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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購買凈水器時必須認識產品質量的重要性。生活飲用水衛生監督管理辦法規定；取得上級衛生監督部門的衛生許可證，經過技術監督部門鑒定，符合國家的《生活飲用水水質標准》。
2、選購合適的濾芯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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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際貿易對利率的影響
2018年至今貿易戰的影響既有預期層面的影響，也有實際外需的下降，央行要改善預期，貨幣政策必須積極。
未來怎麼看？
結合過去貿易談判的情況和中美雙方的表述，我們認為，隨著貿易談判進展，匯率政策偏被動，這個時候需要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利率彈性，以應對與防範外部沖擊、穩定預期，首要條件是保持充足的流動性環境，其次是要保持利率向下的彈性。
雖然今年我們不可能再向去年那般進行債市的川普交易，但是我們依然有著可觀的貨幣彈性空間和至少穩定的流動性環境，債市可以繼續保持積極。
市場點評與展望
1. 策略展望：貿易談判會如何影響利率與匯率？
中美貿易談判再度出現劇烈變化，成為五一假期之後市場的主導因素，怎麼看待貿易談判對債券市場的影響？我們還是從貨幣政策出發展開討論，首先分析貿易談判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最後落腳到匯率和利率的分析：
1.1.貿易談判和貨幣政策
回顧過去一年多中美貿易談判進程，邊打邊談的過程中也伴隨著貨幣政策的演進：
2018年4月3日美方宣布500億美元關稅商品清單後，2018年4月17日央行宣布降准100個基點置換MLF；
2018年6月15日中美談判破裂，美方宣布更新500億美元關稅商品清單，6月24日，央行宣布定向降准50個基點；
2018年9月18日美方宣布對2000億美元商品徵收10%關稅，10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降准消息。

2018年12月1日，中美談判趨緩，在G20會議上中美雙方暫停採取新的貿易措施，並設定了為期3個月的談判期限，3月2日期限截至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對2018年9月起加征關稅的自華進口商品，不提高加征關稅稅率，繼續保持10%，直至另行通知。
5月6日凌晨，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關稅從10%上調到25%，並於5月11日生效。5月6日央行盤前宣布對中小銀行實施較低存款准備金率框架，釋放2800億元流動性。雖然央行在事後的新聞稿中隻字未提貿易摩擦問題，但這次降準是2012年以來央行首次在5月實施，也是首次交易所開盤前降准，並且發生在特朗普推特數小時之後，應對外部風險穩定國內和市場預期的意味躍然紙上。

回顧貿易談判過程，似乎可以簡化得出一個結論：央行始終保持了寬松的貨幣環境。這一方面當然是國內穩增長、調結構對流動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抵禦外部風險的需要。
我們尤其需要注意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提「輸入性風險」，表明對外部環境的重視。
尤其需要重視的是近期央行還有兩大行動：
其一是央行貨幣政策執行委員會委員馬駿於5月10日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表示：
「參照過去一年中美貿易摩擦幾個階段的實際影響來判斷，即使貿易沖突按美國所威脅的版本升級，中國也採取相應的反制，這些措施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並不大，或者說會明顯小於2018年股市反應所隱含的沖擊力度。我們用經濟模型的計算結果是，如果美國把來自中國2000億美元出口產品的關稅稅率從10%提高到25%，中國也實施相應的反制，這個情景對中國GDP增速的負面影響在0.3個百分點左右，屬可控范圍。」
「去年股市跌得很慘，部分原因是當時資本市場無法判斷貿易摩擦對經濟的真實影響，容易出現過度反應。另外，去年我國還面臨著經濟持續減速、影子銀行融資渠道過度收縮、一些不當輿論沖擊民企信心、減稅等改革紅利尚未到位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疊加對當時的資本市場信心造成了嚴重沖擊。」
其二是4月金融貨幣數據公布之後，5月10日下午央行特意召開媒體吹風會就相關問題進行解讀，其中就有貨幣政策如何應對外部沖擊的問題。
孫國峰在回應中明確：「面對內外部經濟環境變化，我國貨幣政策應對空間充足，貨幣政策工具箱豐富，完全有能力應對各種內外部不確定性。」
而周學東則補充到：昨天晚上，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馬駿接受了《金融時報》的采訪，就外部沖擊問題談了一個觀點，我很贊成。從過去這一年多的時間來看，國際貿易摩擦，更多的是對市場預期的影響，特別是心理預期。對心理預期和市場預期的影響要大於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他對這個問題有深入的研究，認為如果美國對中國2000億美元出口產品加稅加到25%，對經濟增長的實際影響也就是0.3個點，比我們感受的要小。當然，應對外部沖擊說到底要看宏觀經濟自身怎麼樣，這一點上我們還是有信心的。無論是從經濟增長看，還是從CPI、PPI，或從金融信貸數據來看，這些宏觀數據基本上是穩定的，我們心裡還是有底氣的。
顯然，在應對外部沖擊中，央行不可能坐視不管，一定會積極應對，所以此前我們的簡單梳理貿易摩擦和貨幣政策演變並非簡單拼貼。
更何況貿易摩擦本身對於實體經濟確有影響，前文馬駿的分析以外，海外牛津大學經濟研究所的測算結果也顯示，在最新關稅情形下，貿易戰2019年對中國GDP的影響在0.3%-0.4%之間，和馬駿的提法基本一致。

從應對實體經濟下行壓力的角度，貨幣政策更是責無旁貸，所以2018年至今貿易戰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既有預期層面的訴求，也有應對實體經濟增速下降的訴求，央行要改善預期和應對下行風險，投放流動性釋放積極信號是首要選擇。
既然如此，我們是否就可以直接外推，對未來流動性保持樂觀呢？
這裡面必須要考慮匯率問題，因為涉及到貨幣政策獨立性。
1.2.匯率約束與貨幣政策獨立性
貿易談判必定涉及匯率問題，那麼我們首先明確中美兩方在匯率問題上的態度：
美方的訴求主要是在貿易協議中必須加入和匯率有關的條款，即中國承諾不進行競爭性貶值，並且在干預市場方面保持透明，要求公布「國際儲備余額和外匯市場干預的數據，以及季度國際收支平衡數據和其他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開報告的數據，以避免匯率操縱。」同時要求中國信守諾言。

對於匯率，中方的態度可以概括為：
（1）不搞競爭性貶值；（2）貨幣政策以國內為主；（3）加強匯率逆周期調節和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


易行長在兩會期間的答記者問基本將貿易談判所引致的匯率問題進行了比較全面和清晰的回答。
結合過去貿易談判的情況，我們會發現，在貿易談判進展順暢時，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或者走強，在貿易談判曲折反復甚至陷入僵局時，人民幣有所走弱或者貶值壓力上升。
固然這裡面可能有談判本身對於市場預期和行為的影響。
但是人民幣匯率隨著貿易談判的進程而出現波動似乎由來已久。
就本輪而言，2018年5月3日中美雙方在北京談判，在此之前美元指數大幅上升，人民幣並未跟隨貶值，6月15日談判破裂，人民幣迅速貶值；12月1日中美設定3個月談判時間，在此期間，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人民幣匯率跟隨美元指數的下跌而升值，隨後美元指數在高位保持穩定，人民幣繼續小幅升值，在近期特朗普宣布提高關稅後，人民幣顯示出貶值的趨勢。總接來看，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是在美元指數的基礎上，隨著貿易談判的節奏上下波動。

上述波動一方面是市場預期的行為反應，另一方面也是談判過程中的策略運用。但是從方向來說，考慮中美貿易順差情況，人民幣單方面貶值的可能性甚小。

既要寬松政策穩定預期，又要匯率穩定促進貿易談判。這個時候就需要考慮如果匯率相對穩定甚至有所升值的情況下，貨幣政策應對的空間和彈性如何？畢竟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利率上。
首先來看利差約束。

（1）外部形勢：美債利率下降
一方面是外部形勢的變化，隨著全球周期下行以及美聯儲暫停加息，美債利率自2018年末開始下行，中美貨幣周期由沖突走向趨同，利差壓力大大減小。

（2）實際思路：如何保持資本流動和匯率平穩？
事實上，即使在前期美債收益率上行時期，我國也做到了壓減利差的同時保持資本流動/匯率平穩。
我們在前期報告《魚與熊掌能否兼得？》中指出，
利差主要反映的是匯率和資本流動壓力。考慮2種情況：
如果通過干預手段，穩住匯率，逆轉市場貶值預期，進而使得資本流失壓力穩定，則由於匯率被「逆周期調控」，那麼利率可以獲得一定的空間，利差約束相對「偏軟」，甚至在強干預下，利差完全可以不成為約束：

另一種情況是，宏觀調控的著力點不在匯率。匯率自由浮動原本可以平衡內外壓力，但研究表明：在新興市場，由於不存在自然匯率，貶值預期會自我疊加，使得匯率自由流動加大資本流失壓力——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不成立，往往成立的是「二元悖論」（貨幣政策獨立和資本自由流動只能二者取其一）。這種背景下，大國央行著重選擇的仍是貨幣政策獨立，那麼，其實宏觀調控的方向主要是資本流動管控，這種背景下，利差則是「弱約束」。
如果宏觀調控的著力點是匯率的「行政干預」或者要著力於管控資本項目流動，則利差是一個「弱約束」，利率會釋放出明顯的空間。在這種思路下，我國的外儲消耗不大，內生貶值壓力降低。

1.3.匯率和利率的未來可能走向
貿易戰對於利率的影響，主要存在兩個邏輯線條：
（1）防範貿易摩擦風險，穩定預期：
不管貿易談判進展如何，目前貿易戰對外需的沖擊已成定局，2019年外需已經開始下降。

除此之外，貿易戰還帶來對市場信心的影響：
去年股市跌得很慘，部分原因是當時資本市場無法判斷貿易摩擦對經濟的真實影響，容易出現過度反應。另外，去年我國還面臨著經濟持續減速、影子銀行融資渠道過度收縮、一些不當輿論沖擊民企信心、減稅等改革紅利尚未到位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疊加對當時的資本市場信心造成了嚴重沖擊。
——馬駿2019年5月接受《金融時報》采訪
風險的表現之一是市場的異常波動和外部沖擊風險。舉例來說，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沖擊香港的時候，香港的利率可以達到300%多。剛才說貨幣市場利率是2.6%左右，上限是百分之3點多，下限是0.72%。外部沖擊可能導致利率達到百分之十幾、百分之二十幾甚至百分之幾百。所以貨幣市場如果受到預期或者外部沖擊，波動可能很大，政策要防止這些風險在市場之間的傳染。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2018年12月在長安論壇上的講話
人民銀行始終高度重視外部沖擊的影響，我們將前瞻性地做好相關政策儲備，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合理穩定，把握好結構性去杠桿的力度和節奏，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2018年7月答記者問
央行要改善預期，對沖外需下行，投放流動性、釋放積極信號是必要選擇。
（2）匯率先行，利率被動應對
如果貿易戰談判演進到匯率層面，應對美方對於匯率的要求，人民幣匯率被動升值，從而導致利差的被動收窄，利差反而受制於匯率，這可以從80年代日德經驗看。
80年代，美日、美德貿易摩擦為代表的貿易戰情況下，在美國壓力下，日元、德國馬克被迫升值。以日本為例，80年代，日元的匯率相對於國內的政策明顯是先行的（外生），日本的國內政策隨之調整：
由於存在持續的升值壓力，日本央行為了釋放這一壓力（降低投資日元資產的收益，遏制日元升值）、刺激國內經濟（寬松貨幣政策），日美短端利差大幅收縮，同時也帶動了長端利差的顯著收縮。日元升值伴隨了日美利差的收斂（轉向了負利差）。

因而，利率作為防範外部沖擊，穩定預期的工具，首要條件是充足的流動性環境；此外，如果匯率先行，利率被動反應，則可能伴隨中美利差的收窄。
總結來看，
（1）貿易摩擦談判過程中伴隨著多次降准和貨幣寬松信號。
（2）2018年至今貿易戰的影響既有預期層面的影響，也有實際外需的下降，央行要改善預期，投放流動性釋放積極信號是首要選擇。
（3）匯率穩定是美方主要訴求之一，這也是縮減中美貿易逆差的要求。既要寬松政策穩定預期，又要匯率穩定促進貿易談判，既要又要的政策訴求似乎受制於匯率-利差約束。
（4）然而，一方面，外部形勢發生變化，美債利率自2018年末開始下行，中美貨幣周期由沖突走向趨同，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