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
雲南社科院研究員 鄭曉雲
文化是人類在長期的生存繁衍與勞動、生活中創造出來的物質與精神產物。由於不同民族創造並發展、擁有了不同的文化，因此文化也是一個民族的重要組成部份，甚至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另一個民族的重要標志。文化權是一個民族擁有自己民族文化得到保持、保護與發展的權力，對於衡量民族平等及一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民族之間的互相尊重與團結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人權的一個重要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享有保持和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權力。今天在中國境內的各民族人民充分地享有憲法所規定的民族文化權力，各民族都有權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保持自己的民族節日、生活方式等。但是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民族文化往往處於一個全球開放的空間之中，受到前所未有的影響，這是任何一個開放的國家都難以避免的，由此也帶來?關於民族文化保護與發展的很多新的情況。在這個過程中如何保護和發展民族文化，行使憲法所規定的民族文化權力，仍然有較多的問題值得探討，因此認識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民族文化權問題，將有助於推進人權理論的發展。
一、民族文化與文化權
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否得到保護與發展，是一個民族擁有的文化權是否得到尊重與體現的重要表現。那麼在當代除了憲法及相關法律所規定的民族文化權力之外，民族文化在當代有何價值，這也是學術界長期爭議的一個問題。要理解文化權的意義，首先應理解民族文化在當代發展中的價值。
民族文化包括了一個民族的生產、衣、食、住、行、婚姻、家庭、宗教、語言、文字，藝術、文學等等物質與精神方面的文化因子。這些文化因子不僅僅是一個民族所熟悉並長期維持的生活內容，更是一個民族創造與智慧的表現，也是一個民族的象徵。在當代社會中，時代發生了變化，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在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遷。在當代，民族文化仍然具有以下價值：1，具有增強與維護民族團結、振奮民族精神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認同的民族一體化與民族精神的象徵；2，是各民族熟悉的生活基礎，為每一個民族提供了自己所熟悉的社會環境、生活技能與精神滿足感等等；3，有促進一個民族對外交流與發展，今天民族文化資源甚至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源，節日、歌舞、工藝等都是這方面的明顯價值；4，文化是一個民族形象。由於不同民族擁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一種文化往往代表了一個民族，因此文化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具有形象價值，有利於外部認識並關注一個民族，形象價值的提升有利於增強一個民族的文化自豪感：5， 民族文化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在人類社會中無數的文化因子已使人類共同受益，保護民族文化多樣性將是對文明進程的貢獻，這一點已在人類社會中獲得了廣泛的認同。(1)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民族文化在當代對於一個民族的發展仍然有著巨大的價值。如果喪失了民族文化，那麼不僅一個民族的發展有可能淪入茫然，失去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的支撐，而將會使一個民族的文化特徵消失，最終也將不利於一個民族的發展。這方面已有諸多研究加以證實。(2)
由於民族文化對於一個民族發展所具有的這種重要關系，保護民族文化就不僅是一個民族的責任，同時也是全人類共同的責任。對民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實質上就是對民族文化權的尊重。我認為民族文化權應當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各民族人民都擁有憲法及相關法律所規定的保持民族文化的各項權力。如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過自己的節日．穿自己的民族服裝、宗教與民族風俗習慣得到尊重等等。這是涉及民族文化的最基本的人權內容。
第二、民族不論大小、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先進與落後都有文化獲得平等發展的機會，只有平等發展，才能體現對民族文化權的尊重。因此在民族工作中不能因為一些民族人口少或經濟不發達而給予其平等發展民族文化的機會，在今天對於一些小民族的文化及其發展應給予更多的關注，而不能只關注大民族的文化發展。各民族都有爭取民族文化的平等發展機會的權力。消除不同民族文化發展上的不平等，是民族文化權發展的重要內容。
第三、民族文化不僅需要保護，更需要發展，發展是文化權的重要內容。大多數民族文化都是起源於農牧業社會中，並不都能與當代社會發展相適應。在今天要獲得新生必須得到發展而不是原封不動地保存下去。只有發展才能使民族文化與當代社會發展相適應，才能與民族的發展融為一體。因此民族文化是否獲得發展，也是民族文化權保護的一個重要標志，這一點與中國政府關於發展權是基本人權的人權觀是一致的。
第四、文化權應當體現在各民族互相尊重上，同時文化權不僅體現在各民族的整體性上，由於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是國家認定的單一民族，因此都有自己的文化權。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尊重、甚至歧視，也是對其民族文化權的侵犯。因此民族團結、平等才能使各民族的文化權得到保護與發展。
二、全球化與民族文化權
在當今世界上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捲全球，不僅僅是商品與資本的流動，同時也帶動了技術、信息、人的流動，推動了交通、通信的發展，全球社會更快地加速融合，人與人在空間上的溝通時間大大縮短，地球正變得像一個村落。尤其是英特網路發展更縮短了這種距離。這一切還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著。這種全球化的趨勢，也必然地要改變著地球上不同的民族及文化背景的人們。各民族的文化都將進入一個開放與交融的新的發展時代。(3)隨著社會的開放與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在過去一個民族也許並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價值，但是在文化的比較中卻能夠重新認識自己的價值，也知道自己的文化與其它文化有什麼不同，為了保護自己的文化，人們將會爭取自己的文化權。因此認清全球化對民族文化的影響對於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權是十分重要的。
全球化對民族文化來說是一種推動其變遷的動力，在這種動力的推動下，使不同的民族進入一個由此帶來的過程中。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將會對一個民族的文化產生以下影響：
第一，全球化導致各民族社會轉型。全球化作為一種社會開放的過程，它加大了不同地區之間社會、經濟、文化等等方面雙向交融，必然觸動各民族社會的轉型。
第二、全球化過程對於民族文化來說是一種文化的整合過程。一方面全球化過程所帶來的技術、社會、教育等等方面的進步必然地有利於各民族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將出現傳統和現代相互融合的問題。全球化作為一種來源於傳統社會外部的推動社會變遷的動力，必然地對傳統社會產生沖擊，促使傳統社會文化的結構進行新的調整，在傳統的文化中融合進新的文化，並且由此而帶來更為復雜的正反兩個方面的後果。
第三，全球化將引起不同民族的文化價值沖突。在全球化過程中對民族文化來說最直接出現的問題就是文化價值沖突問題，因為外來文化與本民族的文化在文化價值上往往是對立的，這尤其是在宗教意識、社會價值、人生觀等等方面，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文化基點，由於文化的不同而引起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價值沖突。(4)
由上可見，全球化對於民族文化來說是風險與機遇並存的一個過程。全球化給民族文化帶來的復雜性，使民族文化權的發展問題在這個過程將更加顯現出來。在這種背景之下，民族文化權的實踐注重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必須把發展作為民族文化權實踐的根本任務，沒有發展，一切文化都將落後於時代，將沒有抵制外來文化沖擊的能力。由於全球化而推動了民族文化的變遷，這將使各民族的文化面臨著新的發展問題，其結果也許能獲得發展，也許不能獲得發展，甚至更加落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的共同繁榮與發展是最基本的民族政策，能否獲得平等發展的機會就將成為民族文化權是否得到尊重的一個重要標志。因此發展是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文化權。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政府有責任促進各民族文化的發展，也需要各族人民強化保護民族文化的自覺意識，自覺地保護與發展民族文化，運用好自己的民族文化權。
其二，文化權是一個民族爭取文化獨立性與文化尊重的一項重要權力。各民族都有權應用自己的文化權在積極吸收人類有益文化的同時，抵制不良文化對本民族文化的危害，防範本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喪失。各民族都有權保持有利於本民族發展的文化價值，在全球化過程中，民族文化在全球層面上相互接觸，一些民族的文化往往會較大地影響、甚至改變另一些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化。這樣，要保持自己的文化，就要爭取自己的文化權，以文化權作為武器去對抗不良文化對本民族文化的沖擊。民族不論大小其文化都應當獲得平等的對待，體現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尊重。不同的民族有自己不同的文化，也就有自己的文化價值與自己的文化立場，這往往導致不同民族在看待與處理事務上具有民族文化上的差異。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對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與尊重顯得十分重要，不能以自己的文化尺度去衡量其它民族的文化，否則就會導致文化之間的沖突。這也是文化權的一個重要內容。
其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由於民族眾多、各民族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文化權的實踐有不平衡之處，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不同民族文化的發展之間的差距甚至還會有拉大的可能，因此一方面這種差距是一個合理的過程，並不能證明是民族文化權的實踐得不到尊重。另一方面，也應當採取切實的措施促進不同民族文化的發展，消除不同民族在發展中的差距。
三、保護與發展民族文化權的途徑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民族文化權的實質是一個民族獲得平等待遇與發展的權力。這種權力從一個國家的角度來說體現了各民族都有平等地位與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並獲得發展的權力：而從一個民族的角度而言，擁有這種權力，則可以爭取相應獲得文化尊重與發展的機會，爭取本民族在保持與發展民族文化牛的權力。因此不論從國家的層面上還是一個民族的角度上來講，民族文化權本質上都是獲得存在與發展的權力。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憲法和相關法律已經規定了各民族都具有保持本民族文化並相互尊重的權力，從國家的層面上來說，已經從制度上解決了民族文化權的根本問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五十餘年來，各民族的文化都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但是應當看到，今天盡管憲法及相關法律已規定了和民族不論大小都享有平等的民族文化權，但是如何落實這此權力，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保護與發展民族文化，仍然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我認為在新時期民族文化發展中應注重以下幾點：
1，民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首先要喚起各民族人民對於自己民族文化的珍重與保護意識，有了這種自覺意識才能有效地使民族文化得到保護。目前在很多民族中，人們對於自己的文化的價值還沒有充分的認識，甚至認為民族文化是落後的東西，並不主動參與。事實上政府所做的工作並不能取代民族文化發展在一個民族中的民眾角色，只有各民族人民的廣泛參與，才能真正體現各民族的文化權，有效推進民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
2，民族文化保護工作必須立法．應用法律來保障文化權。通過立法切實地使民族文化得到保護與發展，這一點在目前民族文化消失較快的全球化過程中顯得十分迫切，甚至在很多情況下對民族文化的保護應是強制性的。有了法律，對民族文化如何保護與發展就有了依據。雲南省2001年制訂頒布了《民族文化資源保護條例》就起到了較好的效果。
3，對民族文化的保護應選擇在一個民族中有代表性的、有價值的方面加以重點保護與發展，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並且也不是每一種民族文化因子都有保護與發展的必要。這一點在雲南已有一些成功的經驗，雲南省實施了「民族文化大省建設戰略」，重點選擇並發展了一批典型的民族文化項目，並帶動了其它文化因子的傳承與保護。傣族的潑水節、彝族的火把節、納西族的東巴文化、哈尼族的梯田農耕文化等，都已成為民族文化保護與發展中的經典
2、一些法律論述題。。結合實際，談談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當代大學生應樹立怎樣的愛國主義觀念？。。
我回答第1個問題吧：
答：1，經濟全球化是當今時代發展的重要趨勢，在這趨勢下，愛國主義並沒有也不會過時。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名族國家的界限不但沒有消亡，反而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更加凸顯出來。1個國家，1個名族，只有堅持自己的主權和利益，才能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最終擺脫落後與依附的境遇。同樣的，也只有把國家的主權，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才能防止西方國家利用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的優勢，通過政治觀，價值觀，文化觀，和生活方式的滲透，把發展中國家納入西方的發展模式好發展軌道。
這就要求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形成強大的名族凝聚力。在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最大限度的分享全球經濟增長的利益的同時，又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決維護國家 主權和尊嚴，按照本國國情發展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應該注意防止兩種錯誤傾向：1是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狹隘民族主義；2是妄自菲博，崇洋媚外的名族虛無主義。既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也要學習和吸收世界各國人民包括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但是絕對不能搞「全盤西話」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一切領域都與西方接軌。
上面有些錯別字，你自己改下
3、如何看待法律全球化
法律分析：法律全球化是時下比較時髦的一種話語,是建立在全球化,尤其是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的一種上層建築的架構,是各個國家和文化間不同實力和話語權的一種碰撞和交流.大抵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勢.本文力圖在法哲學的層面上,立足於歷史淵源和全球社會現實,逐步呈現和分析法律全球化的內涵和外延,並將克服一種片面性的極端,將其限定在適宜人類社會秩序和地球家園良性發展的范圍內,旨在尋求一種"和諧共存"的全球法律觀. 全球大社會的形成,給了我們新的研究空間和維度.在全球范圍內,法律承載著對國家,政府間國家組織,非政府間國際組織,超國家組織,各種公益性的國際社會團體,跨國公司以及個人等復雜的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和良好秩序的調整和規劃,更重要的,在時間的維度中,法律也承擔著解決各個民族國家在發展工商業過程中已經衍生或者正在衍生的各種全球性的問題.本文是基於當前全球化的現實的基礎上,對法律全球化做一辯證的看待,認為法律全球化是人類法律文明在國際經濟一體化和現代通訊,交通,計算機網路的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法律一體化(趨同化)與多元化的矛盾統一的過程.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剖析和梳理法律全球化過程中的"一體化"和"多元化"的限度,對法律全球化這一現象進行"家譜式"的截圖分析.最後,但並不是最不重要的,作者倡導正視現實,立足傳統,以和諧世界為宗旨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凸顯全球范圍內的主體性中國。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促進和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關系，締結或者參加關稅同盟協定、自由貿易區協定等區域經濟貿易協定，參加區域經濟組織。
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對外貿易方面根據所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協定，給予其他締約方、參加方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等待遇，或者根據互惠、對等原則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等待遇。
4、經濟全球化 信息社會化 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如何增強自我的法律意識與法律素養
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文化發展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決定了文化發展的方向；同時，文化的發展也規范著經濟的方向和促使它的發展。
新的世紀，經濟的全球化向我們展示了文化信息產業的發展特性：
第一，信息資源的最大共享。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不斷加快，文化產業加強了對全球資源的爭奪和分享。無論在出版、報刊、音像、還是在影視、娛樂、廣告和旅遊業中，資本的國際化、技術的國際化、智能資源的國際化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隨著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新的信息載體不斷出現，一些現代化程度高的圖書館和資源庫收藏的新載體范圍正在不斷擴大，包括各種實物和博物資料，如書畫、樂譜、手稿、服裝、電視節目等，涉及與人類文明有關的一切紀錄及其載體。比如法國國家圖書館就已經收藏了200萬件樂譜、音樂家手稿、檔案，90多萬件錄音資料，6.2萬件錄像資料，2.8萬件多媒體資料和30萬份數字化影像資料以及400個唱機設備。這些豐富的信息資源為文化從業人員進行文化生產，為國際間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因為數字化革命強化了知識的編碼過程，各類資料、圖像、音像等都可以編碼化，電子網路則將各種信息資源連接起來，這便可以大大加快可用知識存量的增長速度和知識流量的流通速度，形成一個全球化的信息網路。美國學者J·W·豪斯指出：好萊塢從業人員大量收集世界范圍內的知識和信息資料，每投入100小時即花費時間成本1500美元（每小時摺合15美元計算），形成的創意和構思平均可產生效益7720美元。難怪英國「滾石」廣播電台不惜巨資，千里迢迢來上海錄制老碼頭工人哼唱的「碼頭號子」，1992年好萊塢安布林娛樂公司從網上獲得了中國雲南祿豐的侏羅紀恐龍化石，以及轟動世界的河南西峽恐龍蛋的資料和圖像，受到極大啟發，攝制出科幻巨片《侏羅紀公園》。為此，他們獲得巨大的社會反響和商業利潤，上演31個星期國內票房收入達3.4億美元，而海外票房更達破記錄的5.3億美元！
第二，資源配置的國際間合作。文化資源國際化的基礎是工業的大規模分工和全球文化市場的開拓。以往一個城市、一個地區和一個國家內部的分工和協作，已經發展成為一系列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分工和協作，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各地的文化資源。比如《日本經濟新聞》和《朝日新聞》從1996年2月起同時在香港開設衛星版。設在東京的報社總部每天將排好版的樣報，採用電腦和通訊衛星傳到香港，幾分鍾後，香港的印刷廠和日本的印刷廠幾乎同時開印，再利用香港作為信息中心的優勢，迅速傳播到港澳台和東南亞地區。好萊塢大片《泰坦尼克號》實際上也是由7個國家的30多家公司協作完成的，其中的特技製作包給了有16家多國中小技術公司協助的DigitalDomain公司，音樂製作包給了索尼公司，它的高質量的音樂製作使全片獲得極大的商業成功，音樂場面佔有全片的75％長度；又如美國的《讀者文摘》以19種語言發行，它的48種國際版本發行量達到2800萬份，遠遠超過它在國內480萬份的發行量；針對婦女的美國《大都會》雜志也有36個國際版本，1996年國內發行270萬份，而國際銷售額突破450萬美元。它的北美部負責人說，誰能夠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有效的分工協作，誰就能有效地拓展全球市場！
第三，資源利用的集團組合。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資源，許多文化企業紛紛走向聯合與兼並，形成大的集團。這樣做可以達到兩個目的：（1）通過共同使用機器設備、信息網路、交通工具、專業人員等，降低成本，提高產出；（2）通過產權交易、兼並和破產，把效益差的不良資產拋向市場，再把優良資產組合起來，提高資產效益。據統計，從1986年到1990年，美國有400個獨立電視台和電視台集團在產權市場上被出售，等於全美75％的電視台被交換了一次所有權。而1993－1994年間，又有200個以上的電視台進入了產權市場。
聯合與兼並為提高資源利用率，迅速增強文化產業的實力提供了可能，也為產業資本的跨行業滲透提供了重要條件。社會對文化產業的投入不僅採取贊助和政府撥款的形式，更大量地採取參股、控股和資產運作的形式，比如法國著名出版集團Hachette股份的50％為法國經營航天、通訊和高速鐵路業的馬特拉工業大財團所購買，後者投入了大約20多億美元；另一個出版集團Cite的65％股份也被法國通訊公司和電子公司所掌握。1998年初，法國公用事業、建築業和通訊業的巨頭CGE公司投資控制了世界第五大綜合出版集團哈瓦斯集團30％的股份。[3]除此，還有社會投入的多元化和資源投入的無形化，都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文化產業的發展和國際間的文化交流。
中國入世，意味著中國將徹底全面地打開了封閉的國門。在一個充滿競爭的以資訊科技為核心的現代社會，影響人們行為的文化結構必須隨著時代的變化而加以改造和轉換，否則，它將阻礙中國的現代化的進程。一個新時代是不可能建築在舊文化上的，但是舊文化卻可能拖延新時代的進程。社會的發展首先是人的發展，中國的現代化也首先是人的現代化。所以，中國在加入世貿，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僅要學習和遵循國際經濟慣例，還應當注意建立與之相適應的一種能夠推動現代化進程的新文化。這種新文化應該包含中西文化的合理內核，又具時代性。它要求人們拋開實用理性的消極方面，剔除理論理性的偏激部分，用理性和科學的方法來審視周圍的一切，追求真理，直面人生而不是埋頭感官享受、玩世不恭；崇尚法治而不是推崇強人政治；要求人的平等、自由和尊嚴而不是趨炎附勢、依傍權力；提倡公開、公平和公正的行為規范而不是欺上瞞下、黑箱操作的舊式文化，如此等等。[4]我們說中國的入世是中華民族一次新的更全面的對外開放，這里就包括人們的文化觀念與思維方式的開放和更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只有國人文化意識上與國際接軌，取人之長補已之短，揚已之優抑人之劣，激濁揚清，互通有無，只有這樣，才可能更好地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大家庭之中。
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沖突與融合
中國入世不僅引起了國人的關心，同時也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其重要原因就在於接納的這個新成員不同於一般：它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它既有漢民族文化的輝煌，同時又有多民族文化的燦爛；它既是一個經濟上發展中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歷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國；昨天它曾經影響了世界，今天它要接受世界的影響。中國要全面地認識世界，世界也要全面地認識中國，這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雙邊任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近百年的歷史中還有著閉關鎖國的慘痛教訓，一旦國門真正全面打開時，對於百姓大眾來說總有一種或多或少的不適應和不可名狀的滋味。我們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研究中西方文化的沖突與融合。
中國加入WTO，隨著經濟的全面介入，引起文化上的沖突是必定無疑的。文化沖突是不同性質的文化之間的矛盾和對抗。一個社會集體的文化接觸到另一個社會集體的文化，必然會出現內在的傳統文化與外來的異質文化之間的矛盾沖突，文化沖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文化差異的存在，文化對產生它的環境是適應的，但對其他的環境卻不一定完全適應。[5]這種不適應便產生了矛盾和沖突，而其前提則是相互交流中的比較和差異。
中國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發展與演變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人與自然的關繫上，注重和諧、秩序，信奉天人合一，不崇尚征服自然，而傾向於順其自然；在人與社會的關繫上，重視社會穩定，政治價值優先，強調集體主義精神，強調對國家和集體的無私奉獻精神，肯定對國家和社會的報恩或獻身意識，肯定上下級的忠誠關系，遵守紀律，官本位，官民一體化，習慣於「人治」，辦事講「關系」；在人與人的關繫上，不突出個人，以家庭為本位，穩定家庭生活。家庭有照顧好成員的職責，重視教育，望子成龍，以儲蓄、勤儉為核心的財富態度，堅守以孝道為中心的家族主義，個人利益服從家族或組織利益，敬業樂群，和睦人際關系，注重個人自我修養，等等。[6]中國傳統文化好比是太極圖，圓滿、優美、包容性強，是內斂型的；而西方傳統文化的圖騰是十字架，即鋒芒畢露，剛勁有力，是發散型的。中國人古代修長城是為了把自己同外界分開，而不是為了向外界進攻，中國近代的開放也是在西方堅船利炮的逼迫下進行的。與此相應的是中華文明在海外大范圍主動傳播的機會較少，對於偶爾傳入的異質文化的整合力卻非常強；而西方由宗教信仰演化而來的「天賦使命」觀，使他們相信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是最符合人性的，因而值得在全世界推廣，這種基督救世文化傳統決定了他們在對外交往中採取咄咄逼人的姿態。[7]隨著中國加入世貿，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增多，這種文化上的差異越來越突出地表現出來。
第一，事物價值判斷標准上的差異。對相同事件或現象的不同評價，是好還是壞，是肯定還是否定，是有用還是無用，是優良還是低劣，這都反映出一個人、一個民族對事物評價的價值觀，而決定這種價值標準的卻是植根於人們頭腦里的文化理念。
最近，由美國醫學博士斯賓塞·約翰遜撰寫的著作《誰動了我的乳酪？》風靡世界，在全球的銷量已超過2000萬冊，連續78周蟬聯亞馬遜網上書店最暢銷書榜首！自然，這本字數不到4萬，定價16.8元的小冊子，也在中國的大地上走紅，不到4個月的時間就開印9次，各種書報的廣告宣傳和書評文章更是不計其數。這是一本什麼樣的著作呢？作者在書中虛構了四個角色：老鼠嗅嗅和匆匆，小矮人哼哼和唧唧。這是一篇寓言故事，作者通過四個角色的演繹，告訴人們如何在今天變革的時代，笑對變化取得成功的方法。道理簡單得很。這本書和他在20世紀80年代與他的朋友肯尼思·布蘭查德合寫的小冊子《一分鍾經理》一樣，並沒有什麼高深的理論，完全是一本通俗讀物。但是，就是這樣的著作卻受到西方人士的青睞，促使年輕的一代和廣大讀者從書中受到教益，正確面對新的競爭和挑戰。這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作者是一位醫學博士，卻寫了管理方面的著作，這在國人看來又是「不務正業」了。）一年又一年的職稱評聘、職務晉升、評比獎勵，有多少學者為著那厚厚的著作和長長的論文而煞費苦心，因為字數和厚度不夠而被淘汰者更是大有人在；而被出版、發表、評上職稱的作品，又有多大的受眾面，對社會又有多少促進作用，這是參評者和主評者心裡都明白的事情。但是，有關部門至今仍樂此不疲，參與者仍需忙於應付。盡管有了老院士老教授們上書呼籲，要對科普作品予以關注，予以獎勵[8]，但是此意始終未能成行。什麼是學問，怎樣做學問，看來中西方的學者和大眾們的評價標準是不同的。
一般來說，文化素質高的人願意接受高深的學問，文化素質低的人喜愛讀通俗的讀物，但是，這在中西方有時卻相反：20世紀80末，在中國大陸曾風行一本由丹麥出版中國翻譯的大書，名字叫《戴尼提：自我心理調節技術》，37萬字，書很專業也不好讀，但是在北京一次發行就是20萬冊。中國的出版商和廣告商還有新聞傳媒，不遺餘力地為其大作宣傳推銷，外國人的錢是賺飽了，但是，對中國人來說，並沒有起到什麼大的作用。90年代，中國也出了兩本書，一本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本是王元化的《思辨隨筆》。要說這兩本書也都不是通俗讀物，也沒有什麼言情，特別是王元化的著作，還有幾分晦澀。但是，在大陸，在年輕人中間卻還很受歡迎，一版再版重印了好多次。一種變革時代的浮躁可見一斑，一種在開放背景下的文化迷亂可見一斑。
對一件物品，除了它自身的經濟價值外，如何把握它潛在的精神意義，中西方的認識是不一樣的。到國外旅遊的人常會遇到這種情況，好不容易買到一件紀念品回國，打開一年原來是中國製造的。筆者曾到歐洲大陸出訪就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參觀法國國家第三電視台，客人們回贈給我們的紀念品有手錶和文件包，很精緻也很漂亮。但是，打開文件包一看，在夾縫中卻發現「MADE IN CHINA」的字樣。參觀巴黎艾菲爾鐵塔，在塔頂紀念品購物處購買的卻是中國溫州生產的鐵塔玻璃鏡框。一個國家的標志物，一個國家的新聞媒體，出售和送給客人的物品卻不是本國生產的（這些紀念品不僅是送給中國人），這在中國是不會出現。從來沒有聽說在天安門城樓上出售美國或其他國家生產的具有反映中國形象的紀念品。但是，外國做到了，而且很坦然。他們完全從商品的價格考慮，只要委託國生產的商品既便宜又精美，他們能賺到錢，顧客又喜歡，請哪個國家生產都行。在這里沒有中國人一般認識的那種狹隘的「愛國主義」等精神的束縛。
人們的文化觀念不僅表現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在特殊情況下，在緊要關頭，訓練有素的民族也會有它出色的表現。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貿大廈遭遇恐怖襲擊，讓熱愛和平的人們永遠記下那慘絕人寰的一幕。其中有兩個細節卻更令世人刻骨銘心永誌不忘，因為她揭示著美國民族中最溫馨最光彩的瞬間。
恐怖分子劫持的飛機撞上大廈，電梯癱瘓，成千上萬的人匯集到唯一的安全通道樓梯上。在最為危急的關口，它竟然暢通無阻，不光身強力壯的人逃了出來，傷員被抬了下來，心臟病發作者被救下來，連盲人牽著導盲犬也從人流中走了下來，幾乎所有從樓梯而下的逃生者都逃了出來。難怪人們要贊美，秩序是文明，是禮儀，秩序更是生命。而為了這秩序，人們經受了怎樣的生與死的考驗。
「9.11」事件中還有第4架飛機，那架飛機上曾經有一個男人用手機給地面上的妻子打過一個電話，最後的一句是，「男乘客投票決定與歹徒搏鬥。」飛機後來在匹茲堡附近墜落，歹徒與乘客同歸於盡。在文明社會中，遭遇劫持，放棄搏鬥是普遍接受的慣例，生命的價值高於一切，不能以別人的生命作為冒險的代價，去完成那一類「英雄行為」。但在獲悉世貿大廈已經被襲擊的前提下，搏鬥則是為了避免更多的生命犧牲，為此打破慣例，不僅是正當的也是正義的。盡管如此，也必須徵得他人的同意。在生命的最後幾分鍾，還能想到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自由。這就是美國民族在「9.11「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文化積淀。這種積淀不是一日之功，它正如著名學者朱學勤先生所言：「如果沒有1787年費城制憲以來的200多年積累，就不會有今天我們看到的這一事例。我們也難以否認，沒有憲政環境中一生養成的習慣，就不會在最後一分鍾以那樣謙卑和自然的口氣說，我們投票決定。」[9]再來看看中國大陸上發生的幾次火災和事故，盡管裡面也有我們時常供奉的「人民公僕「，卻很難見到他們在危急中表現出來的大義凜然。1994年11月新疆烏魯木齊一劇場由教育部門組織上千學生觀看演出。突然，劇場因電線短路發生大火，結果有324人死亡，其中有288人為學童。造成這么多人死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逃生時教育官員和老師不僅沒有很好地組織撤離，有的還為了防止大火燒到自己竟堵住了通道，結果致使不少學生在爭相逃生時互相踐踏致死！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大陸開始注重培養人們的法律意識和道德修養，這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如，在城市裡在繁華處大都有了指揮交通的紅綠燈，有的設施與外國的也大致相同。但是，在紅燈面前，中國有不少人的表現是與外國朋友大相徑庭的：外國人見了紅燈，不論是有車還是沒車、有人還是沒人，都要站住，不會通行；而我們有些同胞，遇到紅燈，先看有沒有車，如果沒車，可能會通過；如果沒車又有人先過，他保准會通過。西方人心目中的「紅燈」是法律條文和道德約束，「紅燈」和「綠燈」分別代表著「合理合法」與「違法悖理」；而我們有些國人心目中的「紅燈」是「被人看見」，是「目擊者」，只要沒有「目擊者」，紅燈綠燈都是可以通過的。對此，有學者從「人格底線」上進行深刻的闡述：中國人為人處事最在乎他人會怎麼說，其價值判斷是「他人取向」；而西方人為人處事最在乎法律會怎麼說，其價值判斷是「法律取向」。在西方人看來，一個人只要不傷害他人，也就是說不違反法律，他做什麼不做什麼，都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且，一個人越是我行我素，就越是具有好的人格形象，越是具有獨立人格；而對中國人來說，人生道路上的綠燈反倒很少，舉手投足，都要顧忌別人會怎麼說怎麼看，他人的意見對個人行為的規范有著很重要的作用，逆他人意見而我行我素，其代價是人格形象的喪失。這種「他人意見」常常是與「法律意見」相抵牾的，「他人取向」的紅燈常常有意無意地替代了「法律取向」的紅燈。[10]在當今與世界接軌的形勢下，中國的國民應建立起新的價值判斷體系：一方面要繼續尊重「德先生」和「賽先生」，加強民主和科學的教育；另一方面則應該請進「馬（Market）先生」和「騾(Law)先生」，即加強市場和法制的觀念。用法律的「紅燈」規范人們在市場中的行為，同時對個體在「綠燈」下的合法行為持寬容的態度。從現實的層面考察，這種價值判斷至少有兩個意義：一是為個體的人格行為提供更大的空間，同時又可以保證個體自覺地遵守法律和道德的「紅綠燈」。全球的現代化從工業化到科技化和信息化，只是物質和工具層面上的歷史進程，並不是人類現代化的全部，更不是現代化的實質。美國學者阿歷克薩·英格爾斯在《人的現代化》一書中指出：「一個國家，只有當它的人民是現代人，它的國民從心理和行為上都轉變為現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管理機構中的工作人員都獲得了某種與現代化發展相適應的現代性，這樣的國家才可真正稱之為現代化的國家。」[11]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表明，我國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對生活方面的滿意度在很多項目底於西方國家（見表一）。在對孩子教育的重視程度上也有不少的差別（見表二）。這也是引起中西文化差異和沖突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加入了世貿，在經濟步入全球化的同時，作為人的現代化的任務更加繁重和漫長，這是我們必須充分認識的一個重要問題。
由於經濟利益和人們的文化觀念的不同，在相互的交往中由差異而發生沖突這在國際上是常見的事，我們也不必過分憂慮。如美國和加拿大雖然都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而且兩國相鄰，交往多年，但分歧仍然存在。
加拿大與美國有將近8900公里共同的邊界線，對多數人來說是共同的語言——英語，來自英國歷史的共同傳統，接近的政治經濟制度、共同的防衛體系，特別是學術和行業的聯系，以及貿易和投資關系。在經濟上，它們是相互之間最大的貿易夥伴——彼此的投資者和消費者。美國在加拿大的投資，超過世界上任何地方，而加拿大在美國的投資，也比在其它任何國家都多。兩國每年的邊境往來達數千萬人次。然而，在總的友好關系中，也有不和諧的音符。這兩個北美鄰居之間最傷感情的沖突包括大眾傳播方面的爭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電視率先發展起來，而加拿大是從1952年才開始電視廣播的。由於大多數加拿大人生活在美加邊界以北的沿線一帶，處於美國電視的覆蓋之下，40年代表50年代初，加拿大觀眾廣泛地接收美國電視節目。其後，加拿大線纜系統發展起來，並熱衷於從邊境美國電視台轉播節目信號。從此，在所有加拿大的主要城市和許多小城鎮，多數居民都可以享受熱門的美國節目且無需付費。加拿大廣告商認識到美國電視節目在加拿大觀眾中的影響，便開始在美國邊境電視台購買廣告時間，這些廣告是針對加拿大消費者的。於是，滾滾財源流入美國電視台，70年代每年達2千萬美元。終於，位於邊界線以南的24家美國電視台捲入了爭議，其中最主要的電視台是3大電視網在紐約州布法羅市的3家電視台和在華盛頓州貝靈漢市的一家附屬台。這場爭執被報界稱為「邊境戰爭」，美國電視節目被稱為「特洛伊木馬」。
為了遏制加拿大企業「出口轉內銷」的廣告流向美國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加拿大政府採取了幾種政策法規。70年代中，當政策付諸實施後，美國和加拿大的幾屆政府都介入了長期的國際爭端。
美國和加拿大幾十年的爭論，無礙乎兩大因素，一是經濟利益，二是文化觀念。加拿大擔心自己的文化被美國所吞噬，他們追求的是文化的發展，他們把廣播當作提高文化和民族特徵的工具來使用。他們不承認所謂「簡單的保護主義和沙文主義」的罪名；而美國卻強調自由經濟，市場競爭，藉助實力，建立霸權，他們追求的是消費者的選擇。他們也不承認所謂「帝國主義和商業侵略」的大帽子。[12]由於文化傳統和經濟利益的不同，爭論也許會長期進行下去。但是，隨著雙方的交流與溝通，不論是經濟還是文化產業都將會促進兩國的發展。這不僅是兩國同時也是世界發展的趨勢所然。
由於差異產生沖突是很自然的事，一般來說文化沖突不會像政治沖突那樣升級為戰爭（當然也不排除像科索沃和中東地區由民族和宗教等文化因素引起的戰爭）；相反，在相互的交流中，通過彼此的了解和調適達到融合倒是其主流。在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各種文化因素之間相互滲透、相互結合，最終融為一體。這種融合，一是把外來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就像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一樣，充分利用文化傳播這一促進文化發展的動力，不斷地以漢文化為基礎融合我國各少數民族和其他國家的文化，為自己注入新鮮血液，增添生機和活力，從而使其保持相當長時期的繁榮燦爛；另一種則是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到異質文化中去。這種融合是在深切了解異質文化的深層意蘊的基礎上，揚棄自己原有的認知結構，從而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又把本民族文化提高到異質先進文化所達到的時代水平。如滿族在漢化的過程中，它的一些文化因素也融入到漢文化中。[13]以日本文化與中華文化為例就足以說明世界各國在相互的文化交流中促使了文化的融合。據史料記載，日本人來華，「目睹東方文化發祥地的中國，有統一的政治組織，有燦爛如花的物質生活，更有崇高理想的精神生活，而因對中國文化產生強烈的愛慕與追求」。[14]「必須突進文化母國，直接移植優秀的文化，才能滿足其慾望。」[15]與此同時，從宋代開始，日本有些文化也傳播到中國。如日本的民族繪畫——大和繪在中國廣泛傳播，鋒利的日本刀劍也大量銷往中國。[16]
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由於其層次的不同，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人們的接受中也是不一樣的，正如龐朴先生所言：「文化之間的交流過程啟示人們：物質文化因為處於文化系統的表層，因而最為活躍，最易交流；制度文化和行為文化處於文化系統的中層，是最權威的因素，因而穩定性大，不易交流；精神文化因為深藏於文化系統的核心，規定著文化發展的方向，因而最為保守，較難交流和改變。」[17]不論交流與融合的層次有什麼不同，但是，在交流與融合中，為實現世界多元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目標，堅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希望採納......
5、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背景下,聯系實際談談大學生如何提高法律素養際
法律素養是大學生全面素質的重要內容之一，法制教育是培育大學生良好的法律品質、提高他們的法律意識、增強法制觀念的有效途徑，關注大學生的法制教育對依法治國的進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大學教育就是要培育各種各類專門人才，滿足社會的不同需要，當今社會需要具備各種素質的人才，思想政治素質是人的素質中的核心和靈魂，它決定了一個人怎樣做人、做怎樣的人、怎樣才能擁有一個現代公民所具備的獨立精神和法律素質。法律素質是當代公民必不可少的一種素質。現代法治社會要求每個社會成員都應該學法、知法、懂法、守法，依照法律從事生產和生活，一切活動必須納入法律的軌道。這就要求每個社會成員具備相應的法律素質，才能在行為上做到嚴格依法辦事。社會成員的法律意識普遍地提升在今天不論那個層次上，也不論對於個人、人群、社會、國家和民族都顯得格外的重要，格外迫切。法律素質的高低有賴於法制教育，特別是大學生這一特殊群體法律素質的提高更為迫切，他們是祖國未來的棟梁，其法律素質的高低對於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實現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法律素質的培植已成為社會和學校所共同關心的問題。
雖然我們確立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法律制度也在不斷的得到完善，但由於長期「人治」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影響，一直以來，普遍存在對法制教育的認識不足，普法教育形式化、以及現實生活中的消極影響和正面宣傳不到位，法制教育遠遠落後於社會發展的步伐。對大學生的法制教育也得不到真正的重視，他們對法律的認識和了解非常膚淺，或者對法律一無所知，違法犯罪行為的產生也就再所難免。對大學生的法制教育，要注意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一、分析和把握大學生的思想特點，強化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教育。
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以及當今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巨大變化，對大學生群體產生了重要影響。當前，大學生思想政治狀況總體呈現穩定、健康、向上的良好態勢，人生觀、價值觀的主流取向是積極、進取、務實的，大多數的大學生能夠遵紀守法。但是，由於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價值取向多元化，大學生生活環境的復雜性，在校大學生們處在一個思想不很成熟、人生觀正在確立的過程，造成了大學生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大學生的心態呈現出十分復雜的特點：第一、社會上及校園里各種不正之風、違法亂紀、腐敗現象對他們的直接侵蝕，道德滑坡，個人主義思想膨賬。第二、近年來一些學生在自我價值的選擇上忽略了奉獻性、趨向功利性，過分強調個人的利益，拜金主義較為嚴重。第三、嚴峻的就業形勢使不少學生心理負擔加重，導致他們看法偏激，對前途憂心忡忡。第四、教育和管理的軟弱無力，法治在某些層面的缺位，有的學生不懂法，法律意識淡薄而走上犯罪道路。以上種種因素都會對學生的思想產生負面影響，我們既要肯定大學生思想主流健康的一面，在政治上充分信任當代大學生，又要看到他們矛盾的一面。針對以上種種情況，學校的法制教育不應削弱，而更應該要得到加強。法制教育的價值在於倡導法治精神，它以確認法律的權威性和至上性、確認社會運行主要靠法律制度來規范與調節、培植法律信仰為核心，造就大批具有良好法律素質的公民，來滿足法治社會的需要。法制教育要針對大學生的特點，強化學生主體的法律意識，引導大學生尊敬和崇尚法律，引導他們對有關的法律問題進行思考。作為社會的主人應該熱愛生活，積極思考，勇於探索，關注社會的發展。在社會走向法治的過程中，，每個大學生都有責任、有義務去提升自己的法律素質，提高自我維權的能力，也是提高整個民族法律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制教育必須貫徹「法律的國家意志性」、「法律的極大權威性」等法律思想，引導學生進入「法律評價」的空間，讓學生知道什麼是「公平」、「公正」、「正義」，追求公平、公正、正義是人類的理想，正因為現實生活中存在不夠公平、公正、正義，我們才更應努力去追求這種人類的理想。通過引導學生對生活進行思考，由道德教育引導入門，通過法律認識、法律評價兩個環節，了解法律、學習法律，既能抵制不良思想的侵蝕，又能把學法與育人有機統一起來。
二、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須改變觀念，與時俱進、與人俱進。
面對當代大學生，面對新情況、新問題，我們應該反思原有法制教育存在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教育觀念滯後、內容僵化、方法簡單等問題，不能及時適應形式發展的需要。信息社會、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對高校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法治社會要求高校的法制教育在主體、客體、內容以及方法上有所創新，當前，高校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學生類型增多，教育的形式不斷多樣化，以上種種新變化都對高校的法制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作為法制教育工作者是法制教育活動的主體，擔負著對大學生進行法制教育的重任，其對學生的影響具有關鍵意義，他們必須加強學習，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修養，堅定政治信念，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質，為學生樹立遵紀守法的榜樣。（1）必須在觀念上創新，不能以舊觀念看新問題，應隨著法治社會發展的需要，努力為社會培育大批具備法律素質的普通公民；（2）必須在教學內容上創新，法律是隨著社會發展的不同需要而不斷地制定、頒布，法律制度在不斷地完善，我們的教學內容必須反映這種發展和變化；（3）必須在教學手段、方式上創新，呆板的、強制性的灌輸已不能奏效，要突出學生的主體性，調動他們學習法律的積極性、主動性；（4）必須貫穿以人為本的思想，以培養大學生的法律精神、引導學生對法律價值的關懷為主要任務，在學生心目中樹立法律是至高無上的，一切行為都必須以法律為准繩，使這種思想深入人心，並內化為其行為的標准。
法制教育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其直接影響學生的行為。因此，我們要實實在在地讓法律知識進入學生的頭腦，就要改變以下的做法，把課本的一些內容簡單向學生介紹一下，把案例當故事講一下，把一些法律條文讀一下，最後對學生考一下，把分數記一下。
當然，法律精神的養成不是僅僅靠大學的幾年學習時間就能培養出來的，而是一個人長時間的在家庭、學校和社會中，通過學習各種法律知識，以及在一個人人都自覺遵守法律和各種規則、嚴格依法辦事的社會環境中生活，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影響下，而不斷養成自覺遵守法律和道德的良好的行為習慣。法制教育需要校園法治文化的支持，還要善於利用社會環境的力量。但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否認，對大學生進行法制教育仍然是培養他們的法律精神和依法辦事能力的重要一環。
三、以《法律基礎》課教學為主要渠道，灌輸法律的有關知識。
必須要充分利用高校所開設的公共必修課——《法律基礎》，《法律基礎》課是高校對大學生進行法制教育的主要渠道。對大學生進行法制教育，提高大學生法律素質，實質上是社會主義法制教育的重要環節，也是搞好精神文明建設的基礎。本課程的教學的基本目的是進行法制教育，使他們掌握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觀點，使學生理解、掌握法律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了解憲法和有關部門法的基本精神和規定。圍繞著「法」為核心，做到學法、知法，使大學生形成較高的法律意識和法律評價能力，並形成良好的守法行為習慣，真正懂得以法律規范來規范自己的思想、指導自己的行為，達到預防違法犯罪、減少違法犯罪、甚至杜絕違法犯罪的效果。
要在極少的教學學時里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我們面臨的困難是：教師的教學內容、形式、手段與學生實際及需要產生背離，影響了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學時少與繁多的教學內容形成極大的矛盾，教師在授課時受時間的限制，難以面面俱到。要解決這一問題，在教學過程中，必須突出重點內容，優化組合不同章節的內容，可以採用專題的形式並穿插典型案例來講述，這樣就可以用較少的時間介紹較多的內容，具體的可分為以下幾個專題：
1、法學基礎理論專題：著重介紹法的產生、本質和特點，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關系，依法治國的內涵及現實意義。
2、憲法專題：著重介紹憲法作為國家根本**的基本知識，使學生明確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3、部門法專題：給學生簡要介紹我國的行政法、刑法、民法（包括婚姻法、繼承法、合同法、勞動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
4、程序法專題：讓學生了解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的一些具體的訴訟制度，如「兩審終審制」、「公開審判制」、「合議制」、「迴避制」、等，樹立正確的司法獨立和訴訟公正的觀念。
在形式上可採用多種方式進行教學，傳統的課堂講授教學、學生討論，利用幻燈片、電視、多媒體等等現代化的教學手段，可以圖文並貌地向學生介紹更多的法律內容。還可舉辦法制講座、旁聽法庭的庭審，分析生活中活生生的典型案例，讓學生在案例中學習法律。通過多種靈活的教學方式，吸引學生，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主動性，使學生的學習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吸收，這比用單一的灌輸手段效果更為理想。
對大學生的法制教育不僅僅是學校的責任， 它是一項艱苦的系統工程，涉及整個社會的各個層面，需要各個環節緊密配合，只有全社會都提高了認識，都重視法制教育，大學生及所有公民法律意識的提高就指日可待，也就可以大大加快依法治國的進程。
6、在全面依法治國背景下,你認為當代大學生法治素養得到了那些提升?
當代大學生法治素養得到了那些提升的些許方面：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全民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提升自身的法治觀念，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當代大學生法治素養的提升，對於目前正在建設的法治中國具有基礎性、長遠性、戰略性的重要意義，需要培養一批擁有較高法治素養的大學生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後備力量。本文以廣州市部分高校為對象，調查了廣東地區內一本、二本、專科院校學生，分析了影響大學生法治素養的因素，最後從健全法治教育體系、提高大學生法治思維能力、鼓勵大學生參與實踐、加強高校法治教育建設、優化社會法治環境等方面提出提升大學生法治素養的對策。
全面依法治國背景下提升大學生法治素養的意義
大學生的法治素養不僅是個人道德思想更高層次的體現，對社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還是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大學生的法治思想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路的利器，以法治為力量構建更加和諧公正的美麗中國。
第一，我們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做了全方位的部署，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1]
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教育不應只包含道德教育，還應該與法治思想結合，尤其是近些年法律問題逐漸突出，大學生更應該加深對法治方面的學習和掌握。通過提高大學生的法治素養，在高校教育下真正做到立德樹人，因為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對新時代社會主義接班人的要求不單單是擁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專業的學科知識，過硬的操作能力和工作能力等方面，當下更重要的是法治素養。通過培育和提升大學生法治素養，爭取做到依法治校，培育及提升大學生的法治素養，保證法治校園的建立，保證大學生法治教育內容與法治教育環境高度一致，形成大學生參與學校依法管理的良好氛圍，保障高校教育的依法順利實施。
第三，在校大學生是社會力量的主要傳遞者和更替者，他們的法治素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未來公民的法治素養。通過培育和提升大學生的法治素養，通過他們對社會作出貢獻與改造社會，實現法治意識的有力有效傳播，真正實現全面依法治國。
全面依法治國背景下大學生法治素養存在的問題
大學生作為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接班人，理應成為知法、守法的表率。從目前來看，大學生法治素養的現狀與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大學生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識和對法律的敬畏。2015年北大天之驕子弒母案再次讓人匪夷所思、瞠目結舌；2017年4月，泉州女大學生因校園不良網貸，被瘋狂追債後想到輕生；打架斗毆、偷盜財務等事件也常有發生。這些悲劇的發生不禁讓我們思考大學生法治素養不足、法律意識和法律觀念淡薄等深層次的原因。
大學生法律權威意識淡薄與對法律信任度低。法律權威指法律在整個社會調整機制和全部社會規范體系中居於主導地位，一切國家及社會行為均須以法律為依據，法是唯一權威。據調查發現，僅42.42%的大學生了解到正當防衛超過必要限度要負刑事責任。僅大約70%的大學生了解到年滿16周歲的公民犯罪需要承擔刑事責任，30%左右的大學生表示有一點了解或不了解。可看出大學生法律權威意識淡薄。
大學生的法治信仰，是指大學生對法律及法律現象反應過程中所形成的法律理想信念，是大學生對社會生活的公平正義的理想和秩序需要的理性認識和情感體驗的產物[2]。據調查發現，有76.36%的大學生對於現在的法治狀況表示一般滿意，認為法治還不夠完善，沒能充分保護底層勞動人民。
由此可見，大學生對現行法律法規的具體了解十分有限，對常有的法律詞語較難理解，而且部分大學生不信任法律能夠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對法律的信任度較低，整體法治素養偏低。
大學生對法律知識的實際應用掌握不到位。法律知識是普法的基礎之一，大學生作為接受高等教育的群體，所享受的資源是優先的。但紙上得來終覺淺，實踐才能出真知。據調查發現，在選擇目前法律學習中的主要問題時，25.45%的同學認為缺乏法律知識，63.03%的同學認為懂得法律知識但不會實際運用，53.33%的同學認為不能很好地理解專業的法律條例，18.18%的同學認為法律知識太過枯燥。
參考：網頁鏈接
7、張小平的學術成果
任現職以來的科研成果
1、《全球環境治理的法律框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獨著）
2、《外國法制史教程》。北京：對外經貿大學出版社，2008。（合著，第二章「羅馬法」作者。）
3、《論競爭型陳述能力的培養》。載《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實踐教學》。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獨著）
4、《從對抗式思維方式和能力的培養看法學教育課程方案的重構》。載《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第二輯）》。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
5、《政治合法性視野中的明成祖朱棣》。載《吉林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合著，第一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明清史》2008年第8期全文轉載。
6、《論框架公約》。載《外交評論》，2007年第4期。（獨著）
7、《西方法學經典名著選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獨著）
8、《中國法律發展報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合著，第三部分分主編，第十章作者。）
9、《法律英語教程》。北京：對外經貿大學出版社，2007。（合著，第十章「tort law」作者。）
10、《全球化條件下的法治國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合著，第二十七章「全球環境問題」作者。）
11、《認真對待「社會契約」——我們應當怎樣理解社會契約論》。載《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6年增刊。（獨著）
12、《高等財經院校法學教育的省思與改革》。載《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第一輯）》。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獨著）
13、《論國際環境標准》。載《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5年增刊。（獨著）
8、聯系實際說明在全球化時代如何通過法律維護國家和人民生活的安全
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志，我國已完全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經濟全球化的巨大影響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也涉及到民主政治領域。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生什麼影響？我們應如何應對？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經濟全球化給我國民主政治建設提供了強大的助推外力
如果說，加入WTO前，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的動力主要來自國內的民主訴求的話，那麼，加入WTO後，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又多了一種外來的客觀要求，增加了一種強大的外力助推。
1.經濟全球化要求我國改革權力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促進國家權力的社會化。
國家權力的社會化既是人類歷史進化的必然趨勢，也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WTO的宗旨是倡導經濟貿易的自由化，由此出發，它必然要求行政權力對經濟的干預必須適度，反對政府過分干涉市場經濟。顯然，我國目前的體制還不適應WTO的要求。新中國建立以後，我國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國家－社會」一體化，「國家本位」的特徵十分明顯。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確立打破了國家權力一統天下的局面，國家權力的分流有了很大的發展，社會權力逐漸增強，但從總體上說，國家權力一元化的格局尚未根本改變。適應WTO的要求，我們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理順各種職權關系，推動國家權力合理分權，還政於社會、還政於民，使社會由「國家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
2.經濟全球化要求我國擴大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自由度和增強自主化。
WTO要求市場主體和公民個人的發展是自由的，包括企業的投資自由、進入自由、退出自由、生產自由、經營自由、買賣自由，公民的發展自由、遷徙自由、擇業自由等。目前，我國市場主體和公民個人的自由發展的程度距WTO的要求還有相當的距離，市場主體的貿易自由和公民個人發展的自由還受到許多傳統的體制性和非體制性因素的障礙：審批事項過多過濫仍在嚴重地阻礙著市場主體的經濟自由和公民活動的自由；國家在一些行業、領域的壟斷阻礙了國內外市場主體的自由進入；過度行政干預妨礙了企事業單位和公民個人的自主經營、自我管理和自我發展；部門和地方為了局部利益而設置的市場壁壘限制了外單位和外地市場主體進入的自由；過去形成的戶籍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限制了公民的擇業自由和遷徙自由。經過這些年來的改革，上述限制有所松動，但未根本改觀，適應WTO的要求，進一步放鬆管制，擴大自由度仍是我們面臨的重要改革任務。
3.經濟全球化要求擴大我國政治生活的公開化。
公開性是民主應有之義，是現代民主的基本價值，「沒有公開性而來談民主是很可笑的。」[1]WTO要求各成員方遵守「透明度」的原則，包括：(1)要求各成員方公布所有與對外貿易有關的法律、法規、規章、協議、協定、條例、決定、政策、司法判決等及各成員國間簽訂的影響國際貿易的協定和條約。(2)要求各成員方政府設立信息咨詢點，給其他成員方的政府或政府機構、企業及公民提供相關的信息服務。(3)要求各成員方政府向WTO的有關機構報告其所採取的有可能對協議的各成員方產生影響的貿易措施。(4)規定對各成員方的對外貿易政策進行定期審查，以增強各國國內政策法規的透明度，使各成員方的國內法律制度符合WTO的需要。
過去由於我們長期處於封閉的社會環境中，權力的行使具有內部性、隱秘性。政策、文件等政治信息自上而下內部傳達，政治行為「暗箱操作」，決策過程秘而不宣，公眾對重要政治信息知之甚少。這使政治過程缺乏應有的監督，導致「幕後交易」、「尋租」等腐敗現象不斷滋生，同時也助長了不良的政治文化，小道消息、謠言滿天飛，政治被神秘化，民眾對政治疑惑、猜忌。這種狀況既有悖於社會主義民主原則，也不符合WTO的「透明度」要求。接受WTO的透明度原則的約束，我們必須加快推行政治公開的進程，讓人民充分享有知情權。
4.經濟全球化要求擴大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平等化。
「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2]。長期以來，我們在對待各種經濟成分上，不能做到一視同仁，重公輕私，未給予國內非公有經濟一個參與平等競爭的條件和待遇。非公有經濟企業在市場准入、貸款、稅賦、進出口、人才使用、司法保護、享用公共服務以及企業經營者的政治待遇和社會地位等方面享受不到同國有、集體企業同等的待遇。在發展問題上，採取允許讓一部分地區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傾斜政策，客觀上帶來了政策上的不統一，造成了競爭條件的不公平和發展環境的不一致。在吸引投資上，重外輕內，內資和外資存在著不同的待遇。這些都與WTO規則相距甚遠。加入WTO，就應兌現「國民待遇」原則，確立平等對待國內外各方當事人、平等對待各成員國公民或組織的機制和觀念。
5.經濟全球化要求政治過程的程序化、法治化。
民主政治是程序政治和法治政治的統一。程序的民主價值就在於它通過法定的步驟、方式、時限、順序把權力的運作、民眾對政治參與納入到了規范化、制度化的渠道，實現現代民主精神的制度化、法制化。WTO的規則理念對我國政治的程序化、法治化提出了新的要求。WTO是由一整套規則體系構成的，它要求各成員國的政府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運作，按通行的程序辦事，與國際慣例接軌，樹立規則觀念和法制觀念。我國傳統的政治和行政方式是以權力為中心運作的，其運作的程序化、法治化程度較低，無序運作、非規范運作、隨意運作、違法運作嚴重，這是與WTO規則相沖突的。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我們需要加快從以權力為中心的運作方式向以規則為中心的運作方式的轉變，建立符合國際規則、與國際慣例對接的管理模式。
二、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帶來的挑戰
經濟全球化使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也面臨著一系列新的挑戰：
1.入世後我國民主需求的迅速增長與民主制度化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凸顯出來。
一方面，加入WTO對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強力助推，要求我們進一步擴大民主。同時，隨著這些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公民的自主意識、平等意識、法制意識有了很大的提高，公民的政治參與期望大增。國內外的民主訴求呼應、疊加使我們的民主訴求在這個特定的時期驟然增加。另一方面，我國民主制度化的有效供給不足。這是因為在現代政治中，政治參與需求的增長速度總是快於創設政治參與渠道（即制度化）的速度。我們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健全WTO所要求的一切制度，再加上我國原有的公民直接參與政治的渠道不多、不完善。這一切造成我國目前不能滿足民主需求的「瓶頸」。如果不能解決這個「瓶頸」問題，就可能對政治穩定構成威脅。正如亨廷頓所說：「社會動員和政治參與的速度偏高，政治組織化和制度化的速度偏低，其結果只能是政治不穩定和無秩序。」[3]這是因為，如果參與渠道不暢通，公民的參與慾望得不到渲泄，就會導致公民的挫折感，民眾對政府就會產生離心離德的傾向，社會缺乏凝聚力，政府權威和合法性就會缺失。同時正常的民主渠道阻塞，民眾就會尋求體制外的政治參與，這勢必影響社會秩序和國家穩定。
2.經濟全球化增大了西方民主觀念和模式傳播蔓延的機會，「西化」的威脅性增大。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建立其主導的世界秩序，歷來強調其民主的普適性，力圖按照它們的觀念來塑造世界。而當今全球化的趨勢為西方民主觀念的傳播提供了便利的條件。當今世界信息技術的巨大進步，地球成了一個網路化的空間，這十分有利於西方價值觀的傳播。中國加入WTO後，西方可能會藉助於WTO的組織形式對我國實施「西化」影響。西方國家會通過自己控制的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及游戲規則，打著「貿易自由化」的幌子，推行其全球治理模式。同時，入世後，隨著西方企業更多地進入中國，隨著旅遊、服務、文化等產業的逐步開放，中外人員往來更加方便、頻繁，西方敵對勢力可能會運用這些交流方式進行「西化」滲透，對此，我們要有所防備。
3.經濟全球化對我國主權、人權構成現實威脅。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跨國公司對國家主權的削弱值得注意，跨國公司為實現其市場目標和利潤目標，必然會利用其超強的經濟勢力去影響母國和東道國的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不僅如此，跨國公司還經常以其強大的「經濟主權」去影響母國和東道國的「政治主權」。我們看到，跨國公司直接介入國家政治、外交甚至軍事領域的事屢見不鮮，進行院外活動、行賄政府官員的丑聞時有披露就是有力的證明。
特別值得警惕的是，伴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種所謂的「全球主義」思潮在西方興起。它貶抑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中的主權原則，鼓吹「國家主權過時論」、「國家主權有限論」、「人權高於主權論」等。其實質是借經濟全球化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實現全球政治的一體化、西方化。少數發達國家以「人權」為借口，粗暴干涉他國內政，肆意踐踏別國主權就是對「全球主義」的實踐。主權是現代國際關系的基礎，是國家平等的前提，也是一國人民當家作主、內政自主以及人權保護的前提。破壞了主權原則，不僅導致國際關系的混亂，也使民族國家的民主難以實施，人權難以保障。事實上，由於全球化帶來的各種風險加大，客觀上需要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強化國家主權，而不能淡化主權，貶抑主權。全球化時代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首先要捍衛國家主權，「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4]
三、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社會主義民主發展觀
全球化時代、我們需要從世界歷史的高度和全球性的思維來考慮社會主義民主發展，自覺地把我國民主建設置於人類文明和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從中把握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的方向，從中改革創新，吸取營養，建設世界上最先進的民主政治。
1.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牢牢把握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
經濟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兩大潮流，我們既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也要追求政治民主化。但我們的民主化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堅定不移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而決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這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原則。鄧小平曾針對國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主張照搬西方民主的錯誤觀點指出：「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這種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鼎立，不能搬用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而要搞社會主義民主。」[5]我們之所以要堅持社會主義民主的方向就在於，社會主義民主從本質上說要比資本主義民主優越，它是人類歷史上最高類型的民主，代表了人類民主政治發展的先進方向，並且適合我國的國情。一些發展中國家不顧自己的國情，盲目接受了西方民主，結果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引發了這些國家持續不斷的政治動亂和社會危機，經濟停滯倒退，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這些教訓足以值得我們記取。
面對全球化時代西方民主觀影響加大的現實，我們首先要牢牢把握輿論陣地，進行正面宣傳，加強馬克思主義民主觀教育，除了要利用傳統的媒體，如廣播、報紙、電視外，尤其是要利用好網路這一新的媒體，積極搶占網路這一新的思想陣地。其次，加強對互聯網等媒體的管理，積極尋找抵禦西方價值觀滲透的技術，強化對西方媒體傳播信息的屏障能力。再次，堅持國家主權原則的當代有效性，堅決批判和抵制「主權有限」、「人權高於主權」的霸權主義論調，揭露少數西方國家「西化」、「分化」我國的企圖，堅決同侵害我國主權和人權的現象作斗爭。
2.適應WTO的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積極推進我國民主政治的完善和創新。
(1)推行公開政治。首先要擴大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權。除了涉及國家機密、商業機密和個人隱私外，有關會議、法律、決策、人事、審批、收費、許可、發證、登記、收支、招標、采購、評議等信息都應及時向人民公開。為此，需要強化信息公開的「剛性約束」，制定一部《政府信息公開法》，對信息公開的目的、原則、適應范圍、限制以及不公開的法律責任等都明確予以規定，使政府信息公開有法可依，使公民的知情權得到切實有效的保障。其次要完善政務公開的制度體系。應完善行政許可、審批、收費公開制度，工程招標、政府采購公開制度，社會保障公開制度，社會評議政府施政行為公開制度，以及集體討論決定製度，群眾代表議政制度等等。再次，完善政務公開的形式。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採取多種形式推進政務公開。可在公共信息網上設立「政務公開欄目」和「公眾評議政府欄目」，以增強政務公開的時效性和透明度。
(2)倡導參與政治。人民民主不僅體現在人民以委託的形式治理國家上，還體現在公民直接參與政治生活上。為此，政府首先應根據市場經濟和WTO的要求，准確定位自己的權能，減少過度干預，理清並大幅度減少行政審批，將不屬於自己管的事全部交給社會去做，交給市場去做。擴大社會的權力，給社會更多的自由發展的空間。其次，吸納公民全方位參與政治過程。一是賦予公民、基層、下級組織群眾團體及中介組織以參與決策的權力。國家應通過建立重大決策的建議制度、提案制度、咨詢制度、公眾討論制度、聽證制度、公決制度，把公眾納入決策過程，使決策民主化。二是要加強公民對執行過程的參與。在國家法律、政策和重大決策的執行過程中，應吸收公民參與執行的監督，防止執行不力，執法混亂、行為不規范。三是加強公民對執行後果評價的參與。要允許公民對執行結果、執行績效發表意見，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執行後果評價的根本指標，改變執行績效由「官方」自我評估的趨向，以及由此帶來的虛報浮誇，「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不良風氣。
(3)強化服務政治。從人民主權來說，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力源於人民的委託，它與人民之間本質上是一種服務關系，而不是一種「管制」關系、「命令－服從」關系。過去，我們雖然確立了政府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但為人民服務的意識並不強，政府提供服務時，總是一副「施捨者」的姿態。加入WTO凸顯出政府服務至上的理念，這要求政府的角色要來一個轉變，由原來的「管制者」的角色向「服務者」的角色轉變，重塑政府服務者的新形象。「民主政府是為它們的公民服務而存在的。」[6]政府應抓住入世的契機，走出「管制」的誤區，增強服務意識，健全服務功能，提高服務水平，使政府不再是凌駕於市民社會之上的「管僚機構」，而是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
(4)健全責任政治。責任政治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一種基本理念，這是由人民主權原則所決定的。人民把管理國家的權力委託給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得到人民授權的同時，必須承擔作為「公僕」的責任，它們必須對人民負責，履行其社會義務和職責，承擔道義上、政治上、法律上的責任。民主政治必然是責任政治。過去我們的責任政治觀念不強，國家的管理過程中存在著國家機關行使權力多，承擔責任少，要求公民履行責任多，政府盡義務少，甚至不少執法部門和執法者濫用公共權力，權力與責任嚴重脫節導致權力異化，嚴重背離了人民民主。加入WTO呼喚著責任政治的回歸。第一，要強化責任意識。通過經常性的為人民服務的教育、法制教育和崗位責任教育，強化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責任意識和責任觀念，第二，理清各種政治主體間的職責關系。從大的方面說，要黨政分開，劃清黨組織和政府之間的權責關系；要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之間權力和責任關系；要分清政府各職能部門間的權責關系。各政治主體之間的職責搞清楚了，才能各負其責。第三，健全黨政機關首長責任制。這是建立責任政治的關鍵。第四，健全責任體系，包括道德責任制、政治責任制、工作責任制及法律責任制。第五，健全對國家權力監督機制。通過完善的監督機制保證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好其職責。
(5)厲行法治政治。在我國的國家管理上還存在一定程度的人治現象。加入WTO要求我們進一步轉變「人治」觀念，樹立法治觀念，嚴格依法治國，由權力政治轉向規則政治，由任意裁決轉向依法辦事。特別是針對一些執法者頭腦里存在依法治國就是依法「治民」、「治事」的觀念，更要強調依法治權，依法治官。這要求國家權力的行使機關要依法立法、依法執政、依法司法、依法監督。
3.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借鑒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某些文明成果。
全球化時代要求我們打破封閉保守落後的政治發展觀，樹立開放的發展觀，吸取世界上一切優秀的政治文明成果。社會主義民主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先進、最高類型的民主不可能脫離世界歷史潮流和人類文明發展的大道而獨立發展。它必須繼承以往人類優秀的政治文明成果，才能真正實現對以往政治文明的超越。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們牢牢把握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方向，不隨「西化」逐流，並不意味著我們全盤否定資本主義民主的某些進步因素，相反，對於資本主義民主政治中那些反映社會化大生產要求，體現民主政治共性和普遍性的某些具體形式和做法，我們應大膽的吸收和借鑒。具體說，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一些原則，如主權在民原則、自由權利原則、人權原則、平等原則、分權制衡原則；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一些具體制度，如選舉制度、公務員制度、輿論監督制度、法律制度等都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當前應對入世的要求，我們還急需要引進WTO的一些規制，加快與國際接軌的步伐。我們應承認和遵循經濟政治和行政領域里的國際慣例，包括各國協議的形式、談判的形式、行為的規范、決策結果的公布和實施方式等；遵循行政管理過程中形成的共同的標准，包括行政行為標准、行政道德標准、行政決策優化標准、行政效率標准、行政考核標准等；借鑒一些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要求的行政體制和法律制度。只有以開放的姿態，博大的胸懷，善於借鑒和吸取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才能建設比資本主義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成為世界最好的民主制度。
9、法律全球化是什麼？
一、法律全球化的歷史軌跡
從法史學的角度上看，法律全球化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期。當時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西塞羅繼承了古希臘晚期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理念和「人類普遍理性」的觀點，提出了「世界天國政府」中存在著普遍的自然法則。他認為：出於人和上帝共同具有理性的緣故，天國的自然法則在人類社會中就體現為世界國家的共同法則。然而，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全球化，則始於羅馬法的復興運動。18世紀下葉至19世紀初，法、德兩國一反過去的習慣法傳統，在全面吸收羅馬法原則和精神的基礎上，先後制訂和頒布了法國民法典（1804年）和德國民法典（1900年）。19世紀中葉直到20世紀從歐洲開始擴展到世界范圍內的依照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法典編纂運動。從而建立了以羅馬法為基點，以法、德兩國民法典為主幹遍及歐洲、亞洲和美洲的主要國家的民法法系。這可謂法律全球化的第一個階段。
法律全球化的第二個階段當屬美國憲法的域外影響以及憲法的全球化。1787年美國憲法創立了分權型政府體制以及其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創立的違憲審查制度等等，成為美洲、歐洲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及亞洲的日本、韓國、印度等國家的制憲模本，這些國家不但創制了成文憲法典，建立了適合本國國情的分權型政府體制，而且很多國家還直接照搬了美國型的司法審查制度。
法律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起源於二戰結束之後。1945年10月經中、蘇、美、英、法和其它多數國家代表簽字並批准生效的聯合國憲章。目前，《憲章》已成為一部公認的世界性法律。其後，聯合國又先後於1948年和1966年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建立健全了人權保障的國際法體系。目前參與簽署和批准上述國際人權公約的國家有100多個。在法律全球化過程中，影響范圍最廣的應該是《關貿總協定》的通過和世界貿易組織體系的建立。1947年10月，23個國家和地區同時簽署了包括全部關稅減讓談判成果的《關稅減讓總表》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最後文件》及其「臨時適用議定書」等等，從而初步建立了世界范圍內的自由貿易體制。《關貿總協定》從1948年生效至今，經過了8個回合的談判，形成了近200萬字的法律文件和32項單獨協議；其成員國從最初的23個國家和地區，增加到目前的128個，另外還有20個潛在成員國排隊等待加入。
二、法律全球化與相關國家法律制度的沖突
法律全球化，從其表徵形式和特徵來說，主要是指相關的國家和地區在彼此承認和尊重主權獨立的前提之下，基於相同的國際法利益或者相近似的文化傳統在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契合性和影響力。因此，在法律全球化過程中，特定地域范圍內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的獨立性是客觀存在、不容置疑的。也因如此，在法律全球化過程中，特定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制度受到的沖擊也是必然的。
1.國家主權的弱化。全球化首先是經濟全球化，法律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同時也是經濟全球化的保障。作為法律全球化之先導的經濟全球化在世界范圍內的發展是不以任何人，包括主權者的意志為轉移的。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即資本的力量要沖破國界的限制，實現世界經濟一體化。這樣一來，過去在一國范圍內，由該國所有並受該國法律調整的經濟法律模式，必然受到跨國資本介入的沖擊，國家主權也因此受到挑戰。針對這種沖擊和挑戰，主權國家基於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組織，並簽訂和批准有益於維護成員國共同利益的國際公約，承諾在某些領域的讓步和妥協；另一方面變革本國傳統的經濟法律模式。這樣，既保證跨國資本的准入並維護了國際經濟秩序的穩定，也有利於本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2.國家管理職能式微。在傳統的封閉式的國家中，國家是國民利益的最高代表者和全能管理者。相對國民來說，國家就像一個奶媽，管吃管住，國民的生、老、病、死一管到底；而社會組織，尤其是企業組織，則成了政府的附屬物，成了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隨著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市場的橫向聯合，尤其是跨國市場的形成和發展，外資企業依據全球化的法制享有獨立自主、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權利和抵抗內國主權非法干預的權利，同時又為該國國民的就業、勞保和社會福利等方面提供了機會、條件和保障，弱化了國家職能，也減少了國家對國民的負擔和壓力。
3.地方法律體系的泛化。相對特定國家而言，法律全球化是一個動態的法律滲透、摻合和協調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特定國家相對穩定的法律體系必然會出現松動甚至混亂。表現最為明顯的是，開始於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法律與發展運動。在這一運動中，美國提供了2500萬美元資助亞洲、美洲、非洲等地近50個國家進行法律改革，企圖在這些國家傳播和建立美國或西方式的法律模式。這種法律霸權主義的作法對這些國家傳統的法律體系的影響和破壞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