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整個發展的頂層設計戰略布局上首先面臨的是什麼
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整個發展的頂層設計戰略布局上首先面臨的是現實與長遠。
一，國家發展三個階段
在發展第一個階段。一個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會率先完成其資本的積累。從而開始對其他貧窮國家的資源的掠奪，在掠奪後再利用這些資源反哺本國經濟，這是發展的初期模式。
比較典型的代表便是以早期英國為代表的滿天下殖民的歐洲諸國。這種國家的發展模式弊端在於維穩成本過高，接手殖民地後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進行基礎建設與人民教化。
二，在第二個階段。一個國家基本完成了工業體系的建設，開始能夠大量出口本國工業產品，同時大量進口資源國的資源。（通過進口的方式代替了原有的直接掠奪的形式，相對來說更加的文明，也降低了維穩的成本。相較於圈劃殖民地的行為，這樣培養親本國的勢力對一個新興國家來說更具有吸引力。）
此時誕生了第二種富裕國家，便是那些依靠出賣資源發達的國家，比較典型的代表有中東的伊斯蘭諸國。其發展模式較為單一，國家主要產業相對集中。這個時候國家之間的看似關系更為平等了，但實際上先發展的國家生產的大量廉價的工業品，正在不斷地消滅貧窮國家剛剛萌芽的工業，摧毀他們辛苦建立的經濟體系。
三，在第三個階段。發達國家已經完成資本積累，不斷的將國內重污染，重勞力，重資源的工業轉移至國外。而本國則主要保留第三產業，即服務業。與此同時開始使用金融工具收割貧窮國家的財富，讓較為貧窮國家代生產大量的商品，用只具有一般等價物性質的貨幣便能夠大筆的買進他國的廉價資產。用小小的操作就乾坤大挪移般吞噬掉別國的財富。這種發展模式下，殺人是不需要見血的。
比較典型的代表便是如今不可一世的美國。利用美元霸權向全世界豪征暴斂，將本國發展成本轉嫁到全世界人民的頭上。（等於是向全世界人民收稅供養美國「人民」）這種發展模式依託的是卓逸世界的軍備力量。
強大的軍事實力震懾全世界，加速霸權的橫征暴斂，而掠奪來的財富則用於反哺軍備，進一步加強掠奪的能力。
2、關注中國汽車全球化等 全國人大代錶王鳳英2021兩會建議
易車訊 在2021「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長城汽車總裁王鳳英就中國汽車的全球化、智能化和新能源發展等問題提出了三項議案建議，分別為：《關於推動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全球化發展的建議》、《關於推進燃料電池汽車發展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建議》、《關於優化法律法規 推動智能網聯汽車商用化落地的建議》。
響應國家雙循環發展格局 推動中國汽車產業全球化發展
近年來，得益於政策支持、技術創新、規模龐大等先發優勢，中國培育出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市場、新能源汽車產業。2020年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確立，使中國汽車全球化發展迎來新契機，新能源汽車成為重要突破口。
然而，隨著以德、日等為主的外資品牌在新能源領域的發力，而中國新能源汽車仍以國內布局為主，「走出去」黃金窗口期壓縮，中高端新能源汽車產品在全球影響力較小，晶元、鈷資源等關鍵技術或資源依賴進口等問題，使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全球化發展受阻。
因此王鳳英代表建議：
一、制定5-10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全球化發展規劃；
二、扶持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擁有自主創新能力的企業向全球發展；
三、搭建自主的全球化供應鏈體系，提升新能源汽車整體「走出去」實力；
四、拓展國際經貿合作，帶動企業互利共贏；
五、制定新能源汽車關鍵核心技術全球化自我保護的防禦機制。
營造氫能產業健康發展環境 加快燃料電池汽車市場化進程
為實現2030年碳達峰及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保障國家能源安全，我國需發展車用氫能產業，開展燃料電池汽車示範運行，提高可再生能源制氫比例，以加快推進低碳減排。
然而，我國氫能產業戰略導向尚不明朗，支持政策尚不完善，加氫站管理缺位，車用氫能供給體系尚不健全，關鍵材料和零部件自主化能力還不足，整車製造及氫氣價格過高導致產業化進程受阻。為支撐燃料電池汽車規模化示範應用，我國亟需解決產業發展所暴露出的種種問題。
因此王鳳英代表建議：
一、制定氫能的國家級頂層設計，完善標准法規；
二、引導加大氫燃料電池基礎科研投入，突破核心材料和關鍵部件的技術瓶頸；
三、加快燃料電池汽車產業化能力，鼓勵多手段降低推廣成本；
四、加強優質資源協同，優化產業發展環境。
統籌協調機制 推進法律法規修訂 加快智能網聯汽車商用化落地
作為跨產業融合創新的重要載體，智能網聯汽車正推動著汽車產品形態、交通出行模式、能源消費結構和社會運行方式等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並為探索解決汽車普及帶來的環境、能源、交通等社會問題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然而，現行的產業管理方式在產品標准、法律法規適用性、產業准入等方面，難以適應科技創新的快速突破，限制、阻礙了智能網聯汽車產業的發展。
因此王鳳英代表建議：
一、加快形成跨部門、跨行業、跨領域的統籌協調機制；
二、加快推進智能網聯汽車法律法規制修訂工作；
三、處理好科技進步與法律穩定性之間的關系。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下，全國人大代錶王鳳英充分發揮行業前瞻洞察，就中國汽車取得進一步發展提出多項議案建議，旨在推動中國汽車產業緊抓機遇，直面挑戰，重塑國際分工格局，提升全球市場競爭力。
3、公司創始人如何做好股權頂層設計？
給你說說我前兩天在睿融的G·SSC聽課的一些結論：公司要發展壯大，開放股權是必然的趨勢，這是時代的潮流。開放股權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思維僵化。開放股權，關鍵是要有頂層思維，未雨綢繆，做好頂層設計。
創始人想要在不控股的情況下實現對企業的控制，駕馭資本而非被資本駕馭，首先在引入資本或股權激勵之前，需要未雨綢繆，早作準備，做好企業股權的頂層設計（控制權設計）。通常而言，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實現「小股掌大權」：
1、股份比例和表決權比例分離
《公司法》第四十三條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也就是說，有限責任公司可以通過公司章程約定「同股不同權」，創始人可以要求投資者或者股權激勵對象讓渡其所持股份的全部或者部分表決權，實現表決權和分紅權分離，從而既滿足資本逐利本性，又能夠繼續實現創始人對企業的控制，從而通過較少的股份爭取獲得更大的投票權。
2、通過一致行動人計劃提高創始人的控制能力
「一致行動人」即通過協議約定，某些股東就特定事項投票表決採取一致行動。意見不一致時，某些股東跟隨一致行動人投票。比如，創始股東之間、創始股東和投資人可以通過簽署一致行動人協議加大創始股東的投票權權重。
3、有限合夥持股平台的引入（杠桿持股，以小搏大）
有限合夥通過讓核心創始人擔任普通合夥人，從而控制整個有限合夥公司，然後通過有限合夥公司控制公司股權。其他股東只能是有限合夥的有限合夥人，不參與有限合夥管理，也就不能通過有限合夥控制公司。
4、AB股（牛卡計劃）
所謂AB股，即將企業股票分為兩種不同類型，創始股東與投資人持有不同類型的股票。比如，我們將創始股東持有的股票稱為「B類股票」，投資人持有的為「A類股票」。A類股票與B類股票的基本權利一致，但在以下三方面有區別：
（1）持有主體：A類股票主要由投資人與公眾股東持有，B類股票主要由創業團隊持有。
（2）投票權：設定不同的投票權。比如，每股A類股票可以設定為1個投票權，每股B類股票設定為10個投票權（1：10的投票權比例是美股比較常見的）
（3）轉換權：A類股票無法轉換為B類股票。B類股票一經轉讓即自動轉換成A類股票。
通過上述制度安排，企業一方面可以通過出讓股權對接利用外部資源，另一方面通過兩級分化的投票權設計，實現創業者對公司實行有效控制，亦可以防止惡意收購。
以上是我在睿融的G·SSC頂層設計培訓課堂上面學到的一些東西，希望對你有幫助！
4、如何使"頂層設計"獲得成功
回顧我國三十餘年改革開放歷程，基本上屬於「摸著石頭過河」――不斷總結基層成功經驗並逐步推廣的發展史。史實昭示了這樣的常識：改革取得成功的許多領域，一般都不是頂層設計預先安排好的。例如，我國農村的包產到戶、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鄉鎮企業股份制改革等等，都經歷了從上級否定、放任、默許，到各地紛紛仿效，形成自下而上、從局部到全局的制度創新過程，最後獲得成功。
反之，許多由專家學者精心設計的改革方案，雖然花了極大的力量去宣傳與推動，卻常常因效果不彰而夭折。例如，針對國企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1988年的「沖關式」價格改革、1994 年的糧食統購統銷改革等，都因過分迷戀頂層設計和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動能力最終使改革難以收效，有的甚至導致「南轅北轍」式的結果。本文力求從頂層設計失誤的原因進行分析，並解釋如何從「多維度」分析減少失誤，最後提出有助於頂層設計成功的程序性步驟。
失誤的若干原因
由領導指定的「頂層設計」。政策起草人員常常習慣於「唯上」，揣摩領導意圖來起草文件，使此類設計在未實施前就已經有了強烈的目標導向和價值觀偏向，要麼容易發生「趕英超美」的大躍進式失敗，要麼由於追求過分偏頗或極端的觀念而誤入歧途。尤其是數千年封建社會遺留的「為民作主」的傳統思維方式，與創造政績的強烈願望相結合時，就容易犯下脫離實際、盲目躍進的錯誤
由部門主導編制的「頂層設計」。「自上而下」的編制模式，本身就隱含著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極容易混淆市場與政府的界限，如果設計方案中的重大政策變項又未經過基層較長時間的有效的試點驗證，在推行後常常會產生事與願違的結果。合理的頂層設計應注意防止「政府之手」過度干擾市場和百姓自主的生產與生活方式。
委託「學院派」編制的「頂層設計」。不少學者易受某一學術流派的影響，或先入為主脫離基層實際和歷史背景，或盲目套用西方國家的治理模式。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索維爾(Thomas Sowell) 指出的：「學院派知識分子可能給世界帶來災難是基於他們的『聖化構想』(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這是與強調經驗和審慎的實踐派學者的『悲觀構想』相對立的，它是一種偏激的烏托邦圖景，常常自以為能提供完美的出路和解決方案。」有人認為：「學院派」不屬於任何利益集團，能站在公正的立場進行改革設計。但事實早已證明，市場從來就不是真空的，某些受雇於利益集團的「專家」在撰寫設計報告時，可能會比注重自身聲望和獨立地位的機構更要罔顧事實。
5、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中國經濟面臨六大挑戰
中國證券報：無論國際還是國內，新常態概念意味著新挑戰。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將面臨哪些新挑戰？中國應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李揚：第一個挑戰是投資問題。中國經濟發展無論如何繞不過投資。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主要取決於投資。但投資又帶來了產能過剩、增長水分等很多問題，所
以出現了「投資-增長-過剩」的悖論，在新常態下需要進一步解決好這個悖論。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對投資進行一些新的處理。
具體來說，就是要解決好投什麼、如何投、誰來投三個問題。投什麼是要偏向消費生態，如何投是要減少負債、增加股本，誰來投是要民間資本來投。對投資進行
處理，一要做好激勵機制問題，現行GDP的考核很難對政府、企業起到激勵作用。二要做好基礎設施投資的商業可持續性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需要調整經濟結
構、調整統計方法和計價方式，讓這些過剩的產能可以到有大量需求的領域中去。
第二個挑戰是債務率上升和杠桿率飆升。這次全球經濟危機是
因為發達經濟體杠桿率上升、債務上升導致的債務危機。在危機發生時，我國的杠桿率和負債率都不算高，但這幾年都飆升了。我國的實體經濟總負債杠桿率的佔比
目前還不高，但是企業的負債非常高，實際上與國際比較都是這樣。
第三個挑戰是城鎮化問題。原來城鎮化是開發計劃，買地、賣地、招商，現在需要從城鄉一體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鎮化，要從土地市場一體化的角度看城鎮化。城市化是為了提高效率，城鎮化的社會含義意味著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四個挑戰是房地產市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從體制上削弱了房地產價格上漲的經濟社會基礎。另外，城鎮化戰略的轉型，終止了住房市場發展的傳統動力。
未來城鎮化將不再主要體現為開發區化的城市規模擴張，所謂10-20年的剛性需求是否還存在，需要認真研究。我們可以看到，當城鄉土地一體化時，房價上不
去了。再加上房地產市場供應量絕對大於需求量，居民的購房意願急劇下降。
中國房地產市場將經歷一個五年時間的中期調整。在這一過程中，
金融問題會產生，但金融問題還不會對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原因在於：一是現在房地產市場價格下跌，但還沒有造成負資產。如果造成負資產就會出現恐慌性拋售現
象；二是金融機構還沒有出現大面積虧損；三是中國居民借錢比較少。對房地產市場的短期調控，我不主張採取措施，建議把過去的措施取消掉。因為過去的措施太
多，多到我們無法看到房地產市場應該是什麼樣的。但要採取長期措施，因為中國房地產市場發展十幾來年來沒有頂層設計，因此，對於一些根本性問題沒有回答。
第五個挑戰是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地方政府債務可能長期化，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體可控，理由有三點：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佔GDP的比重仍控制在
40%以內，處於國際通行的60%債務率控制標准范圍內，但是如果不加以處置，長此以往就會成為大問題；二是中國整體的資產負債表仍然健康，我們可在不對
經濟健康造成較大損失和對經濟增長速度造成較大不利沖擊的條件下處理地方政府債務，單一制的政體，使得我們也有此能力；三是中國可供選擇的去杠桿空間仍然
很大，包括政府資產的轉賣、債轉股，長、短期債務重組轉換，拉長負債久期，降低期限錯配風險等。以上使得地方政府債務總體可控，其實也是解決地方政府債務
問題的方案。
第六個挑戰是金融問題。量寬、價高是金融的主要問題。量寬是中國的流動性過剩，但利率很高，這是現在最主要的問題。這一問
題經常發生並且長期持續，導致我國金融結構中存在種種障礙。理論上說，這一現象阻礙了貨幣向信用的轉移，貨幣向信用轉移過程中，每轉移一步就加一下價，最
後到實體經濟手中便貴了。
6、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頂層設計」該如何設計？
改革頂層設計已成為今年兩會的一個熱門話題，代表委員們在從各自角度解讀這一全新的概念。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改革發展已進入深水區，一方面難度和復雜性加大；另一方面路徑比過去清晰了，我們的駕馭能力增強了。
嚴格地說，目前並沒有專門針對資本市場的改革頂層設計。並且，從總體上看，資本市場的改革設計應當放置在整體改革的設計之中。我們借鑒改革頂層設計這一概念，對涉及資本市場發展的目標、路徑、節奏等問題進行討論，目的是針對資本市場的階段性特徵，進一步理清發展思路，尋求更好的發展。
頂層設計概念出自系統工程學，字面含義是自高端開始的總體構想。整體主義戰略、縝密的理性思維與強調執行力，是頂層設計的三個特點。而在頂層設計之前冠以改革二字，是在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上首次出現，隨後在十二五規劃草案中、在去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被反復提到。
胡錦濤總書記對頂層設計概念在中國改革過程中的使用作過全面表述，概括起來有三層含義：一是指導方針，明確指出著力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在實踐中不斷開拓科學發展之路。二是基本內容，主要強調要堅持統籌兼顧、突出重點，從黨和國家全局出發，提高辯證思維水平、增強駕馭全局能力，把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各環節協調好，同時要抓住和解決牽動全局的主要工作、事關長遠的重大問題、關系民生的緊迫任務。三是實現路徑，重點解決體制性障礙和深層次矛盾，全面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體制創新。
就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的頂層設計而言，首先要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就現階段而言，就是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落實好十二五規劃。在這一大的前提下，資本市場改革的頂層設計可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考慮：
第一，增強與其它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的協調力度，使資本市場改革成為整體改革的催化劑，同時自身獲得其它配套改革的更大支持。
按照十二五規劃草案，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主要包括收入分配、財稅金融投資體制、資源環境、資本市場、集體林權制度、國有企業等。我認為，收入分配製度、財稅金融投資體制、國有企業三項大的改革與資本市場關聯緊密，互為支持。資本市場改革需要充分估計相關改革的部署，圍繞交匯點精心設計，做出科學安排。
第二，認真評估、科學界定資本市場存在的主要矛盾和改革的重點環節，安排好改革次序，把握好節奏。
今年兩會上熱議的問題包括：上市公司再融資、新股發行制度、三板市場、退市機制、國際板、債券市場等等。是否這些事項都是該抓緊辦的呢？顯然不是。
總體上，我國直接融資的比例依然偏低，供需很不平衡。即使在出現流動性過剩情形的今天，仍有許多企業的正常融資需求得不到滿足。這正是融資市場不平衡的表現。所以，進一步理順股票等證券發行交易的機制，加強多層次市場建設，應是當務之急。全國性的三板市場應當加快建設步伐；而已有的創業板，可以進一步簡化發審程序，鼓勵更多合格企業上市；債券市場應當加快發展。
而為了化解市場擴容所可能引發的風險，關鍵是增強市場透明度，依法治市。為此，社會化的監督機制亟待建立，司法體系亟待加強，真正的退市機制應當盡早推出。
第三，顯著提高資本市場理論和文化建設的投入，顯著提升資本市場文化支撐。沒有強大理論的支持，就不可能形成強勢的輿論氛圍。
客觀而言，我國資本市場的理論建設十分薄弱，一定程度上，資本市場建設還停留技術認識的層面，拿來的資本市場和中國文化還沒有很好地融合起來。我認為，目前市場中存在的諸如過度炒作、違法違規、信任度不高等問題，除了與監管有關，更與資本文化缺失有關。
為此，應當大力加強中國特色資本市場基本理論的研究開發，增強人們對資本市場發展所處的基本國情和市情的認識和認知度；大力加強資本文化的普及教育，傳播和倡導法制基礎上的公平觀、監管觀、博弈觀、信用觀。
第四，重新審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同資本市場之間的合作競爭機制，認真研究我國資本市場國際化的路徑。
7、如何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內涵本質
強調「國家治理」而非「國家統治」,強調「社會治理」而非「社會管理」,不是簡單的詞語變化,而是思想觀念的變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們黨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有了新的認識,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重要創新,也是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重要理論標志。從實踐上說,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勢必要求對國家的行政制度、決策制度、司法制度、預算制度、監督制度等進行突破性的改革。
從理論上說,治理的概念不同於統治的概念,從統治走向治理,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徵。從政治學理論看,統治與治理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區別。其一,權力主體不同,統治的主體是單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國家公共權力；治理的主體則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還包括企業組織、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等。其二,權力的性質不同,統治是強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強制的,但更多是協商的。其三,權力的來源不同,統治的來源就是強制性的國家法律；治理的來源除了法律外,還包括各種非國家強制的契約。其四,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統治的權力運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權力運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兩者作用所及的范圍不同,統治所及的范圍以政府權力所及領域為邊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圍則以公共領域為邊界,後者比前者要寬廣得多。
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種偏重於工具性的政治行為。無論在哪一種社會政治體制下,無論哪個階級行使統治,誰上台執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多的公民支持。換言之,都希望自己執政的國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治理體制也是政治體制的重要內容。但是,歸根到底,治理是實現一定社會政治目標的手段,相對於國家的統治體制而言,治理體制更多體現工具理性。
國家治理體系就是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規范行政行為、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更進一步說,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體系,分別包括國家的行政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有效的國家治理涉及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協調、動態和整體的制度運行系統。
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就是善治。善治不同於傳統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對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個好的政府。善治則是對整個社會的要求,不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還要有好的社會治理。簡單地說,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過程,其本質特徵就是國家與社會處於最佳狀態,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政治事務的協同治理。作為政府與公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與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的進步,公民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將變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權力主體中,任何其他權力主體均不足以與政府相提並論。政府對人類實現善治仍然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關鍵；欲達到善治,首先必須實現善政。
要實現善治的理想目標,就必須建立與社會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現代治理體制,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社會政治經濟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表徵。衡量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至少有以下五個標准。首先是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企業治理和社會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須保障主權在民或人民當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體地位；其三是法治,即憲法和法律成為公共治理的最高權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法律的權力；其四是效率,即國家治理體系應當有效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益；其五是協調,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的制度系統,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從政府治理到社會治理,各種制度安排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相互協調,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徵,是區別於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學家通常也將現代國家治理稱為民主治理。
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其實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制度體系和制度執行能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與增強國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過程中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有了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不過,影響國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體的素質,既包括官員的素質,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質。僅以官員的素質來看,縱使有最完備的國家治理體系,如果官員素質低劣,國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強,社會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員的素質,要對官員進行教育和培訓,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選拔機制,將優秀的公民遴選出來,授予他們權力,並且以制度對官員的權力進行制約。
必然要求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對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現代化建設成功經驗的理論總結,另一方面也是對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的主動回應。
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遷,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奇跡。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的成就,一個基本的原因就是,我們不僅對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深刻變革,也對政治體制進行了重大變革。我國的改革開放過程,是一個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整體性社會變遷過程。但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許多西方學者理解的那種政治體制改革,這種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變動。如果按照多黨競爭、全民普選、三權分立的標准來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治確實沒有什麼變化。然而,如果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那麼就會發現中國的政治生活在過去35年中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例如,在依法治國、公民參與、民主決策、社會治理、公共服務、政府問責、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審批、地方分權和社會組織發展等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巨大的變化。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成功,或者說,中國能夠在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保持經濟的長期發展,首先得益於中國治理改革的成功。
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社會中不同的利益群體已經形成,各種利益沖突日益明顯。這就意味著我們在國家治理體制和能力方面,正面臨諸多新的嚴峻挑戰。僅以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為例,我們就可以發現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包括選舉、協商、決策、監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還不健全,公共權力還沒有得到有效的制約,公民參與的渠道還不暢通,公共利益部門化現象相當嚴重,官員的腐敗和特權屢見不鮮,政府的公共服務還相當不足,動態穩定的機制尚未完全確立,政治透明程度相對較低,行政成本高而效率低下,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社會自治的程度相當低,主要公共權力機關之間的關系還不夠協調,等等。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說明我們現存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相對落後,跟不上社會現代化的步伐,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需求。如果不採取突破性的改革舉措解決國家治理中存在的緊迫問題,那麼我們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機有可能轉變為全面的統治危機和執政危機。化解治理危機的根本途徑,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必要舉措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三中全會《決定》就是總的指導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線圖和重大的戰略部署。我在這里特別想強調以下六點必要舉措。
第一,進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沖破不合時宜的舊觀念的束縛。解放思想,是一個民族保持其理論思維的先進性和激發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沖破傳統和教條的束縛,提出新的觀點和見解。治理體制的改革屬於政治改革的范疇,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們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永無止境」不僅指時間的維度,也包括空間的維度。從時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是一個無限的過程；從空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涉及各個領域,包括政治領域,特別是治理領域。判斷一種新的思想、觀念、制度和政策,首先應當看它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富強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會的公平正義,看它是否有利於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只要有利於「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的新觀念和新實踐,都值得重視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縛社會政治進步的體制機制都應當破除。
第二,加強頂層設計,從戰略上謀劃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正如《決定》指出的,我們既要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探索；又要加強頂層設計,加強宏觀指導。國家的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系統,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必須從總體上考慮和規劃各個領域的改革方案,從中央宏觀層面加強對治理體制改革的領導和指導。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以及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點,它們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鑒於這樣一種現實情況,頂層的制度設計和宏觀指導,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尤其重要。應當加強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戰略研究,按照《決定》的總體目標,分階段制定國家治理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任務表。一方面,要站在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門和地區利益,進行全局性的統籌規劃,掙脫既得利益的束縛。另一方面,既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能草率從事,應當廣泛討論,從長計議,避免短期行為。
第三,總結地方治理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優秀的地方治理創新做法上升為國家制度。改革開放35年來,我們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貴的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然而,許多好的治理改革因為沒有上升為國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僅在小范圍內實施。應當系統地總結各級政府的治理改革經驗,及時將成熟的改革創新政策上升為法規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改革創新的動力問題。從根本上說,國家治理體制改革創新的動力源自經濟發展、政治進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沖擊,但其直接動力則是壓力、激勵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長久性的動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無論其效果多好,多麼受到群眾的擁護,如果最終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廣,那麼,這種創新最後都難以為繼,難免「人走政息」,成為短期行為。
第四,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學習借鑒國外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好經驗。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各國在這方面既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訓,我們應當借鑒、汲取。我們從來主張要學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當然包括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方面的許多進步和成就,其實也得益於向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例如,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聽證制度」、公共服務中的「一站式服務」、責任政府建設的「政府問責」制度、司法實踐中的「律師制度」、政務公開中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社會治理中的「參與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從西方發達國家引入的。我們應當具有當年鄧小平同志引入市場經濟那樣的胸懷和膽識,站在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的高度,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社會活力為目標,認清世界發展潮流,立足中國國情,大膽借用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
第五,堅決破除阻礙社會進步的體制機制,建立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最重要的還是體制機制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影響國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兩個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質和治理的制度,這兩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質,可以制約治理者的濫權和失職。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即制度的破與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那樣,「以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現存的不少治理體制機制不盡合理,有些違背了政治學的公理,有些則嚴重損害了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機構只有權力而幾乎不承擔責任,政出多門、職責不清、職能錯位等現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據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這兩者都遠遠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於許多重要的制度機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極不完善。憲法規定的許多公民權益,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重要的原因也在於相關執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觀念,消除官本主義流毒。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官本位觀念和官本位現象是影響治理者素質的重要因素。官本主義是長期支配我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其實質是官員的權力本位,它與建立在公民權利本位之上的現代政治文明和現代國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35年後,我國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進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認,「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流毒在現實中還大量存在,在一些領域和地方,官本位現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可謂切中要害。一方面,我們要對廣大公民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進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諧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破除權力崇拜,牢固樹立公民權利至上的觀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來遏制官本位現象,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將官員的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同時,用制度來構築保障公民權利的長城。
《決定》指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換言之,要在二〇二〇年初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在七年內要完成這一任務,其艱巨性可想而知。實現這項艱巨的戰略任務,不僅需要堅定的決心、堅強的領導和果斷的措施,同樣也需要寬廣的胸懷、高度的智慧和正確的道路。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必須超越任何組織和群體的局部利益,而以中華民族和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著眼點；不僅要集中全黨的智慧,而且要集中全國人民的智慧；不僅要有政治精英的參與,也要有普通民眾的參與；不僅要依靠黨組織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更要嚴格遵循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和科學執政的基本方略。
總而言之,只有沿著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反過來,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中國民主法治的進程。
8、電子政務頂層設計有何重要意義
在新型智慧城市規劃中這種思維不可行，因為新型智慧城市過於復雜，決策層難以提出明確合理的目標要求，需要頂層設計者來幫助決策層完成新型智慧城市的目標設計。即新型智慧城市的頂層設計首先應當是在決策層上的頂層設計，只有在目標層次上的頂層設計完成後才能進入執行層次的頂層設計，進而才能確保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的順利進行。
1. 城市發展與人類社會的組織化
城市發展的主要原因是更高的資源利用效率。亞當·斯密認為分工合作是生產力提升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社會的效率來自於有效的組織，城市繁榮的原因是形成了更有效率的組織模式。
以組織化的視角認識新型智慧城市，信息技術是形成社會組織的粘合劑，信息技術效率的大提升必將為組織的優化帶來更多的機會，因此所謂新型智慧城市則是能夠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優化城市組織模式的城市。
城市組織的優化不僅僅在城市的內部，還包括與地區經濟、全國及全球經濟連接模式的優化，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反映的正是全球的組織化。
2. 新型智慧城市發展的大格局定位
關起門來自我發展的城市是無法智慧的，城市的效率不僅來自內部組織的優化，更來自地球、全國、全球的社會經濟的分工合作的優化，城市是大范圍全球組織的一個節點，在大格局中的准確定位是新型智慧城市發展戰略的核心內容。
世界也在重組，城市若在社會經濟大格局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就意味著被邊緣化，意味著失去發展的機會，戰略層頂層設計的重要任務是決定城市未來的大格局定位，選擇好城市在大格局中的恰當定位是城市規劃的大智慧。
3. 產業發展目標不能一廂情願
要從全球組織化的視角看待新型智慧城市的戰略規劃，尤其是產業的發展目標並不能一廂情願，因為產業是相互關聯的，產業規劃必須考慮到與其它城市的競爭與合作關系，產業的組織化有自己的規律，順其規律發展才能興旺，優勢互補地競合發展比盲目發展更有效率。
國內很多新型智慧城市規劃缺少全球組織化的視角，一廂情願地想著自己的產業發展目標(如智慧產業)，不研究周邊城市、其它地區的產業競爭態勢，致使城市戰略目標嚴重同構化，喪失可行性，新型智慧城市的頂層設計必須要消除這種不切實際的產業目標。
4. 從實際出發的特色小鎮更有競爭力
在未來全球組織化的大格局中，發展目標的同構化是最容易被邊緣化的，沒有特色的城市最容易被替代，都發展同樣的產業、同樣的文化城市自身的價值必然會降低，在全國、全球交通、通信充分繁榮的時代，唯有特色化能夠提升城市的價值，尤其是中小規模的城市，浙江省很多地區建設特色小鎮就是非常智慧的做法，特色化是城市的生存之路、繁榮之路，也是智慧之路。
雖然很多人知道特色化城市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很多城市還是不敢選擇特色化之路，因為特色化有風險，領導者要承擔更多的責任，而同構化的模式(最缺乏智慧創新的模式)最容易獲得通過，對中小城市而言，能夠選擇恰當的特色化方向是對城市領導能力的重要考驗。
金鵬信息智慧城市解決方案
9、何謂企業頂層設計不足的原因分析
最近在給一家企業決策層提案的時候，我梳理了企業當前的5大問題：1.團隊缺乏凝聚力，每個部門成員對公司別的業務漠不關心；2.執行力不足，決策層想法無法落地；3.客戶流失，絕對數量減少，繼續經營客戶業績下降；4.新品上市周期過長，創新能力弱；5.部門間協調困難，扯皮現象嚴重。
我梳理完這些問題後，客戶高層表示：這些問題我們感同身受，可是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呢？
這些問題看起來貌似不相干，但如果追本溯源，你會發現其中的本質問題——企業頂層設計缺失。
1.關於團隊凝聚力的問題。
當我們在外市調不經意間問市場部人員：你知道最近公司投資了一個新業務嗎？市場部人員回應了一句：不知道，然後補充了一句：新業務跟我沒半毛錢關系！
如果你是企業老闆，估計你會噴血了！但回過頭來你想，一線人員覺得你的新業務跟他沒半毛錢關系，這完全是他的錯嗎？你讓他感受到公司的發展與他有關系了嗎？你的事業和他們沒有形成共同的願景，又怎麼能期望和他們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呢？
2.執行力不足的問題。
一項政策，決策層簽了字，總監做了培訓，半個月後去一線調查這個政策執行得怎麼樣，銷售人員會撓撓腦袋，這個政策？我沒太聽清楚！
也許你覺得不可思議，但你可以對你企業的政策執行情況做個檢核看看！
幾年前，執行力一詞曾一度風靡，所有的老闆和高管們似乎都找到了一部「天山劍譜」，但熱鬧之後靜下心想想，執行力真的提升了嗎？部門總監真的能很好地實現總經理的意圖了嗎？答案是否定的。為什麼？
你試想一下，老闆都沒清楚系統的藍圖是什麼，總經理怎麼可能對這個藍圖做出滿意的詮釋呢？總經理沒有詳細的路線圖，部門總監怎麼知道如何去組織和爭取資源呢？
所以我們的老闆們為什麼很糾結，感覺聘的高管無法實現他的意圖，高管們為什麼那麼容易夭折，總感覺相愛容易相處難，說到底，根上的問題是企業的頂層設計圖紙沒出來，而所謂的頂層設計還只是老闆的一個想法，甚至是一個零星的念頭。而執行力是發自員工內心的認同，知道為什麼而戰，知道做了對自己有什麼好處和利益，這樣才能把老闆的想法落到實處。
3.客戶流失的問題。
很多傳統企業，當前依然停留在高度同質化產品的廣告戰、價格戰等傳統操作手法上，經銷商利潤萎縮，很多經銷商無法生存轉行做了別的生意。表面上看是銷售執行力不夠，同時，似乎鋪貨率提升一些，終端生動化提升一些，促銷上一些也會對銷售的提升有一些推動效果。同時內部在引進一些「狼性團隊」的概念，做做拓展培訓，貌似生命有所回轉。但熱乎勁一過，一切回歸平靜。經銷商生意不賺錢是硬道理，俗話說得好，砍頭的生意有人做，虧本的生意沒人做。回歸到根上，客戶最終流失是沒看到賺錢的前途在哪裡，沒有看到轉型升級的希望在哪裡！歸結到根上，經銷商沒看到企業讓他們賺錢的路徑。
4.產品上市周期過長的問題。
我們在服務娃哈哈的時候，宗老闆總說一句話：我們要跟隨並超越！當然，我認為宗老闆深得要領的是娃哈哈有一個國家級的研發機構來支撐他這個理念。對大多數民營企業而言，尤其對於糧油食品、方便麵之類的企業而言，這句話就貌似成了奢望，只能跟隨並跟隨著！
研發團隊和銷售團隊歸屬於不同的領導，各有各的目標和想法，各有各的計劃和流程，研發提的計劃銷售不買賬，銷售提的計劃研發不買賬，實在推不動了最後問題推到總經理那。
這個問題歸結到底是缺乏頂層設計導致研發和銷售部門關系不順所致，企業沒有明確未來3-5年的產品開發路線圖，沒有建立起銷售和研發協同推動工作的機制，從產品概念的提出起就無法協同一致，最後就只能看誰能說服老闆了。
5.部門間協調困難，扯皮現象嚴重
我們的老闆總希望通過統一思想去統一行動，開完會貌似大家都認可了，可落到實處，部門之間改扯皮的還是扯皮，組織智商嚴重低於個人智商。
天策行的觀點是：員工只能統一目標，無法統一思想！
思想觀念的塑造是一個長期過程，連黨都無法統一，更何況一個企業。
統一目標即是統一利益，統一利益才能統一步調。所以天策行在幫助企業做咨詢過程中，一般是基於兩個層面去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是基於企業的戰略地圖考慮。從企業使命出發，到願景和價值觀的統一，到企業財務目標的統一，從而推動客戶目標統一、內部組織流程統一及個人成長目標統一。企業清晰的戰略地圖是一個大框架，企業高層在推動頂層設計的時候，每個人都會思考自己是否能融入到這個框架中去，不換思想換崗位，從而會推動一部分人主動融入組織。
其次是基於對人性的理解和尊重。我們現在都在思考引入渠道創造價值、引入顧客創造價值，卻總是在忽略引入員工共同創造價值。天策行品牌策劃公司在咨詢中常談對人性的理解和尊重，即將個人的職業發展與企業的事業發展綁定在一起，為員工設計一個沒有天花板、沒有障礙的成長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