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目的和意義是什麼？
長期以來，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呈現出以調控國內均衡為主的特點。但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和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傳統的調控模式將受到外部經濟的強烈沖擊。本文在分析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關於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各種理論之後，提出了中國應該選擇內外兼重，雙重平衡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觀點，同時認為在具體模式構建上，應積極發揮人民幣浮動匯率穩定國際收支的作用，同時重點採用浮動匯率條件下有政策效果比較優勢的貨幣政策實現國內均衡，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遵循WTO的有關規則，強化政府在供給政策中的作用，構建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積極參與國際間的經濟政策協調。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宏觀經濟調控 外部均衡 內部均衡經過近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在經濟全球化和計算機通信以及網路技術的強力推動下，各國市場進一步融合，國際競爭不斷加劇，世界經濟格局重新調整。其次，從國內情況看，總供求關系出現了根本性轉變，經濟開始由短缺走向相對過剩，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由通貨膨脹走向通貨緊縮。顯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選擇將日益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一、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一）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進程與趨勢改革開放的二十年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也是中國經濟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時期。中國的對外開放在市場化，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等方面採取循序漸進的改革措施，在擴大進出口貿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擴大沿海地區開放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據《中國國際貿易統計年鑒》顯示，20年裡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到2656億美元，特別是9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0%左右。據專家估計，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對9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5%，照此推算，外資投入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率在6%左右。顯然，國際間要素流動極大地提高了國內生產率。據有關統計表明，90年代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通過擴大投資和提高要素生產率，對GDP平均增長10.7%做出了重要貢獻。從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我國的國際收支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構成上都有很大變化。在收支規模上，1979-2000年累計進出口總額約為3萬億美元，是建國以後前29年的15倍多。我國貿易佔世界貿易的位置，已由1980年的第28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7位。隨著國際收支規模的擴大，國家外匯儲備總水平不斷上升，2000年底達1513億美元。近20年來，除進出口和僑匯兩個傳統項目以外，其它如旅遊、運輸、服務承包和資本項目收支急劇增長，其中資本項目收支增長尤其明顯。隨著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程度的不斷加深，涉外經濟活動在國民經濟活動中所佔比重大大提高。以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為例，1988年為25.6%，2000年則上升到約40%。參與經濟全球化，使中國的國民收入得到了飛速的增長，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了一席之地，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逐漸縮小。（二）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實踐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始於1992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改革方案出台以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就是要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社會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國家採用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加以輔助和引導，這種調控區別於以往的計劃手段的特點就在於它是指導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國內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使得其經濟運行機制與國際市場逐步接軌，對外經濟活動日益活躍，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不斷加深。面對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國經濟，中國近年來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表現為側重於對國內均衡的追求，顯然這是由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仍處於逐步完善的階段以及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的特點所決定的，並且這種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也確實發揮了較為積極的作用，較有成效地實現了國內經濟的增長。從總體上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宏觀經濟運行在保持年均10.7%的高速增長的同時，又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性。1988年秋季一度出現的市場震盪和1989年供給缺口的拉大導致了1989-1991年的經濟急速滑坡。1991年經濟步入低谷並緩慢回升，1992年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而且勢頭特別猛烈，但1994年發生了中國改革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全國商品零售價格上漲了21.7%，消費價格上漲了24.1%。1993年中期以後，中央政府開始提出加強宏觀調控的口號，實施了抑制經濟過熱的經濟政策，並在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有效地降低了通貨膨脹率，使整個國民經濟仍保持住了高速增長的勢頭。97年以後，中國的經濟雖然仍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勢頭，但增長的速度卻有所放慢，目前維持在7%左右，同時國內有效需求逐漸轉向不足，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狀態，物價出現了負增長，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現今，但已開始表現出反彈的跡象。1988年和1989年高達20%以上的高通貨膨脹率，導致了全國范圍內的搶購風潮，針對該種狀況，中央政府於1989年下半年實行了嚴厲的緊縮政策，即在全面緊縮固定資產投資的同時又大力緊縮信貸。在雙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下，實現經濟硬性著陸，這使得經濟由過熱陷入過冷之中。1992年以後，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漲期，但同時又引發了過熱問題，針對這一次的投資過熱和高通貨膨脹，國務院實施了雙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並不是全面的緊縮。此次財政緊縮不是針對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緊縮，而只針對引發投資沖動的房地產和開發區投資的緊縮，貨幣政策並非全面的信貸緊縮，而只是針對亂集資，亂拆借的信貸緊縮，正常的生產和建設的資金供給沒有受到影響，有效地實現了宏觀經濟的軟著陸。97年以後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了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跡象，對此國務院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增發國債，降低利率等政策工具促進國內有效需求的增長和物價的回升，目前已經顯現出積極的效果。在國內宏觀經濟呈現高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的同時，中國的對外經濟卻一直處於順差的有利不均衡狀態。國內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和國家對出口與外商投資的政策傾斜，引發出口與外商直接投資額年年遞增。同時，雖然中國的對外經濟一直處於順差的不均衡狀態，但是順差並沒有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反而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因人民幣的名義匯率呈現出貶值的狀況而促進了出口的增加，事實證明順差對於國內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是有利的。人民幣的匯率之所以表現出上述特點，這是由中國國內市場體系與國際市場體系接軌所產生的效應決定的，以往人民幣一直處於名義匯率高估狀況，人民幣匯率體系在1996年被改革為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和銀行結售匯制，加速了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進程，一直高估的名義匯率不斷貶值向實際匯率接軌，使得中國的對外經濟一直處於有利的順差狀態，同時順差並沒有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過程中，對外經濟呈現出順差的有利不均衡，因而中央政府並沒有必要急於改變這種狀態，而可以集中精力對付國內的經濟周期，因而在90年代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歷程之中，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踐明顯地表現出側重於對國內經濟周期的調控之上，並且這一策略的選擇有效地平抑了國內的經濟周期，保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三）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挑戰對於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來說，與外部經濟的聯系對該國經濟的運行有著重大影響。這些影響表現為在經濟全球化為該國經濟提供了許多封閉條件下不具備的有利條件的同時，也對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帶來了沖擊。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政府對經濟調控不但要實現國內經濟的穩定與發展，而且要確定經濟開放的合理的程度，這樣就必然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協調上的矛盾。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中國經濟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原先只側重於解決國內宏觀經濟均衡問題的宏觀調控模式必然受到開放經濟下經濟運行方式的沖擊，帶來內外均衡的沖突，如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間經濟波動的傳遞，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沖擊等，都可以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首先，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的市場調節逐步完善，人民幣的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接軌，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必然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升值對於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的出口是極其不利的，同時出口波動還會影響到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加劇目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狀況。雖然順差增加了國際儲備的數量，並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放大而導致國內信貸量的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內需求的增長，但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差必然惡化國內的經濟狀況，所以政府必須要在順差和匯率等方面進行適當的政策調節。其次，隨著網路經濟泡沫的破滅，美國經濟繼續減速，2001年美國第一季度的GDP增長率為0%。市場信心不足，投資和消費不振。日本經濟，歐元區經濟，我國的周邊國家和亞洲地區經濟受美國經濟大幅滑坡的影響，都明顯表現出經濟衰退的跡象。近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次調低了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預計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4%，低於IMF原先預計的3.5%。聯合國則預測全球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4%降為2001年的2.4%，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5.7%降至2001年的4.4%，世界貿易額的增長速度將從2000年的12%降至6%。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將造成我國出口的巨大壓力，貿易順差將大幅減少。我國的出口市場主要是美國和日本，其需求緊縮勢必對我國出口造成較大影響，同時亞洲周邊國家貨幣貶值也非常不利於我國出口的增長，出現貿易逆差的可能不容忽視。如果出現逆差的話，採用緊縮需求的方式進行逆差的調節必然加劇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同時由於中國近年來一直處於順差的有利地位，政府缺乏對逆差調節的政策經驗，因而對國際收支逆差的調節將是中國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第三，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以網路技術為代表的信息產業在國際范圍內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的量、准確度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條件下，家庭和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更強，他們更能准確地對事物做出判斷和預測。因而，經濟全球化下信息技術的擴散，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模式發生了改變，雖然這種改變不致於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成為完全理性，但預期模式向理性的逐步遞進必然對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產生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因微觀經濟主體的反應而完全歸於無效。另外在出現巨額逆差的情況下，在脆弱的國內金融體系的條件下，預期的自我持續可能釀成國際儲備大量流失，資本嚴重外逃的貨幣危機。在貨幣危機中，市場投機者的貶值預期因名義利率機制的作用表現出一種惡性循環，最終導致政府幹預的成本變得如此巨大以至於政府放棄對外匯市場與匯率的干預而爆發貨幣危機。從這一投機者與政府的動態博奕過程，我們不難看出預期模式對政府幹預政策的沖擊與影響。因而在以上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對受預期影響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調整。第四：中國即將加入WTO，然而WTO的多邊規則對各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約束。首先，WTO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存在著約束，一般不允許採取緊急限制進口等直接管制辦法。隨意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口的措施受到約束，直接補貼原則上被禁止，在運用匯率和外匯管制等措施調節國際收支時，也必須要符合WTO的規則。另外WTO規則對國內財政，稅收、金融、科技、環保、人力資源開發，地區和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規范。因此在加入了WTO以後，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將受到WTO規則的直接或間接的約束，因而在加入WTO後，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加以改變，以適應這些規則與約束的要求第五：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提高國際競爭力始終是各國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通過誘致性機制來實現的。遵循這種技術軌跡的國家的共同特徵是，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是漸進的、緩慢的、國際競爭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形成的。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知識存量迅速膨脹的今天，國際競爭已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而中國要構造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不能通過漫長的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而必須要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從要素投入形的增長方式轉向重視科技，教育，人力資本培育的要素效率增長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同時政府應在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等方面創造出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制度基礎，從各個不同層麵塑造出研究與開發，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運作機制。由此可見，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對政府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具有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分析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面臨著對本國經濟內在穩定性和合理開放性之間的協調問題，也就是說，如何實現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一致將是政府的主要宏觀經濟調控目標。此時，當政府採取措施努力實現某一均衡目標時，這一措施可能會同時造成另一均衡目標的改善，也有可能造成對另一均衡目標的干擾或破壞，這樣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形。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與發展，同樣也會促使政府對開放經濟下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理論研究不斷地完善與發展。關於政府搭配的丁伯根法則和政府指派的有效市場分類等理論的出現發展了開放經濟下的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理論。開放經濟的政策目標包括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兩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閉經濟條件下單純運用對社會總需求進行調控的政策。為避免內外均衡之間的沖突，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有新的思路。在運用政策搭配以實現內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爾提出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與匯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響。蒙代爾是以預算作為財政政策的代表，以貨幣供給作為貨幣政策的代表來論述其搭配方法的。蒙代爾認為由於財政政策在協調國內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而貨幣政策在協調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政府應當以財政政策調節內部均衡問題，以貨幣政策來調控外部均衡問題。斯旺以支出轉換型政策與支出增減型政策搭配來討論政府對內外均衡的政策協調。斯旺的分析認為政府的支出增減政策可以明顯影響國內支出水平，本國貨幣的實際匯率的升貶值可以明顯地影響國際收支狀況。斯旺認為應採用支出增減型政策對付國內均衡問題，而外部均衡的任務則應交給支出轉換型的匯率政策。雖然蒙代爾和斯旺的方案都是建立在對實際經濟作了相當簡化處理的基礎之上，但其理論分析和政策主張對於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宏觀調控模式的選擇是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和作用的。實現國際收支的均衡是政府對外部均衡調控的主要目標。最早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可追溯到18世紀休謨的物價一現金流動機制學說，而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在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研究不斷深化的基礎上，出現了眾多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國際收支調節的彈性分析法是瓊•羅賓遜在馬歇爾微觀經濟學和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著重考慮貨幣貶值取得成功的條件及其對貿易收支和貿易條件的影響。國際收支調節的吸收分析法建立在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上，從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方程式入手，著重考察總收入與總支出對國際收支的影響。該理論分析認為，當國民收入大於國內總吸收時，國際收支為順差；當國民收入小於總吸收時，國際收支為逆差。相應，政府對順差和逆差的調節應著手於對國內吸收水平的調節上，以擴張性的政策調節順差，以緊縮型的政策調節逆差。國際收支調節的貨幣分析法由哈里•約翰遜和雅各布•弗蘭柯在貨幣主義學說的基礎上提出。該理論認為國際收支是一種貨幣現象，國際收支逆差實際上是一國國內的名義貨幣供應量超出了名義貨幣的需求量，因而對逆差的調節主要在於實行緊縮的貨幣供應政策。貨幣論的政策主張的核心是，在國際收支發生逆差時，政府應當緊縮國內信貸。國際收支分析結構論認為國際收支逆差可以是供給不足所引起的，而且長期性的供給不足往往是由經濟結構問題引起的，如經濟結構老化，經濟結構單一和經濟結構落後等。如果國際收支失衡是由經濟結構導致的話，那麼調節政策的重點就應在改善經濟結構和促進經濟發展的供給政策上。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調節國際收支以實現外部均衡時應靈活運用上述各種理論分析具體問題，吸收上述各理論正確的部分，摒棄不合理的成份，靈活地加以綜合運用，力爭使政府的決策與分析切合現實。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對經濟的作用機制、政策效果等與封閉條件下的情況相比均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分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是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它是以標準的IS--LM模型為基礎，針對開放的小國，假定總需求不足，對國際資金流動採用了流量分析法。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一般都比較有效，一國可以自主控制貨幣供給，貨幣政策會通過對匯率的影響而加強其效果。以擴張性貨幣政策為例，它會帶來產出增加和利率降低，而這兩者都會帶來國際收支的惡化從而使本國貨幣匯率貶值，這就又加強了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擴張效果。同時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制下，財政政策是相對無效的，雖然在不存在國際資金流動時，財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相當多的情況下，財政政策所造成的利率變動會引起匯率的調整，從而削弱其政策效果。以財政擴張政策為例，它會造成利率的上升而帶來國際收支的改善，順差會帶來本國貨幣匯率升水從而削弱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擴張效果。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論證了開放經濟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比較優勢，對於政府的政策搭配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該模型還在很多方面被進一步改進，但主要理論結論並沒有太大變化。由該理論，我們可以看出，在浮動匯率制下，一國可以更為主動地追求特定的政策目標，這一分析結果對於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一國的匯率制度的選擇也是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的。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向理性預期的遞進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完全理性預期的條件下，政府相機訣擇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會完全被微觀經濟主體基於理性預期下的行為所抵消，這就構成了宏觀經濟問題中政府與大眾之間的動態不一致。在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中解決動態不一致的關鍵在於政府要建立和保持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譽。政府承諾對政策制定遵循一定的規則，從而以其信譽的存在來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由政府與大眾之間動態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奕轉向動態一致的合作博奕。關於如何建立政府的信譽又具體有委託模式，契約模式和法律模式等理論。所有的模式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設計出激勵機制促使政府有維持其政策信譽的動機。在這些旨在尋找促使政府追求政策信譽以改善微觀經濟主體預期的激勵機制的設計之中，對策論的引進起了關鍵的作用。對策論方法強調預期的關鍵作用，以及理性預期概念的不完備性。信譽博奕存在著多種可能的情形，因此對於政府來說，其制定政策必須要從這些多重均衡中挑出很可能在實踐中能夠產生政策效果的那些均衡的方法。如果政府能夠有效地提高其政策的可信性的話，將會影響到投機者的信心，從而能達到防範貨幣危機的目的。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在信譽方面受到了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改變的沖擊，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模式加以選擇。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不但要在總需求方面進行經濟調控以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而且還要有效地運用供給政策對開放經濟的總供給方面進行調控。關於供給政策的理論重點目前主要體現在對政府的科技政策，產業政策和制度創新政策的討論之上。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國際競爭也主要表現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競爭，因而政府的科技政策不僅應該要做到能夠推動科技進步，提高管理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政府的產業政策的核心，在於優化產業結構，政府實施產業政策應著重於克服資源在各產業部門間流動的障礙，因此政府要在宏觀上予以調控，建立解決結構性失業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支持再就業制度。如果開放經濟中存在低效率的制度性原因，那麼政府就有必要進行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政策主要體現在企業制度上，包括企業創立時的投資制度的改革、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以及與其相適應的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對開放經濟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分析目前還重點體現在對國際間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研究之上。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參與國的經濟存在著深刻的相互依存性，僅僅通過一國的政策搭配還不足以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各參與國應該在經濟政策上進行國際協調。特別是在浮動匯率制下，國際間政策協調已受到廣泛的重視。凡是在國際范圍內能夠對各國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產生一定程度制約的行為均可視為國際間經濟政策協調。研究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學者們設計了很多具有特定規則的國際間政策協調方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最為著名的方案包括：托賓提出的各國對外匯交易徵收交易稅的托賓稅方案、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匯率目標區方案、麥金農提出的恢復固定匯率制方案等，這些方案都引起了理論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對實現內外均衡的各國協調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國際間政策協調因各國的主權因素而存在很多障礙，而且參與國際政策協調本身也有成本收益問題，這些都影響到了國際間政策協調的實踐。
2、全球化的核心要素，求大家幫忙啊，不知道啊
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經濟全球化要素分布：
1國際競爭與全球化的隱性沖擊
一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富裕而資本稀缺，資本收益必然高，而勞動力收益必然低。二對於從封閉走向開放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國際銷售渠道即市場要素是特別稀缺的。三國際經營管理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一個日益重要的要素。四全球企業網路是另一種特殊要素，這一網路是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掌握的
2知識經濟的要素分布與發展中國家的弱勢地位
一知識型勞動力要素。二知識要素。三信息要素。四金融要素。五創新能力要素。六核心技術要。
3全球化經濟的要素收入分配
一要素收入的分配轉變為國家之間分配二開放經濟改變要素供應量從而改變要素價格。三要素收入的國際分配是通過要素的國際流動實現的。四要素的國際流動不會完全消除要素收入的國際差異。五要素的國際流動並不完全消除國際貿易。六全球要素價格由全球要素稀缺性決定。七要素收入轉變為國民收入
文化全球化不太主要
3、GDP與GNP的相同點是什麼（簡答題）
相同點：
1、GDP與GNP作用相同。兩者均用以反映一國或地區當期創造的國民財富的價值總量，是衡量一國或地區經濟規模的最重要總量指標。通過計算GDP增長率或GNP增長率，可以衡量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通過計算人均GDP或人均GNP，可以衡量一國或地區經濟發達程度，或反映國民收入水平及生活水平的高低。
2、GDP與GNP價值構成相同。兩者在價值構成上均表現為「增加值」。
不同點：
1、GDP與GNP計算口徑不同。GDP計算採用的是「國土原則」，即只要是在本國或該地區范圍內生產或創造的價值，無論是外國人或是本國人創造的價值，均計入本國或該地區的GDP。
而GNP計算採用的是「國民原則」，即只要是本國或該地區居民，無論你在本國或該地區內，還是在外國或外地區所生產或創造的價值，均計入本國或該地區的GNP。
2、GDP與GNP側重點不同。GDP強調的是創造的增加值，是「生產」的概念。GNP則強調的是獲得的原始收入。
GDP=GNP－本國居民在國外的收入＋外國居民在本國的收入;；GDP=GNP－(本國生產要素在國外取得的收入－本國付給外國生產要素的收入)； GDP=GNP－國外要素收入凈額。
(3)國民收入經濟全球化擴展資料：
相對來講，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對一國財富總量的統計，GDP越來越優於GNP。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前，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主要側重採用GNP和人均GNP。
但進入90年代後，96%的國家紛紛放棄GNP和人均GNP，而開始重點採用GDP和人均GDP來衡量經濟增長快慢以及經濟實力的強，一般將國民總收入GNI看做是GNP，各國（包括中國）也僅對外公布GDP與GNI數據，GNP數據已基本不再統計和發布。
4、專家談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弊？
發達國家民粹主義盛行，保守政策增多增強，經濟全球化出現逆流，是國際金融危機的最大後遺症之一。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佔領華爾街」運動曾一度波及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只是當時還停留在民間層面。經過近十年的積累，民粹主義上升到國家層面，開始成為一些發達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
從柏林牆倒塌到國際金融危機，經濟全球化歷經了一個高潮期。一方面全球經濟秩序從「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轉向全球統一的世界市場；另一方面，伴隨高速經濟增長，全球商品、服務、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與此同時，以「華盛頓共識」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所引發的後果之一是，資本在國民收入中所佔份額不斷上升，勞動所佔份額不斷下降，收入不平等狀況急劇惡化。
收入分配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之所以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顯現出來，根本原因是經濟停滯或增速放慢。在高速增長時期，經濟全球化是一個不斷做大蛋糕的過程，但隨之而來的債務危機和經濟停滯使分配問題成為焦點。尤其是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政府對金融機構的救助或紓困措施直接刺激了反全球化的浪潮。
如果說以「佔領華爾街」運動為標志的反全球化指向的是國內收入分配不平等，那麼隨後這些年一批西方政界人士則利用民粹主義傾向，把國內收入分配問題歸咎於外部沖擊，即國家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盡管經濟全球化能夠提高全球福利水平是一個客觀事實，所有國家都從中獲益，但在他們看來，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從全球化中獲益相對更大，而發達國家獲益相對過小。這種相對收益分配不均的原因被歸結為規則本身出了問題或發展中國家破壞了現有規則。
於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不斷質疑自由貿易原則，倡導所謂的公平貿易原則。他們從多邊主義開始轉向區域主義，少數國家進而轉向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比如，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就質疑世界貿易組織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執政伊始就要求對原有的區域貿易協定進行重新談判，直至目前單方面挑起對華貿易爭端。
發達國家出現反全球化浪潮，客觀上反映了其內部全球化受損群體的訴求，但他們並沒有找到問題的根源。因此，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必然是錯誤的選擇。對美國這樣的國家而言，打著反全球化的旗號反對多邊主義、倡導「美國優先」，並不意味著它會完全退出全球化，放棄對國際經濟秩序的領導權。相反，它不會輕易放棄來自全球化的收益，只是不願意承擔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
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面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想獨善其身或以鄰為壑，其結果都只能是四處碰壁。世界經濟的未來是一個再全球化的過程，即重塑全球經濟秩序與規則，讓經濟全球化的成果造福世界各國人民。這事關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考驗著主要經濟體的大國擔當和責任，註定是一個艱難的博弈過程。內容來源於《 人民日報 》
5、從國民收入賬戶角度看,開放經濟與封閉經濟有什麼區別
一、定義的不同
1、開放經濟指一源國與國外有著經濟往來，如存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往來，也就是對外有進出口和貨幣、資本的往來，本國經濟與外國經濟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即為開放經濟。
2、封閉經濟，指一國在經濟活動中沒有與國外的經濟往來，如沒有國際貿易或國際金融、勞動力的交流，僅僅存在國內的經濟活動，本國經濟與外國經濟之間並未存在密切的往來，成為處於封閉經濟狀態。
二、前景的不同
開放經濟是與封閉經濟相對立的概念，開放經濟的好處是交流了經濟，一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市場化程度越高，越接近於開放經濟。
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發展開放經濟已成為各國的主流選擇，在開放經濟中，既出口，也進口，關鍵在於發揮比較優勢；既吸引外資，也對外投資，對資本流動限制較少，從發展前景來看，開放經濟要遠遠優於封閉經濟。
(5)國民收入經濟全球化擴展資料：
「中國開放的力度將更大，惠及世界的程度會更深」，中國始終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黨的十九大也對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作出重大部署。
進入新時代，開啟進一步走向世界、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的新征程，我們必須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凡是在我國境內注冊的企業，都要一視同仁、平等對待；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
創新對外投資方式，形成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路，加快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在開放中築牢自信，於自信中擴大開放，我們就能以開放的主動贏得發展的主動，不斷匯聚發展新動能、開辟發展新境界。
6、如何認識經濟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
這是歷史發展，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雖然他產生了失業，南北差距加大，環境污染從發達地區向落後地區發展等等一系列問題，但是，我依然要說經濟全球化是歷史的發展趨勢，任何發對全球化的都是可笑的。經濟全球化我認為不僅在經濟上有極大的促進作用，最為重要的是有利了國與國之間人民的交往交流，使國與國之間的文化，經濟等等一系列東西趨於同質化。這點是最重要的。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歐洲的歐元區，或許不久的將來會出現人民幣區，美元區，甚至是世界貨幣的統一，這都取決於經濟全球化。當然要出現世界貨幣那麼經濟全球化要達到一個高度。
資本主義自誕生起，經歷了資本原始積累、自由競爭、私人壟斷和國家壟斷等四個發展階段。所謂當代資本主義，就是以二戰結束為起點，處在國家壟斷階段上的資本主義。時下，以西方發達國家為典型形態的當代資本主義，無論在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築等方面，都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出現了許多新現象、新特點。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當年曾經感嘆，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現在，經過二戰後50多年的發展，西方發達國家所創造的生產力，又遠遠超過了以往數百年間資本主義所創造的一切驚人記錄。同時，經濟發展的波動性有所減緩。二戰以前，美國平均每個發展周期為50個月，而戰後則延續為75個月以上；而且，每個周期中經濟增長的時間在延長，危機持續的時間在縮短，所造成的破壞力也有所下降。此外，產業結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第一產業的比重已經不到3％，美國只有2％；第二產業的比重在不斷下降；而第三產業的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這三個產業的比重，實際上反映了生產社會化的程度。在新科技革命推進下，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已完成從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再到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轉變；目前，正在由傳統的工業經濟轉向信息經濟。
當代資本主義在生產關系方面，也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在產權關繫上，不少發達國家在堅持私有制不變的前提下，對財產所有形式進行了調整，出現了所謂資本社會化的趨勢，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根據經濟形勢的需要，建立和發展一定比重的國有經濟；二是企業股權的分散化。戰後，社會個人買股票和企業法人之間互相購買股票的越來越多，出現了所謂股權分散化和資本社會化的趨向。在勞資關繫上，西方發達國家在堅持不損害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採取包括允許部分工人參加企業管理等多種形式，改善勞資關系，緩和階級矛盾。比如，80年代以來，歐盟各國就普遍實行企業共同決定製度，規定企業必須吸收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進入董事會參與決策，否則就是違法。在分配關繫上，許多發達國家在堅持以剝削為特徵的按資分配的前提下，對收入分配政策進行了某些調整，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目前，西方國家每年通過稅收集中起來的國民收入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3以上，其中歐盟國家已接近50％。在以國家財政形式集中起來的這一部分國民財富中，大約50％以上主要用於貧困救濟、免費醫療、失業補貼、養老金發放等社會福利開支，使工人的生活得到較大改善。
在上層建築方面，西方國家同樣在堅持資產階級根本統治不變的前提下，在國家政權結構、社會管理形式、法制建設等方面，都做了一些調整。國家政權結構及其運行日益法制化，資產階級國家通過憲法和法律，使國家權力的構成，權力結構中各權力主體的活動，官員的任免、提升、獎勵和監督等，都納入法制的軌道；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的職能也進一步加強。
以上變化說明，盡管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依然面臨著種種難以解決的問題和困難；但客觀地說，當代資本主義仍具有一定的發展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這種能力在資本主義制度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不會消失的。
資料國家壟斷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和擁有的資源，對國民經濟某些領域進行的調節和控制。現階段，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國家政權與壟斷資本相結合的國家壟斷資本。其具體實現形式主要有：在部分重要企業實行國有化經營或控股；在某些行業實行國家專營；運用國家財政和貨幣體系壟斷社會管理和調節體系。國家壟斷資本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有限的私人資本與社會化生產力發展之間的矛盾，也減少了私人資本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某些消極影響。
既然資本主義是腐朽垂死的，為什麼戰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還能以較強的勢頭發展？這是因為———
7、高分懸賞，世界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大國策略制定
（一） 全球化的概念
所謂「全球化」,是指人類活動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在世界范圍內展現出的物質、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聯系、溝通、交流、互動的客觀歷史趨勢。它是伴隨著人類交往的不斷擴大,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人類社會的全球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揭開了全球化進程的序幕，18世紀的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在西歐迅速發展,突破了農業經濟時代的地方狹隘性,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紀下半葉的信息技術革命,極大地突破了傳統的時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進程。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領域的深刻變革。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挑戰
（一） 經濟全球化的一般性問題
所謂「全球問題」，是指在發生規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質，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國家、地區的根本利益，並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努力和國際社會的一致行動才能得到有效解決的那些問題。
全球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對此，國內外大多數學者都是承認的，但他們對全球問題的理解卻並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於對哪些具體問題有資格進入全球問題的認定上以及如何區分各問題之間的主次關系，例如，前羅馬俱樂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問題歸結為人口增長、社會的差距和分工、社會的不公正等近30個問題構成的總問題;前蘇聯學者M"M"馬克西莫娃則認為全球問題包括核戰爭的威脅、飢餓、貧困。
哈貝馬斯較早地就開始關注全球問題了，他曾把資本主義社會分為「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或「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兩個階段，他稱後者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對全球問題的關注是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分析的重點，在《合法化危機》一書中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增長的後果作了這樣的分析:「晚期資本主義的高速增長給國際社會帶來了許多問題。」「在這里我所說的是對生態平衡的破壞，對人格系統一貫要求的損害(異化)，以及對國際關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壓力」。在他看來，造成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在於「系統」侵入了「生活世界」，人們的交往被扭曲、異化了。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重構理性，建構一種交往理性，也就是主體在平等自由的基礎上通過對話達到相互理解和一致，從而實現人們之間交的合理性，實現社會的合理化。
建構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離析的傳統理性是哈貝馬斯的理想，這也是他的交往行動理論的核心。這一理論一經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並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雖然有的學者認為他所提倡的通過「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話語倫理」規范的建立與貫徹來消除當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實現一種「無暴力統治」的社會秩序的理想是一種空想，但是，哈貝馬斯幾十年一直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論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導的交往理性是有著相當重要理論價值的。
（二）中國的問題
中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就選擇了一條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的道路。這樣一條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也就是和平發展的道路。
20多年來，中國的這一歷史抉擇經受了考驗，和平崛起的進程已經開了一個好頭，但是還遠遠沒有完成。一個13億至15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和平崛起，決非易事。特別是在21世紀上半葉，我們既面臨「黃金發展期」，又面對「矛盾凸顯期」。說矛盾凸顯，就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而言，帶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戰：
第一個是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挑戰。中國人均資源佔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後列；同時，由於發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藝總體水平低，中國製造業的單位和總量的資源消耗包括能耗，卻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隨著世界製造業向中國大規模轉移，也帶來一定程度的「能耗轉移」。這就使得資源特別是能源的短缺，成為困擾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大難題。
第二個是生態環境的挑戰。中國在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狀況惡化、資源耗費巨大回收率低而導致環境破壞等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同時，這也是中國領導層提出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背景。
第三個是在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兩難問題的挑戰。比如，既要使GDP持續快速增長，又要加快社會建設步伐；既要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又要擴大社會就業；既要保持東部地區的強勁發展勢頭，又要促使東中西部共同發展；既要推進城市化，又要從各方面反哺農村；既要注重公平、縮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擴大吸引外資，又要優化引資結構；既要以市場換技術，又要增強科技自主創新；既要深化各項改革，又要保持社會穩定；既要推進市場競爭，又要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等等。解決這一系列兩難問題，都不能只顧一頭、不顧另一頭，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統籌兼顧，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
另外，全球化的發展對於中國的進出口體制、貨幣體系、宏觀經濟調控體系、金融體系監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場化的趨同要求。
因此經濟全球化無論從內在體繫上，還是外在環境上都需要中國政府的大國策略。
（三）中國的大國策略
中國是歷史上文化大國，也是現實中地緣政治大國，正致力於成為未來的綜合性大國。所有這些決定了她的戰略定位及其選擇不同於任何大國。作為國際地位日漸提高、實力不斷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要，就構成了國家戰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種需要之間彼此聯系，形成一個有機系統：從基本的生存權益需要到更高層次的需求，從而通過自助成為一個對國際社會有重要貢獻的大國。
第一，主權需要。它包括領土完整，內政不被干涉，這是一國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權需要與國家統一密切相聯，互為一體。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主權過時論」在西方興盛一時，「新干涉主義」抬頭，在這種情況下，維護國家主權，反對霸權主義就成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峻考驗。
第二，穩定需要。與主權需要一樣，穩定需要同樣涵蓋了國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內涵。穩定分為內部社會穩定與周邊環境的穩定。前者需要強大政府並建立有力的政治、經濟秩序，是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的必要保障；後者是指建立在「主權需要」層面上的「防衛需要」，「防衛需要」也就是擁有影響和控制周邊危險事態能力的需要，從而才能保證外部環境的安全。
第三，發展需要。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都在拚命迅跑，以在未來競爭中爭奪力量制高點。對中國來說，發展既必要又緊迫，因為惟有發展才能提高綜合國力，並使和平自主的對外政策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穩定是發展的保障，反過來，社會不發展、經濟衰落，則內部社會震盪及民族問題會被激活，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也不論國家制度及意識形態差異，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個國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權不完整的表現。對平等需要的強調，是對強權政治及霸權行為的反對，它要求利益與機會均等，反對因文化歧視、貿易歧視而對某國作出的單方面限制。
第五，正義需要。中國的地緣政治及文化歷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於其他大國的使命，即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的使命感。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中國已為自己樹立了作為大國的必要道義形象。這種正義需要包括作為一個大國在聯合國扮演積極的更富有建設性的角色，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維護小國、弱國權益、反對霸權主義方面始終樹立自己的正義形象。一個國家惟有發展具備一定實力，才能為國際和平與安全作出更大貢獻，反過來，一個成為負責任的國家從而樹立起正義形象，也必然給它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與支持。
簡言之，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求，是一個由基本層次向更高級層次的逐步遞升的過程，利益需要層次的拓展，也就為外交及戰略目標的進一步推進提供更深的內涵和意義。
三、 交往理性的指導性意義
（一）哈貝馬斯交往理性的內涵
.哈貝馬斯是通過分析語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動來揭示交往理性內涵的，而這種分析主要體現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動理論中。這一理論通過對生活世界和以語言為媒介的主體間交往活動的語用學分析來發掘交往行為的理性內涵，並從語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之中，歸納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結構和基本規范。因此分析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範式，可以從他關於語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論論述中著手進行。
1、語言和交往行為理論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理性內蘊於以語言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結構中。他對交往行為下了這樣的定義:「交往行為是以象徵符號為媒體的交互活動(interaction)。這種交互活動是按照必須遵守的社會規范進行的，而必須遵守的規范又是給相互期待的行為下定義的，並且至少必須被兩個行動著的主體理解和承認。」從他對交往行為所下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他所說的「交往行為」具有如下特點:第一，交往行為是至少兩個主體之間以達到共識為目標的行為:第二，交往行為是以語言(符號)為媒介，語言是交往行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體必須遵守共同的社會規范;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對話，通過對話以求達到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與「一致」。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言語行為，言語行為總是與三個有效性要求相關聯，即真實性，「言說者必須有提供一個真實陳述的意向，以便聽者能分享說者的知識」;正確性，「言說者必須選擇一種本身是正確的話語，以便聽者能夠接受，從而使言說者和聽者能在以公認的規范為背景的話語中達到認同」:真誠性，「言說者必須真誠地表達他的意向以便聽者能相信說者的話語」。
哈貝馬斯聯系言語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劃分為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因為交往行為反思地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相關聯，所以每個行為者都會明確或不明確地提出對應的言語有效性要求。在論及客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實的，「客觀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事態存在的」;論及社會世界時，陳述應該是正確的，「社會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規范存在的」;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該是真誠的，主觀世界是「主觀經歷的總體」「可以通過真實表達的經歷原理來說明主觀的東西」。
他還特別指出，在語言行為中，語言的有效性要求總是同時浮現，即使一個語言表達只是主體性地使一個有效性要求凸顯出來，三個有效性要求在一個交往行為中仍然同時被要求。例如，當一個聽者接受一個論斷的真實性，但同時又懷疑言說者的真誠性或懷疑表達的正確性時，一致協議是不可能達成的。在現實交往中，三個有效性斷言能夠提出、接受或被反駁，這都是理性的言說過程。
哈貝馬斯認為，人際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語言。惟有通過語言交往，單獨的人才能組合為社會。語言原初地蘊含著「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這便是哈貝馬斯稱之為「交往理性」的基本內涵。
（二）哈貝馬斯對全球問題的設想
哈貝馬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分析與全球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哈貝馬斯解決全球問題的設想可以概括為密切聯系的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的商談倫理學說，一個是超越民族國家理論。這兩個方面其實是交往理性在現實中的應用。
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已經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他把合法性問題與規范有效性聯系起來，認為合法性問題本身應當是一個規范有效性問題。對於規范有效性問題，有與危機理論相關的兩個基本觀點，一是交往共同體，一個是普遍利益。哈貝馬斯認為，如果人們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規范上可以達成共識，就無法說明規范有效性問題。交往共同體成員之間通過商談、對話共同或一起來確定規范的有效性，這不僅是一種認知活動，更在於這是一種普遍利益的共識。規范有效性的實現要求普遍利益原則能夠得到貫徹，所謂利益的普遍化，哈貝馬斯指的是可以通過交往(溝通)而共有的需求。合法化危機意味著普遍利益受到壓制。
對於擺脫資本主義對普遍利益的壓制，哈貝馬斯寄希望於以語言作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錢和權力作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於以可普遍化原則作為先決條件的話語論辯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說，哈貝馬斯把「交往行為」的合理化作為社會變革的目標。讓溝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為的交互主體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沒有任何外在或內在壓制的生活世界裡。哈貝馬斯在解決全球問題上同樣主張以語言為媒介，交往主體通過對話、溝通達成一致和相互理解，從而實現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說，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在解決全球問題上還有一定的空想性，那麼主張超越民族國家，則可以說是哈貝馬斯在20世紀90年代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的具體措施。
哈貝馬斯清楚地認識到，飛速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加劇了階級對立和由此而來的社會緊張，為了轉移國內矛盾，西方國家在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利用民族主義的推動力將社會沖突引向對外的帝國主義戰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劇之後，民族主義的整合力已消耗殆盡，西方各國不得不在社會總產值中支配很大份額，實行有力的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就業的政策和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同時促進經濟的活力，保障社會一體化，化解了階級對立，穩定了資本主義。但是，在激烈競爭的全球化的經濟框架中，民族國家要保持其國際競爭力，就不可能再繼續福利國家的政策，而必然要「採取有害於社會團結一致，使社會的民主穩定性面臨嚴峻考驗的削減政策」在哈貝馬斯看來，經濟全球化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而社會福利國家妥協即使不是解決資本主義內在問題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夠把它所造成的社會代價維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問題還不僅如此。一旦放棄社會福利國家的政策，勢必要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分化;而社會分化又勢必破壞自由的政治文化，喪失民主的基礎。哈貝馬斯認為「只有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這種職能」.再說經濟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國家的能力。也就是說，只有從民族國家過渡到一個超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繼續原先由民族國家採取的社會福利措施，對抗資本無限擴張的邏輯，保障和進一步擴大民主。他認為只有堅持政治先於經濟，對在全球范圍內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加以「政治馴化」，才能使現有的社會長治久安。
經濟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們成為風險共擔的共同體，有著無法迴避的集體命運。一方面，市場的擴張遇到了地球幅員的限制，資源開發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日益變小的世界己不允許人們將行為後果外化:無須擔心制裁，而把代價和風險轉嫁給他人一如其他社會部門、其他地區、其他文化或子孫後代—的機會越來越少。這無論在重大技術的跨地區風險上，還是在富裕社會的工業所製造的危害整個地球的有害物質上，都表現得同樣明顯.」單個國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風險。另一方面，生態環境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毒品走私、跨國犯罪和軍火貿易，都不是哪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的;並且，解決這些問題必然也必須對民族國家的主權有所限制。面對上述人類共同的嚴重問題，「各個國家都必須在對內政策上鮮明地被納入一個負有世界義務的國家共同體的有約束力的合作過程」
他一再指出，經濟全球化造成大多數人，尤其是弱勢群體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擴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導致貧困者和無社會保障者增多，這方面的指數確鑿無疑，社會分化的趨勢同樣也是顯而易見的」「不管從哪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都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
哈貝馬斯的設想，具體而言，就是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是由於地理的和經濟的基礎擴大而在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加強自己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地位。他還認為僅將原先民族國家的調控能力轉移給跨國性的政治共同體是不夠的，關鍵是要以政治來克服「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具體做法是，「要引進世界范圍內的政治意志構成因素，並保證政治決策的約束力」也就是將國內的民主擴大到國際范圍，藉助各政治實體的市民社會和政治輿論，形成世界性的強制互助意識。只有當公民要求大力轉變對內政策形成觀念壓力，具有全球行動能力的行動者，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各種政治共同體的自我意識才會發生變化，才會日益把自己視為一個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顧利益的共同體的成員。
（三）哈貝馬斯的方式
1、 以交往理性約束工具理性
哈貝馬斯系統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濫給現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嚴重問題，他認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確立交往理性。在現在看來，他的這一思想，對我們解決全球問題同樣是適用的。由於工具理性的擴張，使人們片面地認識和對待自然以及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就產生了許多全球問題。
哈貝馬斯認為工具理性的實質是:在目標確定的情況下選擇達到這一目標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給定的條件下現實地權衡和制定所要實現的目的。在他看來，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間的交往中遵循著一種完全不同於技術規則的特殊規范。這種規范必須通過語言的共識來形成，並以語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為人，並不僅僅在於能自覺地進行物質必需品的再生產或工具的使用，而在於能夠使用語言。人的自我意識的發展與語言的發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對人的行為的分析最終必須落實到語言。以語言形式進行的交往活動主要應歸結為建立在特定觀念和原則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諧共處。也就是說，要克服工具理性帶來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在主體間建立一種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形成共識的交往理性。
哈貝馬斯主張通過交往理性來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們，不要只注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在現實中，就是要正確地認識科學技術的兩面性，人們不能一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為評判一切的標准。雖然科學技術能大大發展生產力，能極大豐富我們的物質生活，但是，我們不能無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哈貝馬斯對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雖然作了過分極端的評價，認為科學技術執行意識形態的功能，但是他對濫用科學技術的後果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堅決反對科學主義、技術至上論。對於當前的全球環境和氣候問題，我們不能盲目樂觀，認為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自然問題說到底還是人的問題，是人如何看待人類自己和自然的關系問題。科學技術本身並沒有錯，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應用科學技術。我們在改造自然時，也有一個限度問題，不能無限度索取。人類和自然的關系也是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關系。哈貝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來約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一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規范
針對目前的全球問題，各利益主體也達成了不少協議，但是到目前為止，有些國際公約的執行情況很不令人樂觀，甚至有的協議形同虛設、有的協議事與願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規范的制定出現了問題。哈貝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對規范的作用做了闡述。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強調以語言為核心的交往活動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會規范建立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將生活世界合理結構的整復定位於交往理性的重建，並將此提升到「話語倫理學」的高度，視其為社會倫理的根本原則，主張依此來約束人的行為、人與人的關系乃至整個社會實踐，使人際關系和社會交往中權力和暴力的使用成為非法，從而建立合理的社會秩序。實質上，「話語倫理學」是哈貝馬斯交往理性在實踐中的運用，即他的「實踐理性」。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關系是人類的基本關系，人們之間必然會發生交往關系和交往行為，於是，人們就必須相互理解，而人們之間要實現相互理解，就必須具有確定性和規范性的准則，這一方麵包括共同的語言背景和語言規則，另一方麵包括共同的價值准則。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規范是對話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但是他認為普遍化的規范的確立，必須排除強制的因素，也就是說對話倫理學的規范原則，必須是人們能夠自願接受的。
那麼，在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怎樣才能保證規范為一切人所接受?哈貝馬斯認為共識並不像利奧塔所說，必定會抹殺個性，取消話語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築在對個性和多元性的承認之上的，但承認多元性和個性決不意味著異質多元的話語可以不遵守任何規則，可以超越語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問題的實質在於，通過何種途徑來達到差異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識決不會否定差異，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價值領域內，對對話論證的形式規則達成主體間認識的合理的一致，並將這一前提引入語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據的乃是建築在邏輯合理性之上的語言規則的統一，目的是使論證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獲得保證。
哈貝馬斯認為，建立普遍承認和遵守的規范是主體間順利展開對話，實現交往合理化的條件之一。規范的本質特徵在他看來就是普遍有效性，這是他的對話倫理的一個基本原則，那麼，如何確保規范的普遍有效性?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原則，即論證原則。他認為真理是由共識形成的，陳述的真理性條件是參與對話的主體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說，一個規范是通過參與對話的主體共同論證的結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在參與討論的過程中都根據自由意志確定何者為普遍規范。在這一過程中，不是現存的普遍原則決定人們提出的倫理規范是否正確、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體的相互討論中，由共同認同產生普遍的規范。規范既然是各利益主體在平等自由的條件下，經過論證而形成的，那麼規范就體現著各主體的共同意志，他們必然會遵守規范。
四、結論與建議
（一）理論指導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是從不同利益主體通過對話、商談並遵從一定的互相認同的規范而達到合作與協調、尋求共存、互利發展的心理趨向、認知構架與行動取向。哈貝馬斯認為運用著認知構架可以較好地分析顯示社會以及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和重大變革。總的看來，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滿矛盾和沖突的社會生活中人們是如何消除沖突、達成協調和尋求互利發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處在於真正突出了社會歷史共在主體的作用，它不再把社會共同主體看作先天地內在同一的普遍化整體，也不再把某一特殊社會群體提升為歷史的唯一主體，而把其他社會成員排斥在歷史主體之外，而是看到各個歷史行動的參與者的內在差異的同時找尋到了社會歷史共同主體的內在同一性的根據及現實途徑。
我們要解決全球問題，除了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全球問題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鑒西方思想家特別是哈貝馬斯的理論，積極尋找全球問題的出路。
（二）實踐指導——以貨幣為例
在此基礎上，中國參與國際社會的具體操作層面上，還應採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論，與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各類利益主體進行長期重復進行的合作博弈，在國際范圍內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爭取能源、資源。
自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國際貨幣秩序陷於混亂。金融自由化浪潮又為國際資本流動開放了大門。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獲得高經濟增長後，由於國內經濟體系內在扭曲，相繼受到國際資本的沖擊，幾十年的奮斗的成果被國際資本吞噬。拉美開始出現「美元化」現象，被認為是全球化消除貨幣民族特徵的一個標志。但從交往理性的角度，這明顯不是一個平等的合作。在亞洲范圍內需要一個實力與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國家來承擔亞洲貨幣一體化的火車頭，目前還期待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崛起，以及國際交往能力、制定協議能力的增強。
因為，現代國別貨幣(如美元、日元等) 是一種制度工具,它以本國的經濟實力為基礎, 又服務、支持並刺激本國經濟的發展。當一種國別貨幣成為國際貨幣時,這種工具不僅給該貨幣的發行國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使發行國無償地、長期地佔有他國的部分商品和勞務,也有影響、為難甚至於左右他國經濟的功能,並影響他國的政治、社會生活以至於文化、意識形態等。國別貨幣的國際化,有著極為廣泛而深遠的國際社會權力效能。在一定意義上講,正是這樣的國際化,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 反過來,經濟的全球化又進一步強化了國別貨幣國際化的效能。
由此可見，國際范圍的合作博弈首先是一個利益聯系體，其次相互理解與信任是基礎，第三還需要維護機制運行的約束機制。
在貨幣合作方面，歐盟、歐元走在東亞的前面，啟動東亞的貨幣及經貿合作。可以成為建立中國、日本、韓國為領頭羊的亞洲貨幣機制良好借鑒。
（李謂文 原創）
六、參考文獻
[1]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M】.洪佩郁，藺著譯.重慶:重慶出版，1994
[2]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M].劉北成，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哈貝馬斯.超越民族國家?[A]貝克等.全球化與政治【c】.王學東，柴方國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8、為什麼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
1．經濟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據統計佔全球人口20%的發達國家擁有全球生產總值的86%和出口額的82%,而佔全球人口75%的發展中國家分別僅佔14%和18%.世界上20個最富有國家國民的平均收入是20個最貧窮國家的37倍.兩者之間的差距比40年前增加了一倍.這說明：經濟全球化的後果.經濟全球化是當代國際經濟關系發展的趨勢.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優勢、為主導的經濟運動.隨著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瓦解,發展中國家雖已成為一支獨立的經濟政治力量,但是,發展中國家並未在經濟上擺脫歷史形成的國際分工的影響,並未改變歷史形成的作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銷售市場、原料供應地和投資場所的地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格局進一步發展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心」)與發展中國家(「外圍」或「邊緣」)的對立.這實際意味著發展中國家處於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剝削和控制的地位,並且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更發展,世界范圍的「富國」與「窮國」的分化更劇烈.由此可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達」與「不發達」的對立、「發達」對「不發達」的剝削和控制,反映了經濟全球化的實質.2．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客觀基礎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客觀基礎.經濟全球化是指在現代科學技術進步加快、社會分工和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的情況下,把世界的生產、貿易、金融等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使各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活動相互依存、相互開放.在生產和資本國際化的基礎上,經濟走向全球化,因此,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國際化和資本國際化高度發展的產物.新科技革命和生產的高度社會化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物質條件,國際貿易的高度發展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現實基礎,國際金融的迅速發展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國際間相互投資的發展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跨國公司是生產和資本國際化的產物,它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首先,它促進了世界貿易、就業和投資的增長；其次,它使世界市場實現一體化,某些商品全球性過剩成為可能；其三,它使世界各國貧富差距擴大,國家經濟主權逐漸弱化；最後,它加劇了國際競爭,增加了國際投機因素,增大了國際經濟運行的風險.3．生產和資本的國際化基礎是：生產和資本的國際化基礎.生產國際化和資本國際化是以國際分工的發展為基礎的.發達的國際分工又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產業革命之後出現的,它是科學技術進步、科學技術革命進一步發展的產物.國際分工的發展過程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向國際化方向發展的過程.生產的國際化促進了資本的國際化.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出現的資本的國際化,主要表現為商業資本的國際化；而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的國際化主要是通過資本輸出並帶動商品輸出,形成國際壟斷同盟,從經濟上瓜分世界,最終形成帝國主義時期的殖民體系等體現出來的.這一時期,資本國際化的形式除了商業資本國際化之外,借貸資本的國際化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而生產資本或產業資本的國際化比重還很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產業資本國際化的進程大大加快,具體表現就是私人壟斷資本和國家壟斷資本不斷擴大在國外的投資,興建生產性企業.生產國際化和資本國際化的發展,促使國際經濟關系逐步向深度和廣度擴展,導致了經濟全球化的產生.4．經濟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和經濟關系國際化發展的客觀趨勢,它發展的物質條件是： 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物質條件.經濟全球化是指在現代科技革命和生產力巨大發展的推動下,把世界的生產、貿易、金融等活動緊密地聯系起來,使世界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使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濟關系逐步走向相互開放、相互依存的新階段.(考試大)新科技革命和生產的高度社會化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物質條件.科技革命及其成果在生產中的廣泛應用,促使發達國家經濟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生產社會化的程度越高,國際間的分工和合作關系越密切,客觀上要求各國之間的經濟關系也日益密切,從而整個世界經濟也就連接成一個整體.經濟全球化極大地加強了各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密切交往和聯系,成為當代世界發展的明顯特徵.5．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優勢、為主導的資源配置國際化的經濟運動.這一實質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產生和發展中形成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產生以殖民掠奪和奴隸貿易為現實基礎、以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的形成為理論基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產生使各個國家、民族的發展融人了世界發展的歷史潮流,意味著經濟全球化歷史進程的開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西方殖民者」與「受殖民者宰割、凌辱的多數落後的民族、國家」結構的存在,奠定了經濟全球化實質形成的基礎.這種結構,在經過三次科技革命使生產力成百倍地提高之後,經濟日益朝著全球化的方向發展.帝國主義殖民體系雖然瓦解,發展中國家雖已成為一支獨立的經濟政治力量,但是,發展中國家並未在經濟上擺脫歷史形成的國際分工的影響,並未改變歷史形成的作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銷售市場、原料供應地和投資場所的地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格局進一步發展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心」)與發展中國家(「外圍」或「邊緣」)的對立.這實際意味著發展中國家處於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剝削和控制的地位,並且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更發展,世界范圍的「富國」與「窮國」的分化更劇烈.由此可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達」與「不發達」的對立、「發達」對「不發達」的剝削和控制,反映了經濟全球化的實質.6．當前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承擔者和體現者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承擔者和體現者跨國公司是一種國際性的企業,它以一國的總公司為基地,通過直接投資,在國外設立子公司和分支機構,從事跨國生產、銷售和其他經營活動.跨國公司已成為當代國際范圍內生產和資本運動的主要組織形式,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載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跨國公司迅速發展,它們在國際生產、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投資等領域佔有越來越多的份額,成為國際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力量.跨國公司對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7．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經濟全球化的實質.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優勢、為主導的經濟運動.這一實質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產生和發展中形成的.經濟全球化要求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要求世界市場成為一個不斷擴大的統一整體,各個國家都必須面向這個全球市場,實行規模生產和經營,積極參與世界競爭.目前,帝國主義殖民體系雖然瓦解,發展中國家雖已成為一支獨立的經濟政治力量,但是,發展中國家並未在經濟上擺脫歷史形成的國際分工的影響,並未改變歷史形成的作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銷售市場、原料供應地和投資場所的地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格局進一步發展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心」)與發展中國家(「外圍」或「邊緣」)的對立.這實際意味著發展中國家處於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剝削和控制的地位,並且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更發展,世界范圍的「富國」與「窮國」的分化更劇烈.8．跨國公司是一種國際性的企業,它以本國總公司為基礎,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其他國家和地區設立子公司,從事跨國生產、銷售和其他業務活動.它的實質是：跨國公司的實質.跨國公司是一種國際性的企業,它以本國總公司為基礎,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其他國家和地區設立子公司,從事跨國生產、銷售和其他業務活動.它的實質是：高度國際化的資本壟斷組織.它憑借其技術優勢、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化等條件,繞過貿易壁壘,使生產要素在國際范圍流動,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資源的優化配置.跨國公司已成為當代國際范圍內生產和資本運動的主要組織形式,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載體.它又以其全球性生產經營的企業形態,以其相互間的聯合與合作的形式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跨國公司的全球經營戰略,以及跨國公司的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內部聯系,形成了當代國際經濟關系活動中囊括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空前巨大的網路,從而使全球化的經濟成為網路型經濟.跨國公司之間的聯盟更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因為這種聯合與合作是一種世界范圍的強強聯合與合作,它有利於突破貿易壁壘、分散投資風險、引進新技術、開拓新市場,使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使國際競爭在更大的規模上得到開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跨國公司迅速發展,它們在國際生產、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投資等領域佔有越來越多的份額,成為國際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力量.9．經濟全球化要達到共贏的目的,關鍵在於:經濟全球化.國際經濟新秩序是相對於國際經濟舊秩序而言的.它是指在國際經濟交往中消滅剝削和控制,建立起真正體現平等互利、互助合作原則的世界經濟體系.經濟全球化要達到共贏的目的,關鍵在於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建立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在其內容上反映了兩大基本特徵：一是平等互利,即各個國家之間主權平等,對支配自己的資源和經濟活動享有主權,對國際經濟事務的決策享有主權,在國際貿易、金融、技術等領域進行的交往必須公平互利；二是相互依賴,即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緊密相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責任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在公平的基礎上進行廣泛的合作,消除世界上的貧富差距,促進共同的繁榮.發展中國家經過長時間的斗爭,在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上已進一步明確了斗爭目標：第一,維護本國的主權和保護本國的自然資源；第二,改善貿易條件,穩定或提高初級產品的生產；第三,實施必要的國際金融調控,減少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第四,通過國際立法規范發達國家特別是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侵害.10．產業資本國際化是下列哪個歷史階段資本國際化的特點產業資本國際化.資本全球化是指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各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速度加快.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出現的資本的國際化,主要表現為商業資本的國際化；而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的國際化主要是通過資本輸出並帶動商品輸出,形成國際壟斷同盟,從經濟上瓜分世界,最終形成帝國主義時期的殖民體系等體現出來的.這一時期,資本國際化的形式除了商業資本國際化之外,借貸資本的國際化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而生產資本或產業資本的國際化比重還很小.戰後,產業資本國際化的趨勢空前加強.產業資本國際化的全面發展,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生活中一種重要的新現象.產業資本國際化,是指產業資本的運動越出國界向國際范圍擴展的趨勢,也就是說,產業資本在國際范圍內行使其職能,把整個國際范圍作為自己的活動領域.由於產業資本在國際范圍內的循環過程中,仍然要採取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三種職能形式,因此,產業資本國際化實際上就是貨幣資本國際化,生產資本國際化和商品資本國際化的統稱.11．為應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我國實行對外開放發展階段中實施的一項重大舉措是：「走出去」戰略.全面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不僅要「引進來」,而且還必須「走出去」.面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發展契機,我們必須考慮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如何趨利避害,保障我們的經濟安全,必須考慮如何行使世貿組織賦予我們的權利,因此,採取「走出去」戰略就成為具有實際意義的應對之策.可以認為,採取「走出去」戰略,是我國的對外開放發展到新階段的一項重大舉措.「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全局具有很深遠的影響.「走出去」戰略以在境外投資廠為龍頭,全方位帶動我國更深入地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創造國際分工格局中的主動態勢,可以更好地促進「引進來」,更充分地利用「兩個市場」.「走出去」戰略是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加人世貿組織的新形勢,結合我國對外開放發展實際作出的戰略選擇.它可以使我國企業在實施這一戰略中,全面提高自身參與國際競爭的素質和能力,了解和熟悉國際環境和國際規則,提高在新形勢下處理經濟事務的水平；同時也可以使我國積極參與全球資源的配置,充分利用全球資源來發展我國的經濟,這必然有利於改善我國的國際經濟環境,有利於保障我國的經濟安全12．我國實行「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戰略,「走出去」戰略主要是指：「走出去」戰略.「走出去」戰略是指：到境外去投資廠.「走出去」戰略的主要內容是：第一,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對外投資,帶動商品和勞務出口,形成一批有實力的跨國企業和著名品牌.我國的各種所有制企業包括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等,都可以通過合資、合作、控股等形式走出去,投資廠,利用國外各種資源優勢增加生產效益,逐步形成我國的跨國公司.第二,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積極參與區域經濟交流和合作.「走出去」不僅包括對外投資,而且還包括開展各種形式的經濟技術合作,如對外設計咨詢、工程承包與勞務合作等.「走出去」戰略的這一內容實際上是國內過剩生產能力向國外轉移的反映,它可以緩解國內市場上的過度競爭,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擴大產品實現的空間,突破需求限制對企業發展的束縛,也可以為我國集中精力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創造比較寬松的環境.「走出去」戰略的這一內容從某種程度上說,還進一步拓展了我國利用外資的方式和對境外資源的充分利用.我國企業可以通過合資、合作,藉助直接、間接和政策性融資方式,在境外利用外資.我國企業在境外投資和生產經營,也可以獲得或直接利用當地的各種資源.13．對外開放是我國的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實行這一國策的前提和基礎是：對外開放的前提和基礎.實行對外開放這一國策的前提和基礎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指在堅持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的基礎上,從本只有在自力更生基礎上實行的對外開放,才是真正的對外開放.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必要保證,也是在對外開放中提高經濟實力的必要保證.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決不是閉關鎖國、故步自封,關起門來搞建設,盲目地排斥同國外進行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而是在立足自身發展的基礎上實行對外開放.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增強本國自力更生的能力.正確處理好對外開放與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系,實際上就是正確處理好從國外進口商品、引進技術設備與保護民族工業的關系.國具體情況出發,主要依靠本國人民的力量,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和資金來發展民族經濟.14．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當前時期,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關鍵是: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二〇〇六至二〇一〇年）,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的重要規劃.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關鍵.繼續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各級政府要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不得直接干預企業經營活動.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優化組織結構,減少行政層級,理順職責分工,推進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完善投資核准和備案制度,規范政府投資行為,健全政府投資決策責任制度.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制和行政監督機制.15．擴大對外經濟關系的基礎和主要內容是:擴大對外經濟關系的基礎和主要內容.對外貿易主要是指國與國之間的商品交換關系.對外貿易一般由商品的進口和出口兩個方面組成.如果一個國家每年的出口額和進口額相等,就稱作外貿均衡；如果出口額大於進口額,就稱作外貿順差；如果進口額大於出口額,就稱作外貿逆差.對外貿易是我國實行對外開放的基礎和主要形式.發展對外貿易,可以通過組織商品和勞務的出口,增加外匯收入,補充經濟建設資金的來源；可以推動我國科學技術的進步,促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可以豐富國內市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可以加快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步伐.16．社會主義發展對外經濟關系是:對外經濟關系.經濟全球化是當代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的經濟必須融人世界經濟的發展.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發展對外經濟關系,是生產社會化特別是經濟國際化的客觀要求.1）對外開放是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發展客觀要求.2）當今世界經濟國際化使對外開放成為一個不可抗拒的潮流和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同時,對外開放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1）市場經濟的開放性要求實行對外開放.2）市場經濟的競爭性要求實行對外開放.從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看,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發展對外經濟關系,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要條件.綜上所述,我國實行對外開放,發展對外經濟關系,是生產社會化特別是經濟國際化的客觀要求；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是被世界各務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所證明了的,是我國的一項長期的基本的國策.17．我國與世界各國和地區在發展對外經濟關系、擴大對外貿易、吸收和引用外資、發展對外技術交流時,都必須要堅持的一個共同原則是：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原則.我國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原則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的原則1）平等互利,就是國家不分大小,不分貧富與強弱,無論社會制度及意識形態有何差異,都應在國際交往中平等對待,互相尊重對方的主權和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意願,使雙方都能獲得各自的利益.2）平等互利既是市場經濟的普遍原則,也是各國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前提.因為對外經濟貿易關系是主權國家（地區）之間的經濟交往,這種經濟交往必須是平等、互利的.我國對外經濟關系的總要求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按照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原則,積極開展同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濟、技術交流,擴大與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合作,改變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閉關鎖國、封閉式的自我循環的經濟狀況,力求在較短的時間內,在經濟上、技術上縮小與世界經濟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聯合對外.平等互利,互通有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內容之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准則.自力更生是對外開放的前提和基礎.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是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對外經濟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