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模式的主題是什麼?
中國模式的主題是民主化。中國模式是把科學社會主義原則與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徵相結合，走出一條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實踐基礎的新型發展道路。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盡量降低對我國經濟的沖擊，把影響降到最低，實現經濟全面健康可持續的發展。
「中國模式」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存的經濟模式為基礎，實行雙調控模式即國家調節為主導，市場調節為基礎的雙重調節模式。
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斷努力探索出來的一種成功的發展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它最主要的成功經驗就是堅持獨立自主、走符合本國國情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我們既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高效，又要確保社會主義宏觀整合的長處，同時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我們的「混合經濟」不是機械地模仿西方市場經濟，而是學習了它的長處，了解並盡可能地克服它的短處，並結合自身的條件不斷探索體制創新。
2、在全球化影響下的文化沖突和文化融合
http://www.cqvip.com/QK/83736A/2005007/20192136.html維普網上的論文
「全球化」和「文化」都是內涵復雜定義紛呈的概念。總的來說，全球化的研究具有了跨學科、整體性和包容性的特點，其中經濟全球化概念基本上得到了人們的認可。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和科技信息時代的到來，經濟與文化之間的密切交往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們對一些共同規則的訴求，都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從世界范圍來看，當前，文化全球化問題研究的路數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從過去只關注經濟因素轉變到經濟文化因素同時關注，例如世界體系論代表人物、美國學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對自己理論的修正；另一種是直接用文明和文化來解釋全球化進程，例如哥本哈根大學的弗里德曼就認為全球化體系的變化過程是不同文化的替代過程。[1]綜觀各種不同的理論和觀點，主要有如下問題：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全球文化的構建以及文化全球化問題。
一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
文化全球化研究的前提是對全球化與文化關系的把握。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理論在方法論上的重大變革就是把文化的概念引進了研究領域，擴大了全球化理論的包容力，提高了理論的解釋效力。[2]英國學者約翰·湯姆林森在《全球化與文化》一書中明確提出：「全球化處於現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實踐處於全球化的中心地位。」[3]在他看來，全球化與文化之間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湯姆林森認為把全球化問題的研究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傳播學領域引向文化領域，旨在揭示全球化的文化實踐內涵。關於全球化，他提出要從日常生活體驗角度去思考，要分析其中的親近感、獨特性。關於文化，他認為必須要從文化與政治、經濟之間錯綜復雜的實踐關系去闡明文化目的性，即什麼樣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滿了意義。他更為關注的是文化廣為人們接受的特徵，他借用威廉斯的名言「文化是普普通通的」這一理念來為自己的文化做註解。事實上，湯姆林森是從雜交化、傳媒親近感、世界主義等方面探討全球化與文化的聯結，提出全球化不僅是資本、勞動力和商品在全球的流動，它還帶來了我們文化體驗的轉型。這種文化體驗，既是世俗的、普遍的，更是深刻的。他集中探討了「非領土擴張化」概念,認為非領土擴張化是我們目前全球化的文化狀況,它存在於日常體驗之中,把握住了全球化文化的諸多方面。「非領土擴張化」概念所要表達是，全球化從根本上使我們賴以生存的地方，它使我們的文化實踐、文化體驗和文化認同感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轉型，它削弱或消解了日常充滿活力的文化與領土定位之間的聯系；這對於民族文化而言，機遇與危險並存。所以，他呼籲全世界團結一致。
美國文論家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對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也有自己的思考。關於全球化，他認為這是一個傳播性概念，它交替地掩蓋與傳遞文化或經濟含義。但他又認為單將傳播作為全球化概念的焦點在本質上是不完整的。在他看來，當代傳播的發展再也不具有「啟蒙」的寓意，而是具有新科技的內涵。這一傳播性概念既具有了一個完整的文化層面，即被賦予了一個更為恰當的文化層面的所指或意義，對於傳播網路擴展的假設已被暗中改換成某種關於一種新的世界文化的消息。同時，又被暗中改換為一種對於世界市場與其新建立的相互依存關系的看法。一場特大范圍內的全球性勞動分工，以及充斥著商貿與金融內涵的新的電子商務路徑，即它的經濟方向。所以，詹姆遜認為作為與傳播性概念的全球化密切相關卻並不相稱的兩面，產生出了兩種不同類型的觀點：如果只強調這種新傳播形式的文化內涵，那它將會逐漸表現出對差異與分化的一種後現代的頌揚，瞬間會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處於彼此相容的關系中，形成了一種廣瀚的文化多元主義，讓人很難抗拒；但如果傾向於對全球化經濟方面問題的思考，那麼它又會受到那些經濟准則和意義的影響，人們會發現這一概念變得愈來愈暗淡晦澀。他認為，這里占據顯著地位的是不斷加強的同一性，而不是差異性。[4]可以看出，詹姆遜是以經濟文化的互動交織來定位傳播性的全球化概念，對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做出了「經濟文化式」分析。誠如他的發問：「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化和經濟的關系是否有根本的改變？」[5]
二現實與想像的文化全球化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及經濟與文化的密切滲透，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越來越緊密，由此，文化全球化問題日益提上日程。關於「文化全球化」的內涵，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界定，學者們更多是從全球化研究的范圍及影響談到文化的全球化現象與可能。戴維·赫爾德等在其所著的《全球大變革》中指出，在關於文化全球化的性質和影響的當代爭論中，主要有極端主義者、懷疑論者和變革論者三種。在美國大眾文化或西方消費主義的支持下，各種超全球化論者描述或預測的世界是同質性的。但超全球化論者也受到懷疑論者的挑戰。懷疑論者認為，與民族文化相比較，全球文化具有空洞性和暫時性，而且，由於世界主要文明的地理政治隔閡，文化差異和文化沖突具有持續的重要性。持變革論的人認為，文化與人口的相互融合與交流將產生混合文化和新的全球文化網路。關於文化全球化的產生和發展，赫爾德等人認為，跨區域、跨文明以及跨洲際的文化交流與文化制度的存在——文化全球化——有著深深的歷史根源。3000年前社會之間的文化互動已經非常復雜，但是形象與符號的劇烈運動以及思維模式與交流模式的廣泛傳播則是20世紀晚期和新千禧年的獨有特徵。由於當代電信、廣播和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文化交流在全球范圍覆蓋的區域以及文化交流量在歷史上都是空前的。[6]他具體分析了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歷史形態。他們的這種分類基本上概括了當前對待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態度。極端主義者和懷疑論者有一點是一致的，即思維的單線性，這顯然不符合復雜的多元化現實。其實，不論何種態度都表明文化全球化正在進行中。文化全球化既是現實的，又是想像的。
文化全球化是現實的。首先，隨著文化消費的全球化，文化在全球迅速普及。消費文化以其通俗性與普及性極大地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以消費為主要特徵的現代社會，文化得到包裝並藉助商品而傳播， 這是非常有效的傳播方式。其次，信息時代的到來，藉助網路這個工具，資訊傳播更加方便迅捷，整個世界猶如一個小村莊， 一個消息、一條信息瞬時間就能傳遍整個村落。 「地球村」表明了文化全球化的現實性。另外，文化不是空穴來風，它的存在與發展依賴於個人、組織、民族等實體，隨著這些實體在經濟全球化交往的不斷深入和廣泛進行， 文化負載著經濟，經濟傳播著文化，出現了全球范圍內的文化傳播，文化全球化得以實現。
文化全球化又是想像的。從消費文化的層次上看，初看起來似乎是同質化過程，但實際上呈現出的是混合化特徵，沒有任何文化會存在於不受時空限制的文化真空之中。從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費者角度來看，文化的生產和傳播環境最終總會遇見一種已經存在的參照框架的影響與制約。後者涉及一個更復雜的過程，簡單的同質化概念並不能正確地記錄這些問題和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性質以及他們產生出來的文化創造性。所以，文化多元與文化多樣是必然的。但有一個前提同樣重要，那就是文化多元與文化多樣的前提——文化主體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才有真正的多元與多樣。從文化全球化的實現路徑來看，國內學者王寧認為文化上的全球化進程有兩個方向：一是隨著資本由中心地帶向邊緣地帶擴展，（殖民的）文化價值觀念和風尚會滲透到這些地區；二是（ 被殖民的）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抗爭和互動， 這樣便出現了邊緣文化滲入到主流文化之主體並消解主流文化霸權的現象。[7]可以看出，王寧是以資本輸出的路徑來分析文化全球化的路徑的。全球化意味著文化的輸入與輸出，它預示著民族文化之間的接觸與滲透，但根本上這是一個經濟的做法。經濟的逐漸演變成文化的，同時文化的也逐漸演變成經濟的。文化是重要的經濟產品，離開這一點，經濟體系無法發展和擴張。同時，也有觀點認為文化擔負著諸如公民權這樣的理念和運作，可充當民主政治的試驗場，顯然這是在設置文化與政治層面的「融合」。
三「全球文化」的構建
隨著不同民族文化漸漸走向世界，民族文化交流與滲透日益廣泛、深入，這也漸漸向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全球文化的構建。對此，也有不同觀點。
第一，一元為主的「全球文化」。湯姆林森在《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公開質疑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指出文化帝國主義本沒有原初形式可言，有的只是對它的不同解讀；只有剖析其在不同話語中的內涵，才能得出其實質。他認為一些學者過於維護文化的差異性，否定其同質性，這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對主義。文化發展的前提是多樣性與統一性之間的平衡，而某種程度的同一性則有利於世界各民族之間的對話與溝通以及人類的和睦與進步。現代文化的全球化是我們的文化宿命。基於其自身的文化經驗背景，他否定同一文化有「文化支配」以及相應的「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的說法。
事實上，在全球有無一元文化的分析中始終有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即如何看待美國文化。在當今世界上，美國文化並不是唯一能夠在全球擴張的文化，但同時也必須肯定美國在全球文化的許多方面仍然領世界風氣之先這一事實。這不僅因為美國擁有製造並在全球傳播自己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無與倫比的手段，而且還因為美國具有一整套能夠使其成為全球文化傳播者的文化與歷史特質。這種狀況雖然並不意味著世界打上了文化同質性的烙印，但也確實表明，在越來越多的地方，人們不得不把美國文化與本土文化當成共存的現象看待。 美國流行文化具有約瑟夫·奈所謂的「軟權力」——勸說或合作的權力。實際上，湯姆林森的文化帝國主義正是想在世界范圍內肯定和推廣美國文化。對於文化帝國主義的實質，明眼人一眼便能揭穿。詹姆遜認為，主張同一的文化全球化實際上就是肯定了美國文化。他提醒人們談到文化全球化時民族主義問題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嚴不是唯一面臨危險的東西，人們更應該警惕其中蘊含的另一種傾向。他提出文化和民族（或種族-民族）與流行或傳統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而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在被美國的大眾文化模式（電視演出、服裝、音樂、電影等等）逐出並取而代之。對許多人而言（特別是在文學和文化領域工作的人），美國文化已漸漸成為他們界定全球化文化的真正核心。他說：「美國的電視，音樂，電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東西。」[8]對此，依附理論學派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美國今天仍處於稱霸的階段，但是這一霸權地位卻因歐洲和日本的趕超而不斷被削弱，而且用新自由主義構架來管理長期受危機打擊的體系，已經進入它的崩潰階段。近年來，後殖民主義和新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也與此直接相關，美籍印度學者薩義德（Edward W.Said）就是這方面的著名代表。
第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化」。在「全球文化」的構建中，大多數學者傾向於文化的多元共存。英國學者M.費舍斯通(Featherstone)在給一專題雜志寫的導言中提出了全球文化出現的可能性問題。他認為全球文化的相互聯系狀態的擴展也是全球化進程，它可以被理解為導致全球共同體即「文化持續互動和交流的地區」的出現。這種全球文化應該是文化的多元化。因此，在他看來，全球化包含了特殊主義的普遍化，而不只是普遍主義的特殊化。日趨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中的異質性和多樣性實際上已成為全球化理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美國學者羅蘭·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認為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現象的出現，即全球化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擋住全球化的浪潮。這二者之間始終存在著某種可伸縮和談判的張力，有時全球化佔主導地位，有時本土化佔主導的地位。這種情況在文化領域中最為明顯。因此，他認為文化上出現的全球化現象並非只是單一的趨同性，它也可以帶來多元的發展。因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著自己的特性，若想掩蓋或者抹去這種特性，就只能導致世界文化的倒退。所以，他將全球化描繪為「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的雙重過程」。另外，世界體系論代表人物沃勒斯坦也同樣認為單一世界文化的概念面臨強烈抵制，它必然會受到政治沙文主義和多種反主流文化的反對。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與其說是朝向文化同質化，毋寧說是走向文化分化與復雜化。全球文明論者玻爾馬特（H.V.Perlmutter）也指出，目前的全球化是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前導，全球化就是為了要創造一個世界文明，在這個世界文明中有一種全球「融合」的動態形式。他把這種動態「融合」看做一種不同的甚至是對立方面的相互協調的過程。〔9〕
第三，文化的沖突與對話。談到「全球文化」的構建，必然要談及文明的沖突與對話。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用文明替代了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並設計出一幅未來多種文明沖突的景象，聲稱西方文明的最大對手是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他實際上是把現實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系統化和抽象化了。雖然在以後的著作中有所調整，但不難看出他在文明關繫上的競爭論立場。同樣，不能忽視的是福山（Francis Fuknyama）的歷史終結論。他認為，自由民主作為一種人類的理念已經很完美、無可匹敵，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取得了主宰世界的正統性，因此，歷史終結了，即歷史上的許多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已經形成了合理的制度與行為模式。可以看出，這種觀點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趨同論，即世界統一於自由民主。其實，福山與亨廷頓的觀點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兩者都在為西方的文明地位考慮——福山認為西方的文明已經取勝，體現出一種優越感；而亨廷頓卻在為西方文明的主體地位憂慮和擔心。杜維明在為聯合國2001年《文明對話宣言》所寫的「全球化與多樣性」中談到，在21世紀，對國際安全的最大威脅不是經濟的或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就此而論，文明沖突理論比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更具說服力，因為它承認文化的重要地位並希望妥善處理宗教差異。不過，杜維明明確反對文明之間的沖突，他的立足點是堅持跨文明對話，實現文化的多樣化，超越普遍主義和民族主義，以達於各文明間的真正和解，用來標志這種和解的概念被稱做「全球共同體」或另外「地球村共同體」。〔10〕
另外，德國學者哈德爾拉·米勒也表現了一種不同於亨廷頓的立場，並在《文明的共存》中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理論進行了批判。米勒認為，文化不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對歷史的發展真正起重要影響的還是經濟與政治力量。在他看來，文化之間沖突與融合，主要不是取決於文化自身以及各個民族的文化態度，而是取決於經濟與政治的發展。他認為經濟與政治的發展既可能導致文化的沖突，也可能導致文化的融合。他呼籲人們要加強文化對話，促進文化融合。不過，對於文化對話與融合，他將更多希望寄託在西方人特別是美國身上。他說：「在21世紀，人類將走向何方，文化的差異是成為劃分界限的原因，還是會演化為促進合作的原動力，這一切取決於我們西方國家對待文化的態度。美國作為西方的領頭羊，理所當然應該承擔自己的責任」。〔11〕
結語
當今洶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一方面加速了文化之間的交流，拓展了文化交流的范圍，強化了文化精神中的人類整體意識；另一方面也伴隨著文化、經濟與政治的互動引起傳統文化的危機和失落，使真正的文化精神難以升華。可以看出，實際上全球化文化研究必須要遵循文化自律和他律兩條邏輯，其內涵和影響是復雜而深刻的。但不管如何，我們必須看到這樣兩個事實：一是全球化文化的發展不單單是一個文化問題，而是一個經濟、政治與文化之間的交織過程；二是美國文化在全球化文化發展中有著重要影響力，它的擴張造成了文化世界性與民族性之間的緊張關系。因此，在全球化文化的研究與發展過程中，民族狹隘主義與普世主義都有明顯的局限，文化的交流要通過平等對話來實現，而真正的平等不僅僅是文化身份的平等，更是一種經濟與政治地位上的平等。
3、國有企業為什麼要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混合所有制是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佔有社會屬性的客觀要求。它使得生產和資本的社會化推進到新的高度，在一定范圍內適應了全球化時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國有企業作為國有資本的代理人和政府投資出資人代表，是我國社會經濟群體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其有序高效發展，也是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本輪國企改革的重要舉措。進一步理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並完善企業產權保護制度，是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優化國有企業控制權分配，實現激勵約束相容，對提高國有企業治理效率，改善國有企業經營績效和提高效用發揮著重要作用；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對當前建立現代經濟體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創新發展，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實踐路徑在實踐探索中，我國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的發展主要採取三種路徑：一是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二是引入戰略投資者平台；三是採取增資擴股、出資新設等方式探索實行企業員工持股計劃。從發展歷程看，以1998年為起點到2008年的十年，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緩慢發展的嘗試階段；2013年至今，特別是2016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之後，混合所有制改革節奏明顯加快，取得的進展顯著。一是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不斷增加。二是重要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實質有序推進。石油、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先後試點推進。進一步放大國有資本功能，提高國有資本配置和運行效率。三是國有控股混合所有制員工持股試點推進。國有資本的布局和結構得到不斷優化。經過多年來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試點工作實踐，一批國有企業通過改制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或正在積極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並取得了初步成效。通過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現代企業制度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逐步規范，大多數試點企業已從計劃經濟體制附屬的傳統國營企業，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獨立自主經營市場主體。當然，我國現有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也面臨著一些問題。為此，深入了解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特點、並提出相應的改革建議，在理論和實踐中都具有重要意義。深化國企混改的基本思路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系統工程。概括起來應當考慮遵循以下基本思路：其一，建立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是企業規范運行、效率提升的基礎，合理的激勵和監督機制是企業發展壯大的保障。要持續梳理與優化國有企業制度流程體系，規避運營風險，提升業務運作效率。建立並完善經營計劃制訂、下達、執行、反饋的閉環工作流程及機制。其二，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自上而下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能夠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證，能夠切實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目標，並強化對地方和部門的職責及各項制度的執行要求，構建完備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和企業經營業績考核體系。其三，遵循市場化的產權交易規則。要加快推進產權制度的改革與創新，健全公平、公正、公開、規范、有序的產權交易市場，使產權市場成為各類市場主體有序競爭、資本流動、資產重組、擴張發展的平台。從而有效推進國有企業形成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現代企業制度，強化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創新性。其四，清晰界定國有資本功能作用。現有的國有資本大部分存在於一般競爭領域，沒有充分發揮其帶動引導作用，也影響了其市場競爭力的形成。需要進一步調整布局，加大資本運營力度，提升國有資本運營優勢與效率，著力提升核心競爭力。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創新國有資本投資和運營模式，推動資源整合，提升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其五，優化資源配置方式。既要發揮政府的宏觀引導作用，更要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把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與產權多元化及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完善結合起來，以此作為提高國有企業治理效率的重要基礎。政府對待微觀領域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企業政策，要實行負面清單管理，堅持一個「活」字，即放開搞活，使企業真正成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要注意區分商業類國有企業和公益類國有企業的不同特點，進一步減少政府對國有企業特別是商業類國有企業的直接干預，從而促使實現國有企業市場效率的最大化和自身的正常發展。其六，正確處理好控制權分配。以市場導向為基本方向，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架構，以股權結構為基礎，切實保障混合所有制國有企業的各類出資人的產權權益，防止出現國有資本邊緣化或權益被弱小化。同時，要調動各類參與者的積極性，從法律層面保證非國有資本與國有資本享有同股同權，即在國有企業控制權分配過程中，實現公平公正，以提高國有企業的決策效率。其七，實行激勵約束相容機制。在混合所有制改革過程中，加大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的市場化選聘力度的同時，強化市場考核機制，促進國有企業激勵約束相容。深化企業的治理結構和體制機制改革，實現企業激勵約束制度的動態調整，提高企業的決策效率和經營管理效率。與此同時，不斷完善國有企業的相關法律法規，從制度層面為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順利進行提供保障。其八，明晰資產產權資本多元參與。允許各類社會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明晰集體資產產權，鼓勵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和外資等各類資本參與，鼓勵養老基金、社保基金等各類基金介入，也包括資本市場資金等，藉此分散股權，形成股權多元化，有助於股東之間相互制衡。而且分散的股權結構有助於股東之間相互制衡，形成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而為企業融資、風險投資提供更好的平台。其九，梯度進行分類實施。區分行業和領域性質以及企業規模，具體分析、分階段推進。針對國有企業進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應一概而論，一方面要根據其所屬具體行業和領域以及企業規模加以區分，堅持因業施策；另一方面要分清是具備混合所有制改革條件的企業還是已經實行混合所有制的國有企業，對處於不同階段的這兩類國有企業要採取有區別的改革措施。
4、什麼叫做新福利國家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福利國家」理念
全球化的加速發展，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性變化，以及社會民主黨人的「第三條道路」改革，推動了傳統「福利國家」理念的自我揚棄和自我革新。在此基礎上，一種新型的「福利國家」理念在西歐孕育產生，並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
新型「混合經濟」理念。在傳統「福利國家」理念中，所謂「混合經濟」，就是指在資本主義生產、分配與消費方面，建立私人企業與國有企業、政府與私人同時發揮作用的雙重經濟與管理機制。在這種機制下，強調的是國有化和其它形式國有資本對私人經濟的直接參與，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種政府和私人企業之間的「管制」和被「管制」關系。而新「福利國家」理念認為，國有化和經濟「管制」導致經濟低增長和低效率，因此必須建立一種新型的「混合經濟」，即主要不是在國有和私有之間取得平衡，而是在「管制」和「解除管制」之間、在社會生活的經濟領域和非經濟領域之間取得平衡。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方面，國家和市場有著不同的、相互難以替代的作用。強調「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建立一種協作機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場的動力機制的同時，把公共利益作為一項重要的因素加以考慮。」
新型「充分就業」理念。在傳統「福利國家」理念中，「充分就業」是實現公民自我保障和個人尊嚴的基礎，也是擴大「有效需求」，保持經濟平穩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政府的工作思路是，綜合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根據「逆經濟風向行事」和「相機抉擇」原則，推行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確保「人人就業」和「終生就業」。而新「福利國家」理念認為，全球化的加速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低成本競爭，必然會沖擊西歐各國勞動就業市場，帶來大規模失業，使「人人就業」和「終生就業」難以實現。因此，政府必須從「充分就業」的迷幻中解脫出來，一方面努力營造開放、競爭和充滿活力的經濟體系，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增加社會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對有限的工作崗位和工作時間進行重新調配，推行「靈活化」和「勞動時間部分化」相結合的全新就業理念。
新型「公平分配」理念。傳統「福利國家」理念認為，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公，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嚴重弊病，其嚴重之處，不僅在於它本身，更重要的還在於它在辛勤勞動的窮人中間所造成的冤屈和不公平憤懣情緒，因而主張國家對遺產與收入徵收累進稅和實行轉移支付政策，使財富和收入的分配更為均等。而新「福利國家」理念認為，相對於「收入均等」而言，對「可能性」的公平分配，即「機會均等」更為重要，必須在「收入均等」和「機會均等」之間尋找一種新的平衡。這種平衡突出表現為，「應當盡可能地不是給予人們物品，而是給予他們能力和責任」，強調「教育是現有的最佳經濟政策」，加大教育、培訓等人力資本投資，加強科學研究及其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提高勞動力自身素質和工作能力，變「授人以魚」為「授人以漁」，變「消極福利」為「積極福利」，變「保姆型國家」為「輸血型國家」。
新型「社會福利」理念。在傳統「福利國家」理念中，享受社會福利、抵禦各種經濟和社會風險，以及享受文明人應有的生活標準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這些保障表現為公民的政治權力而不是以慈善的形式出現的」，政府有義務對此作出保障，並承擔最後責任人的角色。而新「福利國家」理念認為，傳統福利國家片面強調公民權利，忽視了公民個人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結果造成國家財政負擔過重、公民工作積極性不高和對福利過度依賴等問題。因此，新福利國家必須注重培養個人對自己負責的精神和自我實現意識，把國家提供福利保障和個人積極就業、努力工作結合起來，在權利和責任之間尋求一種新的平衡，同時充分發揮社區等民間組織和社會機構的作用，確立權利和責任對等、福利主體多元、公共服務多樣以及服務方式靈活的現代社會福利系統。
5、怎樣認識混合所有制經濟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於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於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這一論斷充分說明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特徵、地位和作用。當前，我們要深刻認識並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混合所有制經濟成為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激發我國經濟發展活力。
混合所有制是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所有制形式，兼具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某些特點，能夠更好適應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按照生產力發展要求調整生產關系，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公有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相互融合，混合所有制經濟逐步形成並不斷發展。黨的十五大報告在闡述基本經濟制度時充分肯定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義，此後的中央文件多次強調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之所以堅持和發展十五大以來的有關論述，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因為當前我國正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盡快發展先進的社會化大生產，這就要求快速積累大量資本並實現資本運營現代化，而單一所有制形式難以滿足這種要求。在資本市場充分發育條件下，各種屬於不同主體所有的資本形成的混合所有制可以更好適應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
為什麼說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從基本經濟制度涵蓋的資源性資產、經營性資產和行政事業性資產等的權屬關系來看，基本經濟制度主要有三種實現形式：一是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國家和集體分別擁有不同范圍內的資源性資產，同時擁有大部分行政事業性資產和部分經營性資產，個人和外商等市場主體也合法擁有部分經營性資產。這種實現形式構成這些資產的產權保護制度。二是公有經營性資產分布在國有獨資企業和集體獨資企業，非公有經營性資產分布在私人獨資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它們在社會范圍內並存和共同發展。這種實現形式在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大量存在，後來逐步減少。三是屬於不同所有者的經營性資產通過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形成混合所有制經濟。這種實現形式近些年迅速發展，在經濟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實踐證明，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為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提供了新思路。
在實踐中，股份制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重要企業制度形式。股份制包容公有和非公有因素，股東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和國有投資機構，能夠成為多種所有制交叉混合的有效形式。隨著資本來源社會化，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法人治理結構日益完善，股份公司正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在一些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有必要保留一些國有獨資企業；更多的國有資本則應通過市場配置到社會需要的行業和領域，同其他資本結合起來運作。這樣能夠實現國有資本有效配置，吸引和推動更多的社會資本一起運作，從而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實現保值增值；同時，非國有資本同國有資本融合後，能夠進入以往難以進入的領域，降低風險，借力發展，提高回報率。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可以使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6、人民日報學習連線：怎樣認識混合所有制經濟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於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於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這一論斷充分說明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特徵、地位和作用。當前，我們要深刻認識並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混合所有制經濟成為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激發我國經濟發展活力。
混合所有制是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所有制形式，兼具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某些特點，能夠更好適應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按照生產力發展要求調整生產關系，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公有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相互融合，混合所有制經濟逐步形成並不斷發展。黨的十五大報告在闡述基本經濟制度時充分肯定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義，此後的中央文件多次強調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之所以堅持和發展黨的十五大以來的有關論述，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因為當前我國正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盡快發展先進的社會化大生產，這就要求快速積累大量資本並實現資本運營現代化，而單一所有制形式難以滿足這種要求。在資本市場充分發育條件下，各種屬於不同主體所有的資本形成的混合所有制可以更好適應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
7、中國模式的主題是什麼化
民主化。
中國模式就是：下把科學社會主義原則與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徵相結合，走出一條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實踐基礎的新型發展道路。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盡量降低對我國經濟的沖擊，把影響降到最低，實現經濟全面健康可持續的發展。
「中國模式」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存的經濟模式為基礎，實行雙調控模式即國家調節為主導，市場調節為基礎的雙重調節模式。
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斷努力探索出來的一種成功的發展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它最主要的成功經驗就是堅持獨立自主、走符合本國國情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在經濟制度方面，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混合經濟」，它力求通過市場經濟來優化資源配置，通過社會主義來保證宏觀穩定和社會公平正義。
它是「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混合；是計劃與市場的混合；是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混合；是「市場經濟學」與「人本經濟學」的混合。這種制度安排是對西方模式，特別是美國模式的超越。
總體上看，我們既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高效，又要確保社會主義宏觀整合的長處，同時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我們的「混合經濟」不是機械地模仿西方市場經濟，而是學習了它的長處，了解並盡可能地克服它的短處，並結合自身的條件不斷探索體制創新。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包括一整套宏觀調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組合拳，顯出了強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