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經濟全球化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不僅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也給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帶來了不同程度的經濟波動和政治不穩定。近年來，墨西哥、俄羅斯、東南亞等國家的金融危機及其政治動盪，就是有力的佐證。其代價之慘痛、教訓之深刻，足當引以為鑒。經濟全球化已經叩開中國的大門，在帶來千載難逢的發展良機之同時，也對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產生了威脅和影響。我們必須正視挑戰，探索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社會政治穩定與發展的規律和對策。
一、經濟全球化對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影響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生產力和世界交往高度發展的必然產物，作為一種客觀的自然歷史進程，不斷地表現出日益「超越民族國家」的特性。但在實踐中資本主義主導了經濟全球化，試圖按照其面目改造整個世界，使之完全走向「全球資本主義化」。這種雙重性質決定了經濟全球化對世界歷史的發展，同時具有推動與阻礙的雙重影響。它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沖擊，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挑戰。其格局總起來看是機遇與挑戰並存，機遇大於挑戰，但是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是挑戰大於機遇。這不僅體現在它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挑戰上，更集中地體現在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穩定與發展的挑戰上。
首先，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挑戰，直接地影響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其次，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脅。
第三，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提出了挑戰。
第四，經濟全球化對我國新一輪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戰，使政治改革過程面臨更大的困難、矛盾和風險，孕育新的政治不穩定因素。
第五，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國文化與思想觀念沖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我國政治不穩定
總之，經濟全球化已經把中國和世界聯系成為一個整體，由於存在著「蝴蝶效應」，國際社會任何一個微小的波動都可能帶來中國社會的經濟波動與政治不穩定。這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客觀事實。
二、經濟全球化影響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的方式和特點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影響，是一種全方位的影響，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現方式和特點。
從經濟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市場經濟機制，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響我國的經濟穩定和政治穩定。經濟全球化的基礎是世界市場的全球化，世界市場按照自由競爭原則，自發地調節各國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關系。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全球化正在通過世界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鏈接，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國際經濟政治的風險、矛盾和危機，直接引導到中國社會中來，影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穩定發展。其表現有二，一是直接影響我國的經濟穩定發展狀況，主要是經濟總量的平衡和經濟結構的穩定。二是通過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來影響政治穩定發展。值得指出的是，經濟全球化的這些因素同時存在，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轉化，形成一種綜合影響力，貫穿在我國經濟政治發展進程之中。因此，市場機制是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政治穩定的最基本的方式。
從政治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政府宏觀控制和對話協商機制來實現各國政治穩定與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各種跨國公司和企業根據自由競爭原則和全球性利益，在全球范圍內爭權逐利，導致了國際無政府主義的嚴重泛濫，卻不對各國社會的政治穩定負責。因此，維護世界經濟秩序和各國社會政治穩定的職責，仍然需要各國政府承擔，通過宏觀調控、協商對話和國際合作，使市場起到基礎性配置全球性資源的作用。但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卻打著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的招牌，主張通過「自由民主市場模式」，鼓吹和採取政府管制經濟自由化政策，來消融中國政府管制經濟機制，制約我國政府管理行為過程，直接影響我國的政策穩定和政局穩定。此外，西方國家通過操縱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強調一切按照所謂的國際慣例和國際法辦事，甚至奉行單邊主義，把本國法律凌駕於國際關系准則之上，企圖迫使中國就範。這種不正當干預我國經濟政治事務的「合法」手段，對我國政治穩定的隱性影響更大更深。可見，政府宏觀調控、協商對話和國際合作是全球化條件下維護政治穩定的關鍵。
從文化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國際大眾文化傳播媒介及其滲透整合機制，直接和間接地影響我國公眾的政治思想穩定和民心穩定。經濟全球化不僅是物質文明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不僅給我們帶來了西方的物質文明，也帶來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對我國公眾社會政治心理的穩定狀態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今時代是一個信息時代，但世界主要大眾傳播工具卻被西方發達國家支配著，少數全球性傳媒公司壟斷著全球信息的發布權和控制權，這實際上使我國公眾處在一種信息不平等和信息不對稱的格局之中。發達國家藉此推行文化霸權主義，推銷「西方價值」，妖魔化中國等活動，這對我國社會公眾的思想統一和心理穩定，產生和形成了無形的滲透影響和強大的輿論壓力。
從社會方面看，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世界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方式一體化，也是影響我國社會政治不穩定的方式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民通過各種世界交往方式，同世界各國人民形成了越來越密切的經濟與社會聯系，無論是在廣度還是深度方面，都已經十分普遍地擴大了，我國社會公眾生活方式也呈現出不斷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趨向。由於中國與各國之間存在一定的經濟與文化差距，人們在融入全球一體化的社會生活過程中，產生了這樣那樣的不適應性，造成各種各樣的矛盾和不穩定因素，從而有可能產生和加劇我國社會政治的不穩定狀況。
當前，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穩定發展的影響，呈現出這樣一些特點。第一，在影響的方向上是國際國內雙向互動。第二，在影響的內容上是經濟、政治和文化交叉滲透、相互轉化和全面擴展的一體化發展態勢。第三，在影響的機制上是結構—功能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第四，在影響的格局上是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容並存。第五，在影響的趨勢上是政治穩定與政治不穩定交替發展。我們以新的姿態推進改革、擴大開放，保證持續穩定發展是回應經濟全球化帶來各種不穩定挑戰的必然選擇。這是一種「沖擊—回應」互動關系，其運動軌跡和結果總的說來就是一種「不穩定—穩定—不穩定」、不斷循環發展以至無窮的過程。
三、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對策選擇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如何實現和維護中國社會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我們提出以下的對策選擇。
一是不斷解放思想，實現觀念更新，這是我們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前提條件。當前，必須從經濟全球化的視角與高度，重新認識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穩定及其意義。
二是不斷適應形勢發展的變化，及時進行社會政治穩定的政策調整，這是我們應對經濟全球化，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發展的關鍵。
三是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堅定不移地走制度創新之路，全面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新型體制，是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首先，堅持走制度創新全面發展的新道路，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政治和文化制度，真正實現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這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其次，必須以「三個代表」為指導，加快新一輪體制改革的步伐。要及時抓住當前世界發展的有利時機，爭取在2010年左右逐步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相適應的政治法律文化新型體制。要立足全球，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紐帶，不斷推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動力。不斷地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國家及其政治文明，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建立和完善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體系，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巨大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再次，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民主外交路線，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為我國社會主義的穩定發展創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積極全面參與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推動國際經濟政治制度的創新發展，創造世界各國人民的平等、多元、共贏的發展新格局，推動人類文明的和諧與進步，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與發展的根本方向。
2、全球化對中國政治和軍事的影響有哪些？
個人感覺全球化對中國軍事政治沒什麼好的影響，不管怎麼說世界主流國家（就是那些所謂的發達國家，本來全球化就是他們提出來方便他們的）對我們國家並不友好。他們搞全球化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多賺點錢，變相的結盟和打開其他小國經濟門戶的手段。他們搞全球化，幾個國家可以技術共享，政治軍事上一致行動，共同發展尖端武器設備可以節約開支預算，對付阿富汗這種國家可以共同出兵降低傷亡風險，集體壓制國際輿論。好處那些西方大國肯定會排擠我們，共同研發這種事情他們肯定只想要你錢不會給你關鍵技術的（連大型商用客機這種技術都不肯給，更別提高端軍事科技）。而維護西方國家在中東巴爾干那種地方利益的那種事情我們國家肯定是不會去參與的。所以總的來說全球化對我們國家經濟上有很多好處，政治軍事上關系不大。
如果你想寫論文之類交差的話，那你肯定要寫什麼發展和挑戰共存，和西方國家能有更多接觸的機會，為了世界和平作努力什麼的。
3、從政治層面講,中國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怎樣發揮作用？
從政治層面講，中國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發揮著一個促進和領導的作用，他的一些經濟決策促進了社會全球化的。進行和發展。
4、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中國扮演什麼角色
政治多極化是自冷戰結束後，全球政治格局發展的新趨勢，美國作為世界超級大國，極力維護既得利益，阻礙多極化進程。中國是第三世界也是世界上唯一可在經濟規模上與美國競爭的國家，多元化政治對中國乃至弱國是有利的，從這一點來看，中國是挑戰美國霸權的最佳候選人，也是世界多極化中重要的一股力量。
經濟全球化是以西方發達國家主導，跨國公司參與的資本轉移行為。中國是「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外資集散地，沒有中國這個巨大的消費市場的帶動，就談不上全球化，更不會有所謂的世界經濟發展。
5、（高一政治）辯論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利弊
有利於提高國企和民族資本的競爭力，有利於中國資本和商品的市場化和國際化，有利於提高國家經濟的增長率，有利於中外企業，文化的交流，
有利於中國學習和引進國外的資本和先進的技術，設備以及管理理念，
有利於促進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有利於促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
另外，由於國外資本和商品的進入，消費者可以有更多的選擇，更低的
價格，同時競爭會促使服務質量的提高。
6、政治論文：面對經濟全球化，中國應如何應對?
（1）中國面臨的機遇。其—，世界形勢的緩和，為中國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其二，在世界格局出現多極化的形勢下，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高。
（2）中國面臨的挑戰：其一，在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趨勢下，地區或集團的經濟貿易保護主義壁壘，使中國的對外經濟面臨著激烈的競爭。
其二，正面臨著新科技革命的挑戰。世界兩極格局瓦解以後，軍備競賽的作用相對下降，綜合國力的競爭提到了首位。各國都在調整國家戰略，把發展科技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點。各國都把科技開發作為綜合國力一個關鍵因素。如何選擇適應中國國情的經濟體制和科技體制，並使之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迎接和戰勝新科技革命的挑戰，是當今時代向中國提出的新課題。
第三，正面臨著世界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挑戰。歷史進入21世紀，世界經濟全球一體化的趨勢日益明顯。按國際經濟慣例辦事，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和合作，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隨著世界經濟全球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任何國家已很難保持封閉的經濟模式，所以，中國的唯一選擇，是適應這一趨勢，爭取經濟發展的主動權。
第四，正面臨著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的考驗。在兩極格局解體以後，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它在推行強權政治時減少了前蘇聯的牽制，對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壓力也會相應增加。
（3）面對以上挑戰，只有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只有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只有堅持依靠科技進步，才能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增強綜合國力，迎接各種挑戰，盡快地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7、政治題 面對經濟全球化 中國如何克服困難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大國策略制定
（一） 全球化的概念
所謂「全球化」,是指人類活動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在世界范圍內展現出的物質、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聯系、溝通、交流、互動的客觀歷史趨勢。它是伴隨著人類交往的不斷擴大,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人類社會的全球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揭開了全球化進程的序幕，18世紀的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在西歐迅速發展,突破了農業經濟時代的地方狹隘性,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紀下半葉的信息技術革命,極大地突破了傳統的時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進程。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領域的深刻變革。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挑戰
（一） 經濟全球化的一般性問題
所謂「全球問題」，是指在發生規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質，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國家、地區的根本利益，並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努力和國際社會的一致行動才能得到有效解決的那些問題。
全球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對此，國內外大多數學者都是承認的，但他們對全球問題的理解卻並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於對哪些具體問題有資格進入全球問題的認定上以及如何區分各問題之間的主次關系，例如，前羅馬俱樂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問題歸結為人口增長、社會的差距和分工、社會的不公正等近30個問題構成的總問題;前蘇聯學者M"M"馬克西莫娃則認為全球問題包括核戰爭的威脅、飢餓、貧困。
哈貝馬斯較早地就開始關注全球問題了，他曾把資本主義社會分為「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或「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兩個階段，他稱後者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對全球問題的關注是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分析的重點，在《合法化危機》一書中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增長的後果作了這樣的分析:「晚期資本主義的高速增長給國際社會帶來了許多問題。」「在這里我所說的是對生態平衡的破壞，對人格系統一貫要求的損害(異化)，以及對國際關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壓力」。在他看來，造成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在於「系統」侵入了「生活世界」，人們的交往被扭曲、異化了。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重構理性，建構一種交往理性，也就是主體在平等自由的基礎上通過對話達到相互理解和一致，從而實現人們之間交的合理性，實現社會的合理化。
建構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離析的傳統理性是哈貝馬斯的理想，這也是他的交往行動理論的核心。這一理論一經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並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雖然有的學者認為他所提倡的通過「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話語倫理」規范的建立與貫徹來消除當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實現一種「無暴力統治」的社會秩序的理想是一種空想，但是，哈貝馬斯幾十年一直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論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導的交往理性是有著相當重要理論價值的。
（二）中國的問題
中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就選擇了一條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的道路。這樣一條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也就是和平發展的道路。
20多年來，中國的這一歷史抉擇經受了考驗，和平崛起的進程已經開了一個好頭，但是還遠遠沒有完成。一個13億至15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和平崛起，決非易事。特別是在21世紀上半葉，我們既面臨「黃金發展期」，又面對「矛盾凸顯期」。說矛盾凸顯，就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而言，帶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戰：
第一個是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挑戰。中國人均資源佔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後列；同時，由於發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藝總體水平低，中國製造業的單位和總量的資源消耗包括能耗，卻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隨著世界製造業向中國大規模轉移，也帶來一定程度的「能耗轉移」。這就使得資源特別是能源的短缺，成為困擾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大難題。
第二個是生態環境的挑戰。中國在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狀況惡化、資源耗費巨大回收率低而導致環境破壞等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同時，這也是中國領導層提出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背景。
第三個是在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兩難問題的挑戰。比如，既要使GDP持續快速增長，又要加快社會建設步伐；既要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又要擴大社會就業；既要保持東部地區的強勁發展勢頭，又要促使東中西部共同發展；既要推進城市化，又要從各方面反哺農村；既要注重公平、縮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擴大吸引外資，又要優化引資結構；既要以市場換技術，又要增強科技自主創新；既要深化各項改革，又要保持社會穩定；既要推進市場競爭，又要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等等。解決這一系列兩難問題，都不能只顧一頭、不顧另一頭，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統籌兼顧，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
另外，全球化的發展對於中國的進出口體制、貨幣體系、宏觀經濟調控體系、金融體系監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場化的趨同要求。
因此經濟全球化無論從內在體繫上，還是外在環境上都需要中國政府的大國策略。
（三）中國的大國策略
中國是歷史上文化大國，也是現實中地緣政治大國，正致力於成為未來的綜合性大國。所有這些決定了她的戰略定位及其選擇不同於任何大國。作為國際地位日漸提高、實力不斷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要，就構成了國家戰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種需要之間彼此聯系，形成一個有機系統：從基本的生存權益需要到更高層次的需求，從而通過自助成為一個對國際社會有重要貢獻的大國。
第一，主權需要。它包括領土完整，內政不被干涉，這是一國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權需要與國家統一密切相聯，互為一體。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主權過時論」在西方興盛一時，「新干涉主義」抬頭，在這種情況下，維護國家主權，反對霸權主義就成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峻考驗。
第二，穩定需要。與主權需要一樣，穩定需要同樣涵蓋了國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內涵。穩定分為內部社會穩定與周邊環境的穩定。前者需要強大政府並建立有力的政治、經濟秩序，是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的必要保障；後者是指建立在「主權需要」層面上的「防衛需要」，「防衛需要」也就是擁有影響和控制周邊危險事態能力的需要，從而才能保證外部環境的安全。
第三，發展需要。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都在拚命迅跑，以在未來競爭中爭奪力量制高點。對中國來說，發展既必要又緊迫，因為惟有發展才能提高綜合國力，並使和平自主的對外政策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穩定是發展的保障，反過來，社會不發展、經濟衰落，則內部社會震盪及民族問題會被激活，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也不論國家制度及意識形態差異，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個國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權不完整的表現。對平等需要的強調，是對強權政治及霸權行為的反對，它要求利益與機會均等，反對因文化歧視、貿易歧視而對某國作出的單方面限制。
第五，正義需要。中國的地緣政治及文化歷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於其他大國的使命，即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的使命感。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中國已為自己樹立了作為大國的必要道義形象。這種正義需要包括作為一個大國在聯合國扮演積極的更富有建設性的角色，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維護小國、弱國權益、反對霸權主義方面始終樹立自己的正義形象。一個國家惟有發展具備一定實力，才能為國際和平與安全作出更大貢獻，反過來，一個成為負責任的國家從而樹立起正義形象，也必然給它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與支持。
簡言之，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求，是一個由基本層次向更高級層次的逐步遞升的過程，利益需要層次的拓展，也就為外交及戰略目標的進一步推進提供更深的內涵和意義。
三、 交往理性的指導性意義
（一）哈貝馬斯交往理性的內涵
.哈貝馬斯是通過分析語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動來揭示交往理性內涵的，而這種分析主要體現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動理論中。這一理論通過對生活世界和以語言為媒介的主體間交往活動的語用學分析來發掘交往行為的理性內涵，並從語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之中，歸納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結構和基本規范。因此分析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範式，可以從他關於語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論論述中著手進行。
1、語言和交往行為理論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理性內蘊於以語言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結構中。他對交往行為下了這樣的定義:「交往行為是以象徵符號為媒體的交互活動(interaction)。這種交互活動是按照必須遵守的社會規范進行的，而必須遵守的規范又是給相互期待的行為下定義的，並且至少必須被兩個行動著的主體理解和承認。」從他對交往行為所下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他所說的「交往行為」具有如下特點:第一，交往行為是至少兩個主體之間以達到共識為目標的行為:第二，交往行為是以語言(符號)為媒介，語言是交往行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體必須遵守共同的社會規范;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對話，通過對話以求達到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與「一致」。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言語行為，言語行為總是與三個有效性要求相關聯，即真實性，「言說者必須有提供一個真實陳述的意向，以便聽者能分享說者的知識」;正確性，「言說者必須選擇一種本身是正確的話語，以便聽者能夠接受，從而使言說者和聽者能在以公認的規范為背景的話語中達到認同」:真誠性，「言說者必須真誠地表達他的意向以便聽者能相信說者的話語」。
哈貝馬斯聯系言語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劃分為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因為交往行為反思地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相關聯，所以每個行為者都會明確或不明確地提出對應的言語有效性要求。在論及客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實的，「客觀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事態存在的」;論及社會世界時，陳述應該是正確的，「社會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規范存在的」;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該是真誠的，主觀世界是「主觀經歷的總體」「可以通過真實表達的經歷原理來說明主觀的東西」。
他還特別指出，在語言行為中，語言的有效性要求總是同時浮現，即使一個語言表達只是主體性地使一個有效性要求凸顯出來，三個有效性要求在一個交往行為中仍然同時被要求。例如，當一個聽者接受一個論斷的真實性，但同時又懷疑言說者的真誠性或懷疑表達的正確性時，一致協議是不可能達成的。在現實交往中，三個有效性斷言能夠提出、接受或被反駁，這都是理性的言說過程。
哈貝馬斯認為，人際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語言。惟有通過語言交往，單獨的人才能組合為社會。語言原初地蘊含著「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這便是哈貝馬斯稱之為「交往理性」的基本內涵。
（二）哈貝馬斯對全球問題的設想
哈貝馬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分析與全球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哈貝馬斯解決全球問題的設想可以概括為密切聯系的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的商談倫理學說，一個是超越民族國家理論。這兩個方面其實是交往理性在現實中的應用。
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已經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他把合法性問題與規范有效性聯系起來，認為合法性問題本身應當是一個規范有效性問題。對於規范有效性問題，有與危機理論相關的兩個基本觀點，一是交往共同體，一個是普遍利益。哈貝馬斯認為，如果人們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規范上可以達成共識，就無法說明規范有效性問題。交往共同體成員之間通過商談、對話共同或一起來確定規范的有效性，這不僅是一種認知活動，更在於這是一種普遍利益的共識。規范有效性的實現要求普遍利益原則能夠得到貫徹，所謂利益的普遍化，哈貝馬斯指的是可以通過交往(溝通)而共有的需求。合法化危機意味著普遍利益受到壓制。
對於擺脫資本主義對普遍利益的壓制，哈貝馬斯寄希望於以語言作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錢和權力作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於以可普遍化原則作為先決條件的話語論辯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說，哈貝馬斯把「交往行為」的合理化作為社會變革的目標。讓溝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為的交互主體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沒有任何外在或內在壓制的生活世界裡。哈貝馬斯在解決全球問題上同樣主張以語言為媒介，交往主體通過對話、溝通達成一致和相互理解，從而實現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說，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在解決全球問題上還有一定的空想性，那麼主張超越民族國家，則可以說是哈貝馬斯在20世紀90年代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的具體措施。
哈貝馬斯清楚地認識到，飛速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加劇了階級對立和由此而來的社會緊張，為了轉移國內矛盾，西方國家在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利用民族主義的推動力將社會沖突引向對外的帝國主義戰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劇之後，民族主義的整合力已消耗殆盡，西方各國不得不在社會總產值中支配很大份額，實行有力的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就業的政策和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同時促進經濟的活力，保障社會一體化，化解了階級對立，穩定了資本主義。但是，在激烈競爭的全球化的經濟框架中，民族國家要保持其國際競爭力，就不可能再繼續福利國家的政策，而必然要「採取有害於社會團結一致，使社會的民主穩定性面臨嚴峻考驗的削減政策」在哈貝馬斯看來，經濟全球化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而社會福利國家妥協即使不是解決資本主義內在問題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夠把它所造成的社會代價維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問題還不僅如此。一旦放棄社會福利國家的政策，勢必要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分化;而社會分化又勢必破壞自由的政治文化，喪失民主的基礎。哈貝馬斯認為「只有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這種職能」.再說經濟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國家的能力。也就是說，只有從民族國家過渡到一個超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繼續原先由民族國家採取的社會福利措施，對抗資本無限擴張的邏輯，保障和進一步擴大民主。他認為只有堅持政治先於經濟，對在全球范圍內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加以「政治馴化」，才能使現有的社會長治久安。
經濟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們成為風險共擔的共同體，有著無法迴避的集體命運。一方面，市場的擴張遇到了地球幅員的限制，資源開發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日益變小的世界己不允許人們將行為後果外化:無須擔心制裁，而把代價和風險轉嫁給他人一如其他社會部門、其他地區、其他文化或子孫後代—的機會越來越少。這無論在重大技術的跨地區風險上，還是在富裕社會的工業所製造的危害整個地球的有害物質上，都表現得同樣明顯.」單個國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風險。另一方面，生態環境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毒品走私、跨國犯罪和軍火貿易，都不是哪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的;並且，解決這些問題必然也必須對民族國家的主權有所限制。面對上述人類共同的嚴重問題，「各個國家都必須在對內政策上鮮明地被納入一個負有世界義務的國家共同體的有約束力的合作過程」
他一再指出，經濟全球化造成大多數人，尤其是弱勢群體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擴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導致貧困者和無社會保障者增多，這方面的指數確鑿無疑，社會分化的趨勢同樣也是顯而易見的」「不管從哪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都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
哈貝馬斯的設想，具體而言，就是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是由於地理的和經濟的基礎擴大而在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加強自己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地位。他還認為僅將原先民族國家的調控能力轉移給跨國性的政治共同體是不夠的，關鍵是要以政治來克服「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具體做法是，「要引進世界范圍內的政治意志構成因素，並保證政治決策的約束力」也就是將國內的民主擴大到國際范圍，藉助各政治實體的市民社會和政治輿論，形成世界性的強制互助意識。只有當公民要求大力轉變對內政策形成觀念壓力，具有全球行動能力的行動者，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各種政治共同體的自我意識才會發生變化，才會日益把自己視為一個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顧利益的共同體的成員。
（三）哈貝馬斯的方式
1、 以交往理性約束工具理性
哈貝馬斯系統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濫給現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嚴重問題，他認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確立交往理性。在現在看來，他的這一思想，對我們解決全球問題同樣是適用的。由於工具理性的擴張，使人們片面地認識和對待自然以及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就產生了許多全球問題。
哈貝馬斯認為工具理性的實質是:在目標確定的情況下選擇達到這一目標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給定的條件下現實地權衡和制定所要實現的目的。在他看來，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間的交往中遵循著一種完全不同於技術規則的特殊規范。這種規范必須通過語言的共識來形成，並以語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為人，並不僅僅在於能自覺地進行物質必需品的再生產或工具的使用，而在於能夠使用語言。人的自我意識的發展與語言的發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對人的行為的分析最終必須落實到語言。以語言形式進行的交往活動主要應歸結為建立在特定觀念和原則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諧共處。也就是說，要克服工具理性帶來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在主體間建立一種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形成共識的交往理性。
哈貝馬斯主張通過交往理性來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們，不要只注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在現實中，就是要正確地認識科學技術的兩面性，人們不能一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為評判一切的標准。雖然科學技術能大大發展生產力，能極大豐富我們的物質生活，但是，我們不能無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哈貝馬斯對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雖然作了過分極端的評價，認為科學技術執行意識形態的功能，但是他對濫用科學技術的後果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堅決反對科學主義、技術至上論。對於當前的全球環境和氣候問題，我們不能盲目樂觀，認為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自然問題說到底還是人的問題，是人如何看待人類自己和自然的關系問題。科學技術本身並沒有錯，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應用科學技術。我們在改造自然時，也有一個限度問題，不能無限度索取。人類和自然的關系也是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關系。哈貝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來約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一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規范
針對目前的全球問題，各利益主體也達成了不少協議，但是到目前為止，有些國際公約的執行情況很不令人樂觀，甚至有的協議形同虛設、有的協議事與願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規范的制定出現了問題。哈貝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對規范的作用做了闡述。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強調以語言為核心的交往活動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會規范建立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將生活世界合理結構的整復定位於交往理性的重建，並將此提升到「話語倫理學」的高度，視其為社會倫理的根本原則，主張依此來約束人的行為、人與人的關系乃至整個社會實踐，使人際關系和社會交往中權力和暴力的使用成為非法，從而建立合理的社會秩序。實質上，「話語倫理學」是哈貝馬斯交往理性在實踐中的運用，即他的「實踐理性」。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關系是人類的基本關系，人們之間必然會發生交往關系和交往行為，於是，人們就必須相互理解，而人們之間要實現相互理解，就必須具有確定性和規范性的准則，這一方麵包括共同的語言背景和語言規則，另一方麵包括共同的價值准則。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規范是對話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但是他認為普遍化的規范的確立，必須排除強制的因素，也就是說對話倫理學的規范原則，必須是人們能夠自願接受的。
那麼，在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怎樣才能保證規范為一切人所接受?哈貝馬斯認為共識並不像利奧塔所說，必定會抹殺個性，取消話語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築在對個性和多元性的承認之上的，但承認多元性和個性決不意味著異質多元的話語可以不遵守任何規則，可以超越語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問題的實質在於，通過何種途徑來達到差異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識決不會否定差異，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價值領域內，對對話論證的形式規則達成主體間認識的合理的一致，並將這一前提引入語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據的乃是建築在邏輯合理性之上的語言規則的統一，目的是使論證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獲得保證。
哈貝馬斯認為，建立普遍承認和遵守的規范是主體間順利展開對話，實現交往合理化的條件之一。規范的本質特徵在他看來就是普遍有效性，這是他的對話倫理的一個基本原則，那麼，如何確保規范的普遍有效性?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原則，即論證原則。他認為真理是由共識形成的，陳述的真理性條件是參與對話的主體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說，一個規范是通過參與對話的主體共同論證的結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在參與討論的過程中都根據自由意志確定何者為普遍規范。在這一過程中，不是現存的普遍原則決定人們提出的倫理規范是否正確、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體的相互討論中，由共同認同產生普遍的規范。規范既然是各利益主體在平等自由的條件下，經過論證而形成的，那麼規范就體現著各主體的共同意志，他們必然會遵守規范。
四、結論與建議
（一）理論指導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是從不同利益主體通過對話、商談並遵從一定的互相認同的規范而達到合作與協調、尋求共存、互利發展的心理趨向、認知構架與行動取向。哈貝馬斯認為運用著認知構架可以較好地分析顯示社會以及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和重大變革。總的看來，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滿矛盾和沖突的社會生活中人們是如何消除沖突、達成協調和尋求互利發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處在於真正突出了社會歷史共在主體的作用，它不再把社會共同主體看作先天地內在同一的普遍化整體，也不再把某一特殊社會群體提升為歷史的唯一主體，而把其他社會成員排斥在歷史主體之外，而是看到各個歷史行動的參與者的內在差異的同時找尋到了社會歷史共同主體的內在同一性的根據及現實途徑。
我們要解決全球問題，除了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全球問題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鑒西方思想家特別是哈貝馬斯的理論，積極尋找全球問題的出路。
（二）實踐指導——以貨幣為例
在此基礎上，中國參與國際社會的具體操作層面上，還應採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論，與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各類利益主體進行長期重復進行的合作博弈，在國際范圍內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爭取能源、資源。
自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國際貨幣秩序陷於混亂。金融自由化浪潮又為國際資本流動開放了大門。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獲得高經濟增長後，由於國內經濟體系內在扭曲，相繼受到國際資本的沖擊，幾十年的奮斗的成果被國際資本吞噬。拉美開始出現「美元化」現象，被認為是全球化消除貨幣民族特徵的一個標志。但從交往理性的角度，這明顯不是一個平等的合作。在亞洲范圍內需要一個實力與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國家來承擔亞洲貨幣一體化的火車頭，目前還期待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崛起，以及國際交往能力、制定協議能力的增強。
因為，現代國別貨幣(如美元、日元等) 是一種制度工具,它以本國的經濟實力為基礎, 又服務、支持並刺激本國經濟的發展。當一種國別貨幣成為國際貨幣時,這種工具不僅給該貨幣的發行國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使發行國無償地、長期地佔有他國的部分商品和勞務,也有影響、為難甚至於左右他國經濟的功能,並影響他國的政治、社會生活以至於文化、意識形態等。國別貨幣的國際化,有著極為廣泛而深遠的國際社會權力效能。在一定意義上講,正是這樣的國際化,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 反過來,經濟的全球化又進一步強化了國別貨幣國際化的效能。
由此可見，國際范圍的合作博弈首先是一個利益聯系體，其次相互理解與信任是基礎，第三還需要維護機制運行的約束機制。
在貨幣合作方面，歐盟、歐元走在東亞的前面，啟動東亞的貨幣及經貿合作。可以成為建立中國、日本、韓國為領頭羊的亞洲貨幣機制良好借鑒。
（李謂文 原創）
六、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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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M].劉北成，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哈貝馬斯.超越民族國家?[A]貝克等.全球化與政治【c】.王學東，柴方國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8、全球化對中國政治的影響 全球化對國家政治產生哪些影響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隨著全球化勢力對人類社會影響層面的擴張，已逐漸引起各國政治、教育、社會及文化等學科領域的重視，紛紛引起研究熱潮。對於「全球化」的觀感是好是壞，目前仍是見仁見智。
具體的對國家政治挑戰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1、貧富差距可能擴大
2、文明以及價值觀的沖突
3、由跨國公司控制世界經濟的股份的增長
4、部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資源的掠奪
5、部分發達國家把工業垃圾傾倒到發展中國家導致發展中國家的環境遭到破壞
6、移民的增長，包括非法移民
7、恐怖主義也在全球化，參與恐怖襲擊的恐怖組織分子很多時候不在本國行動，而且與本國無關
8、通過諸如互聯網和電話等的技術使得共享的信息資源不斷增長
。。。。。。
還有國際貿易的增長和跨國公司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這些挑戰都對國家政治產生的影響隨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成了新的世界主流思潮。國際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追求「平等和公正」不再是國際政治生活的主流。什麼新殖民主義，什麼南北談判等等，統統讓位於全球化，讓位於各國間的自由競爭。一個國家貧窮的原因不再是歷史上的殖民主義，或現實中的不平等關系，不再是許多主客觀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發展中國家自己成了自己落後的唯一原因。解決現實世界的諸多不公正的途徑，不再是調整國際秩序，而是全球化。
對公正的訴求被推到了世界議題的背後，一個新的理論和信仰開始升起。這是一個建立在叢林原則上的信仰。表面上看這種信仰提倡每個人和每個國家，無論貧富，都必須自己幫助自己，自己拯救自己。實際上這種信仰提倡的是強者對弱者的「自由競爭」，資本對勞動的「自由競爭」，強國對弱國的「自由競爭」。這種信仰表面上賦予了強者和弱者同樣的自由，但是在這種「自由」面紗下，是強者對弱者的統治，強者對弱者的掠奪。
9、歷史題 中國如何適應世界政治全球化
全球化是當今時代的標志，目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居於強勢地位。這就意味著全球化給中國政治文化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為中國政治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和廣闊的文化資源，另一方面也從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兩個層面對我國政治文化產生負面影響。面對這種情況，我們要有自己的核心價值取向，要以全球性和本土性交融互動為路徑取向，加快經濟建設，堅持黨的領導，增強公民的政治認同和政治主體意識，以發展中國政治文化。
全球化是一種進程或一種發展趨勢。它主要是指人類不斷跨越民族、國家的界限，超越制度、文化的障礙，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充分的交流、對話、協調和溝通，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全球性的文化認同、價值認同和實踐認同的發展趨勢。盡管全球化主要是經濟全球化，但是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分析的一樣：「資產階級的這種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有相應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必定會引起生產關系的變革，經濟上的任何變化都會從政治上表現出來，特別是通過政治文化率先表現出來。
全球化對中國政治文化的影響是雙重的，既有積極方面的影響，也有消極方面的影響。政治文化是政治關系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映，它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對於政治的感受、認識和道德習俗規范的復雜綜合。一般由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兩個層次構成。從積極方面講，全球化給政治心理、政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個十分廣闊的思考空間，從而形成一些新的思想觀念和意識。全球化進程促進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先進的技術手段和管理經驗以及其它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國際上普遍傳播，被不同的民族共同利用。世界各國在交往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依存的局面，使人們的政治心理、政治觀念將發生深刻的變化。例如開放的政治心態；民主的政治觀念；改革進取的思想精神；不屈不饒，敢於與強權政治作斗爭的政治立場；振興民族，完成社會統一的政治認識；參政、議政的政治慾望等等。其次，全球化為中國政治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政治文化資源。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全球交往的日益深入，文化交流和相互撞擊機會大大增強，人們對各自文化的反省空前深刻，這就為重新構建各自文化提供了一個絕好時機。
另一方面，從消極角度講，全球化也會給中國政治文化帶來一些負面影響。由於某些西方大國堅持冷戰思維模式，推行「西化」、「分化」戰略，從而人為地加劇了中西方兩種文化之間的沖突。它們在日益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過程中，傳播西方的政治觀念和游戲規則；利用互聯網、廣播、衛星電視等傳媒，傳播其意識形態、價值觀念，並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進行種種歪曲和攻擊，極力擴散西方道路的示範效應；支持海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甚至是封建邪教分子進行顛覆活動。
全球化從經濟、文化和科技等方面顯示了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喚起了人們對於改變現狀的政治渴求。在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壓力下，人們對社會主義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和現代化的要求越來越高，十分渴望對現有政治體制進行改革。人們的這些政治渴求一方面會呼喚出激情，另一方面也有可能產生激進的心理，提出與現實情況不符的過高要求，甚至產生一些激進行為，從而可能造成社會的動盪，動搖安定團結的政治秩序，結果卻是適得其反。
湯林森博士指出：「全球化的效果，勢將削弱所有民族國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使在經濟上強勢的國家，亦不能倖免於此。」因為資本的本質是追求剩餘價值，具有天然的不斷擴張性。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因其資本總量的優勢而希望實現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以最大限度地拓展世界市場，攫取別國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這種經濟上的內在要求，必然促使他們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充當霸主，以維護其經濟利益。為此，他們挑起、操縱或發起所謂的捍衛「人權」或「道義」的國際爭端，鼓吹「國家主權過時論」、「國家主權消失論」，很容易誘發文化理念上的「全球主義」，引發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危機。高科技手段、市場經濟和資本的跨國流動，沖破了民族之間相互隔離的界限，增強了世界的統一性、整體性，大大加強了世界人民之間的聯系，從而也將改變人們心目中原有的民族國家觀，使其產生一種文化離心力。
這種文化向心力的削弱，很容易導致人們的政治冷漠心理，削弱人們的愛國主義情操，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也有很大消極作用。
全球化對政治思想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政治信仰和政治理論兩個方面。
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就指出西方文明的全球擴張是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為了實現這一目的，西方運用了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等多種手段，並已經為之做了多個世紀的努力。布萊克說出了西方世界的心理話，他毫不諱言指出「當代世界的政治被看作西方與東方之間的內戰」，並自詡「西方的優勢在於有更多的資源，更豐富的經驗，而且更貼近勢在必行的政治發展路線」，結論自然是東方應該放棄自己的模式，投入到西方的模式中來。在經濟全球化中，西方由於暫時占據強勢地位，所以更加不會放棄這一「心願」，一方面，他們對社會主義的歪曲、攻擊和顛覆活動從來沒有間斷過。另一方面，他們利用、調動各政治資源兜售西方的價值觀、政治觀、人生觀以及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受西方社會的影響，現代化的思想浪潮正在向全球滲透。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文化上多元主義、政治上的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構成了中國政治理論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尤其是西方民主政治理論對我國政治理論的影響尤為重大。巴林頓·摩爾把西方社會通往民主政治的道路概括為三種模式，即英國模式法國道路和美國道路，塞繆爾·P·亨延頓的設計則是傳統穩定期、現代化起飛期、城市突破期限、綠色崛起期、現代化鞏固期和現代穩定期。這些概括是以歐美歷史為基點，帶有濃厚的「歐美中心論」色彩，對政治發展的某些現象有一定的解釋力，尤其是對西方政治現實有很強的解釋力，正因如此才會對我國政治理論構成壓力和動力。但是它們對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只有相對價值，只能對我國政治理論的發展提供某些參考。在中國，無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建設和改革時期，都必須堅持馬列主義的普遍原則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理論。鄧小平說：「如果我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自己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國革命就搞不成。」
以上分析都是從政治文化的具體要素的角度來分析全球化對中國政治文化的影響。下面我們試從另一個角度，即從對待傳統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態度的角度來分析。
與其它文化一樣，政治文化也具有民族性和開放性，並且兩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即一方面，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都不能離開世界有機整體而獨立存在和發展，另一方面沒有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文化也無以繼承和發展。全球化使得各種政治文化十分順利地進入中國，給人們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的同時，又難免不對我國的傳統政治文化形成強烈的沖擊。在實踐中很容易形成兩種對立的主張和傾向：（1）政治文化上的激進主義。持這種觀點的人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打上封建的、專制的、人治的標簽而全盤否定，並主張中國要走上現代化，就必須全面開放，全盤接受西方的政治文化觀。（2）政治文化上的保守。這種觀點認為在全球性的大眾傳媒的沖擊下，傳統政治文化日益衰落，我們的精神家園日益遭到摧毀，現代化所需要的傳統基石不斷動搖，為此發出類似「救亡圖存」的復興儒學的怒吼，要求以儒學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宗旨，以抗拒西方文化的滲透。這兩種觀點看似對立，實際上都是割裂文化的開放性和民族性的辯證統一的關系。這兩種觀點都是不科學的，是不足取的。正確的態度應該是以開放的胸襟走向世界，在全球化浪潮面前，我們一方面要敢於迎接挑戰，勇於吸取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為我所用，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加強警覺，要有防範意識，建立一個開放吸收與防範並存的合理的運行機制。
在全球化大潮一浪高過一浪之際，如何構建當代中國政治文化，擺脫西方強勢文化、主流文化的負面影響，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這里提出幾點不成熟的思路：
1、堅持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核心的價值取向
民主是全球化進程中政治發展的主題，也是西方政治文化沖擊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大法寶。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長河中，一直缺乏民主和法治的傳統，這就使得中國的政治文化發展中缺乏民主和法治的傳統支撐，造成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困難。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告訴人們：封建家長式的非民主的東西在我國的政治文化中還根深蒂固。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否要接受資產階級的民主價值呢？對此，鄧小平的回答是：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會主義民主。當然，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民主為核心價值取向，並非只是基於某位領導人講話，而更主要的是基於對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強烈追求和對西方民主的歷史和階級局限性的理性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須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核心的價值取向，構建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文化，抵制西方政治價值觀的負面影響，更加順利地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
2、堅持以全球性和本土性交融互動為路徑取向
近代中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拒絕融入世界，結果讓我們嘗盡了被世界所拋棄並因落後而被動挨打的滋味；「文化大革命」既閉關鎖國，又與傳統決裂，讓我們獨吞了將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割裂造成的苦果。有鑒於此，在全球化趨勢下，我們在構建中國政治文化的過程中，必須走全球性與本土性交融互動的道路，既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自身進行客觀的反省，開拓本土政治文化資源中的精華部分，又要以開放、求實的態度吸納全球政治文化資源中的合理因素和優秀成果，如同鄧小平指出的一樣：「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生產規律的生產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3、加快經濟發展，為構建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奠定物質基礎
加快經濟發展，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不僅可以為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發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而且可以縮小當前我國在全球化中與西方國家的差距，盡快改變落後的狀況，有利於增強人們的政治認同感，堅定人們的政治信念和提高人們的民族自信心，最終從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層面上影響政治文化，避免全球化中西方政治文化的負面影響。
4、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增強公民的政治認同和政治主體意識。
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一個最基本的政治認同，這不僅僅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更是中國未來的保證。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處於一個十分特殊的地位，既要肩負繼續保持人類正確發展方向的重任，又 要改變遲發型國家的地位，如果沒有一個有著現代化價值取向的堅固的權威核心，就無法動員全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就無法調動廣大公民的熱情，從而無法改變落後的局面，並且完成歷史使命。同時，作為權威核心的中國共產黨要進一步獲得人民的認同，必須加強自身建設，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充分調動和培育公民的政治主體意識。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活力和核心就在於它是人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如何激發公民的主體意識和提高公民的參政能力，是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