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對立統一

1、全球化對文化的表現、原因及影響、優點缺點

1、全球化對文化的表現

在全球化這個大背景下，世界文化也因此呈現融合加深的趨勢，各種族、各國家文明在不斷交流、融合中得到創新和發展。

2、原因：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文化全球化也成為了必然，各個國家都希望將自己的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個地區。

3、影響：對於一個民族國家尤其是中國這樣具有悠久燦爛、獨具特色文明的發展中大國，在全球化環境下統籌好文化安全和文化開放非常重要。

4、優點：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政治相互交融，國家間的競爭已由經濟層面上升到了文化層面，具體體現為文化模式和文化產業的競爭，發展文化產業是繁榮民族文化的最重要途徑之一。

5、缺點：在文化全球下，經濟實力較弱的，軟實力不強的國家、民族文化容易被吞噬。

(1)文化全球化對立統一擴展資料：

經濟為文化發展注入新動力、文化的全球化是經濟擴張的必然，只有認同一種文化，才會消費這種文化下面的產品，才會為這個文化下的人製造利潤。

文化又是一個特定地區一種價值觀世界觀的表現，為了減少不同地區之間人們的誤會、誤解，增加信息的流動，人們也有必要增加不同文化體下的文化交流。

這樣一種趨勢造成了全球文化的傳播，我們可能只知道某個國家的一個品牌一種習慣，但是我們對這個國家地區的了解就從這個突破口開始.。

每個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都會不遺餘力的推廣自身文化，文化在全球的傳播也就是大勢所趨了，誰若是在文化全球化中占據先機優勢，誰就能掌握未來商業戰爭的主動權.。

2、在全球化影響下的文化沖突和文化融合

http://www.cqvip.com/QK/83736A/2005007/20192136.html維普網上的論文

「全球化」和「文化」都是內涵復雜定義紛呈的概念。總的來說，全球化的研究具有了跨學科、整體性和包容性的特點，其中經濟全球化概念基本上得到了人們的認可。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和科技信息時代的到來，經濟與文化之間的密切交往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們對一些共同規則的訴求，都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從世界范圍來看，當前，文化全球化問題研究的路數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從過去只關注經濟因素轉變到經濟文化因素同時關注，例如世界體系論代表人物、美國學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對自己理論的修正；另一種是直接用文明和文化來解釋全球化進程，例如哥本哈根大學的弗里德曼就認為全球化體系的變化過程是不同文化的替代過程。[1]綜觀各種不同的理論和觀點，主要有如下問題：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全球文化的構建以及文化全球化問題。
一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
文化全球化研究的前提是對全球化與文化關系的把握。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理論在方法論上的重大變革就是把文化的概念引進了研究領域，擴大了全球化理論的包容力，提高了理論的解釋效力。[2]英國學者約翰·湯姆林森在《全球化與文化》一書中明確提出：「全球化處於現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實踐處於全球化的中心地位。」[3]在他看來，全球化與文化之間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湯姆林森認為把全球化問題的研究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傳播學領域引向文化領域，旨在揭示全球化的文化實踐內涵。關於全球化，他提出要從日常生活體驗角度去思考，要分析其中的親近感、獨特性。關於文化，他認為必須要從文化與政治、經濟之間錯綜復雜的實踐關系去闡明文化目的性，即什麼樣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滿了意義。他更為關注的是文化廣為人們接受的特徵，他借用威廉斯的名言「文化是普普通通的」這一理念來為自己的文化做註解。事實上，湯姆林森是從雜交化、傳媒親近感、世界主義等方面探討全球化與文化的聯結，提出全球化不僅是資本、勞動力和商品在全球的流動，它還帶來了我們文化體驗的轉型。這種文化體驗，既是世俗的、普遍的，更是深刻的。他集中探討了「非領土擴張化」概念,認為非領土擴張化是我們目前全球化的文化狀況,它存在於日常體驗之中,把握住了全球化文化的諸多方面。「非領土擴張化」概念所要表達是，全球化從根本上使我們賴以生存的地方，它使我們的文化實踐、文化體驗和文化認同感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轉型，它削弱或消解了日常充滿活力的文化與領土定位之間的聯系；這對於民族文化而言，機遇與危險並存。所以，他呼籲全世界團結一致。
美國文論家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對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也有自己的思考。關於全球化，他認為這是一個傳播性概念，它交替地掩蓋與傳遞文化或經濟含義。但他又認為單將傳播作為全球化概念的焦點在本質上是不完整的。在他看來，當代傳播的發展再也不具有「啟蒙」的寓意，而是具有新科技的內涵。這一傳播性概念既具有了一個完整的文化層面，即被賦予了一個更為恰當的文化層面的所指或意義，對於傳播網路擴展的假設已被暗中改換成某種關於一種新的世界文化的消息。同時，又被暗中改換為一種對於世界市場與其新建立的相互依存關系的看法。一場特大范圍內的全球性勞動分工，以及充斥著商貿與金融內涵的新的電子商務路徑，即它的經濟方向。所以，詹姆遜認為作為與傳播性概念的全球化密切相關卻並不相稱的兩面，產生出了兩種不同類型的觀點：如果只強調這種新傳播形式的文化內涵，那它將會逐漸表現出對差異與分化的一種後現代的頌揚，瞬間會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處於彼此相容的關系中，形成了一種廣瀚的文化多元主義，讓人很難抗拒；但如果傾向於對全球化經濟方面問題的思考，那麼它又會受到那些經濟准則和意義的影響，人們會發現這一概念變得愈來愈暗淡晦澀。他認為，這里占據顯著地位的是不斷加強的同一性，而不是差異性。[4]可以看出，詹姆遜是以經濟文化的互動交織來定位傳播性的全球化概念，對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做出了「經濟文化式」分析。誠如他的發問：「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化和經濟的關系是否有根本的改變？」[5]
二現實與想像的文化全球化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及經濟與文化的密切滲透，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越來越緊密，由此，文化全球化問題日益提上日程。關於「文化全球化」的內涵，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界定，學者們更多是從全球化研究的范圍及影響談到文化的全球化現象與可能。戴維·赫爾德等在其所著的《全球大變革》中指出，在關於文化全球化的性質和影響的當代爭論中，主要有極端主義者、懷疑論者和變革論者三種。在美國大眾文化或西方消費主義的支持下，各種超全球化論者描述或預測的世界是同質性的。但超全球化論者也受到懷疑論者的挑戰。懷疑論者認為，與民族文化相比較，全球文化具有空洞性和暫時性，而且，由於世界主要文明的地理政治隔閡，文化差異和文化沖突具有持續的重要性。持變革論的人認為，文化與人口的相互融合與交流將產生混合文化和新的全球文化網路。關於文化全球化的產生和發展，赫爾德等人認為，跨區域、跨文明以及跨洲際的文化交流與文化制度的存在——文化全球化——有著深深的歷史根源。3000年前社會之間的文化互動已經非常復雜，但是形象與符號的劇烈運動以及思維模式與交流模式的廣泛傳播則是20世紀晚期和新千禧年的獨有特徵。由於當代電信、廣播和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文化交流在全球范圍覆蓋的區域以及文化交流量在歷史上都是空前的。[6]他具體分析了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歷史形態。他們的這種分類基本上概括了當前對待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態度。極端主義者和懷疑論者有一點是一致的，即思維的單線性，這顯然不符合復雜的多元化現實。其實，不論何種態度都表明文化全球化正在進行中。文化全球化既是現實的，又是想像的。
文化全球化是現實的。首先，隨著文化消費的全球化，文化在全球迅速普及。消費文化以其通俗性與普及性極大地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以消費為主要特徵的現代社會，文化得到包裝並藉助商品而傳播， 這是非常有效的傳播方式。其次，信息時代的到來，藉助網路這個工具，資訊傳播更加方便迅捷，整個世界猶如一個小村莊， 一個消息、一條信息瞬時間就能傳遍整個村落。 「地球村」表明了文化全球化的現實性。另外，文化不是空穴來風，它的存在與發展依賴於個人、組織、民族等實體，隨著這些實體在經濟全球化交往的不斷深入和廣泛進行， 文化負載著經濟，經濟傳播著文化，出現了全球范圍內的文化傳播，文化全球化得以實現。
文化全球化又是想像的。從消費文化的層次上看，初看起來似乎是同質化過程，但實際上呈現出的是混合化特徵，沒有任何文化會存在於不受時空限制的文化真空之中。從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費者角度來看，文化的生產和傳播環境最終總會遇見一種已經存在的參照框架的影響與制約。後者涉及一個更復雜的過程，簡單的同質化概念並不能正確地記錄這些問題和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性質以及他們產生出來的文化創造性。所以，文化多元與文化多樣是必然的。但有一個前提同樣重要，那就是文化多元與文化多樣的前提——文化主體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才有真正的多元與多樣。從文化全球化的實現路徑來看，國內學者王寧認為文化上的全球化進程有兩個方向：一是隨著資本由中心地帶向邊緣地帶擴展，（殖民的）文化價值觀念和風尚會滲透到這些地區；二是（ 被殖民的）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抗爭和互動， 這樣便出現了邊緣文化滲入到主流文化之主體並消解主流文化霸權的現象。[7]可以看出，王寧是以資本輸出的路徑來分析文化全球化的路徑的。全球化意味著文化的輸入與輸出，它預示著民族文化之間的接觸與滲透，但根本上這是一個經濟的做法。經濟的逐漸演變成文化的，同時文化的也逐漸演變成經濟的。文化是重要的經濟產品，離開這一點，經濟體系無法發展和擴張。同時，也有觀點認為文化擔負著諸如公民權這樣的理念和運作，可充當民主政治的試驗場，顯然這是在設置文化與政治層面的「融合」。
三「全球文化」的構建
隨著不同民族文化漸漸走向世界，民族文化交流與滲透日益廣泛、深入，這也漸漸向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全球文化的構建。對此，也有不同觀點。
第一，一元為主的「全球文化」。湯姆林森在《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公開質疑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指出文化帝國主義本沒有原初形式可言，有的只是對它的不同解讀；只有剖析其在不同話語中的內涵，才能得出其實質。他認為一些學者過於維護文化的差異性，否定其同質性，這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對主義。文化發展的前提是多樣性與統一性之間的平衡，而某種程度的同一性則有利於世界各民族之間的對話與溝通以及人類的和睦與進步。現代文化的全球化是我們的文化宿命。基於其自身的文化經驗背景，他否定同一文化有「文化支配」以及相應的「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的說法。
事實上，在全球有無一元文化的分析中始終有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即如何看待美國文化。在當今世界上，美國文化並不是唯一能夠在全球擴張的文化，但同時也必須肯定美國在全球文化的許多方面仍然領世界風氣之先這一事實。這不僅因為美國擁有製造並在全球傳播自己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無與倫比的手段，而且還因為美國具有一整套能夠使其成為全球文化傳播者的文化與歷史特質。這種狀況雖然並不意味著世界打上了文化同質性的烙印，但也確實表明，在越來越多的地方，人們不得不把美國文化與本土文化當成共存的現象看待。 美國流行文化具有約瑟夫·奈所謂的「軟權力」——勸說或合作的權力。實際上，湯姆林森的文化帝國主義正是想在世界范圍內肯定和推廣美國文化。對於文化帝國主義的實質，明眼人一眼便能揭穿。詹姆遜認為，主張同一的文化全球化實際上就是肯定了美國文化。他提醒人們談到文化全球化時民族主義問題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嚴不是唯一面臨危險的東西，人們更應該警惕其中蘊含的另一種傾向。他提出文化和民族（或種族-民族）與流行或傳統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而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在被美國的大眾文化模式（電視演出、服裝、音樂、電影等等）逐出並取而代之。對許多人而言（特別是在文學和文化領域工作的人），美國文化已漸漸成為他們界定全球化文化的真正核心。他說：「美國的電視，音樂，電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東西。」[8]對此，依附理論學派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美國今天仍處於稱霸的階段，但是這一霸權地位卻因歐洲和日本的趕超而不斷被削弱，而且用新自由主義構架來管理長期受危機打擊的體系，已經進入它的崩潰階段。近年來，後殖民主義和新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也與此直接相關，美籍印度學者薩義德（Edward W.Said）就是這方面的著名代表。
第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化」。在「全球文化」的構建中，大多數學者傾向於文化的多元共存。英國學者M.費舍斯通(Featherstone)在給一專題雜志寫的導言中提出了全球文化出現的可能性問題。他認為全球文化的相互聯系狀態的擴展也是全球化進程，它可以被理解為導致全球共同體即「文化持續互動和交流的地區」的出現。這種全球文化應該是文化的多元化。因此，在他看來，全球化包含了特殊主義的普遍化，而不只是普遍主義的特殊化。日趨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中的異質性和多樣性實際上已成為全球化理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美國學者羅蘭·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認為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現象的出現，即全球化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擋住全球化的浪潮。這二者之間始終存在著某種可伸縮和談判的張力，有時全球化佔主導地位，有時本土化佔主導的地位。這種情況在文化領域中最為明顯。因此，他認為文化上出現的全球化現象並非只是單一的趨同性，它也可以帶來多元的發展。因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著自己的特性，若想掩蓋或者抹去這種特性，就只能導致世界文化的倒退。所以，他將全球化描繪為「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的雙重過程」。另外，世界體系論代表人物沃勒斯坦也同樣認為單一世界文化的概念面臨強烈抵制，它必然會受到政治沙文主義和多種反主流文化的反對。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與其說是朝向文化同質化，毋寧說是走向文化分化與復雜化。全球文明論者玻爾馬特（H.V.Perlmutter）也指出，目前的全球化是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前導，全球化就是為了要創造一個世界文明，在這個世界文明中有一種全球「融合」的動態形式。他把這種動態「融合」看做一種不同的甚至是對立方面的相互協調的過程。〔9〕
第三，文化的沖突與對話。談到「全球文化」的構建，必然要談及文明的沖突與對話。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用文明替代了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並設計出一幅未來多種文明沖突的景象，聲稱西方文明的最大對手是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他實際上是把現實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系統化和抽象化了。雖然在以後的著作中有所調整，但不難看出他在文明關繫上的競爭論立場。同樣，不能忽視的是福山（Francis Fuknyama）的歷史終結論。他認為，自由民主作為一種人類的理念已經很完美、無可匹敵，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取得了主宰世界的正統性，因此，歷史終結了，即歷史上的許多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已經形成了合理的制度與行為模式。可以看出，這種觀點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趨同論，即世界統一於自由民主。其實，福山與亨廷頓的觀點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兩者都在為西方的文明地位考慮——福山認為西方的文明已經取勝，體現出一種優越感；而亨廷頓卻在為西方文明的主體地位憂慮和擔心。杜維明在為聯合國2001年《文明對話宣言》所寫的「全球化與多樣性」中談到，在21世紀，對國際安全的最大威脅不是經濟的或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就此而論，文明沖突理論比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更具說服力，因為它承認文化的重要地位並希望妥善處理宗教差異。不過，杜維明明確反對文明之間的沖突，他的立足點是堅持跨文明對話，實現文化的多樣化，超越普遍主義和民族主義，以達於各文明間的真正和解，用來標志這種和解的概念被稱做「全球共同體」或另外「地球村共同體」。〔10〕
另外，德國學者哈德爾拉·米勒也表現了一種不同於亨廷頓的立場，並在《文明的共存》中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理論進行了批判。米勒認為，文化不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對歷史的發展真正起重要影響的還是經濟與政治力量。在他看來，文化之間沖突與融合，主要不是取決於文化自身以及各個民族的文化態度，而是取決於經濟與政治的發展。他認為經濟與政治的發展既可能導致文化的沖突，也可能導致文化的融合。他呼籲人們要加強文化對話，促進文化融合。不過，對於文化對話與融合，他將更多希望寄託在西方人特別是美國身上。他說：「在21世紀，人類將走向何方，文化的差異是成為劃分界限的原因，還是會演化為促進合作的原動力，這一切取決於我們西方國家對待文化的態度。美國作為西方的領頭羊，理所當然應該承擔自己的責任」。〔11〕
結語
當今洶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一方面加速了文化之間的交流，拓展了文化交流的范圍，強化了文化精神中的人類整體意識；另一方面也伴隨著文化、經濟與政治的互動引起傳統文化的危機和失落，使真正的文化精神難以升華。可以看出，實際上全球化文化研究必須要遵循文化自律和他律兩條邏輯，其內涵和影響是復雜而深刻的。但不管如何，我們必須看到這樣兩個事實：一是全球化文化的發展不單單是一個文化問題，而是一個經濟、政治與文化之間的交織過程；二是美國文化在全球化文化發展中有著重要影響力，它的擴張造成了文化世界性與民族性之間的緊張關系。因此，在全球化文化的研究與發展過程中，民族狹隘主義與普世主義都有明顯的局限，文化的交流要通過平等對話來實現，而真正的平等不僅僅是文化身份的平等，更是一種經濟與政治地位上的平等。

3、什麼是全球化文化政治一體化現象？

經濟全球化不等於政治、文化一體化,因為
經濟全球化與政治、文化一體化是本質截然不同的概念.經濟全球化指跨國經濟活動、跨國經濟組織、跨國經濟規則普遍化的客觀發展趨勢.這個客觀發展趨勢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既是一個發展機會,同時,又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挑戰.只要能正確認識和把握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採取正確的對策,發展中國家就能乘勢而上,並能有效地抵制和化解經濟、政治、文化的挑戰.政治、文化一體化是指政治制度和文化價值觀念的單一化、同一化和無差別化.其實質就是西方大國在經濟全球化加快發展的條件下,利用其經濟和軍事優勢,採用經濟、政治、文化,甚至軍事手段,阻撓世界各國政治和文化的多樣性選擇和發展,推行全球政治制度和文化價值觀念的全盤西化.顯然,兩者有著本質的不同.

4、如何認識堅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導性和多樣性統一的問題

思想政治教育主導性與多樣性的辯證統一關系，要求我們在實踐中必須堅持思想政治教育主導性與多樣性相結合，堅持主導性不能離開多樣性，同樣，發展多樣性也不能脫離主導性。

堅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導性和多樣性統一，由思想政治教育發展變化的規律性所決定，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的主體性與多樣性的要求，由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文化領域互滲性與沖突性所決定。

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在黨的傳統思想政治教育中曾經出現過片面強調主導性而忽視多樣性的現象。在革命戰爭時期，由於革命斗爭和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需要，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特別強調主導性，這對於培養人們的無產階級革命理想信念，奪取和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確發揮了積極有效的作用。然而，由於過分強調主導性而忽視了多樣性的發展，結果使主導性成為只講主導性的「單一發展形態」。
這不僅限制了多樣性的發展，而且從長遠看，由於失去了多樣性的基礎和多樣性的配合，也束縛了主導性的發展。改革開放以後，隨著經濟和社會的轉型，人們開始重視把思想政治教育主導性與多樣性相結合，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導性逐漸由過去的單一發展形態向主導性與多樣性相結合的「辯證發展形態」轉型。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在現實中還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一些將思想政治教育主導性與多樣性二者相割裂的不良傾向，影響著思想政治教育主導性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是思想政治教育主導性與多樣性統一的哲學根據。對立統一規律是關於事物矛盾運動的規律，其基本觀點是矛盾是客觀的、普遍的，「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矛盾貫穿於每一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同時，矛盾又具有特殊性或差別性，具體事物在其運動過程中的矛盾及每一矛盾的各個方面都有其特點，矛盾解決的具體形式也各不相同。運用矛盾論的原理來認識和解決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問題，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要研究主導性與多樣性的關系。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在價值取向、內容選擇、教育要求等許多方面，多樣性、層次性、獨特性空前增多，這些多樣性豐富了主導性的內容，推動了主導性的發展，使主導性能夠充分發揮其主導作用。但這些多樣性也不能離開主導性的的支配和制約，否則，多樣性就會迷失思想政治教育所應堅持的正確方向，無法把握中心內容和基本准則而陷於混亂。
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面臨諸多矛盾、問題需要解決，面臨許多復雜關系需要協調，面臨許多信息、內容需要選擇，面臨多種思潮需要鑒別、比較的情況下，思想政治教育要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性，合理選擇正確內容體系開展教育，而不能被多種信息、思潮的變化所困擾，更不能陷於錯誤而喪失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導性。同時，主導性不能脫離多樣性，
應帶動、促進多樣性的發展，否則主導性就會成為形式、教條而不起作用。不起作用的主導性在現代社會條件下，一般不會抑制多樣性發展，而只會給多樣性的無序發展提供條件，而無序發展的多樣性在一定時候會產生出另一種不正確的主導性。因此，運用矛盾論原理研究現代社會條件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導性與多樣性的關系，是使思想政治教育保持生動活潑局面的重要保證。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5、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根據矛盾辯證法該如何處理和看待

1、用對立統一、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待經濟全球化，有利有弊
2、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抓本質主流，。總體來講經濟全球化利大於弊
3、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

6、文化全球化的矛盾沖突

文化全球化進程一方面給民族文化的發展帶來種種矛盾和沖突，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不斷更新自己的文化樣式，實現新的融合，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所實現的更新與融合，就是一種整合。整合，不是要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拋棄自己的「民族性」，而是要在新的全新文化實踐中，在新的文化全球化體系的建構中，提升民族性（特色），體現「世界性」。 第一，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在與世界不同文化主體的合作中，奉獻民族特色，促進全球文化新體系的建設。
面對文化化全球化的客觀發展，每一民族只有自覺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加強合作，奉獻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才能建設好全球文化新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評論俄國文學之父——普希金的創作時，一方面指出：他的作品「充溢著俄國的精神，跳動著俄國的脈搏」，「比較充分地表現出他的俄羅斯民族的力量，正是他的詩歌的民族性」；一方面又說，「你們只要看普希金的一個方面，一個特點：體察全世界性、深諳全人類性、善於對一切作出反應的能力」；以及「對歐洲民族各種迥然不同的精神方面作出反應的才能」；即「能夠深刻地領會其中任何一種文學並能夠在自己的詩歌中加以體現，能夠巧妙地將別國文學特有的神韻和奧妙熔於一爐。」這表明，普希金像莎士比亞、歌德等文學大家一樣，不僅是民族文學的偉大代表，也總是積極地處於世界各國文化藝術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響之中心，成為「人類中連結一切，調和一切和革新一切的基礎」（陀思妥耶夫斯基語）。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長久處在人類文化發展的總干線或人類文明的大道之外，袖手旁觀，它雖不會遇到什麼矛盾和沖突，遇到什麼挑戰，但它必然要落後，甚至要遇外人欺侮。中國近代文化就是這樣。所以，毛澤東於1957年說：像西太後反對「洋鬼子」是錯誤的。「近代文化，外國比我們高，要承認這一點，藝術是不是這樣呢？中國在某一點上有獨到之處，在另一點上外國比我們高明。小說，外國是後起之秀，我們是落後了」；「要承認近代西洋前進了一步……」
要知道，文化民族性是指那些優秀、進步、健康的東西，決不是指那些落後、消極、過時的東西。至於後者，它們從來都不會作為一種具有生命力和民族特色的東西而保存於民族寶庫里。相反，它們遲早都會被歷史和人民所拋棄，更不要說會成為世界的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民族性應該有積極和消極的兩種，不能混為一談。我們常說：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時代的才越是人類的。文化全球化既然是新時代世界性的文化潮流，民族文化怎能拒斥或袖手旁觀呢？
第二，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維系民族文化，抵制「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主義」，對「全球場」中的文化實現平等、公正的整合目標。
面對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霸權主義」或「文化殖民主義」，文化整合的有效方法就是積極的維系民族文化，以消除「全球場」中文化發展的不平等、不公正性，保證和實現「全球場」中新文化體系的建設。
維系民族文化，最根本的就是要維護文化主權，反對「文化霸權」。文化主權是指現代民族國家將本民族文化的習慣、信仰和價值觀念上升為國家意志，意味著對本民族文化所擁有的最高和獨立的權利和權威。文化主權所認同的文化觀念來自於民族文化傳統，它不排斥外來文明，而是要求對外來文化觀念的吸收立足於本民族國家的詮釋，並有利於本民族文化的發展。當前，維護文化主權，首先要形成本民族在文化全球化中的發展戰略。早在1970年，荷蘭哲學家馮·皮爾森在其《文化戰略》一書中就指出，文化戰略就是人類的生存戰略。冷戰後，一些西方理論家也在反復論證：誰家的文化成為主流文化，誰家就是國際權力斗爭的贏家。為此，西方國家都在加強文化戰略的研究。面對西方文化的巨大威脅，發展中國家自然不能熟視無睹，應該通過研究，制定出一套既能積極推進本國文化建設，又能同外來文化相互作用、積極抗衡的文化戰略，這是維護文化主權、保證民族文化順利發展的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其次是文化產業的保護和發展問題。文化的全球性發展不光是以文化作品、學術話語、思想觀念的形式擴展的，而且是以產業形態來推行的。可以說，西方文化以產業形態對其他弱勢國家所強行的「市場准入」，構成了這些國家最大的文化安全問題，維系民族文化的紐帶在其劇烈沖擊下顯得異常脆弱。為此，受文化殖民威脅的國家要從根本上擺脫這種困境，必須從整個國家戰略的高度，實行產業政策的戰略性調整，構建適合於本國的文化產業體系，以形成能夠抗衡西方文化大舉入侵的重要力量。
第三，在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自覺地實現民族文化現代化的轉換，以揚棄民族文化中不適合文化全球化的消極、落後的東西。
文化全球化是隨著現代化在全球的推進、全球現代化的拓展而凸現的。發展中國家一般都還處於現代化的「邊緣」或「過程中」，其民族文化在適應「現代化」、體現「現代性」方面還有種種不足與不適應。在這種情況下，民族文化的發展就應在文化全球化中積極自覺地實現向「現代」的轉換，這也是一種文化整合。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能否在21世紀獲得新生與發展，關鍵在於能否實現自身的現代化轉換。要實現文化的現代轉換，必須首先處理好轉換的歷史向度問題。在文化全球浪潮中，發展中國家可以說是處於前現代、現代、後現代三個歷史向度的交匯處。前現代的東西仍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現代化的步伐；在前現代的影響尚未得到有效清理的時候，後現代的思潮又隨著全球化的浪潮洶涌而來。這三種東西交織在一起，大大增加了文化轉換的難度：一方面是文化發展中前現代因素與現代因素的緊張。「前現代因素是作為一種原始依戀的民族認同……現代因素是與啟蒙現代性相聯系的『文明『傳統。二者構成了民族主義內部的基本緊張關系。」另一方面是後現代因素與現代因素的緊張。後現代因素對現代性的「消解」與「解構」，使得現代性撲朔迷離，很難予以准確把握，因而現代因素的發展受到嚴重影響。
第四，在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在整合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關系中，對民族文化進行綜合創新。
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碰到最高、最直接的矛盾和問題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關系。實際上，傳統雖然形成於過去的時代，但它卻有著歷史的傳承性。傳統總是存在在於並藉助於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保留在現實生活中。僅僅從符號學、解釋學的角度來理解文化的傳承性（即人們需要對過去的文本作出現代的解釋、賦予它新的含義）是不夠的。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從分析現實生活入手來理解傳統文化，雖然是倒行的，但卻要快些。從當代現實的高度來重新考察傳統文化，就更容易把握民族精神的文化是怎樣從遠古的萌芽一步步發展到現今的樣態的，更易於把握歷史傳統中的某種必然性。一切文化都是時代精神的體現。所謂弘揚傳統文化，實質上是要弘揚當前的時代精神，促進現代化。
至於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我們在前面已作了分析，這里再補充強調一點：一切文化都是某一民族的文化，民族是文化的主體。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是文化的發展演變所圍繞的中心。所以，學習和借鑒外國文化，不能無視文化的民族主體性及其現實的需要。張岱年先生指出：「治一切學術者，腦子里應存個民族的觀念。學術研究工作，一方面固為求真理，一方面也是為求本國學術之獨立，本國新文化之創建。」在文化引進中，要實現求真理和求本國新文化創建的統一，離不開文化的主體意識。事情往往是這樣，我們所希求的，未必是人家所給予的；同樣，人家所提供的，也未必是我們所希求的。
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繼承傳統和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目的是為了對民族文化進程綜合創新。馬克思主義的綜合創新論包含著三個基本原則。第一，強調排除盲目的華夏中心論和西方中心論的干擾，破除中西對立、體用二元的僵化思維方式，以開放的胸襟、兼容的態度和探求真理的科學精神對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第二，研究民族文化要立足於民族的實際，要坐在「民族」的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應該在民族的基礎上吸收外國的東西，要發揚民族的主體意識，經過分析批判和辯證的綜合，建立一種既有民族特色又體現時代精神的新文化。第三，文化建設的根本問題在於創新。馮友蘭先生的提法是「中國就是舊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現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舊邦的同一性和個性，而又同時促進實現新命。」陳寅恪則從思想史的角度論述引進和創新關系：「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張岱年先生說的更清楚：真正的綜合必是一個新的創造，「所謂創造的綜合，即不止於合二者之長而已，卻更要根據兩方之長加以新的發展，完全成一個新的事物。」
第五，在文化全球化中，以對語言的整合為台階，走向全球文化的多元化。
文化全球化的圖景，文化全球化進程對民族文化發展產生的沖擊，都以語言為媒介來表達、描繪。尤其是語言本身，是否會伴隨文化全球而形成一種統一的世界語言？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認為：「在世界社會意識的形成過程中，並沒有出現語言層面的統一，相反語言變得多樣化。『一個世界』擁有並承認比以往更多的語言。」語言學家薩比內·斯考德萊克寫道：「即使在當代，也有許多新的語言正在形成，許多隻有少數人還在使用的語言則瀕臨消亡。然而總的看來，語言的數量在不斷增加。有人估計，在2000~2500年期間，語言的數量會增加一倍。」漢斯·邁爾探討了語言數量成倍增長的原因，他指出：「我想，主要原因有三個：（1）迄今不發達的或落後的語言得到擴展和認可；（2）專業語言和地區、社會方言的滲透；（3）當今世界上各個種族、社會和宗教的自我意志通過語言得到發展。」希·貝克進一步指出：「世界社會的巴比倫式的心臟不是在語言統一化的趨勢中跳動，而是在各種語言和同一性的錯雜交織中跳動。」
語言統一性（同一性）中的多樣性，並不否認對語言的文化整合的必要性。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就是西方發達國家也有一個語言的文化整合問題。例如全球化的企業選用什麼語言作為公司的工作語言？公司在作出選擇時，應當以功利考慮為依據還是以對本民族的文化影響為依據？這里就有一個文化整合的問題。1998年，德國最著名的幾家大公司（西門子、德意志電信、德國化學、德意志商業銀行）聯合宣布：他們今後將把英語作為公司的通用語言。其原因是：（1）德語太難、太拗口、太不便溝通，與德語相比，英語可以更容易地把復雜意思表述明白；（2）公司是全球性的，說德語的職工只是少數，如德國化學公司在世界上有4萬雇員，但其中只有6000人說德語，該公司總體可以分為3種文化：英語、法語、德語，其中英語占絕對優勢，所以選用英語有利於溝通；（3）採用英語是為了迎接21世紀的市場全球化的挑戰，也是社會文化進步的表現。至少與納粹德國時期相比是進步。那時為了提高德語的世界地位，禁止任何外來的外來語單詞，甚至連像電視、電話這類源於英國的單詞也被完全禁止使用，改用德國人自己創造出來的詞彙。其實，德國人自己明白，德語說起來太麻煩，同樣一層意思，如果用德語來解釋，就得比用英語解釋多說30%的單詞。此外，現代英語中有許多意思，如「簡化管理」、「持續提高」就無法找到對應的德語。無怪德國的大眾汽車公司、梅塞德斯;賓士公司和德國化學公司都開始普及英語。
這種出於功利考慮的決定讓語言文化服從提高經濟效率的需要，完全符合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但它忽略了對德國民族文化的影響。因此就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對。德國多特蒙德大學社會學教授沃爾特·克雷默爾針對德國大公司的上述決定，成立了一家名為「保護德語」的俱樂部，據說每周都可以接到100份要求入會的申請。他說：「英語的影響對德國文化造成的沖擊力越來越大，如果我們現在還不覺醒的話，總有一天會把德國全部的文化拱手讓給外國人的。到那時代，想後悔都來及了。」在德國大公司與「保護德語俱樂部」的爭議中，存在著功利（企業是不能講功利的）考慮與文化價值考慮的兩難選擇。從企業營銷的效率看，德國大公司的決定是有幾分道理的。但保護德國文化也是對的。出路在於整合這兩種價值取向。不能把功利考慮擴展到整個文化領域，否則就會危及民族文化。因此通過整合在二者間保持某種張力是必要的。
綜上所述，文化全球化是當今世界文化發展中的一種客觀趨勢，文化全球化本身則是一種歷史進程。因此，文化全球化不等同於「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權主義」，「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權主義」是當今文化全球化中的一個突出的全球文化發展不平衡現象。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必然會提出民族文化的保護和發展等問題，任何民族只有積極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中創造自己民族文化的新特色，向世界奉獻民族文化新特色，才能共同構建全球文化新體系。

7、如何分析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本土化的對立統一

對立統一？你受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影響太深了。
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本土化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根本沒喲對立統一一說。站在不同的立場看到的事物就是不一樣。
舉例論證：對於美國來說，好萊塢電影將美國的價值觀傳播到全世界，這個僅對美國來說就是文化全球化。對於中國來說，中國人接受了好萊塢電影，但對其中蘊含的價值觀有選擇的吸收，這就叫文化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