典文獻。
三是國家圖書館，有些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出版的社科圖書，學校圖書館往往沒有收藏，但是國圖卻是一本不少（國內出版的所有圖書都要送繳國家圖書館），不僅如此，國圖還收藏了很多研究中國政治和政府的外文書籍，從互聯網上可以輕松查詢到。
技巧二：
隨時整理，如對文獻進行分類，記錄文獻信息和藏書地點。做博士論文的時間很長，有的文獻看過了當時不一定有用，事後想起來卻找不著了，所以有時記錄是很有必要的。羅僕人就積累有一份研究中國政策過程的書單，還特別記錄了圖書分類號碼和藏書地點。
同時，對於特別重要的文獻，不妨做一個讀書筆記，摘錄其中的重要觀點和論述。這樣一步一個腳印，到真正開始寫論文時就積累了大量「干貨」,可以隨時享用。
技巧三：
要按照問題來組織文獻綜述。看過一些文獻以後，我們有很強烈的願望要把自己看到的東西都陳述出來，像「竹筒倒豆子」一樣，洋洋灑灑，蔚為壯觀。彷彿一定要向讀者證明自己勞苦功高。
我寫過十多萬字的文獻綜述，後來發覺真正有意義的不過數千字。
文獻綜述就像是在文獻的叢林中開辟道路，這條道路本來就是要指向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當然是直線距離最短、最省事，但是一路上風景頗多，迷戀風景的人便往往繞行於迤邐的叢林中，反面「亂花漸欲迷人眼」,「曲徑通幽」不知所終了。
因此，在做文獻綜述時，頭腦時刻要清醒：我要解決什麼問題，人家是怎麼解決問題的，說的有沒有道理，就行了。
綜述是你查閱相關文獻的成果。
任何研究都要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上，並且遵守學術傳統，而不是空穴來風。
你需要告訴讀者，關於這個問題前人研究到了何種地步，有什麼缺陷，應該在哪些方面進行拓展。這一方面是對前人研究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你的文章價值何在。
任何與本文相關的重要成果都應當在綜述中得到體現，並且在參考文獻中列出。綜述不是概述，不能泛泛地引用和概括，要有揚棄，特別是有批評。
否則，如果別人都做好了，要你寫文章幹嘛。
綜述比較容易看出作者對該領域所下的工夫，因為作者需要廣泛閱讀，理解不同論文在關鍵假設和模型上的主要分歧。好的綜述本身就是一篇獨立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