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國蘇聯主導全球化,冷戰初期在歐洲展開了怎樣的爭奪?
樓主您好！以下是美國和蘇聯冷戰初期在歐洲展開的爭斗！
美國方面：
（1）政治內上：杜魯門主義的出台容
（2）經濟上：推行援助西歐的馬歇爾計劃
（3）軍事上：建立北大西洋公約
蘇聯方面：
政治：1947年9月，蘇聯、波蘭等9國成立「情報局」，以協調和統一各國黨的行動。
經濟：1949年1月蘇聯與東歐國家成立了經互會（經濟互助委員會）。
軍事：1955年，蘇聯和東歐7國成立了華約（華沙條約組織）。
典型的列子：
1、柏林危機 。
2、德國分裂為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兩個國家
3、修建柏林牆。
希望對您有幫助！
2、柏林牆的倒塌對全球化產生了什麼影響？
柏林牆的倒塌是社會主義在歐洲的失敗的表現之一(其他是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 ，柏林牆的倒塌,給西德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給東德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資金並使東德的人民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善.柏林牆的倒塌代表了一個統一的德國,作為歐洲經濟體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德國的發展可以帶動整個歐洲的經濟發展,使世界經濟向多元化的趨勢發展,並有利於形成,歐美日三強鼎立的經濟格局.柏林牆的倒塌標志著德國的統一，也推動了前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
3、成吉思汗 拉開了人類全球化的序幕 不是漢化 是全球化 ！ 所謂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什麼是全球化？
一起來吧：全球化是指人類社會
拿煙昌達，
耶魯重新連接，2002年19
/>今天，世界各地的材料，思想，機構，以及人員的交流中的指數增長，這種現象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趨勢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追求更美好的事情在人類歷史上，人們一直在鼓舞了全球范圍內的人口流動，貿易和思想文化的交流。
1962年，「全球化」一詞最早出現在我們的詞彙現在，這個詞已經從一個時間的技術術語變成了口頭禪。 「經濟學人」雜志（「經濟學家」）把它稱為「二十一世紀是濫用最多的話。」在最近的記憶中，沒有的話，如「全球化」不同的含義在不同的人群中，沒有的話可以召喚豐富的情感。很多人把它作為佛教裡面的涅磐 - 一個祝福，和平與繁榮，和平與繁榮，但同時也有一些人??把它看作是一種新的無序和混亂。
如果「全球化」這個詞，可以是一個適當的定義和應用，人們會發現它非常有用。我們可以解釋全球化為人類歷史上的主旋律。近幾十年來，全球化的趨勢已得到增強，為進一步加快速度，但隨之而來的優點和缺點也逐漸變得清晰。隨著地球的氣候在過去的漫長歲月創造一個自然的環境，數千數萬年的文化和社會的接觸與相互影響，促進全球人類社會的整合。
「全球化」韋氏詞典「的定義是」全球空間和實踐領域「，以促進各種活動，生下的動機的解釋，而這個過程已經持續了很長的時間。出現在全球化這個詞根「球」（GLOBE）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已經遍布世界各地。事實上，他們的遷徙和繁殖過程可以被看作是早期的全球化。大約5萬年年前，原始人類的祖先最早出現在非洲東部，他們慢慢地傳播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包括北美和南美的冰河時代的結束，由於海水上升，美洲和歐亞大陸分開，形成兩個大洲。直到1492年哥倫布意外地登陸加勒比海的小島，只有重新連接兩大洲。同年，德國地理學家馬丁·北海畝（馬丁Behaim）發明了全球。
1492人類重新連接被稱為「哥倫布交換」，它是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歷史的一個里程碑，因為發現了新的世界隔離萬年人團聚。它的意義的植物和動物物種的交流，是不尋常的。馬鈴薯在秘魯的球根植物，例如，自那時以來在世界各地，墨西哥辣椒蔓延到亞洲，從巴西到越南的衣索比亞咖啡，在世界各地定居。不同的社會在此期間，不僅在不同的發展方式和不同的政治和經濟結構，而且還發明了一種不同的技術，種植不同的作物，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不同的語言和思維方式的發展。這種多樣化，使不同文明的重新充滿挑戰和高利潤的。從歷史的角度看，有四個重要的動機，促使人們離開自己生存的家園：征服（慾望），以確保自己的安全和擴大政治權利;繁榮（追求更好的生活）;傳教士（宗教的傳播，把更多的追隨者），一個看似平凡，但總是更多的動力因素 - 人類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和旅行。因此，全球化使者往往是最重要的士兵，水手，商人，傳教士和探險家的歷史。商標全球化的初期，可以發現在內部彈非洲，這證實了幾千年前，他們的產品在大洋彼岸長途跋涉，從一個大陸到另一個大陸的商人，傳教士在沙漠跋涉，穿越在海洋之上的傳教活動，佛教從印度傳入印尼，打造一個全球化的紀念碑 - 婆羅浮屠;顯著和尚第四世紀中國和法國的印度之行，一千年以後，亞洲，非洲，歐洲，阿拉伯探險家伊本·巴圖塔（伊本·巴圖塔），3大陸的行程，旅客誰一直在尋找新的領地，努力創造一個新的，不熟悉的領域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關系。雖然這種旅行是很慢，而且很危險，但亞歷山大大帝，成吉思汗，有事業心，永不滿足的領導者誰是領導的部隊，遠離家鄉，去征服新的土地。這樣的征服意味著雙向的全球化沖擊征服了因為這些統治者當地的文化的影響。
這些人建立憑借實力和意志承擔個別及其他一次性關系和夥伴關系，但它的生存模式會隨時間而改變17世紀，荷蘭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那些攜帶工具，騎在船上的商人所取代一小群的崛起。大型企業。大型宗教團體也需要更換前的朝聖者和傳教士孤單的身影，在傳播自己的宗教，語言，文學作品和建築風格闖盪江湖。在過去的幾百年中，遙遠的國家掛鉤少數冒險家和探險家，今天已經這樣位於連根拔起數十萬跨越國界，移民，以及數以百萬計飛行的遊客前往世界各地，他們是跨越國界的，左右移動。這些人來去深化和擴大在世界各地的貨物，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也方便他們的傳播。
在過去的五百年的商業歷史趨勢和貿易活動的特點，發揮相互關聯的加強區域的作用。巴西叢林裡面的橡膠樹移植到馬來西亞，英國殖民者在20世紀初，這些橡膠用於製造輪胎的福特汽車公司提供原料，橡膠工人的契約僕人，由中國和印度也永久改變的民族組成的馬來西亞。引進新的作物，如玉米和甜土豆在新的世界，在人口分布世界上有一個巨大的影響。抑制中國的人口已經被使用，因為缺乏稻田，它已迅速增加，引入這片貧瘠的土地上種植農作物。同樣，車臣的人口的快速增長，由於新的世界，玉米的種植。
從羅馬帝國的兩個一百年前，「潘，偉大的英國時代」（大同全書），到今天的「潘AM時代」（美國主導）超級大國的力量成為相互依存改變世界的另一股力量。西方跨國公司和美國發揮領導者的角色中今天的全球消費電子產品的供應鏈。
自由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圈子擴大，它也孕育著一個新興的中產階層，這部分增加全球商品的生產和國際旅遊的需求的人在社會的最令人驚訝的，當然你要計算世界2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和印度。隨著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個人自由和政府職能的權利的國民是也改善。雖然大部分的人口佔世界人口仍然不佳，但的值嗎？？民主，人權和媒體自由已蔓延整個。國家從1974年的30％，以作為多60％，今天的多黨系統在192個國家約世界
可視為跨越國界的傳播民主和人權思想20個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工業革命的下半，電話，電視，互聯網是最重要的工具在這場革命中，在19世紀後期，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花16個半小時到大西洋，美國總統詹姆斯·布坎南，今天，大量的信息以各種形式（如文檔發送到對方的問候語，音頻，視頻）中光的傳輸速度。一個三分鍾的電話，從紐約到倫敦，現在只需要不到10美分，相比之下，使用相同的電話費在1930年是300元。降低電信資費方便的好處人類在信息爆炸的時代的大部分地區。
同時，衛星電視等發明還穿在海上鏈接的人的情緒：英國王妃黛安娜香港模具新聞通過電視傳播到世界各地，立即吸引了無數的花圈。信息的自由流動，也有助於彌合政治分歧的人：9/11恐怖襲擊的悲劇，甚至讓伊朗年輕人舉辦了燭光祈禱聚會。當然，這個信息流在某些時候也變得更加頑固的意識形態障礙，例如，阿拉伯半島電視（半島電視台）報道，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暴力，讓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間的差距擴大。 BR />
通信，降低運輸成本，促進經濟增長，文盲率減少和醫療水平的改善，使人們的生活質量得到了提高。今天，世界各地的體質的人更強大， ，並不斷延長壽命，貧窮人口減少，大部分地區的（雖然生長在非洲和南亞）。
的快速增長，但成本帶來了很多的行動，消除世界貧困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例如，由於農業和森林產品貿易的擴大，全球每年有近1％的熱帶雨林消失，緊密相連的全球運輸和通信網路，以幫助經濟增長的同時在面對疾病，破壞和恐怖主義，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脆弱。最明顯的例子，可以算作艾滋病，病毒會傳播在非洲和南美洲現在已經蔓延到世界各地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到14000人，每天的感染人數，在1997年的同一病毒感染，「我愛你」的電腦製造病毒從一台計算機在馬尼拉，向全世界7億美元的虧損。9/11劫機者被成功地使用電匯操作資金，他們需要依靠在互聯網上買了票，組織的整體運作。本·拉登的喜愛與外界接觸的恐怖襲擊，躲藏在一個山洞裡，由於衛星電視。
當然，這並不是說所有這些優點和缺點，而不是以前存在的歷史，技術的突破總是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最終獲勝者將新舊交替，當殖民者和探險家在連接歐亞舊世界和新的世界，他們帶來的傳染病，如天花，流感，細菌，幾乎在四個當地的印第安人的人口組成的種族滅絕因為這些疾病，這將有3人死亡，許多地方的殖民美洲，亞洲，非洲和中東地區，加快當地經濟的融合，而且還擾亂了傳統的社會結構，這些地方政治權力的分配。在美洲地區，由於開採的白銀產業，種植園經濟的勞動力需求，還有約1000萬奴隸從非洲運到美洲。此外，稀有金屬和新的工業產品貿易也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歐洲和亞洲兩大洲之間的。
早期產品的全球連通這項工作，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美國更重要的角色，但美國本身，也有現代全球化發揮六千萬元離開自己的家園，在19世紀後期全球化高潮和移民裡面的人，絕大多數來到美國，新世界奴隸建造人類歷史上最富有的國家。從水磨坊蒸汽機，美國人在世界各地汲取養料，最終成為最強大的引擎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創新領導者。的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役，以及整個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的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的「馬歇爾計劃」的實施，達到了最高點在冷戰結束，柏林牆的秋天結束標志的全球意識形態的分歧，並促進新一輪全球化高潮。當然，很多人對全球化現象與美國的品牌等號
同時，也帶來了冷戰的結束的焦點，世界上的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全球化的確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豐富的人，但也有很多人陷入了貧困的泥潭。擁有發達的基礎設施，社會系統和教育系統的工業化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向世界開放，無疑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最貧窮的，而不是這些國家的發展，有的甚至還是向後。因此，雖然整體在世界上的貧困率在降低，但幾乎三分之一的人口仍然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世界，他們中的許多生活無電飲用水。富國和窮國和富國與窮國之間的類之間的差異確實是擴大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發展過程中的規則，以及這些規則的實施機構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是一個反映了富國和窮國之間的權力失衡的享受。
由於廣為傳播的信息，和現在差的人更清楚地知道在西方母國和富國之間的差距和西方的價值觀？舉行了國內名校的差距，而這種意識往往能成為源的不滿和抗議，是一個典型的反美示威在委內瑞拉和菲律賓。發達國家的商品，思想和娛樂產業轉移或明或隱含的政治和文化信息，在發展中國家的人明顯地感覺到自己的傳統社會的強大影響力。很多落後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吸引的暴政，酷刑美好生活，所以很多人到其他地區尋求財富和自由，非法移民現在也成為發達國家的主要關注。給世界帶來了一個新的聯系人的商品和思想的交流，也激發了許多相互矛盾的反應，兩個禮拜有憐惜反對民族主義，宗教的阻力。學生的同時，爭取美國人的生活在伊朗，很多的西方世界，但在反對全球化的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經濟，這是不公正的符號。世界上有大量的人甚至認為，全球化的西方國家其目的是破壞伊斯蘭世界。
所有的全球化實際上意味著什麼？全球化是不是因為人們不斷提高的意識和覺悟的危險（如恐怖分子開放的邊境，方便地交換濫用）消退？當然，歷史上也有犯罪記錄的全球化消退之間的兩次世界大戰，貿易壁壘和收縮的移民政策，自由貿易和流動人口確實已經放緩，但是這些限制，但是，並不影響從四個促進全球化的基本動力：征服，繁榮，改變宗教信仰和好奇。盟軍對納粹德國和日本的勝利其實重新打開了閘門全球化，貿易和旅遊更大的動力。
可以肯定的是，像一種反移民情緒在歐洲，在西方國家，農業補貼，知識產權，以及9/11事件後，美國簽證政策收緊的整合問題全球化受傷的發動機，但人們連接到世界的長期趨勢難以扭轉。在追求繁榮，推動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擴大，人們的誘惑慷慨捐款買最好的產品是不再生產的產品方面。好奇心，給了伊本·巴圖塔（伊本·巴圖塔）今天還可以使成千上萬的人離開自己的家園，或游歷，或觀??看外國電影，品味異國情調的美食，享受的域外音??樂和體育賽事。今天的全球化和過去最大的不同是它的可見度和速度，全球互動的加速放大的影響，各地媒體這些效果立即，我們看到，這種傳播階段，在過去發生的慢慢它往往是難以訪問了人們的視野，重新連接了人類社會充滿了希望，在歷史過程中的坎坷不平和，無疑會繼續，它會變得更加清晰和更具挑戰性的。無論是普通公民，學者或政治家，我們的任務應該是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全球化，我們的努力，建立自己的優勢，規避其負面的影響。
錢喝采「雜志主編，首席耶魯全球在線。他的文章並不能反映點在耶魯大學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4、<富爸>中說了,柏林牆的倒塌...
1.柏林牆的倒塌不僅象徵東西方軍事對抗壁壘的瓦解，也意味著冷戰時代那種世界市場分隔與經濟相對封閉狀態的改變。生產的國際合作，資金的跨國流動，商品的全球交換，推動著各國利益相互滲透與相互融合。
2.標志蘇聯模式終結
3.同年，伯納斯·李發明了萬維網
蘇聯模式終結於信息時代的黎明
陶文釗
蘇聯曾是一個科技大國，在基礎理論和應用技術的很多領域，如數學、物理、化學、宇航、核技術等，都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後蘇聯在科技上同西方國家差距拉大，在高技術領域幾乎落後一個時代。戈爾巴喬夫承認，「我們仍然停留在過去的技術時代，而西方國家已進入了另一個時代，就是高科技時代。在西方國家開始大規模地以節約原材料、利用最新工藝和其他科學技術成果為主的經濟結構改革的同時，我們的科學技術進步卻停滯了」。
出現這種狀況並不是因為蘇聯主觀上不重視科學技術，恰恰相反，從斯大林時代到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都有一系列加強科學技術的戰略和措施。勃列日涅夫時期將「科技革命」作為蘇聯的戰略核心，以趕超美國和實現共產主義。這不僅是意識形態，而且落實到諸如科學、研發、技術人員的訓練。其中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到20世紀80年代蘇聯科學家、工程師人數比例高於西方國家。蘇聯信息技術落後的根本原因，在於蘇聯模式與信息技術革命具有內在的矛盾和沖突。里查德·巴布魯克的判斷是：蘇聯沒有能力領導信息技術革命。蘇聯的政治經濟結構，保守僵化而缺乏彈性，反應遲鈍而缺乏敏感，與信息技術所具有的彈性、靈活和變化是不協調的。蘇聯經濟上高度集中的計劃指令，強調等級和權威，也不會容許如網路那樣的分布式結構。互聯網的非中心、交互性、平等性等，只能是開放和自由社會的產物。蘇聯政治上高度集權，強求政治統一與思想灌輸，很難容許每個人擁有如互聯網哪樣不受監視的自由溝通方式。
蘇聯模式對於信息技術的開發和成長來說，是一塊貧瘠的社會土壤。蘇聯模式與信息技術的內在沖突，體現在以下諸多具體的方面。
1.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不利於信息技術的創新。
計劃經濟模式規避風險，不鼓勵創新。計劃經濟體制在本性上就是一個摹仿型經濟體制，即摹仿業已成熟的技術體系的經濟體制，而非創新型經濟體制。技術創新本身具有不可預見性，無法進行事先計劃安排。人類歷史上所有重大發明，從蒸汽機、電動機到電話、飛機，都不是事先計劃的產物。技術創新在本質上具有風險性。計劃經濟的官僚式決策體制下，決策一般都是迴避風險。在美國，領導信息技術革命是一些風險企業。不僅亞馬遜公司、電子港灣公司等具有代表性的網路公司時風險投資的公司，就連微軟公司、英特爾以及思科系統公司在創業階段也都是屬於風險公司。而在蘇聯，技術創新成果只有在與全社會的工業化體系的不相沖突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被計劃經濟體制所容納。這樣的創新至多隻能是原有體系內的小改小革。那些起初很不成熟，然而將來卻會形成新的技術體系的原創性革新，必然被嚴密計劃下的現行大工業體系所排斥和扼殺。
中央集權的垂直的指揮鏈，不利於網路式合作。蘇聯中央計劃的核心有兩個機構：第一個是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從長期規劃到年度計劃、從重工產品到生活消費品、從整個國家到具體單位的計劃需求，然後給工業、農業甚至是服務業下達一定的生產指標和原材料配給。另一個是國家材料與設備供應委員會，負責全國商品供應，觸角無所不在，控制貨品與原材料的流動。蘇聯整個經濟是垂直的行政命令推動，由計劃機構下令給執行機構，執行部門下達給生產單位。這種計劃體制之下，科研與工業生產制度上是分開的，工業企業依靠自己的研究中心。科技部門與生產部門自成體系，兩者之間缺乏直接的內在聯系。研究部門之間也缺乏充分的交流與溝通。蘇聯也曾試圖解決生產與科研的脫節問題，20世紀60年代的曾經嘗試建立「科學生產結合體」，但在計劃經濟的垂直管理的大環境之中無功而返。例如，新西伯利亞的科學城與鄰近的工廠雖地處一地，卻是兩個世界。兩個體系相互分離，科學院建立自己的工廠提供實驗所需要的設備，而工廠卻依靠遠在莫斯科的科研中心提供技術支持。這種嚴格的單位之間的垂直分離，使得「做中學」的過程無法進行，而「做中學」正是西方創新技術的關鍵。
缺乏競爭壓力和不計經濟效益，技術創新缺乏內在激勵機制。蘇聯體制之下沒有競爭的壓力，技術創新可能沒有獎賞，工業生產和科研體系缺乏內在的技術創新的動因。在生產單位方面，計劃經濟中價格只是一種會計辦法，不反應供應與需求的關系。以盧布衡量產值，每年的產值的比較決定了計劃實施程度，也決定經營者和工人的津貼。因此，即使是更好的技術或者更好的管理，如果不能增加產值，就不願意採用。在科研單位方面，科技經費全部依靠國家預算撥款，科技成果實行無償轉讓制度，致使科研單位缺乏財政約束力和經濟刺激力。這些使本來就不多的科研成果很難及時轉化為生產力：科研成果採用率低，只有25～30%；轉化為生產力的周期長，平均需10～12年。相比之下，美國85%的成果可在5年內轉化為生產力。對於周期短、更新快的信息技術來說，蘇聯體制的反應遲鈍就意味著致命的落後。
2.蘇聯的片面強調國防工業的政策，妨礙信息技術的擴散。
蘇聯工業化過程中的產業發展順序是：農業讓位於工業，輕工業讓位於重工業，一般重工業讓位於軍事工業。蘇聯高度集中而又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把大量資金和人才集中投向重工業，尤其是國防工業，致使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嚴重失調。20世紀80年代，蘇聯的國防支出佔15%國民生產總值，比美國的比例高出2倍。蘇聯大約40%工業與國防有關。巨大的軍事工業體系對蘇聯國民經濟損害深遠。龐大的軍事工業集中最有才華的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工人，擁有最好的機器和最佳的技術資源，擁有自己的研究中心、最先進最全面的技術，以及進口配額的優先權，但卻無法回饋社會。軍事技術的副產品很少，民用品通常低於10%。軍工技術發展是配合軍事上的特殊需要，很少擴散到社會中。主要是為了安全的理由，也是為了控制信息，蘇聯軍工企業所走的技術軌道愈來愈遠離社會的需要。軍事部門在蘇聯經濟中扮演著黑洞角色。信息技術的特點是應用范圍廣泛並且擴散迅速，而蘇聯倚重軍工的體系壓抑和限制了它的應用和擴散。
3.蘇聯模式的相對封閉，窒息信息技術交流。
在「兩個平行世界市場」理論的指導下，蘇聯對外經濟活動基本限於半封閉的經互會范圍內，與發達的西方在經濟和技術發展上脫離。20世紀50、60年代蘇聯對外貿易總額中，同經互會國家的貿易約佔55%，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僅佔15%。20世紀70年代蘇聯提出以緩和代替冷戰，發展同西方的經濟合作關系，與西方的貿易額有所擴大。但是1980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又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直到1985年，與西方的貿易額才增加到約佔27%。貿易額的比重較小，以及進口技術受「巴統」組織的限制，使蘇聯難以獲得西方的尖端技術和最新技術。相對封閉也使蘇聯接觸到國際學術界的機會十分有限，只有少數科學家在受到監督的情況下才能接觸西方。這些使科學交流遭到限制，研究信息經受過濾，科學傳播受到控制。在全球化的世代，這種封閉或與世界脫鉤，只能意味著落後。例如，美國晶元生產上使用的1/10英寸，這在公制上是很奇怪的2.254厘米。蘇聯官僚為了簡化起見，決定在晶元生產上採用自己設定的「公制英寸」。這樣蘇聯的晶元看起來相似於美國製造，實際上插座不合。這使得蘇聯半導體設備不能生產西方尺寸的晶元，微電子產品無法出口。
4.蘇聯的意識形態政策，抑制信息技術的使用。
蘇聯歷史上曾經有過政治干預科學研究的「李森科事件」。雖然這在後來被糾正，但蘇聯科學技術仍然繼續受到意識形態和政治因素的抑制，尤其是信息技術。蘇聯一直延續著十月革命後以控制紙張供應作為控制信息的基本做法，印刷、復印、信息加工以及通訊傳播器材一直受到嚴格的監管。使用影印機需要得到安全許可：俄文要兩個部門簽字，非俄文要三個部門簽字。長途電話線以及電傳在每個單位都受到特殊程序的控制。在這種背景下，個人擁有電腦都在客觀上會對蘇聯官僚體系包括科學官僚體系造成顛覆，更不用說非中心、互動式、開放性的互聯網了。焦爾·莫基爾指出：技術保守主義的決定性因素，似乎是統治者害怕技術改變可能會對社會穩定造成破壞性的影響。信息技術被稱為是自由的技術，蘇聯高度集權的模式採取壓制的政策是自然的。
約瑟夫·奈指出，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對一、二次工業革命是有用的，是重工業模式。三十年代西方經歷了大蕭條，五十年代蘇聯經濟恢復的很快，計劃體制是有用的。但這種計劃經濟體制對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不好的。計劃經濟對鋼鐵、電力等重工業有利，但對以信息為基礎的經濟是災難，因為信息循環很短，很多信息產品壽命只有1-2年，市場經濟能對這種變化即時做出快速反應。如果按蘇聯計劃經濟的模式，這個產品就過時了。隨著經濟變得越來越復雜，技術更進步，組織更分化，經濟發展需要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然而，蘇聯沒有適時進行體制上的改革，順利促成這種轉變。正是因為如此，巴布魯克寫道：在柏林牆倒塌和蘇聯解體之後，在信息時代甚至最狂熱的左派都對蘇聯體制的共產主義幻滅。那種模式的共產主義不能代表信息社會的未來，而是代表著工業時代的福特主義的過去。
蘇聯模式終結於信息時代的黎明參考資料：http://mzixu.home.bj001.net/show_hdr.php?xname=5T10401&dname=VHVRG01&xpos=10
5、求一篇「論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的論文，字數不少於3000，
全球性與民族性
——論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的挑戰
龐中英
從「全球同質性」談起
最近兩年，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關於「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討論不斷增加，一個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發展要求各國經濟和社會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體而言，全球化力量難容諸如「東亞模式」這些體現特殊性和差異性的東西，原因歸之於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種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論文中指出，中國已經創造了一種叫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獨特發展模式。美國Portland州立大學一位匿名審稿人在評語中卻針對這點問我質疑：「問題是，面對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國將能夠保持她自身的獨特性嗎？」實際上，這是一個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與民族性之間關系的重要問題，值得高度重視，到最後，我雖仔細考慮了這位美國學者的問題，但還是無法在修改過的那篇叫做《全球化與中國：中國對亞洲經濟危機的反應》1論文中完全回答它。
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與民族性之間的關系，然後討論全球性的加強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挑戰。
全球性在加強
紐西蘭前總理穆爾(Mike Moore)為競爭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一職，1998年發表了強烈主張自由貿易的《未來的簡要歷史：新千年的公民》一書。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題目。穆爾在書中指出：屬於精英階層的商業人士、政治家和知識分子，不是與他們國內的選民和股東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與其國際同行分享著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說，全球的精英階層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這是穆爾稱之為的一種「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問題。在評論所謂「普遍文明」時，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其《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謂「達沃斯文化」：「每年大約有一千名商人、銀行家、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和記者從幾十個國家聚集到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幾乎所有這些人都有物理學、社會學、商學或法學的學位，從事文字或數字工作，英語相當嫻熟，受雇於政府、公司和學術機構，有著廣泛的國際交往，時常在他們的自己的國家之外旅行。他們一般具有對個人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達沃斯人實際上控制了所有的國際機構，許多世界管理機構，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軍事職位，達沃斯文化因此極為重要。」3亨廷頓在書中所談是擁有共同知識文化但人數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階層與所謂「普遍文明」之間的關系。撇開穆爾和亨廷頓在他們各自的論述目的不談，他們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實不是從一個方面說明，在全球范圍內一個具有同質性的社會階層在不斷發展壯大嗎？
那麼，全球性到底意味著什麼？
我認為，全球性4指一個世界體系內的同質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來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結果。
全球性不是什麼新東西，幾個世紀以來，它一直在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當時，「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我們都非常熟悉這句話。不僅如此，在制度和技術層面，大到象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樣的適應全球化的國家組織形式，小到繁雜的國際技術、產品統一標准，世界經濟的發展總是帶來越來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內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圍完全及於全球，而且總的趨勢是不斷加強。
「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經濟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們生活其中的時間與空間之巨變」。5所以，全球性不僅體現在全球性經濟方面，「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任何東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產並銷售到世界各地的現象」6，市場經濟成為全球大多數國家接受的配置經濟資源的方式，資本的國際流動幾乎暢通無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領域，全球性都是明顯的事實：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圍不斷發展，雖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質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規則方面，國際組織、國際法和國際體制在調節國際關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在價值觀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認人權、民主、自由、生態等價值觀的普遍性，但又存在著許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觀和價值標准在逐步確立。
全球性的加強是否意味著民族性的弱化？
這個問題要具體分析。
在大多數情況下，全球性的加強確實對世界上民族國家構成基本的重大挑戰，這是從上面對民族國家權力的打擊（另一方面，地方主義和分離主義的自治力量迫使國家不得不下放權力）。這里只舉兩個例子說明全球性對民族性的影響。現在，「幾乎每一個國家，工人的稅收負擔都在增加，同時資本的稅收負擔則在銳減。」7因為資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動，而勞動則缺少流動性，民族國家因為資本的逃稅而焦頭爛額，喪失了越來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發展階段的民族國家受到的影響不盡相同，在歐洲，主要是高度體現民族性和國家的作用的「福利國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擊，財政壓力迫使政府一再減少社會項目支出，兩位數字的高失業率幾成無法治癒的慢性頑症。而在發展中國家，本來就嚴重缺少社會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經濟危機，千百萬勞動大軍很容易重新陷入貧困化，亞洲和拉丁美洲最近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的嚴重社會問題充分說明這一點。另一個例子是，從1991年初的海灣戰爭以來，以美國為首的多邊干涉呈現上升勢頭，直到最近的北約對南斯拉夫戰爭，此種發展無疑對民族國家主權的不可分割原則、民族自決權原則和不幹涉內政原則都構成空前的挑戰和壓力。多邊國際干涉主義認為，在一個全球化（包括人權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國的內部事務已經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挑戰，不是孤立事件。關於民族國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問題，已經有許多論述，本文不再論述。
問題在於，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影響並不等於不少人宣稱的那樣，是什麼「民族國家終結」（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權終結」（the end of sovereignty）。確實，民族國家主權已不再象過去那樣至高無上，它們為了生存和發展而參加普遍的國際合作，在許多關鍵的領域民族國家自願或權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權，相應地，傳統的民族文化和認同也因為全球化的沖擊而發生了一些變化。然而，現在和可預見的未來，民族國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權力，是全球經濟、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類角色。人們往往忽視的一點是，民族國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動消極角色，而更多的則是主動積極的參加者，無論那種類型的民族國家，今天不都是在說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戰嗎？「人們經常把全球化說成是好象為一種自然力量，其實它不是。國家，公司和其它集團都在積極推動全球化的進展。」8
不僅如此，在少數情況下，就具體國家而言，某些國家，主要是大國和超級大國，成為全球化進程的塑造者，雖然在一些方面它們同樣受到全球化的壓力，特別是全球化產生的問題之挑戰，但總體看，全球化反而使這些民族國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張。
最具體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國。這里，在美國的全球主義者看來，全球化等於「美國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種程度上幾乎等同於這個世界的「美國性」。美國借自己在經濟、金融、技術、軍事和文化上的超級實力地位，要求其它國家擁抱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全球化，而且告訴全世界，如果你不這樣，那麼你將註定陷入邊緣化和貧困化，因為全球化被規定為經濟增長的唯一道路。9看來，全球化和全球性不過都是問題的表面，而非其實質。以下是幾個支持這個論點的材料：
（1） 有的美國學者認為，全球化確實突破了國界線和民族國家與主權的藩籬，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經濟活動中從經濟意義上使領土「非國家化」，使主權「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國家化」）是集中在高度發達國家領土之內的，這些功能的集中點是紐約、倫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國法律制度是從西方的經濟概念中發展而來，所謂「國際的」、「跨國的」等等事實上是美國化（即所謂「國家化」）的一種形式。10
（2） 分析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報告，我們可以認為，跨國公司的全球化並沒有改變其民族性本質。雖然這項研究僅以計算機硬碟產業的全球化生產為例，但它指出，雖然公司產品的組裝、零部件的生產和僱傭的工人等經濟活動已經全球化，但跨國公司的美國性卻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因為公司仍然在本國進行研究與開發（是跨國公司全球價值增值鏈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資的主體仍在國內，至於利潤分配更加沒有改變公司的民族國家性。11
（3） 美國總統柯林頓講得更清楚：「某些人把這種不斷增加的國際互相依賴視為對我們的國家和我們作為美國人的價值觀的威脅。但事實幾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響不斷加強的正是美國的價值觀-自由、自決和市場經濟。從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中獲益最多的正是美國公司。當世界其它國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後，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國工人製造的美國產品。」12當前，金融危機後，美國誘導、支持甚至壓迫拉丁美洲國家實行貨幣美元化，很明顯是為了這種擴張美國國家利益的全球化。這個例子也說明了當代全球化的美國性質。
全球性與民族性的矛盾統一
不管那種情況，其實，全球性沒有也不可能消滅民族性，因為它們之間構成矛盾的統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這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反映。全球性發展一方面是對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強民族性，往往後者更加突出。全球性與民族性同時並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確實弱化了民族性，這是許多論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實；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則加強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強，民族性也同時加強甚至更強，這是許多論者，特別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張者沒有強調、甚至是忽略的。
最近幾年，從墨西哥到泰國，從馬來西亞到印尼，從俄羅斯到巴西，一系列的嚴重金融危機反映出來的最本質問題不是別的，而是全球化過程中深刻的全球性與民族性矛盾。
上面提到了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文明沖突」命題，一些西方評論家在金融危機後對此大加發揮。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在治理方面差別很大的標准和政治體制不能與全球化，以及一種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預期共存」。如果發生金融危機國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參加全球化，亨廷頓所預言的「文明沖突」全球政治邏輯，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緊張勢所難免。13也許正是同樣的思考方式，本文一開頭提到的那位美國匿名評論人才質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行性，因為在他看來，不能忽視全球化的社會-政治方面，金融危機後，東亞大多數國家不得不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與全球化接軌，於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全球共同性」差別日益明顯。
資本主義的使命就是創造一種名副其實的全球性，歷經幾百年、特別是20世紀的發展，資本主義的這個使命接近於基本完成。世界體系論者認為，全球性並非今天才有，而是現代世界體系-歷史體系發展的結果。按照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觀點，這個體系「發端於歐洲的部分地區，後來擴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帶也納入其中，直至覆蓋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從根本上講，作為一種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資本主義並非排除民族性，從一開始資本主義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國家這樣的東西開展全球擴張，資本主義「需要強化國家機構」15。「在資本主義經濟世界體系中，沒有國家的幫助，就不可能建立壟斷或某種類似壟斷的東西…資本主義並不獨立於國家」。16直到現在，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管全球化如何發展，如果它沒有達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們不能說資本主義的民族性由於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則將因為學術上的幼稚性而犯嚴重的錯誤。
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滿了先進民族主導的事實上的不平等性，後進民族就不可能放棄「反應性的民族主義」，即對這種已經深深打上先進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應，進而捲入世界體系，這樣，世界體系就變成一個十分復雜的充滿民族性的多元組合。
全球化論者經常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話，這段話本來就是揭示全球化與國家主權之間謎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段話，當然不是為了老生常談，而是為了說明問題之所在。「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17今天，國內外研究全球化問題的許多學者，如果不是孤陋寡聞或者不對馬克思本人抱有意識形態偏見的話，幾乎都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論的先驅，最早預見到今天我們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趨勢，只是他們沒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問題的重要性還不僅在此，而是，我們應該注意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實際上已經指出尚不為人們注意分析的一個重要命題，它與本文的中心論題緊密相關：資本主義下的社會關系（包括經濟關系）在擴張成為全球社會關系，建立、發展和膨脹了世界市場，不斷地改變世界歷史面貌的同時，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賴的民族國家間關系體系。換句話說，他們所講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賴(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著世界是國（民）際化的但還不是一體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著這樣一對極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運動：資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產階級的本性是「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奔走於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於這種全球性行為造成的必然結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賴環境中，因為現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未開化或半開化的、農民的和東方的民族為了生存都在竭力採用文明的、資產階級的和西方民族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結果一個全新的無所不包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誕生了，這個世界體系不僅按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原則組織起來，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國家復雜相互作用。作為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產和消費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後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國家是全球化歷史過程的必然產物，它在這個進程中同樣也有其歷史使命。
20世紀，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由於兩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響和中斷。一是1918年後俄國發生的政治變化，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國際經濟體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後的西方殖民體系的瓦解，一大批新興民族國家的產生。當然，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與社會主義體系的興起有很大關系。19蘇聯和社會主義國際經濟體系在長達60多年的時間脫離西方國際經濟體系，自成一體。新興民族國家為發展自己的民族經濟和文化認同，要伸張其國家主權，特別是經濟主權，不能允許西方跨國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經濟資源，不僅如此，新興民族國家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運動。
但自1970年代末期開始，由於各種歷史因素的影響，全球化卻呈現了加速化的態勢：1971年8月，布雷頓森林體系固定匯率制度解體，國際貨幣體系進入浮動匯率階段，金融不穩定成為世界經濟的典型內在特徵，一些西方學者認為，全球化的當代形式始於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20，然後，在計算機和通訊技術的幫助下，資本流動越來越高速，規模巨大，跨越國界，遠遠脫離實體經濟而全球化；西方國家成功應付了中東石油國家發起的兩次大的「石油沖擊」；1980年代，發展中國家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運動被西方國家「冷處理」，南北談判舉步不前，發展中國家爆發了嚴重的債務危機，對北方的全面依賴加深；1980年代初開始，中國和一些東歐國家經濟逐步對西方開放；1989年柏林牆倒塌和其後蘇聯解體，原社會主義國際經濟體系不復存在，東歐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回歸歐洲」，俄羅斯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
今天，金融和技術的全球聯系效應，固然讓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小，民族國家之間的界限越來越失去意義，但世界仍然劃分為大大小小近200個領土主權單位，民族國家的存在與作用仍是當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實，全球化似乎不同於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還難以完全逾越「民族國家間相互依存」的邏輯，民族國家在頑強地探索如何適應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環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結果，民族國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與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間的矛盾運動還將繼續下去。冷戰結束、唯一超級大國美國鞏固了其全球統治後，全球性與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種程度上，更變成美國性與其它民族性之間的矛盾。
世界和平與發展面對重大歷史挑戰
全球性的加強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戰對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有著深刻的持久影響。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世界繁榮與發展已經面對著空前的挑戰。以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為核心的全球性本質上排斥一切與自由市場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發展模式，美國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國家都要擁抱全球化，實行貿易投資自由化，「靠壓制不同意見而開放市場」(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顧發展中國家自民族獨立以來一直在期盼的發展。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主要是由於資本的高度全球流動性和勞動的高度不流動性，就是說，資本可以突破國家控制，勞動則很難跨國，資本可以宣稱自己沒有民族性，但勞動則帶有強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深刻悖論之一是它不敢讓勞動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對勞動流動的限制恰恰是資本全球化需要的：以發達國家為基地的跨國公司拋開本國勞動市場而到第三世界尋求更加低廉的勞動力，好處之一是逃脫掉它們在母國的社會責任，這就是發達國家存在著強大的來自勞工組織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個原因。不僅如此，跨國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資源而不讓勞動自由流動，是因為，一旦勞動可以在世界范圍自由流動，那麼按照經濟學的原則，勞動的價格將在世界范圍內趨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國公司追逐的廉價勞動資源，從而勢必降低其利潤率。
發展中國家國家試圖按照自己的意志、戰略推進發展，事實上已不可能。它們在內部不可能獨立制定和執行宏觀經濟政策，一些國家的政府甚至要聽命代表全球化勢力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請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來決定其經濟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國制定的世界經濟規則。發展中國家對外部資源和市場的依賴使得它們不敢得罪跨國公司，相反要為跨國公司創造一切優惠條件以吸引外國投資者。不論是跨國公司，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展」問題從來都不是他們日程中的主要項目，讓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才是他們的工作中心。強調這一點並非意味著「發展」就毫無出路可言，只是指出，發展中國家在資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種發展非常艱難，通過適應全球化還是能夠找到生存和發展之道的。
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對的挑戰。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同質性的擴大，不可避免地要帶來各國國內關系和國際關系的重大變化，一國內部的問題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時也對外部世界產生重大影響，而在政治、經濟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質性的「全球共同體」的擴大，改變著和平的邏輯，全球同質性內部的矛盾和沖突不可能變成戰爭，相反，全球同質性與非同質性之間則難以和平共處。冷戰後，在西方學者提出的一系列關於世界秩序的理論模式中，「全球化理論」和「民主和平理論」兩種關系密切的理論最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論要求加強全球同質性，而且為各種干涉主義提供了「合理性」依據和基礎（包括道德基礎），而民主和平論則認為，非我同類，必要伐之。
更深層次的對世界和平的挑戰來自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這是1945年前兩次世界大戰的最深刻教訓之一。兩次世界大戰根源於此。所以，1945年戰勝國吸取大戰的教訓，精心設計了以布雷頓森林體系和聯合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種全球力量與民族國家力量之間的妥協，布雷頓森林體系負責管理世界經濟，特別是貿易正常和金融穩定，兼顧了多邊自由世界經濟體系的運行和民族國家的切身利益，而聯合國則通過大國協商一致以維護世界和平。
半個世紀的發展，資本的全球性力量越來越占據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資本的短期性、投機性行為遠超過其長期性、戰略性行為，投入投機經濟的資本急劇過分膨脹，而投入實體經濟的則在持續相對萎縮，這無異於世界繁榮建立在隨時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樓上，世界和平處在空前危險中。亞洲金融危機後地區安全和地緣戰略發生的重大變化，以及歐美對南斯拉夫的戰爭表現出的帝國主義、強權政治死灰復燃，都說明，金融全球化的惡性發展對世界和平的威脅不是聳人聽聞之談。資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舊的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受到致命侵蝕並趨於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強化一種以資本為中心的美國和歐洲主導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約的資本全球性加強已經對世界和平構成嚴重危險。
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歐美中左翼社會政治勢力倡導和實踐「第三條道路政治學」(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識到資本統治的加強對世界和平和繁榮的危險性，力圖通過協調資本與勞動、資本與國家之間的矛盾，探索一條既不同於自由市場自由主義，又有別於國家干預主義的新中間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重蹈歷史的覆轍。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人們更加感到這個世界要的不是重創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形成負責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終讓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與發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就以「負責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響」為主題。我理解，負責的全球性應是與民族性協調的全球性，這是真正的「第三條道路」的目標。但是，「第三條道路政治學」是否充分認識到這一關鍵點，並付諸行動，仍是一個未知數。
21世紀的最主要課題
當代世界是一個全球性與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視全球性與民族性之間的互動，片面強調它們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極其危險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義和漠視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義都是註定要失敗的。為了世界和平和發展，我們要找到協調、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戰略和方式。
對民族國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這點？維護和實現國家主權與國家利益的最好辦法不是別的，恰恰是適應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環境，「通過相互依存達到獨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這一點對象中國這樣的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大國有著特殊的價值。
對國際社會而言，應該認真總結20世紀世界和平與發展問題上的歷史教訓，開展卓有成效的國際合作，真正讓全球步上「第三條道路」，以協調全球性與民族性、市場與國家之間的矛盾，確保21世紀是一個新的和平與繁榮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