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冷戰對世界局勢的影響
當柏林牆倒塌的時候，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宣告，這是「歷史的終結」。
他說，西方在冷戰中的勝利意味著民主的資本主義「是人類政府的最終模式」。意識形態的爭斗已經結束，民主和市場經濟取得了勝利。
福山的話講得為時過早。從科索沃到東帝汶，從盧安達到里約，歷史仍然是活生生的，而且往往伴隨著令人痛苦的結果。影響波及全世界
柏林牆的倒塌標志著歷史的重生，或者至少是它的驟然緩和。新千年的最初數十年中的主要任務與本世紀最後十年相同，就是妥善應對這一現實。
柏林牆倒塌帶來了直接、激動人心和顯而易見的結果———德國的統一和蘇聯的解體。
但是，同1929年發生在華爾街、或者1945年發生在廣島的事件一樣，1989年柏林事件是影響波及全世界、並且永久改變了世界的事件之一。
英國歷史學家蒂莫西·加頓·阿什寫道：「很難在世界上找到一個沒有受到冷戰結束的影響的國家。冷戰結束直接影響了世界上的許多其他地區，比如南部非洲、東南亞和中美洲。蘇聯與美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全球競爭對這些地區的政治造成了損害。」
例如，南非在數月之內便追隨其後，白人政權首先從監獄中釋放了納爾遜·曼德拉，然後幫助他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接著又在他當選總統後拱手讓權。
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人意識到，蘇聯試圖同時實行政治和經濟改革，從而導致了自我毀滅。因此，他們讓資本主義接管部分、而不是全部經濟，同時牢牢抓住政權不放。
經濟學和政治學正在重新劃定政治疆域和盟國。隨著冷戰結束，前蘇聯共和國————亞塞拜然、土庫曼、烏茲別克和哈薩克發現了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不僅是美國，而且諸如伊朗和土耳其之類的一些地區性強國都加入了對這些財富的爭奪。結果是，俄羅斯、亞美尼亞和伊朗結成了一個聯盟，美國、亞塞拜然和土耳其結成了另一個聯盟。啟動歷史力量
冷戰的結束不僅改變了全球結構，而且啟動了正在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巨大歷史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講，20世紀在1989年11月9日就結束了，整個世界目前正在全力對付21世紀的難題。
全球經濟是這些力量中最大的一股。這種全球化經濟是全球通信和全球市場的產物，至少從1973年就已經存在，但直到近10年才突然引起公眾的注意。
蘇聯試驗的徹底失敗破壞了人們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封閉市場和國家控制經濟的支持。正如福山所說的那樣，它還標志著市場資本主義取得了明顯勝利。
曾經嘗試過混合經濟或社會主義經濟的東南亞、拉美和非洲國家迅速向全球市場開放。甚至連俄羅斯也加入進來，建立了股市，並歡迎外國投資。
第一個結果是經濟繁榮，尤其是在東南亞。在那裡，大量美元湧入，為建設工廠、新公路、機場、摩天大樓和創造數百萬個就業機會提供了資金。第二個結果是1997年的一場金融危機。
全球經濟和科索沃戰爭明顯突出了第二股巨大的全球力量，也就是國家主權的削弱，以及人們認識到，過去由國家控制的一些東西———資金、就業機會、人權———已經成為一個嶄新、仍然模糊的全球社會中的國際爭議問題。
全球貿易、全球市場和全球資本主義剝奪了各國管理本國的一大部分經濟的能力，從而也削弱了它們對決定自身未來的能力的信心。與此同時，大國在聯合國的激勵之下宣告，國家主權不是絕對的，國際社會有權進行干涉以制止最嚴重的踐踏人權的行為。
這個問題的規則還遠遠沒有確立。北約干預了科索沃，聯合國干預了東帝汶。但是，同樣是這些國家，卻在結束盧安達、蘇丹和獅子山的殘酷戰爭的問題上逡巡不前。
如同全球經濟的情況一樣，關於人權和主權的規則尚在制訂過程中。問題在於，應該由誰來制訂這些規則？
世界上許多關鍵決定（關於貿易規則、何時向何地進攻、關於如何管理歐盟、關於環境法規）都已不再由有權在本國境內執行這些決定的政府作出。相反，各國政府在國際組織、在聯合國或歐盟或世貿組織中集合到了一起。平民社會在形成
伴隨著這種正式的規則制訂，一個新的全球平民社會正在形成，其主要基礎是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對全球的管理發揮著重要影響。
代表著各種公眾利益的大量非政府組織紛紛出現，通過網際網路跨國界地聯系在了一起。這些組織正學著如何支配選票和影響代表。
這些非政府組織不是選舉產生的，因此並不民主。但它們已經成為一個仍在逐漸成形的進程中的關鍵參與者，也許是全球民主的先行者。
它們當中的大多數是單一利益組織，集中關注海洋、勞工、婦女權利或者衛生問題。
1997年的金融危機似乎令大多數決策者相信，不能允許自由市場繼續處於缺乏限制和管理的狀態。如何處理自由市場的問題將留待下個世紀解決。
2、美國頂尖政治學者告訴你為什麼美國要完？
唐納德·特朗普從一位無人嚴肅對待、丑角般的外圍參選者變身為當選總統，這是美國近期經歷的最令人意外且製造心靈創傷的事件之一。其影響尚不明朗，但在最壞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國完全放棄其全球領導地位，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分崩離析，而自1950年代以來，美國為打造這一秩序已經耗費大量心血。
從雷傑普·塔依普·埃爾多安（Recep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到歐爾班·維克多（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特朗普牌民族主義的勝出，可以說與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國家中威權主義的上升勢頭相映成趣。同時，這些進展令民粹主義民主活生生地威脅到個人自由，甚至對西方所鍾愛的理念構成更為根本性的麻煩。諸多事項依舊懸而未決，但隨著憤怒的民族主義者在相當多的地方呼風喚雨，我們無法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政治動盪。
在美國，無休無止的事後檢討將圍繞特朗普的勝利原本可能如何發生而展開；多數媒體將繼續關注一些短期議題，如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JamesComey）在選舉前十一天的介入，或者是希拉里·柯林頓競選陣營的一連串泄密事件，據報道，遭泄露的資料源自俄羅斯方面。這樣的考量是合理的，或許也與目前的結果有關聯。但重要的是意識到，目前的結果根植於美國社會內部。隨著共和、民主兩黨重新評估它們的立場，它們就如下議題加以省思或者會更好：2012年以來的短短四年時間里，政治版圖是如何改變的；這樣的改變如何不只反映了競選方面的戲劇性事件，而且反映了美國自身的內部變化，即人們對經濟狀況的憂慮和對美國在世界事務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種深切不安之感。
在整個發達世界，2008年的銀行業危機令精英的權威受到質疑，是他們一手締造了這一高風險的體系。用前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阿蘭·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的著名證詞來說，「銀行業模式中存在缺陷」，削弱了精英之支持率所依託的專業知識。較西方的經濟失敗更為嚴重的是，隨之而來的不公正感變得愈發強烈。公眾所見證的是，一直在運作這一體系的所有那些富有的機構和個人均收獲援助，隨後窮人和中間群體迎來的卻是緊縮政策和失業。在美國，源自該國相對實力衰落的焦慮，加重了這些惱人觀察的破壞性影響。
喬治·W.布希時代令人痛楚地暴露了美國軍事力量在伊拉克的限度，自那之後，奧巴馬時代見證了中國依某種計量方式終結了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並似乎已做好准備，會在若干年之後全面超越美國。民族主義可以採取多種形式，但混合了懷舊情緒的民族主義可以特別有效。特朗普的承諾不只是令美國偉大，而且是「令美國再度偉大」。英國脫歐陣營的口號不只是敦促取得控制權，而且是「拿回控制權」，英國讀者或可從這樣的口號中聽到共鳴。
特朗普承諾要重新獲得的不會是美國過去一向自我想像的那種偉大。特朗普並未聲言致力於增進開放和民主，這樣的承諾有時被過多宣示了；恰恰相反，他建言推動的是一種堅決果斷但也更加世俗的政治，有可能為其他大國創造可以填補的空間，他也知道哪些大國會去填補。這樣，整體而言，當今世界可能很快就必須想方設法應付美國撤退的後果了。但首要任務是去理解，美國何以採取了這樣一種自我中心主義的轉向。為找到答案，我們又必須首先考慮美國的政治體制。
希拉里精英捕獲與否決制
美國政治體制的功能失調大大影響到2016年總統選舉的結果。巨量金錢和強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犧牲普通民眾為代價，腐蝕國會並充實精英們的錢包，這一指控將從右翼到左翼的兩位外圍候選人特朗普和伯納德·桑德斯團結到了一起。兩人均控訴希拉里·柯林頓，視其為這一類腐敗的化身，因柯林頓夫婦早已通過收取既得利益群體的金錢而自肥。兩人都將批評的矛頭對准了高盛這樣的華爾街銀行，將它們視為特別邪惡的力量。隨著選舉年乏味地向前推進，右翼更將指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譴責包括聯邦給調查局（盡管只在其赦免柯林頓時）、聯邦儲備委員會和全美選舉行政機關在內的美國機構腐敗。極具破壞性的保守派人士馬特·德拉吉（MattDrudge）甚至暗示，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出於政治目的而誇大了颶風「馬修」的威脅。
美國的政治體制確實變得功能失調了；麻煩在於，特朗普和桑德斯這樣的批評者並未找對問題的根源，並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決方案。
問題的真正部分根植於美國社會的特質，部分根植於美國的制度。就人種、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從每一個可以想見的角度來看，美國人都是高度多元繁復的。過去二十年間，他們也變得高度分化。這種極化反映在美國人選擇居住地點方面，在那些地方，意識形態上的親近往往較人種或者宗教更為重要；也反映在國會中，在那裡，最溫和的共和黨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黨人保守很多。這極不同於過往二十世紀的情形，那時兩黨之間的共識令兩黨得以從新政到羅納德·里根減稅等諸多重大政策上達成一致意見。
除了意識形態上的分化，美國還經歷了數量龐大的利益群體的興起。那些利益群體坐擁巨量財富，組織完備，其中不只包括企業說客，還包括環境組織、提倡為治療人類已知的幾乎每一種疾病花錢的人士，以及個人富豪捐贈者，如賭場巨頭謝爾頓·安德森（SheldonAdelson）或聲名狼藉的科赫兄弟，即查爾斯·科赫（Charles G. Koch）和大衛·科赫（David H. Koch），他們能憑借一己之力籌集到與兩黨中任何一黨幾乎一樣多的資金。自1990年代晚期以來，美國政治活動中金錢的數量已經遞增了一個數量級以上；募資如今成了所有官員念茲在茲的重大急務，特別是眾議院議員，他們必須每兩年一次為連任打拚。（謝爾頓·安德森生於1933年，至2018年8月擁有財富約322億美元。查爾斯·科赫生於1935年，大衛·科赫生於1940年，兄弟兩人共同擁有科赫實業集團。——譯注）
從建國之父們那裡繼承下來的憲政架構加劇了兩極分化和利益群體捕獲效應。相較於西歐的議會民主制，美國的體制將權力廣泛分散在政府內部彼此相競的分支中。這樣的總統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門之間理當相互有效制約；立法部門的參議院必須擁有超級多數（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過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國會的法令，並在最近數十年間已承擔起制定社會政策的責任；真正重要的權力依舊由州和地方保留。這些權力中心的每一個都可否決整個體制的行動。
這樣一種體制加上兩極分化和強大利益群體的崛起，結果就是我所稱的「否決制」。即這樣一種局面：特殊利益群體可以否決對他們有害的舉措，與此同時，致力於公共利益的集體行動變得極難達成。否決制於美國民主而言並不是致命的，但確實形成了質量低下的治理。這在政府最基本的職責之一即形成年度預算方面顯而易見。
今天，聯邦預算無法在所謂「常規出貨」（regularorder）程序下獲得通過，這一局面已持續十多年。每一年，民主黨人和共和黨的茶黨人士之間都出現攤牌局面，茶黨人士威脅說，要麼根本不通過預算案，要麼不提高債務上限（這樣的拒絕荒謬絕倫，因其會牽涉美國的主權債務違約）。2013年，此種邊緣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擺，這期間，聯邦工人哪怕僅僅出現在工作崗位，也將面臨刑事制裁。
否決制尚有其他惡劣影響。一萬頁的美國稅典是個恥辱，其免稅和補貼目錄晦澀費解，以往在妥協中緩慢確立的特殊權益層疊往復、積重難返。美國的企業稅率居於世界最高之列，也成為媒體頭條；若能削減這一稅率以避免所有政府停擺事件發生，美國會有更優異的表現。兩黨的預算專家原則上均同意，特別是為鼓勵美國的跨國公司將它們藏匿於海外的兩萬億美元現金取回國內使用，這一稅率理當削減。但在實踐中，飽受否決之礙的國會甚至無法廢止令人憎惡的「附帶權益」條款，該條款給予私募股權投資者和對沖基金經理較其他所有人都更低的稅率。
我將「政治衰敗」定義為組織完備的利益群體對政治權力的捕獲，這些群體以犧牲更廣泛的公眾利益為代價，為謀求自身利益而扭曲體制。另外，一個衰敗的體制無法整飭自身，因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維方式阻礙了改革。最近幾十年裡，隨著組織完備的精英利用否決制維護他們的利益，美國的政治體制已歷經衰敗。這並不意味著這個國家不再民主，而是說，當一些美國人在政治進程中比他人擁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現危機。對不公正的這種認知，形成了影響到這次選舉結果的第二大社會條件即不平等。
弗朗西斯·福山不平等與階級不滿
過去一個世代之間，不平等上升了。有關最頂端1%人群中最頂端10%人群的財富和收入聚集狀況的概括性數字廣為人知。直到這次競選，較少為人意識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麼生活的。
美國的左翼人士考慮不平等問題時，依慣例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內部的非洲裔美國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邊緣狀態的少數族群。這些群體中的貧困依舊是大問題，但不平等增長的負擔落到了不同的社會階層身上：年長的白人工人階級，如今他們已飽受三個世代的去工業化之苦。如來自政治光譜對立兩端的社會觀察人士查爾斯·默里（CharlesMurray）和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記錄的那樣，美國最重大的社會分裂不再是種族或者族群，而是階級，這由受教育水平決定。（查爾斯·默里生於1943年，政治學者、社會學者，自由至上主義者。羅伯特·帕特南生於1941年，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譯注）
大學畢業生和輟學者之間的財富分化令人震驚，這樣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統計方面顯而易見，比如，只接受過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們的父親或者祖父掙錢要少；涉及家庭解體、毒品成癮等社會功能失調問題時也是如此：初選季中，在白人佔多數、鄉土氣息濃厚的新罕布希爾州，頭等議題成了海洛因濫用。脫氧麻黃鹼的使用已蔓延至美國鄉下，單親家庭中的兒童正遭到拋棄，只得自己照顧自己。在農村地區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民眾那裡存在巨大的疏離感和不滿，他們的不滿在於，那些生活在城裡的同胞無視他們的困境。（脫氧麻黃鹼別名「冰毒」。——譯注）
兩黨沒有哪一個充分代言了白人工人階級。共和黨精英來自企業化的美國，他們提倡自由貿易和開放的移民遷徙政策，這可以叫做《華爾街日報》的世界觀。白人工人階級可能會基於槍支或墮胎之類文化議題投票支持共和黨人，但共和黨執政集團並未展示出對他們經濟利益的關切。在煽動民眾隨之而來的憤怒方面，特朗普顯得技巧熟稔；今天，他的支持者對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PaulRyan）這樣的正統派共和黨人往往比對民主黨人更為憤怒。
但民主黨人也一樣中斷了與白人工人階級的接觸。他們曾拼湊包括不同身份群體在內的聯盟，藉以贏得全國選舉，那些群體包括非洲裔美國人、西班牙裔人士、亞裔人士、環保活動人士和LGBT社群人士。女性的地位一樣重要，但或許受過一定程度教育、帶有女權主義傾向的女性尤其重要：特朗普吹噓他曾如何觸摸女性身體，相較於工人階級姐妹，受教育女性對那段錄音的感受更為強烈，而前一群體中的多數是支持特朗普的。直到最近，白人工人階級仍然是一個身份群體，甚至不被認為處在特別不利的境地；結果是，民主黨人大多無視他們。
這一轉變歷時許久。回溯至1930年代，農村地區的絕大多數白人支持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聯盟；他們往往是諸多改革動議的主要受益者，其中之一是設立田納西州河谷管理局（TennesseeValley Authority），該機構為南方的鄉下帶來了電力。民主黨人1960年代通過一系列民權立法之後，他們開始流向共和黨方面，特別是在里根時代大量轉投共和黨。比爾·柯林頓在1990年代令他們中的很多人回心轉意，奧巴馬也能籠絡住足夠多的支持者，得以兩次當選總統。但他們與民主黨人之間的疏離在這樣一個年份爆發了：他們的候選人說著幫助他們的正確廢話，但似乎與他們之間隔著一個文化上的世界。
因之，2016年民粹主義的成功並不令人震驚。2008年的金融危機要由經濟界的精英來擔責，但結果是普通工人階級民眾失去了工作崗位。因兩黨均未向白人工人階級提供一間房屋，經濟上的邊緣化便與政治體制中的邊緣化不謀而合，這個體制偏愛那些擁有金錢和地位的人士。真正的驚奇應當是，這樣的民粹主義暴動沒有來得更早些。
奧巴馬整飭現狀
今年選舉中，更令人憂心的諸多面向之一是社交媒體的敗壞效應。回溯至1990年代，互聯網革命的代言人相信，這一新的技術將是革命性的；鑒於信息即權力，信息的易得性將具有民主化效應。從基輔到仰光再到解放廣場（TahrirSquare），要求民主的抗議運動似乎證明了這一觀點。（解放廣場位於埃及首都開羅。——譯注。）
但是，互聯網固然令信息的獲取渠道得以民主化，卻不必然改進信息的質量，並且惡化了選擇性真相甚至徹頭徹尾的誤傳對政治的影響。要了解這一機制怎樣會在一個威權國家發生效力，只需要看看俄羅斯。
據美國情報界披露，俄羅斯黑客從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那裡竊取信息，劫持了柯林頓競選班子主席約翰·波德斯塔（JohnPodesta）的電郵賬戶，然後通過維基解密逐步披露他們的發現，試圖損害柯林頓。一些消息靈通的評論員一直在強調電子投票機的脆弱性，這引發了人們的憂懼：民主會遭到甚至更為直接的扭曲。
特朗普與俄羅斯消息源互動密切，這一點不同尋常。他堅定地拒絕批評普京，事實上在比較普京和他自己的總統奧巴馬時，對前者更多贊賞。他對自己收到的情報簡訊表示懷疑，認為泄密的源頭尚不確定，並在俄羅斯接管克里米亞的合法性問題上附和俄羅斯的立場。很多共和黨人如今已追隨他的領導，從指責奧巴馬對普京太過軟弱，到聲稱美國有必要與普京更加和睦地相處，轉變得毫無違和之感。這一切的影響可能意義深遠，但美國已不需要引入對最近一次選舉的扭曲：這樣的扭曲大多由網路驅動，而美國國內正大量形成這樣的扭曲。
特朗普展示出，他作為總統候選人可以堅持不懈地公然撒謊而不付出任何代價，由此，特朗普在更廣泛議題上無視事實的口水仗，為害甚至更嚴重。特朗普謊話連篇，更常見的是在其推特賬戶中張貼不良信息，就一些重大事項提出懷疑意見，比如奧巴馬是否出生在美國，或者犯罪率是否空前之高。他還在更多個人問題上扭曲了原始記錄：在事實面前，他仍聲稱自己不曾支持過伊拉克戰爭（盡管有先前的電視片段捕捉到了他表示支持伊拉克戰爭的話）。
在源自勞工統計局（BLS）這種統計機構的事實，和他從《國民問詢者》（National
Enquirer）之類八卦雜志上讀到的趣聞軼事之間，特朗普拒絕做出辨析。符合他的目的時，他對官方機構的中立性也提出質疑，比如聯邦儲備委員會和聯邦調查局，他毫無證據地指責它們被柯林頓陣營所腐化。最近他發出的推特稱，因為存在三百萬張非法選票，他事實上已贏得大眾投票。這一斷言缺乏經驗依據。
通過互聯網讀到的每一件「事實」看上去與其他每一件「事實」一樣重要，在此種情形下，選民世界觀的區隔化加劇了。馬克·扎克伯格可以抗議相反的情況，但相當多政治討論的自我選擇本性是無法加以質疑的，並且，對美國的政治話語而言，那一現實的相反結果也愈發如此。
因為，有相當多的美國人僅僅是不會相信他們從紐約時報或者CNN之類主流媒體信源那裡聽來的任何東西，並介入到了廣泛的陰謀論中，為令人難堪的信息辯解。比如說，他們相信，特朗普在總統競選辯論中之所以表現糟糕，只是因為柯林頓有一隻聽筒，可以通過這只聽筒接收他人提供的答案。通常來講，陰謀論思維是無權無勢狀態的產物，事實上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受到的正是遭人無視和貶低。但他為自己的利益而鼓動這樣一些趨向，這對美國民主協商的未來而言是不祥之兆。
柯林頓民主在復仇
選舉結束差不多兩個月了，有關特朗普實際將如何施政，依舊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第一個不確定性與他的真實性格有關。他既是一位善於交易的商人，期待達成交易，又是一位立場極端的陰謀掮客，曾暗示他將推行堅定的民族主義政策。他必須去管理一個規模龐大而笨拙的政府，並與難以駕馭的外國領袖打交道：面對這一現實，他善於交易的那一面還是立場極端的那一面會勝出？
他會堅持對中國施加懲罰性關稅，並甘冒引發一場貿易戰的風險嗎？他會對敘利亞進行地毯式轟炸嗎？他會堅持推動這樣一些危險舉措，然後無視諸如世界貿易組織甚或聯合國這種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裁斷嗎？他會走得更遠，如他的一些更狂熱的意見所示，並認為不再有義務遵守長久以來約束戰爭行為的《日內瓦公約》之類協定嗎？他會授權打擊恐怖主義分子的親屬嗎？暫時無人知道。
假如特朗普的當選既是因為人們不滿於功能失調的政治體制，又是因為工人階級的困境，那麼新總統可以帶來解決不論哪一方面問題的任何希望嗎？
說到美國衰敗的政治制度，我一點也不樂觀。除了建言禁止政府官員頻繁游說，就強大的利益集團騎劫國家這個問題，特朗普並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決方案。眼下的問題在於政治活動中充斥巨量金錢，並且體制給予了說客較議會民主制下所能允許的遠為多樣化的渠道用來聯絡立法者。金錢問題無法基於最高法院對「巴克利訴瓦萊奧」（Buckleyv. Valeo）和「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Citizens United v. FEC）之類案件的裁定來解決，這兩個裁定認為，政治捐獻和游說花費是言論自由的一種形式，因而受憲法保護。（「巴克利訴瓦萊奧」案於1976年裁定，「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於2010年裁定。——譯注）
特朗普唯一公開宣稱的解決方案是，他足夠富有從而不會受到賄賂。他確實是這樣一種人：足夠富有，乃至於將拒絕40萬美元總統薪水視作其品牌的廉價廣告。他似乎強烈渴求繼續最大化其作為總統的商業利益，姑且不論這一事實，就他所申述的「抽干華盛頓的腐敗沼澤」，他也未拿出長期路線圖。
就不平等問題和工人階級的困境，他的主要建言是重新商定貿易協議並打擊非法移民活動，但這樣的建言不可能產生任何他所承諾的正面效應，事實上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報復，這樣的報復將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性格因素將在這個時候起作用：假如特朗普發現他無法從貿易夥伴那裡得到重大讓步，他是依其立場極端的人格形象走開，抑或只是停下來，達成他所能獲得的最佳交易呢？
然而，在其他領域，特朗普可能會更加成功。奧巴馬執政的八年時間里有六年為僵局左右，這是因為極化的兩黨把持不同的政府分支。奧巴馬之所以能通過《平價醫療法》和監管銀行的多德-弗蘭克法（Dodd-Frank），是因他的民主黨在國會兩院均佔多數。眼下的局面則完全不同，共和黨控制著國會兩院。2013年的預算自動減支全面限制了政府層面的支出，類似的梗阻局面將被鏟除。國會在通過預算和完成立法時將更加輕松。那不意味著立法將是高品質的，但至少華盛頓將再度開始發生一些事情。認為政府簡直「一事無成」的沮喪情緒所帶來的那種毀滅感可能開始減弱了，即令此時國會多數在意識形態上荒謬地傾向於反政府。
除開貿易，特朗普還可能在一個領域為其工人階級支持者做些好事：基礎設施。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ASCE）估計，基礎設施支出方面存在兩萬億美元的虧空；特朗普和柯林頓均大手筆承諾進行投資。這樣的支出將為工人階級創造大量工作崗位，並可能提供可喜的經濟刺激。
相較於他的民主黨對手，特朗普擁有更佳的機會來成功實施基礎設施建設，這不只是因為他是一位開發商，而且因為過去，太多反對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支出的意見來自其自身所在共和黨的茶黨一翼。假如柯林頓贏得選舉人團選票，她有可能一開始就被憤怒的國會捆住手腳：共和黨人控制的國會急切希望阻擋她的所有積極行動；相形之下，特朗普將擁有更多授權來推動一些事情。
共和黨這次大獲全勝不應掩蓋這樣一個事實：在其內部，正統的瑞安式保守派期待全球化並削減社會開支，而特朗普的工人階級支持者恰有相反的訴求，兩派之間存在巨大矛盾。當新一屆行政分支規劃首份預算之時，這場戰斗很快就將被牽扯進來。我們可能在這兩個領域都遭遇失敗：富人階層收獲大規模減稅（在特朗普任命長期供職於高盛集團的銀行家史蒂文·努欽[Steven
Mnuchin]擔任財政部長之後，這看上去成了當務之急），同時奧巴馬醫改之類社會計劃遭到削減，這一切兼具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和過火的種族偏執。
任命布萊巴特新聞網（Breitbart）首席執行官史蒂夫·班農（SteveBannon）為白宮戰略師，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為白宮幕僚長，恰恰令人聯想到那種妥協。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從承諾完全廢除奧巴馬醫改的立場上後退了，而且，當意識到他無法輕易用「美妙絕倫」的什麼東西來替代奧巴馬醫改時，他可能會發現自己已受困於其前任個人特徵鮮明的成就中動彈不得。（布萊巴特新聞網是一家美國右翼或極右翼新聞網站，創辦於2007年。——譯注）
特朗普勝選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意蘊要令人不安得多。對普京等，特朗普曾表達過欽佩之情。他是首位對推動民主主義的世界秩序全然無動於衷的主要政黨總統候選人，而長久以來，那至少在理論上是美國的天職。他非但不樂意批評普京，反而顯得急切渴望在就任後不久即與其達成一項交易。為回應俄羅斯干預烏克蘭且並吞克里米亞，美國和歐洲啟動了對俄羅斯的制裁，那些制裁措施大約會成為這場遭遇戰的首批犧牲品。
吉米·卡特在越戰結束後奉行退卻戰略，之後的里根恢復了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不同於里根的是，特朗普很可能加速奧巴馬治下已經開啟的趨勢，即大幅度弱化美國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維基解密創辦人朱利安·阿桑奇這樣的人物何以極度迫切希望幫助他傷害柯林頓，理由在這里。總而言之，即令他的當選某種程度上是對美國意識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應對，結果卻可能大大加劇那一衰落的趨勢。
有關特朗普的這部書依舊在寫作當中。我們必須等待未來的幾個月，看看粉墨登場的是那個善於達成交易的人還是那個極端主義者。但特朗普的勝選還表徵著朝向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這一全球性轉向的最新階段，這一模式的意蘊正開始令人驚駭地清晰呈現。
那一趨勢包括布萊巴特和整個歐洲范圍內反歐盟、反移民的右翼政黨之興起。從某種意義上講，如同特朗普一般，這些進展是大眾對全球化及其打著自由旗號所引發的經濟和文化紊亂的延遲反應，那樣一種自由並未止步於國境線。換言之，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發動起義，報復「自由」那一部分。假如這一趨勢在世界其他地方繼續下去，我們將註定在一個怒氣沖天的諸種民族主義相互競勝的時代受到懲罰。
3、弗朗西斯·福山的主要著作
《蘇聯與第三世界：過去三十年》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又譯《歷史的終結與報廢的人》
《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
省思民與資本主義關系的『強國論』
《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
《國家構建：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
《美國處在十字路口：民主權力與新保守主義的遺產》
新書：《政治秩序的起源》
4、弗朗西斯·福山是哪一國家的知名思想家
好象是日本人，是全球研究社會治理的著名專家。
5、在全球化影響下的文化沖突和文化融合
http://www.cqvip.com/QK/83736A/2005007/20192136.html維普網上的論文
「全球化」和「文化」都是內涵復雜定義紛呈的概念。總的來說，全球化的研究具有了跨學科、整體性和包容性的特點，其中經濟全球化概念基本上得到了人們的認可。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和科技信息時代的到來，經濟與文化之間的密切交往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們對一些共同規則的訴求，都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從世界范圍來看，當前，文化全球化問題研究的路數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從過去只關注經濟因素轉變到經濟文化因素同時關注，例如世界體系論代表人物、美國學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對自己理論的修正；另一種是直接用文明和文化來解釋全球化進程，例如哥本哈根大學的弗里德曼就認為全球化體系的變化過程是不同文化的替代過程。[1]綜觀各種不同的理論和觀點，主要有如下問題：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全球文化的構建以及文化全球化問題。
一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
文化全球化研究的前提是對全球化與文化關系的把握。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理論在方法論上的重大變革就是把文化的概念引進了研究領域，擴大了全球化理論的包容力，提高了理論的解釋效力。[2]英國學者約翰·湯姆林森在《全球化與文化》一書中明確提出：「全球化處於現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實踐處於全球化的中心地位。」[3]在他看來，全球化與文化之間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湯姆林森認為把全球化問題的研究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傳播學領域引向文化領域，旨在揭示全球化的文化實踐內涵。關於全球化，他提出要從日常生活體驗角度去思考，要分析其中的親近感、獨特性。關於文化，他認為必須要從文化與政治、經濟之間錯綜復雜的實踐關系去闡明文化目的性，即什麼樣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滿了意義。他更為關注的是文化廣為人們接受的特徵，他借用威廉斯的名言「文化是普普通通的」這一理念來為自己的文化做註解。事實上，湯姆林森是從雜交化、傳媒親近感、世界主義等方面探討全球化與文化的聯結，提出全球化不僅是資本、勞動力和商品在全球的流動，它還帶來了我們文化體驗的轉型。這種文化體驗，既是世俗的、普遍的，更是深刻的。他集中探討了「非領土擴張化」概念,認為非領土擴張化是我們目前全球化的文化狀況,它存在於日常體驗之中,把握住了全球化文化的諸多方面。「非領土擴張化」概念所要表達是，全球化從根本上使我們賴以生存的地方，它使我們的文化實踐、文化體驗和文化認同感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轉型，它削弱或消解了日常充滿活力的文化與領土定位之間的聯系；這對於民族文化而言，機遇與危險並存。所以，他呼籲全世界團結一致。
美國文論家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對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也有自己的思考。關於全球化，他認為這是一個傳播性概念，它交替地掩蓋與傳遞文化或經濟含義。但他又認為單將傳播作為全球化概念的焦點在本質上是不完整的。在他看來，當代傳播的發展再也不具有「啟蒙」的寓意，而是具有新科技的內涵。這一傳播性概念既具有了一個完整的文化層面，即被賦予了一個更為恰當的文化層面的所指或意義，對於傳播網路擴展的假設已被暗中改換成某種關於一種新的世界文化的消息。同時，又被暗中改換為一種對於世界市場與其新建立的相互依存關系的看法。一場特大范圍內的全球性勞動分工，以及充斥著商貿與金融內涵的新的電子商務路徑，即它的經濟方向。所以，詹姆遜認為作為與傳播性概念的全球化密切相關卻並不相稱的兩面，產生出了兩種不同類型的觀點：如果只強調這種新傳播形式的文化內涵，那它將會逐漸表現出對差異與分化的一種後現代的頌揚，瞬間會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處於彼此相容的關系中，形成了一種廣瀚的文化多元主義，讓人很難抗拒；但如果傾向於對全球化經濟方面問題的思考，那麼它又會受到那些經濟准則和意義的影響，人們會發現這一概念變得愈來愈暗淡晦澀。他認為，這里占據顯著地位的是不斷加強的同一性，而不是差異性。[4]可以看出，詹姆遜是以經濟文化的互動交織來定位傳播性的全球化概念，對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做出了「經濟文化式」分析。誠如他的發問：「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化和經濟的關系是否有根本的改變？」[5]
二現實與想像的文化全球化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及經濟與文化的密切滲透，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越來越緊密，由此，文化全球化問題日益提上日程。關於「文化全球化」的內涵，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界定，學者們更多是從全球化研究的范圍及影響談到文化的全球化現象與可能。戴維·赫爾德等在其所著的《全球大變革》中指出，在關於文化全球化的性質和影響的當代爭論中，主要有極端主義者、懷疑論者和變革論者三種。在美國大眾文化或西方消費主義的支持下，各種超全球化論者描述或預測的世界是同質性的。但超全球化論者也受到懷疑論者的挑戰。懷疑論者認為，與民族文化相比較，全球文化具有空洞性和暫時性，而且，由於世界主要文明的地理政治隔閡，文化差異和文化沖突具有持續的重要性。持變革論的人認為，文化與人口的相互融合與交流將產生混合文化和新的全球文化網路。關於文化全球化的產生和發展，赫爾德等人認為，跨區域、跨文明以及跨洲際的文化交流與文化制度的存在——文化全球化——有著深深的歷史根源。3000年前社會之間的文化互動已經非常復雜，但是形象與符號的劇烈運動以及思維模式與交流模式的廣泛傳播則是20世紀晚期和新千禧年的獨有特徵。由於當代電信、廣播和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文化交流在全球范圍覆蓋的區域以及文化交流量在歷史上都是空前的。[6]他具體分析了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歷史形態。他們的這種分類基本上概括了當前對待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態度。極端主義者和懷疑論者有一點是一致的，即思維的單線性，這顯然不符合復雜的多元化現實。其實，不論何種態度都表明文化全球化正在進行中。文化全球化既是現實的，又是想像的。
文化全球化是現實的。首先，隨著文化消費的全球化，文化在全球迅速普及。消費文化以其通俗性與普及性極大地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以消費為主要特徵的現代社會，文化得到包裝並藉助商品而傳播， 這是非常有效的傳播方式。其次，信息時代的到來，藉助網路這個工具，資訊傳播更加方便迅捷，整個世界猶如一個小村莊， 一個消息、一條信息瞬時間就能傳遍整個村落。 「地球村」表明了文化全球化的現實性。另外，文化不是空穴來風，它的存在與發展依賴於個人、組織、民族等實體，隨著這些實體在經濟全球化交往的不斷深入和廣泛進行， 文化負載著經濟，經濟傳播著文化，出現了全球范圍內的文化傳播，文化全球化得以實現。
文化全球化又是想像的。從消費文化的層次上看，初看起來似乎是同質化過程，但實際上呈現出的是混合化特徵，沒有任何文化會存在於不受時空限制的文化真空之中。從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費者角度來看，文化的生產和傳播環境最終總會遇見一種已經存在的參照框架的影響與制約。後者涉及一個更復雜的過程，簡單的同質化概念並不能正確地記錄這些問題和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性質以及他們產生出來的文化創造性。所以，文化多元與文化多樣是必然的。但有一個前提同樣重要，那就是文化多元與文化多樣的前提——文化主體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才有真正的多元與多樣。從文化全球化的實現路徑來看，國內學者王寧認為文化上的全球化進程有兩個方向：一是隨著資本由中心地帶向邊緣地帶擴展，（殖民的）文化價值觀念和風尚會滲透到這些地區；二是（ 被殖民的）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抗爭和互動， 這樣便出現了邊緣文化滲入到主流文化之主體並消解主流文化霸權的現象。[7]可以看出，王寧是以資本輸出的路徑來分析文化全球化的路徑的。全球化意味著文化的輸入與輸出，它預示著民族文化之間的接觸與滲透，但根本上這是一個經濟的做法。經濟的逐漸演變成文化的，同時文化的也逐漸演變成經濟的。文化是重要的經濟產品，離開這一點，經濟體系無法發展和擴張。同時，也有觀點認為文化擔負著諸如公民權這樣的理念和運作，可充當民主政治的試驗場，顯然這是在設置文化與政治層面的「融合」。
三「全球文化」的構建
隨著不同民族文化漸漸走向世界，民族文化交流與滲透日益廣泛、深入，這也漸漸向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全球文化的構建。對此，也有不同觀點。
第一，一元為主的「全球文化」。湯姆林森在《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公開質疑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指出文化帝國主義本沒有原初形式可言，有的只是對它的不同解讀；只有剖析其在不同話語中的內涵，才能得出其實質。他認為一些學者過於維護文化的差異性，否定其同質性，這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對主義。文化發展的前提是多樣性與統一性之間的平衡，而某種程度的同一性則有利於世界各民族之間的對話與溝通以及人類的和睦與進步。現代文化的全球化是我們的文化宿命。基於其自身的文化經驗背景，他否定同一文化有「文化支配」以及相應的「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的說法。
事實上，在全球有無一元文化的分析中始終有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即如何看待美國文化。在當今世界上，美國文化並不是唯一能夠在全球擴張的文化，但同時也必須肯定美國在全球文化的許多方面仍然領世界風氣之先這一事實。這不僅因為美國擁有製造並在全球傳播自己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無與倫比的手段，而且還因為美國具有一整套能夠使其成為全球文化傳播者的文化與歷史特質。這種狀況雖然並不意味著世界打上了文化同質性的烙印，但也確實表明，在越來越多的地方，人們不得不把美國文化與本土文化當成共存的現象看待。 美國流行文化具有約瑟夫·奈所謂的「軟權力」——勸說或合作的權力。實際上，湯姆林森的文化帝國主義正是想在世界范圍內肯定和推廣美國文化。對於文化帝國主義的實質，明眼人一眼便能揭穿。詹姆遜認為，主張同一的文化全球化實際上就是肯定了美國文化。他提醒人們談到文化全球化時民族主義問題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嚴不是唯一面臨危險的東西，人們更應該警惕其中蘊含的另一種傾向。他提出文化和民族（或種族-民族）與流行或傳統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而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在被美國的大眾文化模式（電視演出、服裝、音樂、電影等等）逐出並取而代之。對許多人而言（特別是在文學和文化領域工作的人），美國文化已漸漸成為他們界定全球化文化的真正核心。他說：「美國的電視，音樂，電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東西。」[8]對此，依附理論學派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美國今天仍處於稱霸的階段，但是這一霸權地位卻因歐洲和日本的趕超而不斷被削弱，而且用新自由主義構架來管理長期受危機打擊的體系，已經進入它的崩潰階段。近年來，後殖民主義和新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也與此直接相關，美籍印度學者薩義德（Edward W.Said）就是這方面的著名代表。
第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化」。在「全球文化」的構建中，大多數學者傾向於文化的多元共存。英國學者M.費舍斯通(Featherstone)在給一專題雜志寫的導言中提出了全球文化出現的可能性問題。他認為全球文化的相互聯系狀態的擴展也是全球化進程，它可以被理解為導致全球共同體即「文化持續互動和交流的地區」的出現。這種全球文化應該是文化的多元化。因此，在他看來，全球化包含了特殊主義的普遍化，而不只是普遍主義的特殊化。日趨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中的異質性和多樣性實際上已成為全球化理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美國學者羅蘭·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認為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現象的出現，即全球化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擋住全球化的浪潮。這二者之間始終存在著某種可伸縮和談判的張力，有時全球化佔主導地位，有時本土化佔主導的地位。這種情況在文化領域中最為明顯。因此，他認為文化上出現的全球化現象並非只是單一的趨同性，它也可以帶來多元的發展。因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著自己的特性，若想掩蓋或者抹去這種特性，就只能導致世界文化的倒退。所以，他將全球化描繪為「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的雙重過程」。另外，世界體系論代表人物沃勒斯坦也同樣認為單一世界文化的概念面臨強烈抵制，它必然會受到政治沙文主義和多種反主流文化的反對。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與其說是朝向文化同質化，毋寧說是走向文化分化與復雜化。全球文明論者玻爾馬特（H.V.Perlmutter）也指出，目前的全球化是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前導，全球化就是為了要創造一個世界文明，在這個世界文明中有一種全球「融合」的動態形式。他把這種動態「融合」看做一種不同的甚至是對立方面的相互協調的過程。〔9〕
第三，文化的沖突與對話。談到「全球文化」的構建，必然要談及文明的沖突與對話。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用文明替代了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並設計出一幅未來多種文明沖突的景象，聲稱西方文明的最大對手是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他實際上是把現實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系統化和抽象化了。雖然在以後的著作中有所調整，但不難看出他在文明關繫上的競爭論立場。同樣，不能忽視的是福山（Francis Fuknyama）的歷史終結論。他認為，自由民主作為一種人類的理念已經很完美、無可匹敵，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取得了主宰世界的正統性，因此，歷史終結了，即歷史上的許多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已經形成了合理的制度與行為模式。可以看出，這種觀點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趨同論，即世界統一於自由民主。其實，福山與亨廷頓的觀點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兩者都在為西方的文明地位考慮——福山認為西方的文明已經取勝，體現出一種優越感；而亨廷頓卻在為西方文明的主體地位憂慮和擔心。杜維明在為聯合國2001年《文明對話宣言》所寫的「全球化與多樣性」中談到，在21世紀，對國際安全的最大威脅不是經濟的或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就此而論，文明沖突理論比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更具說服力，因為它承認文化的重要地位並希望妥善處理宗教差異。不過，杜維明明確反對文明之間的沖突，他的立足點是堅持跨文明對話，實現文化的多樣化，超越普遍主義和民族主義，以達於各文明間的真正和解，用來標志這種和解的概念被稱做「全球共同體」或另外「地球村共同體」。〔10〕
另外，德國學者哈德爾拉·米勒也表現了一種不同於亨廷頓的立場，並在《文明的共存》中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理論進行了批判。米勒認為，文化不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對歷史的發展真正起重要影響的還是經濟與政治力量。在他看來，文化之間沖突與融合，主要不是取決於文化自身以及各個民族的文化態度，而是取決於經濟與政治的發展。他認為經濟與政治的發展既可能導致文化的沖突，也可能導致文化的融合。他呼籲人們要加強文化對話，促進文化融合。不過，對於文化對話與融合，他將更多希望寄託在西方人特別是美國身上。他說：「在21世紀，人類將走向何方，文化的差異是成為劃分界限的原因，還是會演化為促進合作的原動力，這一切取決於我們西方國家對待文化的態度。美國作為西方的領頭羊，理所當然應該承擔自己的責任」。〔11〕
結語
當今洶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一方面加速了文化之間的交流，拓展了文化交流的范圍，強化了文化精神中的人類整體意識；另一方面也伴隨著文化、經濟與政治的互動引起傳統文化的危機和失落，使真正的文化精神難以升華。可以看出，實際上全球化文化研究必須要遵循文化自律和他律兩條邏輯，其內涵和影響是復雜而深刻的。但不管如何，我們必須看到這樣兩個事實：一是全球化文化的發展不單單是一個文化問題，而是一個經濟、政治與文化之間的交織過程；二是美國文化在全球化文化發展中有著重要影響力，它的擴張造成了文化世界性與民族性之間的緊張關系。因此，在全球化文化的研究與發展過程中，民族狹隘主義與普世主義都有明顯的局限，文化的交流要通過平等對話來實現，而真正的平等不僅僅是文化身份的平等，更是一種經濟與政治地位上的平等。
6、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後，該國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撰文稱，「美式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走
（1）美國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主要特點：私人經濟占絕對主導，國有經濟比重小；私人資本集中度高，壟斷性強；市場自發調節作用很大，國家干預少；勞動力市場的自由開放度高、流動性大，就業競爭壓力大。（4分）
（2）要歷史地、辯證地認識美國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美國經濟模式強調發揮市場的作用，好處在於束縛少，有利於激發企業活力，但由於缺乏必要的干預和嚴格的監控，容易出現經濟危機。（3分）
7、美國為什麼熱衷於推廣「普世價值」
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所體現的深層政治意蘊表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未鬆懈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它的本質目的是促使世界各國的社會制度趨同於資本主義制度。一些人鼓吹的西方「普世價值」根本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企圖把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引入西方「民主化」陷阱。這種錯誤思潮對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文化軟實力建設中的統領作用，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和破壞，必須堅決抵制。
一、關於「普世價值」的相關研究
在目前國內學術界對「普世價值」的爭論中，有部分學者提出價值絕對論，認為存在時空上絕對永恆的「普世價值」，自由、平等、人權和民主等理念就屬於這個范疇。大多數學者則認可「價值相對論」，認為不存在所謂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等理念都有階級性、歷史性、區域性，「不同種群、國家的利益需求千差萬別，根本不可能產生對誰都適用的『普遍價值』」。還有一種折衷觀點，既反對簡單地把西方價值當作「普世價值」，又反對把中國特色與人類的「普遍價值」格格不入。
實際上，「普世價值」概念遮蔽了價值問題的復雜性,具有把人們對價值的認識導入誤區的作用。價值與真理的根本不同在於真理總是一元的，而價值常是多元的。主體之間的差異決定了價值的各異性、特殊性和多元化。人有普遍的、共同性的一面，但人又是具體的、歷史的，人的社會性決定了不可能有適用於一切時代和一切人的「普世價值」。把西方文明等同於「普世價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價值，這是把西方文明的特殊價值「普世化」了。世界上並不存在普遍適用的、永恆的價值，西方鼓吹的「普世價值」本質上只是西方的價值觀。
在「普世價值」問題上，西方學者中以下幾種觀點很有影響。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鼓吹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已取得最後勝利，美國模式是「人類普世價值和最終統治形式」。另一位美國政治學者薩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認為，在新的世界中，沖突的根源主要將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冷戰後的主要國際沖突都來自不同文明或文化交接的斷層地帶。這一觀點強調沖突多樣化以及各民族國家之間的差異性。而且，他把中國所代表的儒教文明視為對西方文明的一種威脅。德國學者孔漢思則倡導「全球倫理」，即在各種文化之間「通約」，求得「普世價值」。孔漢思1990年提出的通過對話建立世界普遍倫理的設想，試圖在世界的多元沖突中尋求某種普遍的、可供沖突各方共同遵循的東西。
美國政府把「普世價值」作為其一直以來的對外戰略之一，奧巴馬執政後，認為比軍事實力甚至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實力，提出用「巧實力」實行美國的對外戰略，用美國的模式改造世界，包括人權、社會制度和經濟體制。美國2010年《四年防務評估報告》首度闡明現政府對美國安全利益的界定，即「安全、繁榮、普世價值、合作性的國際秩序」，其不可或缺的理念就是讓美國的文化、政策或價值觀念具有吸引力，使別的國家模仿、理解、認同美國在國際社會的主張，以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在國內和全世界尊重普世價值觀」作為一項重要的「美國的持久利益」。美國推行的「新帝國主義論」主張利用實力優勢，憑借軍事強力，用美國價值觀來改造世界，向其他國家輸出所謂的民主和自由，企圖建立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秩序。伊拉克戰爭和「拉美陷阱」就是美國推廣所謂「普世」的「現代社會價值和制度」所造成的惡劣後果。
二、「普世價值」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作用
美國打著「普世價值」的旗號，實際上是為其推行霸權主義尋找借口，最終目的是確立美國在世界的霸權地位。通過對美國「普世價值」歷史淵源的梳理，尤其是其當前對外戰略中所實行的雙重標准，可以發現，美國所要實現的是「全球美國化」，而不是美國一直宣稱的所謂「全球民主化」。
1.美國確立「普世價值」戰略的歷史淵源。二戰以後，美國在國家博弈中，為了取得優勢，從自由貿易走向保護主義。隨著美國的逐步強大，為了尋求世界霸權，美國又由保護主義走向自由貿易。20世紀80年代，為了擴大已經取得的霸權，美國把「普世價值」作為思想武器，用來爭奪全球文化領導權，力圖把全球納入以其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完成推行全球化的戰略部署。冷戰結束以後，美國為了維護其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戰略框架，即維護安全、拓展經濟和推進民主同時推進。為適應這一推行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需要，人權進一步成為美國在全球推行民主戰略的重要工具之一。新保守主義者認為「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可以推廣到全球，強調意識形態在外交中的作用，試圖通過「民主化」進程來創建一個「自由世界」。在小布希第一任期里，美國政府把推行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的戰略優先置於美國價值觀的普世性和優越性之上，開始強調不僅要通過美國的榜樣，而且關鍵是要通過美國的力量，來重新塑造國際秩序。「9·11」事件的發生令美國產生了強烈的威脅感，宣告主要依靠「硬實力」戰略的失敗，使得小布希在第二任期回歸到對「普世價值」等「軟實力」的重視，即通過在全球推廣美國民主價值觀和政治制度，推進民主改革，以減少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2008年奧巴馬執政後，採取的是通過建設更廣泛聯盟的方式，希望「通過榜樣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樣」來推進「普世價值」。
2.美國「普世價值」對外戰略的雙重標准。美國一方面把包裝起來的「普世價值」當作外交工具，無視當今世界多元價值觀並存的現實，篤信自己的價值觀可以凌駕於其他價值觀之上，不擇手段地向全球輸出其價值觀，以達到謀取本國私利和成為全球霸主的目的。更加惡劣的是，美國經常採用雙重標准，用「普世價值」打壓戰略競爭對手來維護本國的私利。比如，在面對中東和北非國家的政治動盪時，美國對利比亞、敘利亞和對巴林、葉門採取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當利比亞、敘利亞爆發國內沖突時，美國不僅幫助反對派提供各種武器裝備，還鼓動其他西方國家對利比亞、敘利亞發動直接打擊，這種親自上陣的模式已經不止一次在世界上演，其背後的動因無非是美國的全球戰略，顯然不是用「普世價值」的理念能解釋的。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巴林爆發反政府示威活動後，美國雖然暫時停止了對其軍售，但時隔一年就重新恢復了對巴林的武器出售。雖然美國一再表示，所售武器是幫助巴林政府提高對外防禦能力，而不是用於控制民眾，但事實上，巴林是美國第五艦隊基地所在地，對於美國的戰略地位極其重要，這才是美國恢復軍售的根本原因。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葉門，當統治葉門長達三十多年的總統薩利赫四面楚歌之時，美國並沒有打出「普世價值」這張牌，反而表現得格外謹慎，甚至有些猶豫不決。深層次的原因在於，葉門作為美國的反恐前線，多年來美國政府對薩利赫一直持支持態度，這才是決定美國行為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美國在中東的各種行為，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維護自己在中東的利益。
8、弗朗西斯·福山的詳細介紹
福山本是施特勞斯派（保守派）弟子（布魯姆的學生），但他在施特勞斯與科耶夫的辯論（「古今之爭」）中更多採取科耶夫的「現代」立場，因此他不但明言繼承黑格爾——科耶夫的問題（「現代性」——「承認的政治」——「全球性普世一體化國家」——「歷史的終結」）邏輯，並是用通俗的當代流行語言重新包裝了科耶夫。
他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1992）的歷史的終結的觀點來自於科耶夫對黑格爾的解釋，在黑格爾所說的人類需要被人的慾望的推動下，歷史不斷進化，福山認為最後的歷史是自由民主的歷史，在自由民主階段，人類獲得了平等的認可，歷史也就終結了。他在《歷史的終結》一書（2006年）又提出弱意義上的「歷史決定論」與馬克思的「強意義上的歷史決定論」相對照。關於伊斯蘭世界的問題，他認為這「不是文化沖突，而實質上是政治激進主義，與文化無關」。
他在《歷史的終結》第二十六章「向和平聯盟進軍」中預言，以後的世界將分為兩個部分，「後歷史部分」（和平共處）和歷史部分。「後歷史部分」如何將自由民主推廣至歷史部分中去？福山斷然否決了基辛格現實主義的（與歷史部分）的妥協方案，也不認為在聯合國框架下能夠達成這兩部分的合作和和解，因為聯合國本身就不是康德意義上的「自由國家」的聯盟。所以，福山把北約看成是「自由國家」的聯盟，在這個意義上，他保留了武力解決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歷史國家不是鐵板一塊，其內部發生的危機會使這些國家轉變為自由民主國家。在這一部分中，他的模糊之處是自由國家的實現方式上，他既承認武力解決的可能性，又冀望於內部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