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經濟全球化對南北方經濟貿易有哪些影響
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一種新的國家經濟體制，它反映了國際經濟關系領域的一場深刻的變革，這一變革也給當前國際關系帶來全面深刻的影響。 1.促進國家間特別是大國間的協調與合作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一個統一的全球經濟系統正在逐步形成。各國之間、地區之間的經濟利益錯綜交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同時各國對世界市場的爭奪也日趨激烈，爭端和摩擦接連不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傳統經濟體制下的零和、輸贏規則已為經濟全球化環境下的非零和及雙輸、雙贏規則取代，要麼一損俱損。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其經濟實力多麼強大，都不能我行我素。各國，尤其是各大國，在處理相互關系和國際關系時客觀要求相互溝通。協調與合作正在成為大國關系的主旋律。 近年來，中美關系的改善和發展，就與經濟全球化這一因素密不可分。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冷戰結束之後兩國關系麻煩不斷，一度曾面臨嚴重危機。但是，由於兩國經濟上的互補性很強，中國擁有廣大的市場和發展潛力，美國大量的資金和技術急需開拓國外市場，因而，中美間的經貿關系仍迅速發展。美國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夥伴。對中國的直接出口為美國提供了30多萬個就業崗位，雙邊貿易至少為美國工業和服務業提供了上百萬個工作崗位。經濟上的互惠互利推動著兩國間的接觸、對話不斷發展，雙方擱置分歧，增進了解，加強協調，擴大合作。兩國建立了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系。兩國元首頻繁互訪，並設立首腦熱線，及時就全球問題交換看法和意見。中美兩國還在資源、能源、環保、安全等全球性問題上進一步加強合作。 2.對南北關系產生雙重影響 南北關系的實質是發展中國家擺脫發達國家經濟和政治上的剝削與控制，謀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經濟全球化對南北關系產生了雙重的影響。從積極的方面來看，首先南北關系長期以來的緊張態勢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過去南方對北方的單向依賴已變成雙方的相互依賴和相互競爭，南北經濟交往的規模和密切程度空前增強。彼此都認識到，只有保持南北雙方和諧發展，世界經濟才能得以健康地運行。雙方都在處理南北關系時表現出務實性和靈活性，放棄了一些過高的、不切實際的要求。其次，一些發展中國家抓住新的發展機遇，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南方的國際地位有所提高。南方國家之間要求加強經濟和科技合作的呼聲很高。 從消極方面看：（1）沖擊了發展中國家的主權，便利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危機。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無國界經濟逐漸發展的過程，它要求國家減少干預，甚至出讓部分經濟決策權，由全球協調和仲裁機構去實行。從理論上看，主權讓渡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都是對等的，而且都可以共享。但是，實際上，發達國家往往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先進的科技手段和制定國際規則的便利，單方面沖擊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在發生危機時又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危機，增大了發展中國家承擔風險的概率。東亞金融危機就是由於發達國家的投機資本鑽了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和解除金融管制的空子而引發的，這本身就是出讓主權的結果。而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緊急援助貸款，又是以發展中國家出讓主權，放棄亞洲發展模式為條件的。有的東南亞國家把這一模式稱為「新殖民主義」。所以，南北關系的實質依然是控制與反控制、干涉與反干涉的斗爭。 （2）擴大了南北兩級分化和貧富差距。市場經濟就是實力經濟，其成果按實力分享。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由於經濟實力不同而所得相差十分懸殊。因此，隨著社會財富的大量增加，財富的集中程度也越來越高。1997年9月在香港舉行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的資料顯示，1965年，世界上7個最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是7個最貧窮國家人均收入的19倍，而到1995年這一差距擴大到38倍。目前，主要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2萬美元，而發展中國家還有13億人的年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500美元，全球還有1億人每天在挨餓，15億人上不起學。 （3）使南南合作面臨挑戰。七八十年代，在77國集團和石油輸出國組織等南方國家組織的主導下，南南合作曾取得過巨大的成就，一度被視為南方國家擺脫北方的經濟控制，走上自主發展之路的根本途徑。但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由於南方國家間經濟實力有限，經濟結構趨同而缺乏互補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也在擴大，南南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受到限制。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為經濟上存在互補性的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的合作提供了客觀條件，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強烈要求平等參與國際經濟新秩序、金融新秩序的新的「游戲規則」的制訂。這又要求首先加強南南合作。 3.推動區域內國家聯合 經濟全球化帶來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各個國家，特別是弱國、小國，都希望增強自身的競爭力，但是一個國家又往往力不從心，於是有著地理、文化等若干共同因素的國家就通過區域內國家的聯合，通過地區經濟一體化來加強爭奪市場份額的能力。近年來，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不斷增多，60年代只有9個，70年代發展到28個，80年代有32個，到1997年達107個，共有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有的還參與了多個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 地區經濟一體化又進一步對國際關系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是促進地區范圍內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地區化的經濟組織是以承認成員國主權平等為前提的，發達國家不能對發展中國家頤指氣使，為所欲為，而比較注意尊重發展中國家的權益。而且，各種經濟一體化組織都有程度不同的合作形式和規范，這就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證，有利於促進南方國家的發展。 二是維護地區安全和穩定。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為了給本地區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或者為了增強區域集團的實力地位，往往還注重加強其他方面的合作，從而維護了地區安全和穩定。美洲國家組織1998年10月就成功地調解了厄瓜多和秘魯長達50多年的邊界爭端，兩國議會都表示無條件地接受保證國提出的解決有爭議領土的方案，這是在地區一體化框架內和平解決爭端的成功範例。西非經濟共同體也成功地化解了長達9年的賴比瑞亞內戰。 三是有助於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地區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必然要求用制度來鞏固其成果，這就導致地區經濟一體化逐步向政治一體化發展。地區政治一體化則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促進了世界多極化的進程，例如：建立於1967年的歐洲共同體，從最初的6個成員國不斷擴大，並向縱深發展。1995年擴大為15國的歐洲聯盟，盟內生產總值達到7.5萬億美元，占該年全球生產總值23萬億美元的1/3，首次超過美國該年的國內生產總值6.26萬億美元。歐盟成為與獨霸世界的美國抗衡的一大力量。政治上，1991年12月，共同體各國首腦會議通過了《歐洲政治聯盟和經貿聯盟條約》（簡稱馬約），向建立全面超國家一體化的歐洲聯邦邁出了重要的一步。1997年10月歐盟15國簽署的《阿姆斯特丹條約》，進一步促進了歐盟的政治一體化進程；1999年1月1日，歐盟中的11個成員國建立經濟貨幣聯盟，統一使用歐洲單一貨幣——歐元。這標志著一個新歐洲由理想初步變成了現實，它將大大增強歐盟的經濟和政治實力，並進一步沖擊美國經濟和它的世界霸權，對世界政治和國際關系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亞洲東盟、拉美南方共同市場、非洲的東南非共同市場等發展中國家集團也在成為影響經濟政治的重要力量，這些力量的發展有助於打破超級大國對世界的主宰，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7]。展望世界未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不可阻擋，它對國際關系還將產生深刻的影響。為此，我們應在經濟全球化這一大背景下，把握當前國際關系的種種特點，趨利避害，抓住機遇，促進我國的振興與發展。
2、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對全球化和經濟發展的影響?
世界范圍內的話，簡單的說,就是經濟結構單一,人才資金匱乏,處於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的弱勢地位
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境
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
為鞏固政治獨立，二戰後相繼獨立的亞非拉國家，都把發展民族經濟，爭取實現工業化的任務放在首位。然而，由於西方發達國家頑固地維持舊的國際經濟關系，並利用其掌握的技術和經濟優勢，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和控制，從而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時至今日仍居於從屬地位。這種依附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生產領域，殖民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國際分工格局沒有從根本上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壟斷了工業製成品的生產，發展中國家仍然是原宗主國的原料供應地。直到80年代初期，以生產原料和初級產品為主的發展中國家仍然很多，其中30多個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90％以上。這就使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工業製成品和消費品等方面嚴重依賴西方發達國家。而且，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壟斷資本推行經濟霸權主義主要工具的跨國公司，在不斷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同時，把部分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使它們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屬「加工廠」和「裝配廠」。過去單一型的傳統分工，轉變為一種多層次的國際分工體系，其中西方發達國家在這一體系中處於最高層，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處於底層。
在技術領域，西方跨國公司通過對技術研究和銷售的壟斷，造成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西方國家在技術轉讓中，不僅嚴格限制向發展中國家當地公司轉讓先進技術或關鍵技術，或者設置種種不合理不平等的商業慣例條款，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發展，而且還常常索取高額的技術轉讓費用。據統計，在世界已注冊的約500萬項專利權中，發展中國家只佔1％。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控制世界技術轉讓的80％，其中美國約佔50—65％。發達國家利用科技中的壟斷地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索取300—500億美元的購買專利權費用。
在貿易領域，西方壟斷資本極力操縱國際市場，一方面對發展中國家規定種種歧視性的貿易壁壘。目前，各種名目繁多的非關稅壁壘措施已達1000多件。另一方面抬高工業品的價格，壓低原料和初級產品的價格，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嚴重的不等價剝削。1980年至1989年，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下跌33％，僅1989年就損失1065億美元。由於多數發展中國家目前仍然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出口對象又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這就使它們在貿易上處於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
在國際金融領域，發展中國家不僅在貨幣制度上依附於西方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國際貨幣制度中完全處於無權地位，而且，西方發達國家還通過政府貸款，國際多邊機構貸款和國際商業銀行等形式，使發展中國家在金融上處於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此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銀行還在發展中國家廣設分支機構，力圖操縱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
這種依賴性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量，使發展中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貿易逆差、損失慘重。據聯合國有關資料，在雙方的貿易中，以1980年發展中國家單位出口價值（以美元計價）為基數，1988年下降為83，而1988年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額為6791億美元。僅此一項，發展中國家的損失就達1150多億美元。從進口看，以1980年為基數，1988年發展中國家的進口單位價值指數卻上升為106.2，而當年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額為6391億美元。也就是說，由於進口價格的上漲，發展中國家為此要多付出370多億美元。兩項合計，發展中國家損失了1520億美元。
外債加重，資金倒流。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材料，7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外債急劇增長。積欠的中長期外債由1972年的992億美元，增至1988年的10425億美元，再加上短期外債1972億美元，總計12397億美元，比1972年增長了11.5倍。由於70年代以來的國際金融市場利率居高不下，使發展中國家為此支付的利息負擔更加沉重。1972年的利息支付還不足25億美元，1988年就增至833億美元，增加了32倍多。並且從1983年起，發展中國家出現向西方發達國家嚴重的「資本外逃」。從1983年至1987年中等收入國家倒流資金930億美元，而1988年1年更高達500億美元。僅拉美國家1973至1985年間就累計達1510億美元，占同期外債增加額的40％以上。出現了「從貧者身上抽血」的反常現象。
外資利潤增加。如美國公司1980至1985年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年平均利潤率在20％左右。這些利潤，一部分用於當地的再投資，一部分匯回本國。80年代以來，匯回本國的那部分利潤早已超過這些國家新輸出的資本額。
這種國際經濟舊秩序中的依附地位所帶來的後果，嚴重地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積累規模和速度，從而使它們發展民族經濟的努力遭到嚴重挫拆，以至到90年代仍將面臨著許多方面的問題和挑戰，如區域、集團化的影響；資金流入減少，資金短缺問題難以解決；外債問題嚴重；科技差距繼續拉大；人才短缺與外流；產業結構落後；貿易條件繼續惡化；人口增長大大高於發達國家；生態環境繼續遭到嚴重破壞；南北經濟差距拉大等。
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依附地位，60、70年代以來、西方發展經濟學激進派提出了中心——外圍理淪。這種理論認為：（1）資本主義已發展成為中心（發達國家）——外圍（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體系，外圍國家對中心國傢具有依附性，它們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始終處於從屬地位；（2）聯接中心——外圍的經濟機制是不平等交換及其價值轉移。中心國家通過不平等交換攫取了外國國家的大量「剩餘」來促進本身的發展，而外國國家卻由於「剩餘」的流失而造成貧困，所以，發達與不發達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兩者互為因果；（3）外圍國家的發展只能是不發達的發展，因為它提供原料和廉價勞動力來滿足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需要，它們在經濟結構上不可能象獨立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實行工業化。它們越發展，對中心國家的依附性就越深；（4）只有積極地反抗把它們（指外圍國家）與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連結在一起的鏈索，它們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這種理論的核心是以不平等交換產生價值轉移來論證不發達的根源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關系。這種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不平等交換論，深刻地揭露了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和掠奪，有助於揭示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原因和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情緒，同時，有助於推動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斗爭。
但是，這種理論看不到發展中國家戰後歷史地位的變化和發展的內部動力，過分誇大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外部因素的消極作用，忽視了生產領域，只是集中在交換領域，把不發達歸咎於不平等交換。這種理論未能對全世界的資本積累進行動態的、辨證的分析。把目前南北經濟關系的基本態勢看作是「外圍」完全依附於「中心」而不存在相互依存；這種理論在應用方面也比較薄弱，比較簡單化。很少提出關於經濟發展的一整套設想，而往往陷於一種簡單的邏輯之中：要麼切斷與發達國家的經濟聯系，閉關自守；要麼只能處於依附地位。實際上，中心——外圍理論是主張切斷與發達國家的聯系的。這都是不切實際的。因此，這種理論缺陷的實質，就是抹殺了殖民地經濟和獲得獨立後的民族經濟之間的區別，抹殺了官僚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的區別，對目前南北經濟關系的基本態勢及其性質作了錯誤的估計。
發展中國家要徹底擺脫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必須打破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改變世界經濟中生產、消費和貿易的格局，改變不平等不合理的國際分工，改善貿易條件，實現價格指數化；發達國家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官方援助，增加技術轉讓，要保證發展中國家對自己自然資源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權，能對其資源的開發實行有效地控制；能根據主權原則限制和監督跨國公司的活動；要對現有的國際經濟機構的體制和規章進行必要的調整，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無權地位，使發展中國家能平等地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的決策過程。為此，必須繼續南北對話，加強南南合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建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發展中國家沉重的債務負擔
二戰後，特別是6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走上了利用外資發展國民經濟的道路，一度促進了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諸如巴西的「經濟奇跡」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等。然而，自1982年墨西哥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債本息為先導，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又相繼出現了償債困難的問題，尤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為首的拉美國家最為嚴重。盡管第三世界國家本身、債權國政府、國際金融組織、國際商業銀行採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但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危機一直未得到根除。進入90年代後，債務問題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一項沉重負擔。
造成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歷史的背景，又有現實的根源；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又有內部原因的促成。
從歷史上看，它是殖民主義所導致的直接惡果。長期的掠奪和剝削，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的畸型，經濟發展落後，使南北方的經濟差距越拉越大。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結構及其經濟運行，使得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生產、世界貿易和貨幣金融領域中都居於壟斷地位。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盡管取得了民族獨立，但仍未擺脫受剝削受掠奪的地位。
從外部環境看，70年代以來國際環境對發展中國家極為不利：（一）遭到1973、1979年兩次石油提價的沖擊。由於油價上漲，需要進口石油的發展中國家的進口費用猛增，債務負擔急劇加重。1973年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經濟帳戶赤字只有110億美元，1974年這一赤字升到376億美元，1975年達460億美元。僅油價上漲引起的超額支出在1973年到1982年間就增加了2600億美元，如果把支付石油進口的借款利息也計入的話，則達3350億美元；（二）世界經濟衰退，導致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條件日益惡化。西方發達國家為轉嫁1979至1982年的大危機，在加強對外傾銷的同時，採取了不同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世界銀行認為，如果西方貿易保護主義導致拉美出口收入減少10％，那麼該地區為此付出的代價將相當於它全部債務的年實際利息。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產品價格，特別是低收入國家主要出口的原料、初級產品價格大幅下跌，造成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收入增長減慢，償債能力下降，1985年，初級產品價格已降到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水平。自1932年以來，拉美出口商品貿易比價累計下降20％，1986年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出口收入平均每年減少數十億美元。1986年，16個重債國的外貿順差總額至少減少了一半以上，從290億美元降至130億美元；（三）國際金融市場利率的上升。發展中國家的借款主要是國際商業銀行提供的。1979年以後，為克服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實行了緊縮貨幣政策，致使金融市場利率提高。如美國的利率從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導致了債務國的債務負擔加重。僅1982年巴西因實際利率提高就多付債務利息79億美元。還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的主體是美元債務，高利率形成的美元匯率大幅上升，大大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據統計，從國際范圍看，利率每上開一個百分點，債務國一年就要多付40—50億美元的利率；（四）正在形成的歐洲統一大市場、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經濟圈，這些集團化經濟日益表現出的排他性，不斷升級的國際貿易戰使發展中國家難以對付。同時，集團內部資金對流也減少了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使巨大的債務難以償還。
從內部因素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滯脹及經濟政策、措施失當也是引起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一）發展中國家經濟普遍處於滯脹狀態。據拉美經濟委員會的統計，1982至1987年，整個地區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1.5％。而通貨膨脹卻日益嚴重。1982年拉美通脹率47.5％，到1988年已高達223％；（二）對外債缺乏統一的管理和控制。當70年代西方銀行界大量傾銷「石油美元」等過剩資本時，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以為「良機」已到，錯誤地借入了超出自身償還能力的大量貸款，尤其是大量的國際私人商業貸款。如拉美各國70年代的外債一般只有幾十億美元，到80年代末，均已增至上千億。與此同時，債務國又沒有根據償債額、投資額、利息支付率以及它們各自的長短限期、外匯儲備情況等有關因素，對外債進行綜合考慮，制定出適合國情的、科學的外債償還戰略，從而常常顧此失彼，形成借新債還舊債，借新債還舊息的局面；（三）外債資金使用不當，引進項目經濟效益差，創匯率低。用外債支持的項目往往是規模龐大而又不切實際的長期建設項目，有的借款項目根本沒有形成任何生產能力。如巴西70年代上馬的三座核電站耗資35億美元，至今未能發電。從而使債務國中長期外債總額的平均償還期小於這些資金用於項目的收回期。另外有一部分外債被用於奢侈品的消費，如智利在1970至1978年期間，電視機的進口增加了7942％，化妝品和香水的進口增加了6500％。還有的國家外債管理人員貪污腐化，將外債資金挪作私人不動產或外國證券投資。這樣，外債沒有給國家整體帶來生產能力的增長，在世界經濟形勢突變之時，難以應付而無法如期償還債務；（四）發展中國家大量的資金外流。主要原因是對本國經濟和貨幣失去信心。對債務國來說，債務積累越多，債務危機就愈嚴重，本國資本外流就越多。本國外流資本越多，國內資金就越匱乏，因此就越需要借入外債。如此形成惡性借環。據世界銀行報告，到1983年底，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三國外流資金的累計總額分別相當於外債總額的61％、44％和77%。據估計，在過去的幾年中，拉美國家的外流資金仍相當於對外債務的一半。
基於以上分析，從本質上看，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是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推行經濟殖民主義政策所造成的。自1982年至今，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已歷時10年。其外債形勢有如下特點：（1）債務總額急劇膨脹，償債能力持續下降。1982年，債務總額是8390億美元，1989年猛增到12900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6.7％。1990年又突破1341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1992將增加到13880億美元，將比上年增長約4％。與此同時，一些國家相繼出現清償危機。自1986年以來，秘魯、巴西、象牙海岸、尚比亞、玻利維亞、哥斯大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先後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債利息；（2）債務危機涉及的范圍廣泛，資源出口型國家負擔更為沉重。1970年債務額在1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僅14個，到1985年增加到63個，年債務額在10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在1970年時根本沒有，1985年有16個，1987年達27個。到1989年底，負債超過100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達31個。債務問題幾乎涉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3）債務結構顯著變化，貸款條件日益惡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債務和債權的重點分別由官方債務和債權轉向私人債務和債權；二是短期債務增加。由於債務國經濟形勢惡化和政局不穩，債權國銀行對發放長期貸款越來越謹慎，條件日益苛刻，造成長期貸款減少，短期貸款增加。（4）國際債務格局呈現債務國與債權國分布集中的特徵。作為債務國一方，拉美和非洲是「重災區」。拉美國家所欠外債佔1989年發展中國家外債總額的34％，達4340億美元，非洲國家同年外債總額也高達2500億美元，約占外債總額的20％。自1982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外債的半數以上集中在17個債務負擔最為沉重的國家，它們的債務總額仍在增長，當年應償還的債務本息占出口收入的比率1988年仍為41.6％。它們的債務總額一直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半數以上。這兩項指標都超過目前國際公認的25％的警戒線。在17個重債國中，其中拉美就佔了12個。名列17個重債國之首的巴西1987年底負債額達1213億美元。債權國一方集中程度也相等高。據世界銀行統計，1985年在17個主要債務國的外債總額中，美國商業銀行的債權比重為24.5％。在對中南美10個債務國發放貸款的商業銀行中，美國的商業銀行佔40％，日本佔16％，英國佔15％。因此，就發達國家而言，捲入債務問題的是主要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這種債務與債權的高度集中，增加了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只要一兩個債務國拒付或無法支付，則美國的銀行體系首先受到打擊，然後整個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將經受動盪，可能導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持續數年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不僅影響了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經濟發展，而且還嚴重影響世界經濟，乃至政治和社會的發展。
沉重的債務負擔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惡化情況十分嚴重，成為經濟發展的嚴重桎梏。（1）債務負擔嚴重地阻礙了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發展。70年代，發展中國家借外債是為了發展生產，而80年代，本來可以用於發展生產的借款，不得不更多地用於還本付息。從1982年起，竟出現奇特的資金倒流現象，發展中國家不但不能從發達國家那裡獲得資金，自己的資金反而倒流向發達國家。1982至1987年間拉美地區資金流失額高達1456億美元。1988年拉美地區還本付息額為260億美元，而所得新貸款僅60億美元，倒流了3倍多。這種情況導致了許多債務國國內資金貧乏、生產癱瘓、金融市場動盪、貨幣大幅度貶值、通貨膨脹加劇、失業人數增加，政治動盪等一系列災難頻繁發生，造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的明顯下降。（2）債務危機嚴重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發展對外貿易，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對本國落後的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技術改造，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一條重要途徑，也是清償外債的一個主要來源。但是，由於債務負擔越來越重，許多債務國不得不把原准備進口生產設備和技術的外匯用來償付債務本息，加上生產投資的壓縮，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能力和創匯能力不斷下降。同時，主要出口創匯的初級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又太低，所以，使得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陷入困境；（3）債務危機嚴重地影響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調整。8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為改變落後的經濟結構，都確立了本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如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設備，發展一些新產業新項目等。但因大部分資金都用於償債，使得有些計劃被迫取消或無限期延緩。所以，債務危機不僅大大降低了發展中國家當前的經濟增長，而且還嚴重地影響著它們未來的經濟騰飛；（4）債務危機加深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削弱了自主性。沉重的債務使一些發展中國家依靠自己的力量無力走出危機，沒有發達國家的貸款，既不能償還舊債的本息，也無法發展生產，甚至不能維持生存。這不僅使發展中國家抗衡發達國家轉嫁危機能力削弱，而且，極易使發展中國家重新落入發達國家的控制與剝削之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利用控制的國際貨市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乘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困難急需資金之時，以「意向書」的形式向受援國提出種種先決條件，左右受援國的經濟政策。正如阿根廷經濟學家阿爾多·費雷爾所指出：「外債對主權和我們人民的自決權構成了嚴重威脅。」
面對嚴重的債務危機，自8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中國家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調整經濟結構及發展戰略，如降低發展速度，減少借債；擴大出口和壓縮進口，以外貿出口提高償債能力；實行緊縮性的財政及外債外匯管制制度；等。上述措施使債務國家在80年代後期的財政赤字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償債能力有所提高。但是，這些措施也產生了嚴重的負作用，導致了生產性投資衰退、對外貿易的畸形發展和國內主活水平的下降等。
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對西方發達國家也產生了嚴重影響，它不僅威脅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而且影響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使西方國家喪失了很大部分的商品市場。因此，為防止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沖擊國際金融市場和維護在第三世界的經濟和戰略利益，西方發達國家和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先後採取和實施了一系列所謂「救援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政策。相繼拋出了「宮澤計劃」、「密特朗計劃」、「貝克計劃」，但皆以失敗而告終。1989年3月，美國財政部長布雷迪公布了「布雷迪計劃」，其中心內容是：鼓勵商業銀行取消債務國部分債務；要求國際金融機構繼續向債務國提供新貸款，以促進債務國經濟發展；提高還債能力。同以往方案相比，「布雷迪計劃」把解決外債的重點放在債務本息的減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債還舊債的方式上。這一計劃改變了美國過去堅持逼債的僵硬立場，意味著美國的債務政策出現了一個重大轉折，嚴峻的現實迫使美國政府開始承認減免債務是解決債務問題必由之路。盡管這一計劃有可能導致民間銀行削減貸款，而且究竟能在何種程度上實現尚屬疑問，但比過去向前走了一步，給緩解債務危機提供了一個突破口。但也應該看到，美國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目前，減兔發展中國家債務的措施，主要是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1）債務資本化。外國債權銀行將自己帳面債務形式折價出售，債券購買者買下債權後，通過當地銀行貼現轉換成債務國的貨幣再進行投資。對於債權者的有利之處是：找到了按票面價值運用其貸款的辦法。對債務者的有利之處是：順利清償了部分債務，減少了債務負擔。據統計，1988年上半年發展中國家資本化了的債務就達88億美元。但是，債務資本化有兩個不可忽視的負效應：一是加劇了債務國的通貨膨脹；二是加強了外國投資者對債務國經濟的控制。（2）現金回購，一國按一定折扣以現金購回它的債務。其中最著名的是玻利維亞的債務回購計劃。玻利維亞於1988年3月按89％的平均折扣率（即按面值的11％）購回它的商業銀行債務的40％（合3．35億美元），1989年初又作出人類似安排。目前，由於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嚴重不足，這種方式不可能廣泛適用。（3）減少債務償還額。無條件地取消發展中國家所欠的債務基金，並降低利率。這種做法目前已越來越多地被債權國所採用。
作為第三世界國家本身，要擺脫外債的沉重負擔，必須抓住有利時機，採取具體措施來扭轉被動局面，應力圖做到：（1）繼續調整改革國內經濟結構，大力推行出口促進戰略，通過擴大出口來克服債務危機，進而把出口的盈餘用於經濟發展；謀求外資來源多樣化，保持經濟發展與償債能力呈正比關系；從制度和政策上努力創造條件提高外資使用效率，促進國內儲蓄的提高；（2）發展南南合作。發展中國家聯合起來，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領域增強與發達國家的談判力量，改善國際貿易條件，改善借債與還債的條件；（3）開展南北對話，積極推進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在這一過程中，組建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跨國公司，組建自己的區域性金融機構，通過南南合作促進債務問題的解決。
進入9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有所緩解如1991年拉國家的外債比上年減少2.1％。但也應該看到，長期形成的全球性債務問題要在短期內得到徹底解決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債務問題仍將是發展中國家的沉重負擔。然而只要發展中國家協調一致，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同時努力，擺脫債務困境仍是充滿希望的。
3、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加強合作直接反映了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哪一趨勢？該趨勢與經濟全球化的關系？
說明了世界經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出現了區域經濟合作發展關系，也稱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個主要特點。隨著世界經濟總量的擴大，各國、各地區經濟資源配置不斷突破國界限制，在全球范圍內尋求最優的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世界各國、各地區經濟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達到更高的水平。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同時，以地區經濟一體化為標志的區域經濟合作出現了良好的發展勢頭。區域經濟一體化表現為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區域自由貿易協定，通過區域內的國際分工尋求擴大經濟合作，提升經濟增長潛力。近年來東亞地區經濟合作的發展格外引人注目，「10+3」模式與「10+1」模式的出現，標志著東亞地區經濟合作開始步入體制化發展的新階段。
區域經濟一體化與經濟全球化的區別和相互關系
1．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產生，我們應當將它看作是國家和地區經濟與世界經濟融合過程中的一個發展階段，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系列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過程，它不僅為適應經濟全球化而發展，並且為推動經濟全球化而發展。如前所述，經濟全球化首先是世界市場的全球化，而世界市場的分割首先是主權的分割。當國際分工的發展要求經濟活動突破國界的限制，使國內市場同國際市場更加緊密地結合，並且使國內市場進一步成為國際市場的有機組成部分時，需要「國際慣例」和一定范圍內的「制度性安排」為國際商務活動提供便利，由於地區性安排較之多邊安排協商范圍較小，更易實踐，也更易成功，所以區域經濟合作廣受歡迎，並得到加速發展。
2．在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強並加速發展的情況下，區域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特別是由政府間自由貿易協定推動的區域經濟合作趨勢在加強。這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為各國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隨著世界市場環境的變化，各國對世界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競爭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國際分工，吸引更多的跨國投資為本國、本地區的經濟繁榮提供條件。地區內各國實施經濟一體化措施，進行區域經濟合作，不僅可以使各有關國家享受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國際分工利益，而且可以通過創造穩定的區域市場環境，提升區域經濟吸引跨國投資的能力，保持區域內各國經濟和區域經濟持續增長的潛力。
3．顯然，經濟全球化是比區域經濟一體化更為強大的一種具有結構性特徵的趨勢。因為，世界市場的全球化能夠造就吸引企業投資環境的基礎因素。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世界市場經濟的主體一跨國公司的行為和意願是決定市場走向和市場結構變化的主要力量，也是影響乃至可以成為改變許多國家政府經濟政策的主要力量。從這一意義上來講，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已經成為刺激區域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也可以說，目前區域經濟更加註重內部合作的趨勢是區域內國家應對全球化的一種戰略調整，是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和要求的一種區域性體制安排。
4．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區別在於：前者主要依靠科技進步、跨國經濟、資本和市場的國際化以及市場機製作用的推動，後者則以實現區域經濟協調、均衡和有序發展為目標，建立在政府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推行區域經濟一體化措施、實現一體化目標的基礎上。但是，盡管其發展動力和實施途徑不同，最終都將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各個地區經濟之間的相互融合。更為重要的是，它將為企業創造更為統一的市場環境，為世界范圍內的商務活動提供更加便利的條件。因此，區域經濟一體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輔相成，可以實現兩種潮流互動，共同發展。
5．目前的國際經濟合作在雙邊、地區和多邊這三個層次上並行發展。由於經濟全球化使單個國家在應對國際競爭中實施經濟措施的效果減弱，需要新的應對力量，所以地區合作和多邊合作受到普遍的重視。況且，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區域經濟合作組織都已成為富有成效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以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使區域內有關國家得以充分利用國際分工，為自身的經濟發展謀取利益，產生了明顯的示範效應。因此，目前的區域經濟合作異常活躍。對於國家而言，參加地區經濟合作已經成為進行國際經濟合作必不可少的一種形式。經濟全球化帶來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各個國家，特別是弱國、小國，都希望增強自身的競爭力，但是一個國家又往往力不從心，於是有著地理、文化等若干共同因素的國家就通過區域內國家的聯合，通過地區經濟一體化來加強爭奪市場份額的能力。近年來，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不斷增多，60年代只有9個，70年代發展到28個，80年代有32個，到1997年達107個，共有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有的還參與了多個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
地區經濟一體化又進一步對國際關系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是促進地區范圍內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地區化的經濟組織是以承認成員國主權平等為前提的，發達國家不能對發展中國家頤指氣使，為所欲為，而比較注意尊重發展中國家的權益。而且，各種經濟一體化組織都有程度不同的合作形式和規范，這就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證，有利於促進南方國家的發展。
二是維護地區安全和穩定。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為了給本地區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或者為了增強區域集團的實力地位，往往還注重加強其他方面的合作，從而維護了地區安全和穩定。美洲國家組織1998年10月就成功地調解了厄瓜多和秘魯長達50多年的邊界爭端，兩國議會都表示無條件地接受保證國提出的解決有爭議領土的方案，這是在地區一體化框架內和平解決爭端的成功範例。西非經濟共同體也成功地化解了長達9年的賴比瑞亞內戰。
三是有助於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地區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必然要求用制度來鞏固其成果，這就導致地區經濟一體化逐步向政治一體化發展。地區政治一體化則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促進了世界多極化的進程，例如：建立於1967年的歐洲共同體，從最初的6個成員國不斷擴大，並向縱深發展。1995年擴大為15國的歐洲聯盟，盟內生產總值達到7.5萬億美元，占該年全球生產總值23萬億美元的1/3，首次超過美國該年的國內生產總值6.26萬億美元。歐盟成為與獨霸世界的美國抗衡的一大力量。政治上，1991年12月，共同體各國首腦會議通過了《歐洲政治聯盟和經貿聯盟條約》（簡稱馬約），向建立全面超國家一體化的歐洲聯邦邁出了重要的一步。1997年10月歐盟15國簽署的《阿姆斯特丹條約》，進一步促進了歐盟的政治一體化進程；1999年1月1日，歐盟中的11個成員國建立經濟貨幣聯盟，統一使用歐洲單一貨幣——歐元。這標志著一個新歐洲由理想初步變成了現實，它將大大增強歐盟的經濟和政治實力，並進一步沖擊美國經濟和它的世界霸權，對世界政治和國際關系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亞洲東盟、拉美南方共同市場、非洲的東南非共同市場等發展中國家集團也在成為影響經濟政治的重要力量，這些力量的發展有助於打破超級大國對世界的主宰，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7]。展望世界未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不可阻擋，它對國際關系還將產生深刻的影響。為此，我們應在經濟全球化這一大背景下，把握當前國際關系的種種特點，趨利避害，抓住機遇，促進我國的振興與發展。
4、世界礦業的全球化發展趨勢
此文系本書作者和鮑榮華合作。原載《中國礦業》2004年第13卷第1期
摘要 經濟全球化促進了礦業的全球化，近年來世界礦產品貿易普遍大幅度增加，礦業投資在全球化范圍流動，跨國礦業企業並購浪潮此起彼伏，發達國家鼓勵本國公司到海外勘探開發礦產資源，發展中國家紛紛改善礦業投資環境，吸引外資勘探、開發本國礦產資源。
關鍵詞 世界礦業；全球化；趨勢
1 經濟全球化促進礦業的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主流。經濟全球化促進礦業的全球化，由於礦產資源在地域上分布不均衡，只有國際化才能實現礦產資源最佳配置。同時，因為礦產資源是生產的主要要素來源，所以礦業全球化在經濟全球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礦業生產要素將流向質優價廉的礦產地。
礦業全球化表現為：礦產資源跨國勘探、開發，礦產品跨國加工和銷售，礦業公司跨國並購和上市，礦業資金跨國流動，大型礦產勘查和開發項目多國多家公司聯合投資以及礦業信息國際共享。
（1）礦產品貿易全球化。
近年世界礦產品進出口貿易總體上呈大幅度上漲趨勢。如：1997年比1993年，世界主要鐵礦石、煤、硫出口量，分別增長了近18%、37%、28%。1999年比1993年，世界鋁、銅、鉛、鋅、錫、鉀出口量，分別增長了29%、68%、83%、51%、53%、15%。磷酸鹽岩1998年比1993年出口增長了17%。
同時，世界礦產品的貿易增幅遠大於產量增幅。2000年世界礦產品貿易量比上年增加了42%,1999年比上年增加15%，而同期礦產品產量的增幅只有3.5%和2.0%，可見用於國際貿易的礦產品占產量的比重在加大。例如鐵礦石世界貿易量占產量的比重由1998年的43%，上升到1999年的45%。
（2）礦業投資全球化。
礦業投資全球化的主要趨勢是礦業資本從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向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流動，即從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南非、英國等向全球數十個發展中國家流動。
近年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由於本國找礦難度增大，成本增高，礦業受環境保護制約和土地准入的法規限制越來越嚴。因此，他們到某些勘查開發投資環境好的發展中國家進行礦產勘查活動明顯增加，最近10年內預計有數十億美元用於亞太地區的礦業開發。
（3）礦業服務的全球化。
有資源潛力的發展中國家大多在標准、規范、礦業權評估、資源評價、獨立勘查地質學家、礦業經紀人、勞務合同公司等領域與國際慣例接軌，努力實現礦業服務的全球化。
2 世界礦業集中度提高
（1）跨國礦業企業並購浪潮此起彼伏。
礦業全球化的發展，使礦業公司之間的競爭加劇，為了優化資源配置，降低經營成本，加強核心業務，提高國際競爭力，礦業公司兼並浪潮席捲全球。
金屬礦業公司經過1992～1997年大規模兼並之後，自1995年以來，並購金額超過1000億美元。1998年全世界金屬采礦和冶煉業用於並購的費用超過250億美元，創歷史最高記錄。最大的一宗鋁業公司並購金屬交易是美國鋁業公司（Alcor）以46億美元並購其美國同行——鋁生產商Reynolds。另外兩大並購事件均發生在銅業部門。據統計，1990～1999年，交易額在2500萬美元以上的全球基本金屬業公司兼並案合計達135件，交易額共計278.2億美元；金業公司的兼並案達146個，交易額共計283.15億美元。最大的礦業公司BHP公司和Billiton公司於2001年3月9日完成合並，涉及案值280億美元。
（2）礦業產業集中度提高。
礦業生產集中度提高。根據瑞典RMG 1997年對世界礦業公司的排名，32家礦業公司的礦產產值總額佔全球礦產總產值份額的50.38%，在這32家公司中，有6家是發展中國家的跨國礦業公司。
根據總部設在斯德哥爾摩的原料集團公司（RMG)2000年統計，目前參與世界礦業經營活動的公司約有8000家左右，但礦山產量的大部分僅由少數幾家公司控制。在世界50強大礦業公司排行榜上，最大的25家公司中，美、加、澳、英和南非的發達國家的礦業公司就佔19家，其控制產量佔25家公司總產量的78%。
金屬礦產控製程度更高，4家公司控制西方總產量的75%;10家公司分別控制西方國家鉛和鋅總產量的58%和51%;10家公司控制70%的鋁土礦、銅礦和鉻鐵礦的產量，及60%的鐵礦石產量和鎳產量。
煤炭生產的集中程度也在提高，如美國，1976～1993年，煤產量由6.21億噸增至8.56億噸，增長37.8%；而煤礦數卻由6533個減至2475個，減少62.1%；每個礦的平均產量由9.5萬噸提高到34.6萬噸，12個年產1800萬噸的公司的總產量佔全國的41%。
礦業勘探投資也比較集中。1999年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三國勘查投資預算佔全球總預算的39.5%。1998年加拿大礦業公司勘查投資佔全球礦業公司總勘查投資數的37%，美國佔17%,澳大利亞佔9.5%，南非佔3%，英國佔1.3%，其他幾個發展中國家主要（包括秘魯、智利、印度尼西亞、辛巴威等）佔15.2%。
3 發達國家鼓勵本國公司到海外勘探開發礦產資源，發展中國家紛紛改善礦業投資環境，吸引外資勘探、開發本國礦產資源
長期以來，美國、加拿大、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努力實施全球資源戰略，鼓勵本國公司到海外勘探開發礦產資源。其意圖就是為了獲取廉價、優質的礦產資源，擴大對全球資源的控制能力，保證本國資源供應，確保國家經濟安全。
（1）建立專門機構支持對外礦業投資。
有些資源貧乏的發達國家，通過組建專門機構，大力推行「技術援助、經濟援助及合作計劃」，為礦業企業的跨國經營提供全方位支持，並通過「以合作求發展」的戰略，與國際投資機構、與有歐美背景的跨國礦業公司及資源公司加強合作，大力推進跨國礦業公司以不同方式廣泛地參與全球礦產資源勘查開發。
如：前西德聯邦地質調查所（BGR），與發展中國家實行技術合作，現已成為德國在國外進行探礦活動的中心。日本建立了金屬礦業事業團，以對探礦事業開展必要的貸款工作。法國的地質礦物調查所（BRGM），是金屬和非金屬資源政策的主要執行機構。該所在國內外的事務所有30多個，工作人員達2000多人，其中國內研究人員約有900人，該所費用主要來自政府的委託費。另外也從民間企業委託的勘探活動中獲得資金。
（2）通過財政、金融、稅收、保險等多種手段，全方位鼓勵礦業企業的跨國經營。從政治、外交等不同角度支持和促進在海外建立礦產資源供應基地。
如前西德曾撥給聯邦地質調查所4000萬馬克進行國外調查，此外還撥給技術合作費用約3000萬馬克，以支持聯邦地質調查所開展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調查和技術合作。加拿大政府對礦業提供低息貸款、投資建鐵路、公路等。
（3）對國外勘探實行投資保險制度。
由於礦產資源生產國政治形勢和經濟政策有可能發生變化，使企業開發國外礦產資源具有一定的風險；加上礦山建設周期長，世界經濟形勢發展前景的不易估計，這都會影響民間企業對開發國外礦山的積極性。為此，一些國家政府採取了投資保險制度。
如：前西德在20世紀70年代與49個國家簽訂了兩國間的保護協定，保證在國外的企業，在國有化的情況下也能自由經營。這一政策已成為德國企業在國外積極進行開發活動的支柱。
（4）實行部分礦種探礦補助金制度。
日本、法國和英國都曾經實行部分礦種探礦補助金制度。其中日本補助19種，聯邦德國補助除石油、煤炭以外的礦產，法國只補助銅、鈾兩個礦種，英國補助有色金屬礦。
（5）礦業融資。
通過融資取得礦業勘探、開發資金，是國外礦業公司的普遍做法。在草根勘探階段，可進行私募，即依靠個人或基金會的自有資金募集少量資金進行踏勘，各方按事先約定分享權利；當找礦有一定前景時，可進行證券融資；以有一定找礦前景的礦權為基礎，經咨詢公司認定其找礦價值，按風險資本上市的要求，通過證券市場融資；還可以通過出讓部分礦權，換取勘探開發資金。
（6）改善投資環境。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個別地區實行有效的政策吸引鼓勵外來投資。1975年以來，隨著整個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管理政策發生了明顯變化。面對本國礦業開發資金缺乏、管理工作混亂、技術落後等諸多困難，它們採取各種措施吸引私人資本及國外的資金和技術，開發本國礦產資源。
改善礦業投資環境的主要做法有：修改礦業法、降低礦業稅收、簡化勘探開發行政審批程序、加強公益性地質調查和信息服務、擴大外商可勘探開發的資源范圍等。如：阿根廷把投資鼓勵和礦權管理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新的礦業法規。它遠遠超出了傳統礦業法的范圍，包括稅收優惠、外匯管理、投資保證、爭端解決、海關法規、優先僱用東道國公民和培訓職工、優先由東道國供應材料、勞務、運輸和動力，以及防止礦業公害等內容；這是一種更有效的促進礦業投資、發展本國礦業的適當辦法。通過這些措施，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地區1999年吸引了西方礦業公司固體礦產勘查投資的51%，比20世紀80年代增加了25個百分點。發展中國家吸引了近2/3的世界大型礦產開發（采選）項目投資，其中，拉美地區佔一半以上，其次是亞洲、非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