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有什麼影響？如何理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全球化運動？
經濟全球化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雙重影響
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又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全球擴展的產物。經濟全球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雙重的：它加劇了全球生態危機，同時又促進了全球環境合作，推動了環境的全球化管理。迄今為止，全球化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要大於其正面影響。不管怎樣，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潮流，人類只能在認識其雙重影響的基礎上，盡量消除、減少它的負面影響，擴大其正面影響，推動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
一、經濟全球化導致地球生態環境不堪重負，加劇了全球生態危機
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後果之一就是由於經濟迅速增長而使地球生態支持系統迅速達到極限，而全球貿易自由化加劇了全球性生態危機。具體說，其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經濟全球化把各類國家都捲入了資本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國家間和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極大地破壞了全球生態環境。迄今為止的經濟全球化都是由資本主導的，所有被捲入全球化的國家都採用GDP或GNP的計算方法，都把增長作為核心目標，所有參與競爭的企業不管是公有的還是私有的,都追求效益與利潤。在競爭的壓力下，資源的有限性和自然生態系統的價值被忽略，許多國家都採用了不計生態成本的西方生產方式,進而重復著環境破壞的後果。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之內還是之外，都無法逃離這一惡性邏輯，資本主導的全球化使全球生態環境陷於困境。
其次，全球貿易自由化加速了地球生態資源前所未有的消耗，直接威脅著地球的生物多樣性系統。貿易自由化給全球生態環境帶來了多方面的消極後果：一是全球木材貿易導致了原始森林被大面積砍伐，進而嚴重地損害了生物多樣性系統。地球上一半以上的物種蘊藏在森林中，隨著原始森林被大面積砍伐，森林原有的植物群落遭到破壞，生物物種在大量滅絕。二是來自國際市場的巨大誘惑推動了全球捕撈業的發展，致使海洋漁業資源面臨耗竭。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一份報告,如今世界70%的主要魚類種群面臨完全捕撈和過度捕撈的問題。三是野生動植物貿易加劇了瀕危動植物的滅絕，對生物多樣性構成了重大威脅。盡管《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明令禁止800多種動植物的貿易，然而在利潤驅使下，非法貿易屢禁不止。四是有毒化學品貿易和危險廢物越境轉移不僅危害全球環境，也直接危害人類健康。五是貿易的擴大還使得異地物種突破自然地域限制入侵他鄉，導致衍生地物種及生物遺傳資源多樣性喪失。外來生物入侵已經與生態破壞和環境惡化共同成為世界生物多樣性面臨的主要威脅。
第三，經濟全球化使小規模家庭農業轉向出口導向型種植單一作物的規模農業，加劇了生態環境的破壞。經濟全球化使農業日益成為一種全球一體化的產業。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都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是開墾荒地使曾經是自然的生態系統被轉變成了農田，對生態環境造成壓力；一是鼓勵了農民轉向化學密集型的單一作物農業，造成土壤退化、農田生態系統受損。而一些貧窮落後的國家，背負著沉重的債務負擔，被經濟全球化的浪潮被動地捲入與發達國家的競爭。為了大規模種植能出口創匯的經濟作物，大面積地毀林開荒；為了提高效益，放棄了傳統的對環境較少破壞的耕作方式；為使農產品較快地進入市場，修建了龐大的交通網路。凡此種種，都造成了巨大的環境和社會成本，既危害了自然，也破壞了農業的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
二、經濟全球化推動了全球環境合作，推動著環境的全球化管理
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使其帶來的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也迅速凸顯，氣候變暖、臭氧層空洞已經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使人類的全球意識增強，使加強環境合作共同對付這些問題的需求上升，使全球環境管理的制度機制也在迅速形成。全球化對生態環境的正面影響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經濟全球化必然伴隨著觀念文化的全球化和信息流動的全球化，促進了國際社會環境意識的提高。這里，一是全球化使環境信息的綜合處理和流動更加便捷，而相關的環境數據與知識是引導全世界關注環境問題並促使國際社會把環境關切變成環保行動的強有力的工具。與社會經濟信息不同，高質量的、綜合的環境數據與信息的獲取不僅十分困難,而且成本很高。全球化使在發達國家和國際環境組織對環境研究與監控取得的環境數據和信息傳播到全世界，促進了環境資源信息共享，為決策者把環境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創造了前提條件。二是全球化把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資源生態環境危機的意識傳播到全世界並取得了廣泛的認同，這是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西方發達國家由於較早遇到了生態環境問題，一些有社會責任感的科學家很早就開始思考環境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新型價值觀的一些核心理念不斷形成：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經濟是生態系統的子系統；要在地球的生態與資源的極限內生活；增長不等於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可持續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發展；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的未來是共同的；人類對資源的開發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已經威脅了人類自身的生存……等等，這些產生於發達國家的科學理念，通過全球化的傳播如今已經成為共識，促進了公眾環境意識的提高。國際社會各個層面從專家、環保人士到普通民眾，從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到非政府組織以及公司企業都在不同程度上開始關注我們的地球，關注生態環境問題，這是環境問題有望解決的前提條件。
其次，經濟全球化拓展著國際環境合作，正在使全球環境保護制度化。1999年,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發言中提醒人們注意,全球市場拓展太過迅速,以至於社會和政治系統還不足以完全適應它們。他呼籲參加本次論壇的企業界領袖和聯合國共同合作,以締結一項新的包括"人權、勞工標准和環境實踐等領域的一系列核心價值"的全球性協議,並且制定相應的法律。實際上，這些年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環境合作從政府間合作、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合作、非政府環境組織與國際組織合作、跨國公司與駐在國政府合作、區域環境合作都有了很大發展，並推動著國際環境保護機制的形成，包括：召開全球峰會，各國和國際組織共同制定國際環境宣言和行動計劃，明確全球環境保護的方向；舉行多邊環境談判，制定相關的國際公約、協定，就一般原則和制度性機制達成一致，再通過議定書為締約方規定具體的權利和義務，推動共同關注的問題的解決；建立全球環境基金，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全球環境問題，履行國際公約；建立全球環境監測系統，並由相關的機構進行全球環境評估，為國際環境保護提供科學依據；制定環境管理標准（ISO14000系列）和生態環保標志，引導公司企業和公眾在生產和消費時考慮環境因素……這一切，使全球環境保護正在向制度化方向發展。
第三，全球化刺激了各類非政府環境組織的大量涌現，形成了全球性的環境運動，推動著環境問題的解決。近幾十年間,非政府的環境保護行動大量出現，而與環境問題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已經數以萬計。絕大部分非政府環境組織都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形成的，或在此間獲得巨大發展的。這一方面與環境問題產生的巨大壓力有關,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全球化的發展。一些非政府環境組織如地球之友、綠色和平組織、世界自然基金組織等等都是擁有數百萬成員的國際性組織，通過電子郵件和網際網路等渠道,他們逐漸組織起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國際性網路。他們的存在及活動推動了真正的全球性環境運動。非政府環境組織不僅在一些國家而且在全球范圍內都具有影響力,它們是聯合國解決環境問題的盟友。全球化為整合各類環保力量，在他們之間建立起一種新型的合作夥伴關系打開了方便之門。
總而言之，經濟全球化對生態環境的雙重影響要求人類用其世代積累的智慧，超越眼前的利益紛爭，攜手應對生態危機的挑戰，共同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文明社會
2、全球化對國家政治產生了哪些深刻的影響
二、經濟全球化對國際政治的深刻影響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國際經濟決定國際政治，國際政治反作用或影響國際經濟。按照狹義的國際政治概念：國際政治是指國家之間所發生的政治行為和政治關系。這種政治行為和政治關系是具有主權的各國為實現其各自的國家利益、目標而進行的政治活動和發生的政治關系。國際政治的基本行為主體是主權國家，國家有對內的最高管轄權和對外的獨立權，國家是國際政治的中心。此外，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國家聯盟、利益集團、政黨、國家或政界領導人與決策者都能成為國際政治的行為主體。各行為主體通過國際政治活動來實現各自的利益和目標。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對傳統的國家觀念包括主權觀念及國家運行機制都產生了沖擊和影響，對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及任務和特點都產生發深遠的影響。其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對國家主權觀念產生沖擊。國家主權是國家基本權利的基礎。是不依附於、不從屬於國內外任何其它權力的國家權利。在經濟全球化對經濟領域和其它社會生活諸領域產生影響的情況下，也改變著傳統的主權觀念。主權不僅意味著本國的獨立自主權力，還意味著對他國主權的尊重以及對國際合作所承擔的權利和義務。它說明了國家主權的相對性。那種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不服從任何條件或限制的絕對主權是不存在的。隨著各國對人類相互依存關系以及面臨共同威脅認知程度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從全球的思維高度來重新認識維護國家主權與保證國際協調合作機制正常運轉的關系問題。各國要讓渡一部分主權，建立有效的國際使用機制，以維護國家的獨立性和根本利益。
第二，國家權力的分散與弱化。由於經濟全球化導致世界各國相互依存關系的加深，這種日益增強的相互依存在國與國之間、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形成縱橫交錯的關聯和制約關系。因此，不管主觀意願如何，各國己不能象經典的詮釋那樣絕對地、至高無上地享有自己在內政、外交和軍事事務上的主權。也就是說國家在處理國內外事務時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外部的掣肘。這就必將導致權力的分散。這種掣肘包括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對世界和地區事務越來越廣泛的影響和介入。如聯合國派駐在一些國家的機構所掌握的權力早己凌架於當地政府和各派別力量之上。跨國公司憑借其雄厚的科技和經濟實力影響乃至左右東道國政府的決策。其它一些國際間的非政府組織，如宗教團體、政黨聯盟、工會組織等在適宜的條件下，也會對某些主權國家施加影響。
第三，國家處理國際事務更多地採取合作與協調的方式。由於經濟全球化導致國際政治關系相互依存的趨勢加強，這使得妥協、合作、共存成為國際關系的大趨勢。因為世界和地區事務越來越廣泛的影響和介入。如聯合國派駐在一些國家的機構所掌握的權力早己凌架於當地政府和各派別力量之上。跨國公司憑借其雄厚的科技和經濟實力影響乃至左右東道國政府的決策。其它一些國際間的非政府組織，如宗教團體、政黨聯盟、工會組織等在適宜的條件下，也會對某些主權國家施加影響。
第三，國家處理國際事務更多地採取合作與協調的方式。由於經濟全球化導致國際政治關系相互依存的趨勢加強，這使得妥協、合作、共存成為國際關系的大趨勢。因為世界經濟和政治發展的規則不再表現為傳統的「零扣」，而是由「雙贏」取而代之。一國的安全不再以他國的不安全為前提，一國的富強也不需要建立在他國贏弱的基礎之上。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不僅要加強合作，建立行之有效的國際合作機制，而且應該懂得國際經濟中的有效合作是建立在合理妥協的基礎上的，因為必要的妥協和讓步是最有效的國際合作的前提。所以國際政治中的合作與妥協正在慢慢替代沖突與爭斗而成為處理當前國際關系的主要手段。
第四，經濟全球化對世界政治格局產生影響。世界政治格局是主權國家和國家集團在一定時期所形成的結構狀態。這種結構狀態反映出國家和國家在政治上的相互關系，維持著世界政治體系的穩定。國際政治格局一般包括一極格局、兩極格局、多極格局。經濟全球化時代會導致以下幾種變化：一是決定格局變動的因素發生變化，一般認為決定世界政治格局變動的因素在於實力地位的變化和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在全球化時代，除上述兩種原因外，國際道義在國際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過去要大得多。這里的國際道義是指越來越為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的國際行為准則，如國際正義、和平、反對侵略、反對種族歧視、反對恐怖、維護世界環境安全和國際社會穩定等。在今天，衡量一個國家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或能否成為重要一極不能只看經濟實力或軍事實力，還要看是否能在國際事務中維護國際道義。二是世界政治格局所面臨的任務是不同的。兩極格局時代的主要問題是一個超極大國試圖取得對另一個超級大國的軍事和政治優勢，控制世界政治的主導權。而在全球化時代，世界政治格局面臨的主要任務將是解決全球問題，如環境、安全、污染、控制核武器擴散等。因為沒有一個任何超級大國能獨自解決這些問題。這就要求世界政治格局是建立在多極合作基礎上的，如果說兩極格局中對抗多於合作，那麼在全球化時代則是合作多於對抗。三是全球化必然導致多極化。雖然目前對世界政治格局的認識有所不同，有五極論、三極論、無極論等，對何為一「極」的看法也不盡相同，但是總體來說都認為世界政治格局的總特徵和趨勢是多級化。由於全球范圍內生產、貿易、金融網路的形成，所有國家都捲入其中，每個國家都面臨著同樣的機遇和挑戰，從而使國際舞台上主角也就是極增多，又由於世界經濟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社會發展戰略中的地位提高，南北矛盾有所緩和、南北差距逐步縮小，一些發展中國家會脫穎而出成為政治格局中重要一極。還由於經濟全球化推動了經濟一體化，各種地區性、區域性組織的出現也增加了世界政治格局多極化的色彩。
三、全球化時代要求國家處理內政外交的行為方式發生轉變
在內政方面，國家對內的管轄權受到全球化的沖擊和影響，傳統的國家中央政府對內事務的最高政治統治權將不同程度地為地方政府、企業乃至個人所分享。同時，隨著信息化和經濟國際化進程的發展，國家對企業的控制和產業政策的干涉作用將有斷減弱。當然，這並不是說政府不再重要了，而是說政府的傳統思維方式和管理方式必須轉變。人類社會的歷史表明，生產力發展的每一個關鍵的轉折時刻，政府的制度必然發生相應的轉變，否則政府將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東南亞金融危機充分說明經濟全球化時代政府作用的重要程度，更說明政府機構和職能的改革乃大勢所趨。全球化時代的政府應該具備領導有力、機構精簡、高效率、依法行政、有限干預、有權威、廉潔等特徵。同時政府應明確自己的角色，即政府對內是以公共權力維護公共秩序的政府機關，以強制性的權力機構和措施維護法律的尊嚴，它提供的是法律、秩序、制度、法規，而不是家長、保姆和企業主。總之，全球化時代對國家內政的管理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政府面對挑戰必須更新觀念、解放思想，主動變革，以順應時代的潮流。
在對外交往方面，國家應以合作和協調為主。這種合作與協調主要是源於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客觀上的相互依存，所以在雙邊和各邊交往中應本著平等互利、合作的原則進行，解決政治沖突和經濟糾紛的途徑越來越依賴國際組織的仲裁和介入。國際政府組織是國際關系相互依存的工具。冷戰後國際社會的實踐也充分證明了這點，一些地區熱點的降溫與和平解決、貿易戰和經濟制裁的減少，在核武器控制方面的合作等都說明了這種轉變。國際社會也會由於全方位的合作而趨於穩定和成熟。
3、為何要鼓勵更多非政府組織參與全球治理？
日前，全球化智庫（CCG）被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ECOSOC）正式批准授予非政府組織「特別咨商地位」，成為中國為數不多獲得該地位的純民間組織和智庫，將享有參與聯合國相關事務的權利和便利，在全球治理上發出中國社會智庫的聲音。
目前，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非政府組織數量較少，參與水平也較低，沒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僅以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為例，在目前獲得咨商地位的5163家非政府組織中，僅有82家來自中國（含港澳），而美國共有1680家，英國有366家，印度有348家。這與我國的國際地位並不相稱，不利於我國全面參與全球治理。
隨著全球化深入發展，世界各國更加命運與共、休戚相關，氣候變化、恐怖主義、難民潮等眾多全球性問題迫切需要加強全球治理。不同類型的治理主體共同協商合作，發揮各自優勢解決全球性問題，已經成為全球治理的一個重要特點。
相比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在參與全球治理上有很多優勢。一方面，非政府組織注重從全人類的角度來關注全球性問題，並聚集了一批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且貼近基層。這可以使非政府組織提出許多未被廣泛認識到的全球性重要問題，並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第一手的信息和專業人士的建議。
近年來，越來越多國家和國際組織將非政府組織提出的全球性議題納入議事日程，提升了相關領域的全球治理水平。還有很多有潛力的國際民間組織比如國際人才聯合會、國際網路組織、國際電商等，在一些新興的空白領域可以更好地發揮民間專業組織的作用。
另一方面，由於非政府組織獨立性、民間性、靈活性的特點，更容易得到其他國家政府、公眾的信任，從而建立起溝通渠道。例如，在曠日持久的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中，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許多方面都難以建立起信任，進行建設性溝通，而最終達成的協議有許多都基於非政府組織提出的主張。此外，推動非政府組織參與全球治理，也有助於培養國內民眾關注人類命運的國際意識，消解狹隘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
中國民間組織發展的現狀相比其他國家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同時也要看到，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民間組織也越來越活躍，各種商業的、公益的、專業的民間組織迅速發展。加之近年來中國在法律和制度上不斷規范，加強了對民間組織的有效支持和管理，也讓我國民間組織發展進入一個正規化的快速發展時期。
隨著中國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非政府組織「走出去」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而且，在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也需要進一步重視和鼓勵非政府組織發揮作用。
首先，要在全社會營造鼓勵和支持國內非政府組織參與全球治理的氛圍。目前，國人對中國海外援助活動的理解和支持還不夠，今年年初成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是一個契機，可在國際發展合作體系中合理納入非政府組織的力量，進而提升民眾參與國際事務的意識，涵養大國心態，吸引相關人才。
同時要協調好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系，盡快出台相關的規范，形成有效的合作機制。要注意保持非政府組織的獨立性，但也要保證非政府組織參與全球治理的行動與國家的外交政策保持協調，實現可持續發展。
其次，國內非政府組織要提升自身能力建設，提升參與水平。毋庸諱言，國內許多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化水平較低，難以滿足參與全球事務的要求，而國外許多非政府組織往往通過向相關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交陳述和咨詢，出席會議進行游說，舉行宣講會，發表報告等多種形式發揮影響力，吸引國際輿論關注。對此，國內非政府組織要加強對國外非政府組織的學習，學習其設置、影響全球議題的方式。
再次，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和聲量一般相對較小，加強與其他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有助於提升影響力和自身國際化水平。目前除聯合國外，國際勞工組織、國際移民組織、國際衛生組織、國際海事組織、國際民航組織、國際知識產權組織等組織都設立了非政府組織咨商制度。此外，金磚國家論壇、中非合作論壇等集體對話機制下都專門設置了一系列的配套活動，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非政府組織應積極與這些組織建立溝通協作關系，推動中國非政府組織在參與全球治理中更好地展現中國形象、中國智慧、中國力量。
來源：北京青年報
4、非政府組織的作用與影響
20世紀70年代以來，非政府組織日益廣泛地參與國際事務，它們在聯合國體系內外的作用和影響不斷增大，在各個領域里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承認。
1997年9月初，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向第52屆聯合國大會提交的工作報告中，列舉和闡述了影響當前全球發展的八大因素，其中的第五大因素即是：跨國性的民間社會組織的迅速發展，非政府組織的作用越來越大。在其之前的四大因素依次是：冷戰結束後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重組；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信息技術革命；生態環境的保護。非政府組織在國際事務中所發揮的作用和影響是多方面的，主要體現在：
（一）從事咨詢和信息活動。聯合國吸收非政府組織參與其活動並建立起制度性的聯系機制時，首先考慮的是發揮非政府組織在咨詢和信息處理方面的作用。像經社理事會和公共信息部對非政府組織參與所作的安排，也是著眼於既能發揮非政府組織的咨詢與信息處理的作用，又能限制它們在其他方面的影響。在聯合國的會議場所、特別是會議的准備過程中，各國政府可以從非政府組織那裡，得到有關特定專業領域的、技術的、法律的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專門知識。
（二）對政府和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行為進行監督。非政府組織可以對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條約、承諾、計劃和項目的落實進行監督，還可以通過促進各政府間國際機構所通過的決議和條約的實施，促使各國政府遵守其在國際上所作承諾，積極地行使監督職能。
（三）參與執行國際組織的項目，協助政府間國際組織提供特定的產品與服務。近十多年來，聯合國各機構一直在鼓勵非政府組織參與各發展項目的實施。聯合國體系通過分包合同等方式，將操作性的責任轉移到非政府組織身上，非政府組織通過締結協議和簽訂合同的方式承擔提供特定產品和服務的工作。
（四）影響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決策過程。二戰以後至今，在全球發展決策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一直是政府間國際組織，特別是聯合國體系內的各組織。以往，非政府組織在聯合國體系中的主要作用是促進決議和條約的實施。而近十多年來，非政府組織不再僅滿足於在聯合國體系中提供信息和服務，而是試圖對決策過程施加影響。它們積極爭取參與決策的制定，對國際決策過程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聯合國體系在確立議程、制定政策、以及執行政策等方面越來越多地吸收非政府組織參與。
（五）在不同的利益沖突角色之間促成協調和妥協。在許多國際事務中，當事各國政府往往由於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原因而爭執不下，互不相讓，有時甚至兵戎相見。在這樣的場合，非政府組織可以利用其民間的身份，在當事國政府之間進行斡旋，緩和緊張氣氛，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打破僵局，推動問題的解決。
總起來說，聯合國體系與非政府組織兩方面相互吸引、相互支持，已形成了較密切的合作關系。從聯合國方面看，它試圖通過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去實現其在各個領域里的目標。非政府組織則通過聯合國體系爭取有較多的發言權，力求對國際上的重大決策有較大的影響力，同時謀求從聯合國體系中獲得盡可能多的資助。但是，總起來看，非政府組織仍處於現存國際體制的邊緣，對重大決策的影響是有限的。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政府仍將是全球治理體制的主要角色。盡管如此，非政府組織的興起打破了長期以來一直由政府獨占國際治理領域的局面。為了使全球發展和全球治理體制的變革能夠朝著健康的方向演變，有必要重視對非政府組織及其在全球治理體制中所引發的各種關系的研究。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從事多項管理與發展的非政府組織相當活躍，據估計，20世紀80年代初，發展中國家在非政府組織服務的人數約有1億人，其中6000萬在亞洲， 2500萬在拉丁美洲， 1200萬在非洲。而1993年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人文發展報告》中估計， 20世紀90年代初發展中國家非政府機構服務的對象已達到2. 5億人。
5、如何防範境外非政府組織對我國進行滲透和破壞
防範的方法有三：
第一，海關嚴格入境審查，邊防加強巡邏。境外非政府組織的破壞分子，進入我國境內的方法，一是通過正規渠道，由海關進入。二是通過邊境滲透（我國有幾萬公里的邊境線），從邊境人跡罕至的崇山峻嶺間非法越境，防不勝防，必須加強巡邏。
第二，境內的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等國家強力部分，對公開進入我國的境外可疑人員，加強防範和監控工作，將危機扼殺在苗頭初露時期。
第三，發動一場反滲透反破壞的人民戰爭，利用人民群眾的力量，警民聯合，防範境外非政府組織對我國的滲透和破壞。最有效的比如北京地區存車大媽大爺，向警方有獎提供線索的方法，就非常好。
6、如何看待經濟全球化與國家主權
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整體性的社會歷史變遷過程，其基本特徵就是，各國各地區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一種內在的、不可分離的和日益加強的相互聯系。全球化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內在地充滿矛盾的過程，它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它包含有一體化的趨勢，同時又含有分裂化的傾向；既有單一化，又有多樣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國際化，又是本土化。經濟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對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全部社會生活產生深刻的影響。全球化對政治價值、政治行為、政治結構、政治權力和政治過程的深刻影響，集中地體現為它對基於國家主權之上的民族國家構成了嚴重的挑戰。
一、形形色色的國家主權觀應運而生
完整的近代意義的國家主權概念是在17世紀中葉以後隨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產生而形成的。此後，民族國家便一直是人類政治生活的核心。民族國家建立在眾所周知的三要素之上：領土、主權和人民。直到現在，這樣的民族國家仍然是現實政治生活的中心，因而也是人們政治想像的基本依託所在。然而，不可阻擋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已經對領土、主權和人民三要素構成了重大的挑戰。
國家理論與政治現實有著最為密切的聯系，全球化挑戰主權國家的現實，必然地導致了人們對傳統的主權國家觀念的重新思考，傳統的國家理論因而也受到了嚴峻挑戰。在民族國家遭受全球化的嚴重挑戰後，許多新的國家觀和國家主權觀便應運而生。到目前為止，在經濟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關系問題上，至少出現了以下幾種有代表性的新國家主權觀。
1）「民族國家終結論」。 鑒於經濟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領土、主權和公民認同所構成的挑戰，一些學者直接就把全球化的過程定義為「非民族國家化」的過程，認為全球化正在消除經濟空間和政治空間的一致性。
2）「國家主權過時論」。 一些學者斷定，傳統的國家主權已經開始徹底崩潰，國家主權已經成為一個過時的概念，國際政治的「後威斯特伐利亞」時代已經來臨。
3）「國家主權弱化論」。許多學者指出，國家主權遭到了全球化的強烈沖擊，國家主權已經被嚴重地削弱了，它不再具有先前的那種絕對性和至高無上性，但國家主權依然存在，遠沒有消失，也沒有過時，在國內政治生活和國際事務中依然處於核心和基礎的地位。
4）「國家主權多元論」。一些學者認為，在全球化時代，國家主權盡管依然存在，但它不再具有傳統的那種絕對性，它變得可以讓渡和可以分割。國家主權開始在現實生活中變得真正的多元化，它同時向兩個方向轉移和讓渡，一方面對內向國內的地方政府和民間組織轉移，另一方面對外向國際組織和全球公民社會組織轉移。
5）「國家主權強化論」。 與當代各種流行的全球化理論和國家理論截然不同，一些學者認為，「民族國家的終結」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神話，全球化不僅沒有削弱民族國家的地位，沒有使國家主權消失，沒有改變國家主權的性質，甚至也沒有使其弱化；相反，國家主權的屬性和功能在全球化時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強。
6）「世界政府論」。一些學者相信，全球化為世界政府奠定了深厚的現實基礎，也使「世界政府」和「世界社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必要，也更加具有現實條件。
7）「新帝國主義論」。新帝國主義是傳統帝國主義在全球化時代的最新發展，是全球化時代的帝國主義。所謂新帝國主義，實質上指的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完全無視國家主權的客觀存在，在通過全球化過程進行經濟擴張和金融壟斷的同時，想方設法將其文化價值、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推向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新帝國主義的重要特徵，就是以「主權過時」、「反對恐怖」、「國家失效」等為名公開謀求國際霸權。
8）「全球治理理論」。在當代西方的各種新國家主權理論中，最有影響的是全球治理理論。基於全球化進程已經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國家主權這一認識，許多學者主張，一種與全球化進程相適應的全球秩序已經出現，傳統的國家間合作或國際合作應當向全球治理轉變。全球治理的要素主要有以下5個：全球治理的價值、全球治理的規制、全球治理的主體或基本單元、全球治理的對象或客體，以及全球治理的結果。
二、國家主權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縱觀形形色色的國家主權理論，我們不難看到，雖然它們之間的觀點各不相同，有些甚至相互對立，但絕大多數理論的背後，都存在著這樣一種共識：經濟全球化作為一種影響世界歷史的客觀進程，已經對民族國家及國家主權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國家主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根據我們的研究，從總體上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愈演愈烈的全球化進程至少正在從以下8個方面改變著民族國家的主權。
1）超國家組織對國內政治生活的影響日益增大。 一些重要組織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開始深度超越各主權國家的傳統邊界，對民族國家的國內政治經濟進程產生直接的重大影響。特別是聯合國及其所屬的各機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有了突破性的拓展。國際組織權力的加強與國家主權的削弱，是同一進程的兩個不同側面。
2）跨國公司不僅操縱著經濟全球化進程，也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民族國家的國內政治。全球市場和跨國組織在本質上與傳統的國家主權觀念是相沖突的，資本的全球流動和跨國公司的全球活動客觀上都要求沖破領土和主權的束縛。當國家的領土疆界和主權性質與資本的全球要求相矛盾時，跨國公司和其他跨國組織就會想方設法使國家的主權要求從屬於資本擴張的要求。
3）國家權力開始分層化和中空化，國家在權力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動搖。在世界范圍內，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相伴隨的政治發展趨勢之一，便是政治上的分權化。這種分權化從兩個方向對通常集中於中央政府的傳統國家權力進行分流。其一是縱向的權力分流，即傳統的國家權力開始明顯地在全球層面、地區層面、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分化。其二是橫向的權力分流，即國家權力的多元化。
4）國家的傳統職能受到了嚴重的限制和削弱。作為經濟全球化基礎之一的世界市場的形成，使得國家原來對市場的調節和管理職能在很大程度上讓位於跨國組織，在世界市場面前民族國家往往變得無能為力。諸如跨國公司的設置和投資策略、全球金融市場的規制、在全球勞動分工和資本缺乏控制的背景下單個國家的稅基等問題，都難以完全由民族國家單方面決定。
5）國際因素已經成為制約國內政治發展的基本變數。 全球化幾乎將世界上的所有國家納入到國際政治經濟緊密聯系的進程和全球的互動網路之中，那些自我封閉的國家幾乎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棄兒，民族國家的國內政治進程在很大程度上開始受到外部因素的直接影響。對內的改革與對外的開放，成為民族國家政治發展同一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任何國家，即使是十分強大的國家，在就重大國內事務進行決策時，也必須充分考慮到國際環境對這些決策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這些決策對國際社會可能產生的影響。
6）全球問題的增加使得國家權力的邊限在一定程度上開始變得模糊。 全球化使得一些原來的國內問題成為國際問題，反之，一些原來的國際問題成為國內問題。所謂的全球問題涉及到生態保護、動物保護、疾病控制、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控制，等等。所有這些全球問題同時也是個別的民族國家所面臨的國內問題。作為國內問題，任何國家有權按照自己的選擇進行管理和處置，它不受外部力量的干預；但作為全球問題，每個民族國家在處理它們時又必然受到國際社會和其他國家的制約，必須與國際社會共同擔負起全球治理的職責。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權力的傳統邊限就顯得有些模糊不清。
7）民族國家的認同遭到了危機。民族國家認同是人類社會中具有核心意義的政治認同，它是公民政治支持、政治服從、政治忠誠和政治歸屬的基礎。一方面，全球化進程對民族國家根深蒂固的制度、傳統、文化、價值產生了強烈沖擊，有時甚至直接影響到國民的身份和利益，從而使得許多國民產生出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另一方面，全球化進程使得更多先進的價值、文化和制度具有超越民族國家的普遍性，日益獲得各國人民的認可和接受，開始出現一種所謂的全球認同。
8）全球化正在重塑國家的自主性。 全球性與自主性是全球化進程所產生的相互對立但相互依存的屬性，全球化在產生全球性的同時，也製造著自主性。全球性表現了同質性，自主性表現了異質性。自主性是在全球化進程中產生的對全球性的一種抗體。全球化並沒有消除國家的自主性，相反它凸顯了國家的自主性。然而，全球化正在賦予國家的自主性以新的意義，社會的自主性逐漸開始取代國家的自主性。
三、國家主權仍是民族國家的基礎和最為重要的政治權利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國家及其主權確實受到了全球化的深刻影響。但與此同時我們應當同樣清醒地看到，民族國家及國家主權在國內和國際政治生活中仍處於核心的地位並且起著核心的作用，國家及其主權的基本功能並未消失。在我們看來，民族國家在可見的將來不僅不可能消失，而且仍將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國家主權仍將是民族國家的基礎和最為重要的政治權力。
概括地說，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時代依然將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一，國家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權力主體。 國家的政治權力在全球化時代急速地對內對外同時分流，越來越多的非國家組織開始分享原來屬於國家所有的政治權力，所以權力主體比以前明顯地增多了。然而，在所有權力主體中，國家無疑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任何其他權力主體均不足以與國家相提並論。
第二，領土仍然是劃分國家的基本標識。 全球化確實催生了大量新的政治社群，並且使各種政治社群之間的界限變得更加模糊。但是民族國家仍然是人類迄今最重要的政治社群，它與其他所有政治社群之間的界限相對說來依然最為明晰。特別是，在區分民族國家的所有標識中，領土仍然是最重要的標識，捍衛國土安全仍然是國家最重要的政治職能。
第三，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認同。 即使撇開領土這一民族國家特有的標識不論，在區分政治社群的其他標識中，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也仍然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是最重要的政治認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對於人類的絕大多數人而言，當民族國家的認同與其他政治認同發生沖突時，國家認同仍然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國家仍然是人類根本性的政治歸屬，也仍然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效忠對象。
第四，國家的公民權仍然是最重要的成員資格權。 隨著政治社群的迅速增加，人類個體各種各樣的成員資格權確實在相當程度上沖淡了其作為民族國家成員的資格權，但是這種民族國家的成員資格權即公民權或國民權仍然是人類個體迄今最重要的政治權利。
第五，國家利益仍然是根本的政治利益。 全球化的過程確實是一個全球范圍內的利益調整和利益分化過程，但這一調整過程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國家利益至上」這一民族國家的普遍原則。從國家內部來看，其他利益服從國家利益仍然是所有國家的基本准則。從國際社會來看，國家利益至上仍然是各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
第六，國家仍然是正式規則的主要制定者。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國際組織和國內的非政府組織開始分享更多的權力，但不可否認的是，民族國家仍然是最重要的國內規則和國際規則的制定者和實施者。在國內層面，國家仍然壟斷著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從而依然是法定規則和制度的制定者和實施者；在國際層面，民族國家是其中絕大部分重要國際規則的主要參與者，而且只有當民族國家參與這些國際規則的制定並實質性地支持這些規則在本國的實施時，這些國際規則才具有現實的意義。
第七，國家仍然是國際社會最重要的行為主體。 在全球化條件下，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全球公民社會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使得國際政治生活中「無國家的治理」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現實。但是，這些非國家組織或全球公民社會組織的作用其實是對國家間組織的一種補充，它們不能完全替代國家間組織的作用，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家間組織在國際政治生活中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在國際社會的眾多行為主體中，民族國家仍然處於獨占鰲頭的地位。
第八，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國家的作用甚至有所加強。 就其一般趨勢而言，民族國家的作用在全球化時代確實明顯弱化，但國家的作用在全球化時代是不平衡的，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民族國家的作用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強。
四、發展起一套應對國家主權挑戰的戰略策略
正是因為一方面全球化確實對民族國家及其主權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條件下民族國家及其主權仍然具有核心的價值，所以，如何應對全球化對民族國家及其主權的挑戰便顯得尤為重要。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要在參與全球化進程中，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主權，增進國家利益，並且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必須發展起一套應對國家主權挑戰的戰略策略。
在我們看來，這套策略應當遵循以下思路。
第一，深化對全球化與國家主權和國家自主相互關系的研究，根據我國的特點和國家利益，形成中國自己的全球化戰略和全球治理戰略。要正確看待全球化及其對國家主權的挑戰。一方面，要看到全球化及其對國家主權的挑戰具有客觀的必然性，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對外開放的國家，其國家主權的性質和要素，以及實現主權的方式，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任何國家都必須順應這種變化，而不能躲避這種挑戰。另一方面，同樣要看到，西方發達國家是全球化進程的操縱者和全球化規則的主要制訂者，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則處於被動的地位，其國家主權特別容易受到發達國家的傷害。因勢利導地積極迎接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挑戰，而不是消極地對抗和躲避這種挑戰，是維護發展中國家主權的唯一正確方向。
第二，深入分析當代西方學者關於全球化和國家主權的各種觀點，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建立起中國特色的全球化理論和國家主權理論。這樣一種新的理論，必須充分體現中國的國家利益，同時充分吸取各種合理的理論觀點，具有很強的理論說服力。西方發達國家是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和主導者，全球化的性質、特徵和利弊在西方國家展現得更加充分。身臨其境的西方學者對全球化的經歷更長，感受更豐富，對全球化的利弊也有更清楚的認識，所以，他們對全球化的各種觀點對我們有極大的參考價值。但是，西方學者與發展中國家的學者畢竟處於完全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即使他們懷著最虔誠的「價值中立」動機，做出最客觀的分析，也難免某種潛意識的片面性和偏見性，如不少學者不自覺地體現出來的那種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所以，一種全球化理論和國家主權理論，若沒有充分吸取發展中國家學者的觀點，它就不可能是全面的。此外，一些西方學者的全球化理論和主權理論直接或間接地是為其政府的對外政策服務的，一些國家也正是利用了某種全球化理論、全球治理理論或主權理論來推行其霸權主義政策的，對此，我們必須有高度的警惕和針鋒相對的措施。
第三，想方設法增強綜合國力，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這是強國之本，也是維護國家主權的根本途徑。綜合國力的競爭，是全球化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根本所在。促進經濟的發展，增加國家的經濟總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鞏固國防力量，是增加綜合國力的基本途徑。但是，在全球化時代，綜合國力的其他要素也變得日益重要，例如，國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體素質，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民族文化的優越性和先進性，國家的人才資源和戰略人才儲備情況，政府的合法性與凝聚力，社會的團結和穩定程度，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等等。我們應當清楚地認識到，在全球化時代，要有效地維護國家的主權，僅有經濟的和軍事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政治的、文化的和道義的力量。
第四，繼續加大對外開放，主動參與國際合作，積極發揮我國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國家主權的結構和功能在全球化挑戰下的變遷過程，實際上是國內政治權力和國際政治權力的重構過程。正像全球化過程一樣，國家主權的重構過程對於民族國家來說，也是一把雙刃劍。應對失策，國家主權就將受到損害，而應對得當，國家主權就會更加鞏固。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與國際社會合作，參與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構，特別是參與國際規則的制訂，在全球治理中承擔起更加重要的作用，是維護我國國家利益和捍衛國家主權的正確選擇。全球治理已經是國際社會的一種實際需要，是目前唯一可抗衡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的現實選擇。倡導一種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和平等的全球治理，是國際社會的道義力量所在。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應當在全球治理中主動肩負更多的道義責任。
第五，改進政治教育的方式，增強公民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公民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是公民效忠國家的基礎，也是愛國主義的基礎。傳統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正在遭受全球化的強烈沖擊，應當根據新的形勢和要求，及時調整對公民進行政治教育的方式，改善政治社會化途徑，培育和強化適應新的時代要求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培育與全球化要求相適應的政治認同，尤其要注意以下幾點。首先，充分吸收普遍的人類價值，將它融入傳統的政治價值之中，成為我國政治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其次，要將愛國主義與狹隘的民族主義區分開來。愛國主義的基礎是國家利益至上，但是，國家利益與公民的個體利益及人類的普遍利益並不是絕對對立的，從根本上說，它們應當是統一的。所以，熱愛國家並不必然排斥追求正當的個人利益和超越國家的人類利益。最後，要引導公民將其國家認同的重點，首先放在民族國家的政治價值、法律體制、傳統文化和根本利益上來。
第六，建立整體的國家安全戰略，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全球化時代也是信息時代和網路時代，國家安全的內容和形式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國家的安全戰略應當做相應的調整。領土安全已經遠不是國家安全的全部內容，經濟安全、生態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和人才安全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因此，我們應當有一種新的整體國家安全觀，除了維護領土完整、民族尊嚴和國防安全以外，也把降低金融風險和經濟依賴、保障戰略資源儲備、保護戰略人才、弘揚民族文化、維護生態平衡、保證物種安全、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等，提高到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家自主的高度，從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教育、信息、資源、人才、生態等多個方面增強國家抵禦全球風險的能力，保證我國在全球化時代的獨立自主。
總而言之，全球化確實已經對民族國家及其主權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國際政治的權力格局正在處於重構之中，國家主權的內容和形式也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維護國家主權的策略也必須做相應的調整。繼續將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有機地結合起來，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和民族的凝聚力，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治理，樹立新的整體國家安全意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鞏固國家主權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根本之路。
7、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是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的意譯，英文縮寫NGO。一般認為，非政府組織一詞最初是在1945年6月簽訂的聯合國憲章第71款正式使用的。該條款授權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為同那些與該理事會所管理的事務有關的非政府組織進行磋商作出適當安排」。1952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在其決議中將非政府組織定義為「凡不是根據政府間協議建立的國際組織都可被看作非政府組織」。在當時，這主要是指國際性的民間組織。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整個社會越來越趨向多元化。特別是在一些社會問題比較突出、尖銳的領域里，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尤為活躍和集中，它們往往發揮著政府和企業所沒有或難以充分發揮的作用，推動了社會進步。
（一）環境保護領域的非政府組織活動
在中國的環境保護領域里，活躍著一大批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其中較為著名的包括：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綠色家園志願者、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中華環保基金會、北京環保基金會、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北京野生動物保護協會、中國綠化基金會、中國環保產業學會、北京環保產業協會、中國植物學會、中國自然資源學會、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大學生綠色營和綠色大學生論壇、清華大學綠色協會、北京大學綠色生命協會、北京林業大學山諾會、上海市青少年環境愛好者協會、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等等。
由這些組織開展的環境保護活動，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提供了政府和企業所難以提供的許多公共物品，推動了中國環境保護運動的發展。歸納起來包括以下八個方面：
1. 環境意識的普及、教育、宣傳活動。許多非政府組織都在積極地開展這方面的活動，其內容包括開展各種形式的環保倡議活動和實踐活動，舉辦包括電視講座在內的各種講座、培訓、演講等環境意識教育活動，舉辦各種形式的研討會、經驗交流會、座談會等。
2. 推動和促進環境保護領域的公眾參與活動。在全國的許多城市，特別是北京，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作為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合作的一個重要機制正在得到積極的培育。北京市環保局宣教中心在這方面起到了先驅者的作用，他們早在1997年就開始著手研究並積極推動環境保護領域的公眾參與機制的建立。
3. 對環境保護的資助活動。主要由一批熱心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的國際或海外的NGO和資助機構，以及中國有關環境保護的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參與這方面的活動，包括為有關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的活動提供資金、設備、技術等方面的資助或援助。
4. 有關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的項目活動。很多非政府組織都在開展各種形式的項目，包括野生動物等生物多樣性保護，自然生態的維持和保護，植樹綠化，水質凈化，大氣污染的控制和處理，沙漠化防治，黃河上游水土流失問題的治理，社區環境保護，垃圾分類，資源再利用等等。
5. 有關環境保護科學和技術的研究、開發及其普及活動。主要是由一批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學會、研究會等非政府組織在開展這方面的活動。它們集中了一大批國內相關學術領域的權威和精英，通過開展相關學科和技術的研究及其開發、應用，積極推動中國環境保護科學和技術的發展。
6. 有關環境保護產品的生產和推廣以及業界聯合等活動。主要是由一批活躍在環境保護領域的商會、行業組織等經濟團體開展這方面的活動，包括促進環保產品的研製、生產、流通、消費等活動。
7. 有關對環境污染受害者的援助活動。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發展，污染受害者開始作為一個特殊的弱勢群體受到社會的關注。有關的非政府組織通過開展法律咨詢等活動對污染受害者提供各種形式的援助。
8. 環境保護的國際交流活動。絕大多數環境保護非政府組織都在以各種形式開展國際交流活動，一方面積極爭取從國際社會獲得有關的信息、資金、設備、技術等支持，另一方面通過召開或參加有關國際會議或座談會、派出人員參與有關培訓、接待來訪和互訪等活動，加強環境保護方面的國際交流。
（二） 扶貧開發領域的非政府組織活動
和環境保護領域一樣，在中國的扶貧開發領域里，也活躍著一批非政府組織。其中較為著名的包括：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國際非政府組織合作促進會、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中國計劃生育協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中華慈善總會、農家女實用技能培訓學校、愛德基金會、香港樂施會、救助兒童會、四川農村發展組織等等。
由這些非政府組織所開展的活動，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猛發展的中國社會提供了一種特殊的公共物品——扶貧。其中包括生存扶貧、技術扶貧、教育扶貧、救助貧困母親、合作扶貧、文化扶貧、實物扶貧等。通過提供這類公共物品，中國非政府組織在廣大內陸地區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動，為從根本上消除貧困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這些作用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八個方面：
1. 通過直接提供包括資金、物資等經濟資源，以強制投入的方式打破貧困所固有的惡性循環，從量和質兩個方面改變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態。
2. 通過開展項目，特別是伴隨項目開展的各種形式的培訓，將大量有用的信息和技術技能傳授給受益人，使他們通過參加學習和直接應用，努力掌握這些技術技能，從手段和方式上改變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態。
3. 通過開展項目，特別是包括小額信貸等扶貧項目，在投入資源的同時，啟動受益人的責任心和積極性，並引導當地建立起有約束功能的信用鏈及其關系制度，主要從社會資本和生產制度上改變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態。
4. 在長期開展項目的過程中，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逐步積累經驗和知識、技能，成為各個扶貧領域的專家，他們比各級政府的工作人員更熟悉業務，同時也更深入基層，能夠更直接和有效地針對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不同貧困層的不同問題開展具體的、有針對性的扶貧活動。
5. 協助並監督各級政府貫徹執行有關扶貧開發的方針政策，一方面作為政府實施扶貧工程的具體執行人，發揮其專業性和深入基層的優勢，更好地落實扶貧政策；另一方面作為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中介，協調有關政策並監督其實施，確保扶貧政策的落實。
6. 作為企業和發達地區對貧困地區救助、支援的中介機構和專業機構，一方面更多地動員社會資金用於消除貧困的活動，特別是動員企業開展社會慈善活動；另一方面通過實際操作各種項目確保各項慈善款項和慈善資金能夠落實到消除貧困的各項活動中去，並切實起到扶貧開發的作用。
7. 作為國際社會各種力量救助、支援中國貧困地區的中介機構和當地「草根」組織，一方面積極吸收更多的國際社會和海外資源用於中國的扶貧開發事業，另一方面協助國際非政府組織和海外非政府組織在華開展各種扶貧開發項目，同時也作為國際社會救助中國貧困地區的中介組織發揮作用，執行監督或落實有關項目。
8. 通過在扶貧開發領域開展的活動，一方面不斷進行自身的能力建設，提高適應市場經濟的應變能力和專業水平，另一方面逐步擴大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及其力量，促進中國非營利部門的形成和發展。
從國際的角度看，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是否應積極介入國際領域里的非政府組織活動。我們已經看到，非政府組織現已成為全球治理體制中的一個重要性日益增強的新興角色，在聯合國體系各機構的活動中，非政府組織已經有了正式的法定地位，能夠在不同程度上參與和影響一些重大的國際決策。在其他許多國際活動中，非政府組織也以積極的姿態參與其中。除了政府與企業之外，非政府組織也是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代表。一般來說，發達國家非政府組織的組織健全，實力雄厚，規模大，活動能力強。非政府組織全球體系中的決策過程、權力安排、資金和信息的流向、參與國際活動的機會等，目前基本上都是由發達國家非政府組織控制的。中國作為一個綜合國力日益增強、國際地位不斷上升的國家，勢必應考慮中國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參與問題。非政府組織的國際活動，為中華民族的意願表現和利益實現可能也提供了一個具有潛在重大影響力的場所。
（四）中國非政府組織發展的新環境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為了動員一切資源，實現軍事、工業趕超目標的國防優先和重工業優先的戰略，並為了確保這一戰略的實現，對社會生活實行了全面干預與控制。因此，一些學者將1949～1978年的中國稱為總體性社會（total society ，孫立平，1994）。它的主要特徵是國家掌握了社會中絕大部分資源的控制和配置權，而個人要想獲得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就必須，也只能通過國家的制度性安排，即單位制度、戶籍制度和身份制度[1]來獲取。這種與計劃體制相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制度使得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具有明顯的「極強國家、極弱社會」特徵，而非政府組織，尤其是所謂的純民間組織幾乎沒有任何自我生存與發展的空間與環境。
例如，一位民政部的高層領導在公開講話中明確指出：「社會中介組織是社區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只要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群眾歡迎、有利於促進社區建設深入開展的社會中介組織，我們都應採取積極扶持的態度，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民主部法規辦公室，2000）。另一個例子則是上海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它為民間組織YMCA提供土地和房屋，並委託YMCA為當地提供社區服務。這開創了中國大陸「官辦民營」的先河，其對於中國NGO 發展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1.4法制環境
法制環境是影響NGO 發展的最為重要的環境之一。改革開放後，中國NGO 所面臨的另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法制環境的變化[7].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管理已有的NGO ，國家於1950年頒布了《社會團體登記暫行辦法》。以後由於「文化大革命」，民間組織立法工作一度中斷。直到八十年代後期，中國的民間組織立法工作才有了實質性進展。1988年頒布了《基金會管理辦法》、1989年頒布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外國商會管理暫行規定》。
到九十年代後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1989年頒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已不合時宜，因此重新進行了修正，並於1998年9月頒布了新修訂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與此同時，還頒布了《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1998年）、《公益事業捐贈法》（1999）。另外，民政部還有社會團體管理規章50餘個，而地方民間組織管理法規的數量更多。這些法律法規共同構成了改革開放後中國民間組織發展的法律框架和法制環境。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1989年公布實施《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後，民政部門對社會團體進行了一次清理整頓和重新登記。1992年底經確認登記的社會團體數量比1989年初大約減少4萬多個；1998年頒布實施修訂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後，民政部門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社會團體清理整頓工作，查處了一批社會團體違法違紀案件，合並了一批宗旨、業務范圍相同相似的社會團體，取締了一批非法社會團體。到1998年底，全國社會團體數量由1996年前的20 萬個減至16.5萬個。雖然數量有所減少，但質量有所提高（吳忠澤，1999）。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最近，民政部門在修訂1988年頒布實施的《基金會管理辦法》時，專門召集了有關基金會的負責人開會討論修訂事宜，聽取他們的意見，同時也請他們提出修訂的方案。
總的來說，改革開放後中國有關民間組織的法規還不完善、還存在不少問題，立法工作滯後於民間組織的發展。例如，立法層次不高，至今未有一部法律；條例的內容側重於登記程序，在稅收、財務管理、員工社會保障方面尚未有突破等等（李勇，1999）。但與改革開放之前相比，民間組織發展的法制環境已有了很大的改觀。特別是在1998年成立民間組織管理局以後，加快了民間組織立法工作的步伐。
1.5全球化及其影響
「全球化」是一個見仁見智的概念。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間的影響、合作、互動愈益加強，一些具有共性的東西逐漸普及和推廣，並成為全球通行的標准。隨著中國加入WTO 的臨近，全球化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對人們生活方式的影響勢必加深，對中國NGOs發展的環境也有著重要的影響。
首先，中國加入WTO 後，原先由政府進行的招商引資活動、對企業生產經營的直接管理可能被視為非市場化行政干預，不利於自由競爭。因此，需要發展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商會、行業協會來接替以往政府的某些職能；
其次，加入WTO 以後，中國在很多領域需要與國際接軌，否則在合作與交流中會存在諸多不便。例如，國外通常是通過商會、協會進行行業管理，甚至有國際性的行業聯合會來制定行業標准、規范行業行為，並通過商會、協會來維護成員的利益。中國加入WTO 以後，一方面，以政府的形式同國外的商會或協會打交道，顯然並不方便，需要有相應的組織形式與國際接軌，即成立中國相應的商會或協會；另一方面，發展國內的商會、協會有助於國內行業的專業化、規范化、國際化，同時也有利於保護國內企業的整體利益、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
第三，隨著國際合作與交流的增多，國人對非政府組織及非政府組織在解決社會問題中的作用的認識也會相應提高，國外通過NGOs對中國的援助也會增多，這也有利於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
第四，全球化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無疑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然而，在短期內，全球化也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貧富差距的擴大、局部地區或某些行業失業人口的劇增、某些地方艾滋病的流行、環境的惡化等等。隨著政府財政汲取能力的下降和財力的不足，政府需要發揮NGOs在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方面的作用，尤其是NGOs在知識傳播、技術擴散、提供就業機會、緩解貧困、增進社會融合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總的來說，全球化的趨勢不僅會刺激中國NGOs數量的增多，而且也會加速政府職能的轉變，增進NGOs的自治性、自律性，特別是經貿領域的商會和行業協會。
2.微觀環境的變化
1978年以來，中國相繼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改革，以及相關的民間組織法律法規的制定為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可以說，從宏觀環境看，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已不存在制度上和法律上的嚴格限制。
與此同時，中國非政府組織生存與發展的微觀環境也發生了許多顯著的變化，具體表現在：對非政府組織的需求日益增加、社會中間層的形成、公眾參與和志願者行為以及西部開發。
2.1社會對NGOs的需求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社會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與此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新的社會問題和社會需求。人們在尋求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和滿足這些社會需求的過程中，發現政府與市場都有其自身的局限，因此，需要有一種組織的創新，而NGOs在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和滿足這些社會需求時可以發揮其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改革開放後，隨著多種所有制結構的形成，單位制度的不斷弱化，社會出現了游離於傳統單位組織之外的多元化利益主體：單個的農戶、個體戶、私營企業和合資企業等等。；
第二，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勞動生產的效率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但也導致了一些社會不公正的現象，出現了許多新的弱勢群體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問題。
第三，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加入WTO 的臨近，中國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日益增多，因此，在很多領域需要與國際接軌。這也使得中國培育和發展社會中介組織的任務格外迫切，尤其是培育和發展溝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自治性、自律性的行業協會、商會。
2.2社會中間層的形成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平均年增長速度高達9％，人均國民收入翻了兩番。在這種背景下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指導方針下，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顯著變化是形成了社會中間層。截止到1999年6月，全國登記的私營企業主達到281萬人，注冊資本達到8177億元；個體戶近2000萬；另外，還涌現了一批文化程度較高的新富階層。例如：IT產業的新貴、外資企業的中方管理人員、富裕起來的知識分子和一些文體工作者。
中國社會中間層的形成，不僅為NGOs提供了新的籌資渠道、儲備了志願者資源，而且也為產生新一代NGOs的領導者提供了基礎。
2.3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和志願者行為
改革開放以前，政府壟斷了絕大部分稀有資源的控制權與配置權，並包攬了所有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社會福利工作，因此，民間很少有參與公共服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8].
改革開放以後，一方面，由於政府放鬆了社會領域的管制和多元化利益主體的出現，民間開始擁有大量的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另一方面，農民完全擁有了對自己時間的支配權，而城市也由以往的每周6天工作制改為5天工作制，並增加了節假日時間，市民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這為中國公眾參與和志願者行為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基礎。
與此同時，政府也開始鼓勵公眾參與和志願者行為，例如，1993年由國務院頒布的《中國21世紀議程》中明確指出：「公眾、團體和組織的參與和參與程度，將決定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的進程」；1996年3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規定：「提倡社會志願者活動和社會互助活動」；1996年《國務院關於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建立公眾參與機制，發揮社會團體的作用，鼓勵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工作」。這些都為中國的公眾參與機制和志願者行為提供了政策和法律法規依據。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公眾參與公共事物的積極性和志願者行為空前高漲，表現在：首先，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市統計局的一項調查表明（王謙、劉伶玲，1998），1996年北京市居民中有507.86萬人參加過公益活動，佔15歲以上人口的59％。其中，男性為273.18萬，佔15歲以上男性的 63％，女性為234.68萬，佔15歲以上女性的55％；其次，建立了55200個社區志願服務組織，31個省級青年志願者協會、738個地市（州）級青年志願者協會、15018個青年志願服務站。其中，1993年底以來，參與志願服務的青年已達7240萬人次，提供各項志願服務31億小時（丁元竹，1999）；第三，涌現了各種形式的公益工程，例如「希望工程」、「幸福工程」、「溫暖工程」、「燭光工程」、「春蕾計劃」等。其中，僅1989 年～1997年3月10日，中國青基會希望工程管理系統中記錄的個人捐贈者就達到15萬5千餘人；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環保領域，九十年代以後，中國涌現了一批自下而上的環保NGOs，包括「自然之友」、「地球村」、「綠家園志願者」、「重慶市綠色志願者聯合會等等，這些民間環保NGOs的建立，標志著中國環境保護領域公眾參與機制的初步形成。
2.4西部開發
西部地區是指中國的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西藏、雲南、貴州、四川、重慶、廣西和內蒙古等省、市、自治區。這些地區由於氣候、地理位置、地貌等原因一直處於貧困、落後的狀態。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西部大開發的戰略，要求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加快西部的發展。這對於中國NGOs的發展來說，又是一個絕好的機遇。
中國西部地區存在的主要社會問題包括：貧困、環境惡化、人口多素質低等。而中國一些NGOs，尤其是基金會（例如，中國扶貧基金會、愛德基金會、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民促會等）早在80末或90年代就開始致力於中國貧困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的社會發展，在中國西南、西北地區開展了大量的扶貧、農村社區綜合發展、環境保護、掃盲與文化教育、衛生保健項目，並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和成果。一些國際非政府組織（例如，英國救助兒童會、香港樂施會、美國國際小母牛項目、世界宣明會、無國界衛生組織等）在進入中國後，也主要是在中國的西南、西北地區開展扶貧、環境保護、社區發展、教育、衛生等項目，並起到了知識傳播與技術擴散、典型示範、增進社會融合、培養人才、提供新的就業方式、提供資金援助等作用（鄧國勝等，2000）。
因此，政府將西部開發作為二十一世紀的重大戰略任務，將為NGOs提供發揮自己獨特作用的舞台。如果中國的NGOs能夠抓住這次歷史性的機遇，發揮更廣、更大的作用，將對中國NGOs提高公益形象、社會公信度和社會影響力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8、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委員會的歷史
雖然志願的公民協會歷史上一直存在，今天看到的站在一線的NGO（特別是國際級別的）是在過去兩百年發展起來的。最早之一的是1863年建立的國際紅十字會。
「非政府組織」一詞開始於1945年聯合國成立，在聯合國憲章第71條款第10章中提出[1]作為機構的咨詢角色，沒有成員是政府或州（見咨詢身份）。「國際NGO」（INGO）的定義由1950年2月27日ECOSOC的288(x)決議首次提出：「國際非政府組織就是任何不通過訂立國際條約而成立的國際組織」。在可持續發展中，NGO和其他主要群體的關鍵作用在21號議程第27章[2]得到承認，以修正聯合國和非政府組織咨詢關系的論述。
20世紀的全球化提升了NGO發展的重要性。許多問題不是民族內能解決的。國際條約和像世界貿易組織這一類國際組織被認為過於以資本主義企業利益為中心。為了平衡這一矛盾，NGO以發展人道主義、發展資助和可持續發展為重點。國際社會論壇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它與每年1月在瑞士Davos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形成對比。第五屆國際社會論壇於2005年1月在巴西的Porto Alegre舉行，參加論壇的有來自1000個NGO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