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那些地方推動世界發展
在全球化站在十字路口的今天，中國有責任承擔起與自身經濟體量相符合的國際責任，反哺全球化。基於長期的全球化研究以及推動中國全球化發展的實踐，我們嘗試探索一條推動全球化實現包容性和公平性發展的路徑，通過發揮中國的優勢和特點，讓中國為全球化發展注入新動力。

《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提出了推動全球化發展的三大支柱與七大路徑。其中，三大支柱分別是人本全球化、開放性的區域主義以及全球的共存與共治。
人本全球化
人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發展的產物，也是全球化發展的原動力。中國推動新型全球化首先要以「人本全球化」為切入點，凝聚全球華人華僑、留學生等群體的力量，溝通全球，構建共識。
從現代視角來看，人的跨域流動可以用「移民」一詞囊括，既指遷往他地長期居住的人，也指人遷徙前往他地的這一現象和過程。據聯合國估計，2020 年，全球約有2.81 億移民，佔全球總人口的3.6%。移民流動催化了貨物、資本、技術、文化等全球化發展要素的流動，不僅直接影響著參與這一過程的人的自身發展，同時也對移民接納國和輸出國具有深刻影響。以「人」為出發點，從微觀視角分析全球化這一宏觀歷史趨勢發展脈絡的研究方式，即為人本全球化。
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三次移民潮，並由此形成了至今分布在世界近200 個國家和地區的6 000 多萬華僑華人。此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國留學生數量增長迅速，教育部數據顯示，1978年至2019年，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已達656萬人。一批批中國留學生為其留學目的國帶去了全新的中國面貌，扮演了傳播中國文化、連接中外社會的角色。在亞洲，由於傳統上的文化紐帶，這些留學生與日、韓「儒家文化圈」國家民眾的交流更為順暢，其帶來的區域文化融合效應也更加令人期待。
開放性的區域主義
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關鍵節點，以區域一體化發展帶動全球多邊主義合作，亞洲無疑潛力巨大。亞洲開發銀行預測，到2030 年，亞洲將會貢獻全球近60% 的經濟增長，在24 億全球經濟中等收入群體新成員中，亞太地區將佔90%。推動亞洲一體化發展，進一步激發亞洲經濟潛力，對推動全球化實現新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這一背景下，再論亞盟既是亞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對進一步推動亞洲及世界繁榮穩定發展有著現實意義。而且，以歐盟、東盟為鑒可知，打造地區一體化組織，對於減緩甚至避免地區政治軍事沖突具有積極作用。在亞洲崛起背景下，緩和亞太地區地緣政治之爭，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可在「東盟+3」基礎上打造亞盟，並進一步推進亞太區域一體化。
2013 年，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世界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為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了發展契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舉世矚目。同時，「一帶一路」還可成為國際多邊合作與全球治理在貿易、人才流動、教育合作、環境保護等眾多領域實現創新發展的機制。然而，「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一些西方國家質疑它是中國開展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則因債務問題與其保持距離。誠然，「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推進仍有待進一步完善，但它為世界各國加強「互聯互通」、實現全球化再平衡提供了一個創新思路和可行方案，是中國在全球化新發展階段提出的新倡議，搭建的新平台，為國際社會提供的新的公共產品，是21 世紀全球化新的推動力量。機遇總是和挑戰並行，通過加強合作、協力共進，多邊化發展的「一帶一路」可為世界帶來更多發展機遇。
全球的共存與共治
長期以來，中國在處理對外關系方面形成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
中國一直主張合作共贏，積極參與和推動南南合作向多領域拓展，新的全球化時期，南南合作既有機遇也有挑戰。我們建議進一步提升與亞非拉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南南合作的深度、廣度和高度，搭建更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平台，推動全球化向更包容、更公平的方向發展
全球化時代變局之下，中國與歐盟關系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未來歐亞大陸的內部經濟互通和整合程度，並為全球治理奠定新的基礎，而中歐保持友好也是對中美關系的有效平衡。通過合作模式的創新，中歐可以攜手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並為國際合作探索新的路徑。
當全球化遭遇挫折時，中美關系也在經歷著巨變。特朗普執政的四年中，兩國關系急轉直下。貿易戰，以及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的重重阻礙，成為這一時期中美關系的重要特徵。拜登入主白宮後，中美雙方開始尋找新的定位。中美應堅守兩國關系的三條底線：戰略互信、經貿合作、人文交流，同時，繼續推動雙邊經貿談判、密切中美商界合作、大力開展「州級外交」、暢通中美人文交流、拓寬中美合作領域、攜手全球治理改革。
隨著國際格局的變化，新興國家的崛起推動多極化趨勢增強，地緣政治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同時，氣候危機、能源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及網路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凸顯，人類面臨更多全球性挑戰，全球治理落後於全球發展和全球實踐，舊有全球治理體系已無法滿足各國解決現階段全球問題的需要，全球治理面臨時代困境。
我們認為，全球治理2.0 需要體現三個原則。首先，需要更具包容性。這意味著要更好地代表新興經濟體的聲音和利益，並動員包括發展中國家和非國家行為主體等來共同應對全球問題。其次，全球治理需要進一步整合。需要以全球和區域組織、國際金融機構以及其他全球聯盟和機構之間的牢固聯系為基礎，以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復雜的跨領域挑戰。最後，後疫情時代世界要建立更具靈活性的全球性機構。大型組織可提高參與度，但容易效率低下、行動遲緩，起關鍵作用的主體所構建的小型組織更具靈活性，可在推動改革啟動方面發揮積極有效的推動作用。
要實現包容性、集成性和靈活性的全球治理2.0，需要從以下幾點入手。
第一，聯合國、IMF、世界銀行和WTO 等現有的全球機構仍保持核心地位，對其進行更新，以使發展中國傢具有更多發言權，並更好地關注諸如氣候變化和數字經濟等21 世紀全球性問題。全球治理是對當代人類面臨的各種緊迫、嚴峻的全球性問題的治理，而諸多全球性問題的解決與公共事務的處理，又有賴於全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與管理。在以無政府狀態為特徵的國際社會，各國在對待全球公共物品的態度上，往往採取經典的現實主義思維和國家主義理念，把應對全球化和全球性問題的全球治理視為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至於是否或怎樣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則取決於趨利避害的國家利益衡量。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治理中，公共物品應該被重新提上議程，同時還應當在實踐中拓寬並明確這一概念的外延。在國際關系與公共政策領域，諸如和平與安全、平等自由、環境保護、遏制全球變暖乃至彌補區域間發展不平衡，都可以被納入廣義的公共物品范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間，國際社會已經目睹了幾乎沒有全球多邊合作可言的「全球抗疫」行動在災難面前是何等的無力，而公共衛生安全恰好也是廣義上的公共產品。與此同時，中國等新興國家有能力也有意願重建公共產品供應體系，這一點在中國積極的對外公共衛生醫療產品技術援助中也得到了驗證。因此，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治理格局中，公共產品的供應不僅會重新得到重視，同時還會有更多發展中國家參與。這將是彌合南北國家鴻溝、增進南北對話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會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的國際話語權，有利於促進邊緣國家發聲，進而推動新型的全球化體系的誕生與完善。
第二，在全球框架下，允許由規模較小、更具活力的國家集團組成新的區域多邊倡議，發展和探索新的合作途徑，最終也可以反饋到聯合國等機制中。在全球治理新格局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是更深層次、更具多樣性的區域合作。需要注意的是，區域合作的加深並不意味著對全球化的背離，相反，區域一體化將會作為新型全球化體系的重要一環，兩者以嵌套的形式共存。誠然，當今世界，無論對全球化持有何種態度，都不可否認，全球化現象已經深植於人類生活，全球范圍內的經貿合作和商品交換，更是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復甦，社會文化生活和科學技術取得突破性發展的基石。換而言之，從某種意義上說，全球化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因而完全逆全球化發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當下全球化暴露出的諸多問題也是真實存在的，其背後的關鍵原因之一就是區域之間、國家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在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中，會更加傾向於強調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將不同地區的「貧困」視為同一種問題，因而時常忽略了發展中地區和地區之間的差異，使得部分地區和國家難以在本地一些緊迫性和嚴重性較強的問題上獲得實質性的幫助。同時，由於主導國際合作的許多國際組織，如WTO 等，自身都面臨著亟待改革的挑戰，這就更容易造成國際社會對某些發展中地區的忽視，加深這些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的技術、人文鴻溝。因此，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治理中，各區域將會不可避免地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開展區域內的多邊合作，並適時靈活調整區域一體化的外延，超越地緣政治的界限，吸收和容納來自其他地區的合作夥伴。RCEP、CPTPP 等都是新時期區域合作進一步加深的最好註解。有理由相信，這樣深層次又多元化的區域關系，不僅將更加重視區域夥伴間的發展不平衡問題，同時也將會成為未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第三，可建立新的全球機構，對現有體系形成補充，發揮包括非國家行為體在內的各種利益攸關方的力量來解決共同問題。主權國家一直是國際事務中的主要行為體，但當前全球治理領域的眾多核心問題—如氣候變化、難民、人權等問題，往往超越了單個主權國家的能力范疇，迫切需要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展開合作。在未來的全球治理中，主權國家、國際組織、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個人行為體將組成一個多元化的、網路狀的「全球社會」。非國家行為體可觸及主權國家難以覆蓋的領域，同時監督和制約主權國家的行為。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將非政府組織提出的全球性議題納入議事日程，提升了在相關領域的全球治理水平。非政府組織具有的獨立性、民間性、靈活性的特點，也更容易得到其他國家政府、公眾的信任，從而建立起溝通渠道。例如在氣候變化議題中，以羅馬俱樂部為代表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喚起了人們對氣候問題的關注，高校教授和學者發表了氣候變化的研究成果，為相關決策提供依據，聯合國組織了國際氣候問題談判，非政府組織自發對跨國公司的污染排放進行監督，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形成了一個多層次、多角度的行為網路，共同尋求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又如，「國際人才組織聯合會（AGTO）」和「國際電商聯盟D50」作為兩項全球化智庫（CCG）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成功入選首屆巴黎和平論壇，其中在第三屆巴黎和平論壇上，國際人才組織聯合會舉行了成立儀式，由理念變成了現實。隨著非政府組織甚至公民個人願望和能力的增強，不同類型的治理主體共同協商合作，發揮各自優勢，解決全球性問題，將成為全球治理的一個重要特點。
我們認為，中國需要積極創新全球治理體系，主動分擔全球治理責任，在現有全球治理機構改革中發揮更多作用，倡導基於「共治」理念的多邊合作機制，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打造「東西共治」「全球共治」的新格局。具體來看，可以從推動聯合國、WTO等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建立全新高效的大國協調機制；成立世界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立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組織；建立全球數據安全組織；建立全球稅收組織；建立全球數字貨幣組織；推動國際人才組織聯盟發展；建立國際電商聯盟；建立全球智庫組織等方面推進。
選自《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王輝耀、苗綠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6月出版

目 錄
序 言
第一章 全球化向何處去
站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
既往全球化問題重重
全球化應向何處去
第二章「全球化」變遷與理論發展
什麼是全球化
全球化的理論發展
2、什麼是經濟全球化？有哪些特點？經濟全球化對生活影響有哪些？
經濟發展的全球化是包括技術、資本、金融等多方面的轉移和交流在內的全球化發展方式的總括。經濟全球化對於經濟發展以及世界經濟、信息的交流有著重要的作用，甚至於說對於市社會的影響也是很普遍的。從對於生活的影響以及經濟全球化的特點便可以看出其中重點還是聯系在經濟發展中的特性。
世界的交流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成效，在經濟世界范圍的交流之中，其實經濟的全球化針對性的對於經濟貿易、市場融合等都有極大的幫助。21世紀以來經濟的發展以及互聯網的普及使得「地球村」更加緊湊，在世界的交流中，以金融、經濟為載體將文化、藝術、物質等進行連接，讓經濟的全球化帶動了消費的全球化，成為世界多方交流的載體。
經濟全球化本身就是生產力發展形成的結果。從概念的提出到當前全球化市場的進程來看其中發展了不到40年的時間，但是初步的形成了多重化、一體化的經濟體系，跨越了國界的同時也讓經濟在全球的互聯互通中有了更為特別的歷史感，這些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等有明顯的改進。所以生產力奠定經濟全球化的產生與推進，更是世界經濟的助推者。
內容繁多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尤為突出，其中多形式、多方式的累加也是經濟全球化突出的表現。從技術、社會融合等特點來看，管理經驗、貨幣、服務等都可以作為全球化互聯互通的關鍵，在多重形式下快速的發展中形成了明顯的世界發展趨勢。這也是經濟全球化、多種形式改進的不斷變化和發展方式，因此內容繁多、形式多樣的經濟全球化發展思潮更是對於經濟全球化不斷的助推。
助推生活豐富多樣、經濟互享性強也是在全球化市場發展中不斷改變的現實狀況。從經濟全球化的市場氛圍來看，經濟的胡享特點明顯，經濟全球化的方式特徵明確更多的使得這種生活的方式、市場的改變等都有著突出的個性所在。在經濟全球化、多重方式的累加上正可謂是真實、特別的將全球化的共享方式的作用完全的體現出來。
了解經濟全球化的世界趨勢，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知道其特徵，並且更好的使用相信對於當下大眾而言是有著巨大的裨益。所以經濟全球化融合的是經濟形式、市場發展特點等多重因素特徵。生產力、市場的發展核融合本身就是為了更好的凸顯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只有盡可能細致、多樣的將細節作出改進，加強信息互聯互通的能力，才可以真正的把作用凸現出來。
3、世界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表現有哪些
1、世界總體局勢穩定。
2、各國削減貿易壁壘。
3、互聯互通趨勢增強。
4、有關有二伯的描寫表達作者什麼樣的思想情感？
1.
「無名」 中國人一貫重視一個人的籍貫(或出生地)和姓名,以姓氏為自己的血統,以籍 貫作為自己的根基和歸屬.它們構成了一個人極其重要的識別符號.蕭紅在《呼 蘭河傳》里是如何介紹有二伯的呢?她用了這樣兩句話:「祖父說,有二伯在三 十年前他就來到了我們家裡,那時候他才三十多歲.」 「他的乳名叫有子,他 已經六十多歲了,還叫著乳名.」這兩句話看似
2.
「古怪」 有二伯是一個性情古怪的人.小說寫道:「有東西,你若不給他吃,他就罵.若 給他送上去,他就說:'你二伯不吃這個,你們拿去吃吧!'」不給就罵,給又 不要,性情也算古怪了.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誰送給他東西?以怎樣的方 式?結合作品分析,送他東西的人不可能是祖父,也不可能是「我」的父母.因 為他不可能對著他的主子說出「你二伯」的話來
3.
「無畏」 有二伯的膽子很大,什麼都不怕.他不怕狼,敢走夜路,敢在夜裡過東大橋.有 二伯常常說,跑毛子(沙俄兵)的時候,他怎樣怎樣地膽大,全城都跑空了.「毛 子在街上跑來跑去,那大馬蹄子跑得呱呱地響,我正自己煮麵條吃呢,,,,.」「殺 又怎麼樣!不就是一條命嗎?」有二伯不怕死,很勇敢.可是當他和「我」的祖 父算起帳來的時候,他就不這么說了.「他
5、如何在世界經濟關鍵轉折點推進全球化
第一，通過創新驅動經濟增長。世界正在步入人工智慧、移動互聯網時代，經濟增長方式正在因互聯網而發生變革。2016年，G20杭州峰會通過了《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為適應時代的變化，世界各國需按照《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來促進經濟增長。
第二，雙向開放，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動力。中國連續多年成為吸引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計劃在未來五年將進口8萬億美元商品，在吸引6000億美元外資的同時，對外投資將超7500億美元，出國游將超過7億人次，這些將創造大量有效需求和供給，直接拉動世界經濟強勁增長。
第三，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提出加強「一帶一路」建設，促進全球合作的中國方案。「一帶一路」朋友圈正在擴圍。為促進經濟增長就要加強資金、人員、信息往來和互聯互通，促進貿易投資全球化，加強面向全球的自貿區網路，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第四，世界經濟增長需要加強全球合作。世界經濟要增長就需要各國一道攜起手來，加強國際合作，可以通過「一帶一路」來貢獻中國方案，分享中國智慧，來增強世界經濟增長的活力。促進全球經濟有序發展，解決貧困問題，提升工業化水平，增強世界經濟增長。
第五，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擴大開放，需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產品高標準保質量貿易。2008年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家尚未走出金融危機陰影，發達國家同樣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目前中國正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結構的改變，促進經濟質量更好增長，將有利於推動全球經濟發展。
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格局和本質發生了根本改變，由發達國家引領的全球化已經轉變為客觀上由發展中和新興經濟體國家來共同參與、引領。以中國等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正在發掘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創新增長方式，推進經濟全球化，促進世界經濟增長。
總之，經濟全球化不僅不是增長困境及金融危機的原因，而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互聯網信息時代的必然走向，是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必然趨勢。中國將與世界各國一道通過加強國際合作來深入推進全球化，進而促進世界經濟增長。
6、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包括了哪些內容
「一帶一路」讓香港地區與內地之間的經濟合作關系更為緊密，具有很積極的意義。那麼下面咱們來說說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包括了哪些內容。
簡要答案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包括了政策溝通、道路連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貨幣流通。
詳細內容一帶一路應優先發展互聯互通，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逐步實現五通：一是政策溝通，通過領導人部門、地方等各層次進行政策對話。二是道路連通，既有傳統的公路、鐵路、航空、航運、管道等的連通，也有電力、電訊、郵政、邊防、海關和質監、規劃新領域的連通。三是貿易暢通，重點促進貿易或投資的便利化。四是貨幣流通，包括推廣本幣結算和貨幣互換。五是貨幣流通，促進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間的交流對話，推進教育、文化交流，發展旅遊。
如果用一個詞概括「一帶一路」的內涵，最應該提及的便是「互聯互通」。當今世界，是更加開放、包容，還是走向封閉、極端？這是21世紀的世紀之問。中國對此給出了這樣的答案：世界是通的——中國提出了以「五通」為內容的互聯互通方案，同時，這也是「一帶一路」的精髓所在。 何謂「五通」？ 一是政策溝通。通過加強友好對話與磋商，各國可以共商經濟發展戰略和對策，求同存異，消除政策壁壘和其他人為的合作屏障，協商制定推進區域合作的規劃和措施，以政策、法律和國際協議為經濟融合保駕護航。 二是設施聯通。設施聯通主要包括四大類：交通基礎設施、口岸基礎設施、能源基礎設施、跨境光纜等通信干線網路。 三是貿易暢通。各方應該就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問題進行探討並作出適當安排，消除貿易壁壘，降低貿易和投資成本，提高區域經濟循環速度和質量，實現互利共贏。
四是資金融通。如果各國在經常項下和資本項下實現本幣兌換和結算，就可以大大降低資金流通成本，增強抵禦金融風險能力，提高本地區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五是民心相通。「一帶一路」建設需弘揚睦鄰友好的合作精神，在教育、青年、文化、旅遊等領域，深入開展人文合作，以文化交流推動包容開放理念的形成和擴散，促進文化交融，促成文化認同感，為深化合作提供內在動力。 上述「五通」內涵被量化為「五通指數」，為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推進「五通」建設指明了路徑。此外，「十三五」規劃綱要還提出「打造具有國際航運影響力的海上絲綢之路指數」。可以說，互聯互通引領國際合作。以「五通」推全球化與全球治理，體現「一帶一路」的中國擔當。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通是可持續發展及可持續安全的關鍵。「五通」承載著經濟發展、全球治理、全球化的希望。
7、一帶一路的願景有哪些
願景一：提升中國模式軟實力。「一帶一路」是既有中國文化又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對別的國家也會產生吸引力，具有世界意義。過去，中國對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條件，減少了發展中國家對西方的援助依賴。現在，中國投資模式又區別於西方模式，正在補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短板。非洲第一條中國標准跨國電氣化鐵路，從設計、施工到運營，全都採用中國模式。肯亞的蒙內鐵路和蒙巴薩港口建設也是如此。
願景二：融通中國夢與世界夢。不同於近代以來西方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也不同於戰後西方對外援助等各種名目的國際合作模式，「一帶一路」依靠中國與沿線國家已有的雙多邊機制，藉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主動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系，把中國現在的產能優勢、技術優勢、資金優勢、經驗和模式優勢轉化為市場與合作優勢，融通中國夢與世界夢。
願景三：提供人類公共產品。「一帶一路」通過創設絲路基金、倡導戰略對接並倒逼西方改革先行國際秩序，為世界提供了物質、制度和精神的公共產品。傳統全球化中的關稅減讓，最多能推動世界經濟增長5%，而新型全球化中的互聯互通，將推動世界經濟增長10%至15%。
願景四：打造新型全球化。「一帶一路」著眼於陸海聯通，先是改革單向度全球化，方式是實現陸海聯通。從空間角度來講，「一帶一路」很大程度上幫助那些內陸國家尋找出海口，比如歐洲有「三河」（易柏河、多瑙河、奧得河）通「三海」（波羅的海、亞得里亞海、黑海）的千年夢想。「一帶一路」激活了這一夢想，助推歐洲互聯互通，形成中歐陸海快線、三海港區的大項目。另外一個是實現規模效應，現在歐洲越分越小，「一帶一路」提出以後，能夠把小國聯通在一起，建立大市場。
願景五：實現世界經濟再平衡。
願景六：全球治理的新抓手。
願景七: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願景八：推動歐亞大陸回歸人類文明中心地帶。
願景九：打造文明秩序。
願景十：中美共建「一帶一路」。
8、方興東：互聯互通問題的本質與對策
這一輪反壟斷浪潮中，國家相關監管部門發起的互聯互通專項行動是一個超出原本預期的「自選動作」，屬於超常發揮。然而，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其難度則比此前「二選一」、「大數據殺熟」，或滴滴的安全審查復雜許多，特別是，對於它的界定，現有的法律框架中並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區域。
因此，我們要看懂、看透此次行動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還是要從它的本質、從整個 歷史 進程，以及內在邏輯中去分析與判斷。
哪怕是放在全球范圍內，這次行動都是走在前面的。盡管中國的反壟斷進程暫時落後於歐洲和美國，但我個人感覺，互聯互通的這一次行動具有一定的引領作用，涉及網路治理深層次的問題。
在過去的幾個月間，我們的團隊剛好也在研究這個問題，發表了兩篇學術論文，一篇是關於「互聯互通」的解析與治理，從 歷史 維度和全球視野討論中國互聯網深層次的治理問題。另一篇是圍繞「圍牆花園」的破拆，通過認識「圍牆花園」的本質、運作機制及其影響與危害，尋找破解「圍牆花園」的對策建議。
為什麼說互聯網平台之間的互聯互通問題有其特殊性？這是由於平台本身的復雜性使然，從研究角度出發，我們提出了大型互聯網平台的技術、經濟和 社會 （TES）三重屬性，建構系統性的TES理論。就每一重屬性而言，目前現有的法律制度正在逐漸完善，無論從安全、競爭或是數據角度都有一系列法律支撐。
平台間的互聯互通和這三重屬性都有關系，但是還不夠明確。互聯網平台之間的互聯互通，和電信網之間的互聯互通，也有不同的內涵，屬於「三不管」地帶，而並不僅限於中國，在全球也面臨著同樣狀況。
在互聯網的世界裡，互聯互通是一個默認規則，所以，互聯網才能夠將全球50億人聯結在一起，它和電報網、電話網都不一樣。早在60年代，供電網路已經全球化了，當時電報網、電話網也已經是全球網路。從物理上來說，互聯網跟電報網、電話網並無本質差異。
但是，把50億人連在一起，互聯網與電報網、電話網又是不一樣的。這裡面雖然有內在必然性，但也有很多 歷史 偶然性。互聯網之父溫頓·瑟夫認為，從技術角度而言，普遍性的自由連接，是互聯網默認的前提，大家不用多討論，也不要多說規則，這是默認的前提。
彌爾頓·穆勒是全球網路治理領域最有名的專家之一，他認為無縫鏈接，無邊界、透明是整個互聯網信仰性的法則，在我們基因里，這種開放是一種物理定理，是國際互連網協會描述的互聯網本質，是互聯網的恆定量。
另一個互聯網研究者認為，這種開放是一個互聯網的元級別架構，大家看到這個元架構非常敬仰，包括最近很火爆的「元宇宙「。開放也是互聯網的元架構。
我個人的感覺是，誰能夠在這種默認原則下，打破這種元級別的架構，他一定是非同尋常之人，需要超級應用的超級神功，這也是互聯網互聯互通的問題所在。
為什麼這一次會有這個「自選動作「，這種超出我們預期之外的「動作」會引起如此之大的反響？
我們回過頭來溯源一下互聯互通。互聯互通最早出現在電報領域，當時大家為了不同的密碼規則，不同的法則，引起了各國之間的矛盾，打破僵局是在1865年，當年成立了國際電報聯盟，相當於維多利亞時期的互聯網。
到了今天的互聯網，承擔這個使命的是電信聯盟（ITU）。互聯互通是這個聯盟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美國1934年頒布的通信法案和1996年頒布的電信法案中，互聯互通都是基本規則。包括中國的電信條例，都有關於互聯互通的基本要求。它們針對的主要還是底層通信的互聯互通。基於底層通信網路的互聯網服務信息和服務之互聯互通，則是最近十幾年才發生的事情，互聯互通，可以理解為網路和網路之間的互通、網路和設備之間的互通，以及設備和設備之間的互通。
將此問題置於整個 歷史 進程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在90年代也有電信網路之間的互聯互通，但是真正純粹的互聯網的互聯互通要到2010年代。從社交媒體巨頭崛起，坐擁幾億級的用戶，到「圍牆花園」的出現，直到當前的加強版「圍牆花園」，互聯網的互聯互通才真正成為「問題」。
我們今天看起來網路之間的互聯互通，貌似理所當然，但真正的互聯卻並不容易，但要失去互聯卻不費吹灰之力。
互聯網分五層架構，不用考慮底層的互通，這是整個互聯網基本的默認規則。互通的難題主要出現在第五層——應用層面的大量互聯。盡管底層基礎網路已經基本實現了互通，但是仍然還有許多不通的地方。2016年，全球網路治理三巨頭聯合發布了一個報告——《互聯網碎片化》，他們把影響互聯互通的問題區分出28個門類，從技術層面的碎片化，到政府層面，同時，為了治理互聯網也會帶來一些互通問題。此外還有商業層面的六類。
所以說，每個層面的動作都會影響到整個互聯網的互聯互通。
和電報網和電話網最大的不同是，電報和電話網一開始就是商業化的，我們知道愛迪生、拜耳都是商人，都是自己開公司，政府覺得電話、電報是具有巨大公共利益的問題，政府制定很多規則。但互聯網不一樣。
在互聯網誕生的前25年，都是科學家的試驗性動作，沒有考慮安全問題，也沒考慮商業利益，所以沒有太多的「控制」，只是盡可能保證開放。所以從60年代分組交換技術，到70年代的TCP/IP協議層面的統一，到80年代通過全球高校完成的全球化互聯網，形成域名體系，包括今天的域名，專業一點叫「唯一標識符」，沒有這個體系互聯網也是不能互通的。
到了90年代，互聯網開始商業化，電信默認不能幹預互聯網的互聯互通，這個基礎也很扎實。到了21世紀，大量平台崛起，這些平台具備一定規模能力之後，互聯互通開始出現了問題。
這時候，各國才開始出台各種法律制度來規制這些超級平台，把他們視為「關鍵基礎設施」。
所以，互聯網和電報網、電話網另一個很大的不同點——這是一個全球網路治理的重大遺留問題。
過去，美國政府不希望各國政府參與到互聯網的治理中，而如今互聯網缺少一個全球性治理機制，也沒有非常完備的法律體系，這是一個 歷史 遺留問題。
而且，美國認為國際電信聯盟（ITU）不應該管網路治理問題，因為ITU太傳統、太保守，不符合互聯網如此活躍、創新的生態。但是，隨著移動互聯網應用爆發之後，互聯網層面的互聯互通問題，比電信行業更加復雜，更具綜合性。所以今天我們的專項行動，僅僅是一個開端，僅僅是把一個疑難問題放在大家面前。
梅特卡夫定律證明，一個網路價值跟節點數，或者跟用戶數成正比，用戶刷越多，網路價值越大，包括節點的價值越大。任何一個人連了互聯網就默認了互聯網的規則，就是接受了它的規則。如果自己不互聯，那相當於「自殺」。
什麼樣的公司不願意互聯互通？
要有兩個前提：第一，自身的規模要足夠大，就算脫離了整個互聯網，也能夠自我循環實現自身價值；第二，自我封閉的價值要遠遠大於開放價值，那就把自身封閉起來。如果沒有這兩個條件，就不具備不互聯互通的動力和資格。
所以，這種「圍牆花園」本質上就是互聯網的「再私有化」，由一個公共的東西變成一個私家花園。
互聯網發展的底層邏輯是科學邏輯，不是遵從商業邏輯，也不是按照政府邏輯，因為商業和政府都需要有控制，才能盈利才能實現有效管理，其安全問題與別的網路，以及通訊網路不一樣。
這一次的問題，相當於是中國互聯網的一次「重啟」。但是很多技術標准，互聯互通怎麼定義，怎麼實施，規則怎麼確定，技術怎麼實施，後面需要做大量工作。
幾乎所有互聯網先驅都在為今天的互聯網逐步放棄開放性表示擔憂。其中萬維網之父蒂姆·伯納斯·李既呼籲，同時也在行動，在堅持努力維護互聯網的開放性。但是，在商業面前，他們的聲音越來越弱，越來越沒有引導力。
此時，需要政府的力量回歸，重新協調復雜的利益和權力關系。
互聯網的互聯互通不是規劃出來的，也不是治理出來的，而是通過自下而上，自身慢慢成長起來的，所以它是科學、技術、市場，和政府監管長期的產物。但是「圍牆花園」已經開始打破既有的開放邏輯，互聯網走向了另外一個方向。
互聯網的「圍牆花園」狀態，中國確實特別興盛，但絕不僅是中國。全球「圍牆花園」中，最成功的就是蘋果，這是全球性問題，不止是中國問題。
另外也有人說，如果「圍牆花園」打掉了，可能就產生許多安全問題，會出現邊際工具，大家都亂了。我覺得這個不用擔心。
因為，互聯網從一開始，例如當年最著名就是TCP/IP協議與OSI協議之爭。OSI協議是有國際組織牽頭，大型公司參與，各國政府認可，自上而下規范的非常嚴密，也考慮了安全，也考慮了商業。但是最後這兩者協議之間做PK，最後TCP/IP協議大獲全勝。而且大家看不起TCP的主要原因就是它不可靠，傳輸經常丟包，也不可控，沒法收錢，另外不安全。但是為什麼這么一個「游擊隊」的協議會成功，因為它符合互聯網的發展規律，互聯網底層邏輯就是一個開放系統如何構建安全。
所以，我們不能再回到一個封閉系統裡面尋求安全，一定要在開放的狀態下尋求安全。
從對策上來看，《反壟斷法》對「圍牆花園」，沒有直接的作用。
我覺得核心對策就是兩點，第一，認定超級平台是一個關鍵基礎設施，必須考慮公共利益和 社會 利益，必須要開放。而且真正的「圍牆花園」就是幾大平台，小企業沒法實施「圍牆花園」策略。
第二，我覺得還需要「一捶定音」式的法律，中國現在已經有很多法律，還是一個拼圖式的，面對互聯互通這個問題， 它很模糊，很復雜。 一定要有新的法律，應該不是像反壟斷一樣事後監管，應該是事前監管。
歐洲的《數字市場法》的義務規定了積極業務的七項，禁止性業務九項，額外業務兩項，這18項義務基本上把平台的互聯互通解決了，反壟斷問題也解決了，競爭問題也解決了，數據流動問題也解決了。
對中國來說，互聯互通問題，不管在學術研究，還是制度研究，都有極大的空間去為全世界的互聯網做貢獻。平台之間無差別、無歧視、無選擇、無條件的開放互聯，應該成為整個互聯網的新常態。 （本文根據方興東在第223期數字論壇上的發言整理，方興東為浙江大學 社會 治理研究院的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