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面臨的新機遇與挑戰？
經濟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機遇 經濟全球化有利於促進資本、技術、知識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如市場的擴大使比較優勢擁有更多的實現機會，要素的流入使閑置資源得以利用，發展中國家通過吸收外資獲得資本原始積累，據聯合國貿發會議《1997年世界投資報告》的統計，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金年均流量達2650億美元。近年來，仍呈上升勢頭，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全球化經濟活動。經濟全球化使市場經濟制度在全球范圍內得到普遍認可和接受。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積極引進直接投資和其它形式的外國資本，採取一系列措施促進進口，通過引進外資，發展中國家提高了資本積累水平，獲得了工業化所需的各種先進技術，獲得了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管理經驗，一定程度上縮短了同發達國家的差距，能使發展中國家在較短的時間內成功地實現由初級產品出口國向製成產品出口國的轉變，通過國際競爭與國際分工獲得比較優勢，加入新興工業化國家行列。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提供了增值條件。作為經濟全球化主要推動力量—跨國公司，在全球擴張中推動了發展中國家的大公司向海外開拓市場，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逐年上升，這為發展中國家資本增值提供了一條途徑。同時也使整個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各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有利於促進各國各民族之間物質文化和人員的交流，增進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理解溝通合作，客觀上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經濟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挑戰 經濟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顯示，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與最貧窮的1∕5人口的收入差距，從1960年的30∶1 ， 擴大到1997年的74∶1 。一國內部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導致該國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而國際上貧富差距拉大，則是世界不穩定的經濟根源。經濟全球化增大了發展中國家經濟運行的風險。由於長期的殖民掠奪和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的原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在國際經濟風險面前更具脆弱性，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墨西哥、亞洲、俄羅斯、巴西的幾次世界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的金融危機，使人們對國際資本快速流動和失控的後果，有了記憶猶新的認識。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經濟難以真正獨立自主。世界經濟的運行規則，總體上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擴張，發展中國家的主權遭到弱化，而主權的弱化將使得國家作為一個強大機器對國家各個領域的控制力也相應地被弱化，尤其是對經濟領域控制的削弱，主權的削弱必然引發其內部的諸多不穩定因素。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矛盾更為尖銳。經濟全球化深化了國際分工，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垂直分工仍然存在，發達國家往往把污染工業、資源密集型項目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使發展中國家的自然環境受到極大的破壞，造成環境污染、水土流失，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危及了發展中國家的生存基礎。經濟全球化造成發展中國家的人才外流現象嚴重。隨著全球網路系統的出現，使世界聯系得更加緊密，通過網路的合作，使本國科技人員完全脫離控制而為外國資本服務，這種看不見的人才外流，無疑將加重發展中國家本已存在著的人才匱乏。經濟全球化給發達國家利用信息技術控制發展中國家創造條件。21世紀是信息化的時代，政治穩定、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信息的生產、擴散和應用。信息技術作為知識產權以資本方式進行輸出，各種新科技革命成果將進入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信息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加之信息產業的不平衡發展，為信息「殖民」創造了條件。當今許多發達國家紛紛在網際網路上「跑馬圈地」，特別是美國正在利用其信息技術上的優勢，極力推行信息霸權主義，在信息自由流通的情況下，利用大眾傳媒，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控制。計算機「病毒」與「黑客」的攻擊、網上文化滲透、享有網路信息霸權者的不對稱入侵，將會使發展中國家出現政治上受到蒙騙、經濟上受到莫名的損失、軍事上泄密而喪失指揮能力、社會思想上引起混亂等情況。由此可見，「沒有硝煙的戰爭」在網際網路面紗的籠罩下悄悄地展開。
2、風險社會的本質
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德國社會科學家貝克就提出了「風險社會」的概念,用以描述後工業社會的巨大變遷。貝克將風險界定為「系統地處理現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險和不安全感的方式」。他認為,風險不同於危險,人類在危險面前常常被動無助,而風險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的認識和決斷。只有當人們有意識地探索未來並試圖對不可預見的後果加以控制或避免時,才談得上風險。風險也不同於災難,不是已發生的損害而是代表一種可能性和潛在性。與這兩者不同,風險還具有積極意義,它在附帶危險與可能導致災難的同時,還意味著機會和希望。風險的特殊內涵決定了風險社會具有以下主要基本特徵:
風險的多樣性。人類嘗試藉助技術來支配自然和改變傳統的過程中,各種風險形態被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致使現代風險的表現形式不斷趨於多樣化,涉及環境、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技術等眾多領域。根據WEF的最新評估,環境將是未來全球風險格局中的核心,其中極端氣象發生的可能性最高,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存在和擴散被認為是對世界影響最大的風險。
風險的關聯性。風險社會中的風險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關聯、甚至彼此疊加的。局部地區某種風險的「蝴蝶效應」可能在全球引發巨大的連鎖反應,觸發其他領域的風險。WEF的調查表明,結構性高失業率或就業不足與激烈的社會動盪之間關聯最為緊密,而未來10年金融風險、氣候變化、難民危機、敘利亞內戰、科技創新等因素則可能增加國家間沖突,從而加劇地緣政治風險。
風險的不確定性和難以預測性。2016年被稱為「黑天鵝」之年,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義大利公投失敗等事件讓世界大跌眼鏡、猝不及防。人們驚奇地發現,根據以往的知識或經驗所進行的分析預測似乎正在失效。2017國際政治變得更加撲朔迷離,特朗普將如何執政,歐洲多國大選何去何從,針對ISIS的反恐戰爭能否勝利,朝核問題是否會繼續發酵?過去一年也是數據盜竊、網路攻擊和黑客活動頻發的一年,而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技術中潛在的負面影響目前尚無法確定,不過WEF的專家估計它們可能是擴大經濟、技術和地緣政治風險的首要因素。
風險的階級性。風險社會中的所有成員,無論貧富都會受到風險的影響。這似乎營造了一種「風險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貝克犀利地指出,風險分配像財富一樣是依附在階級之上的,只不過是以顛倒的方式「財富在上層集聚,而風險在下層集聚」。相對於窮人面對風險的無助,富人的損失往往小得多,甚至還可能從風險中獲益。可見,風險並沒有消解階級,反而加重了貧富差距和階級分化。此次美國大選呈現出的社會撕裂正是這一特徵的體現。
風險的全球性。相互依賴和全球化使得風險可以超越國界交叉蔓延。在當下的信息時代,互聯網、智能手機等新媒體的廣泛應用確保風險一旦產生,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擴散,並在傳播過程中被不斷放大。因此,風險社會就意味著全球風險,其主要效應就是創造了一個「共同世界」或「想像的風險共同體」。但與此同時,風險也呈現出了「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趨勢。全球風險迫使各國政府依賴民族國家的力量來規避風險,傾向於僅對本國選民和國內市場負責,推卸國際責任,甚至放棄不利於自己的國際機制。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理念及退出TPP的決定就可以看作這一趨勢的突出反映。
3、你如何認識和看待現代社會是風險社會？
風險社會是指在全球化發展背景下，由於人類實踐所導致的全球性風險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發展階段，在這樣的社會里，各種全球性風險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存在著嚴重的威脅。
風險社會作為一個概念並不是歷史分期意義上的，也不是某個具體社會和國家發展的歷史階段，而是對目前人類所處時代特徵的形象描繪。因此，我們可以說，人類處於風險社會時代，但不能講某個國家是風險社會，盡管那個國家的國內情況比其他國家更不安全。但是，風險社會不僅僅是一個認知概念，還是一種正在出現的秩序和公共空間。在後一種意義上，它更具有現實性和實踐性。如吉登斯、貝克等人所說，風險社會的秩序並不是等級式的，垂直的，而是網路型的、平面擴展的，因為風險社會中的風險是「平等主義者」，不放過任何人。風險社會的結構不是由階級、階層等要素組成的，而是由個人作為主體組成的，有明確地理邊界的民族國家不再是這種秩序的唯一治理主體，風險的跨邊界特徵要求更多的治理主體出現並達成合作關系。
在風險社會中，風險具有了以下幾個特點：
(1)從根源上講，風險是內生的，伴隨著人類的決策與行為，是各種社會制度，尤其是工業制度、法律制度、技術和應用科學等正常運行的共同結果。而自然「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風險的內生特點更加明顯；
(2)在影響和後果上，風險是延展性的。其空間影響是全球性的，超越了地理邊界和社會文化邊界的限制，其時間影響是持續的，可以影響到後代；
(3)在特徵上，大部分風險後果嚴重，但發生的可能性低。因此我們可以說，盡管風險增加了，但並不意昧著我們生活的世界安全了；
(4)在應對方法上，現有的風險計算方法，經濟補償方法都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通過提高現代性的反思能力來建構應對風險的新機制。
4、全球化語境下的風險社會
從風險社會的角度看，全球化的發展使風險社會的出現成為可能，因為風險的後果在全球化背景下跨越了政治地理邊界，出現了全球風險；全球風險推動了不同文化和社會之間風險共識的形成，產生了全球風險意識或文化。這樣全球風險與全球風險意識就構成了新背景下風險的主—客觀形式。
具體來說，全球化與風險社會的關系體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風險的來源。「我們需要了解的是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變化是第一位的，而且是沒有限制的。越來越快的技術的變化，以及生產、消費和信息的全球化，終於使我們認識到，要想使任何一種事物固定不變，那是不可能的。」全球化的核心內容是人員、物質、資本、信息等跨國界和大陸流動的加速以及各個國家、社會、人群相互聯系和依賴的增強。這必然導致原來限於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風險擴散到更多的國家和地區。這些風險在擴散的過程中，彼此間還可能產生互動關系，產生新的風險源，增強風險的後果。對於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風險源的增加包括三種：（1）輸入型。流動的加強帶來了新的風險源。最典型的是傳染病的蔓延和外來物種的入侵。（2）捲入型。這種風險主要發生在相鄰國家和地區之間，空氣、河流、貨幣本位體系等是主要的擴散載體。它與輸入型風險的區別有兩點：一是它更加需要某種系統性載體，二是後者的種類更加多樣。（3）誘發型。一些外部風險發生後誘發了類似的或另外種類的風險在該國家或地區的發生，典型的是風險恐慌的產生以及通過比照，人們對治理機制產生的不信任。風險源的增加必然帶來風險種類的增多。
其次，全球化放大了風險的影響和潛在後果。風險影響的放大主要是通過兩種渠道實現的。一是相互依存的加深提高了風險後果承擔者的數量。吉登斯說：「較多的相互依賴，上至全球化的獨立系統，意味著在作為一個整體而影響到那些系統的不幸事件，在發生時就會有更大的易受傷害性。」二是發達的現代通訊技術使更多的人意識到風險的潛在後果，也容易因為信息的不完整導致過度恐慌。典型的事件就是1990年代末期出現的金融危機的連鎖反應。心理的恐慌放大了風險的破壞力。
再次，全球化推動了全球風險意識或文化的形成。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克服了時間與空間對人類交往的限制，提高了不同社會下的人群對同一事件的「在場感」以及經驗、認識和知識的相互交流。「地球村」就是對這種交往擴大和深化的形象描繪。風險社會中的風險是「文明的風險」，或者說是人類的風險。因此，面對共同的風險，人類有了基本的整體性共識：在全球風險下，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保持人類「種」的延續。但是，全球風險意識還只是雛形。各種利益的存在割裂了全球風險意識，使之常常屈服在具體的、局部的利益之下。
最後，全球化呼喚著並推動著風險治理機制的變革。風險來源與影響的全球化使得治理風險遇到了諸多悖論，比如：減少風險的措施可能給處於風險中的相關人員造成更大的風險；為某個社會行為者創造安全的舉措可能無意識地給另一個行為者帶來更大的風險；減少風險的政策可能給所有行為者帶來不安全；某個團體的樂觀行為可能對另一個團體產生意想不到的不安全；對一個團體的保護可能造成了對所有團體的傷害。風險悖論說明了現代治理機制遇到了危機，必須進行全面改革。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全球化為治理機制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比如多元治理主體的出現、全球性共識的達成、風險治理和傳統的國家中心治理機制的關系等。
總之，全球化的發展提升了風險秩序以及風險社會的公共性，使之具有了全球公共品和公共空間的特質。這對於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現代治理形態提出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