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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羅伯特題目

發布時間: 2022-10-31 06:23:54

1、誰能幫幫我啊,我有一道國際貿易的題:論述H-O理論假設條件以及基本理論,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H-O理論
H-O理論(即赫克歇爾-俄林理論)以要素分布為客觀基礎,強調各個國家和地區不同要素稟賦和不同商品的不同生產函數對貿易產生的決定性作用.要素合作型FDI是該理論的擴展,其基本原則是轉移可流動要素與不可流動要素的結合,提高各類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

一、赫克謝爾—俄林定理
李嘉圖從跨越國界的資本的相對穩定性發現了對外貿易的原因,用各國勞動生產率

長期存在的差別解釋了世界貿易的商品構成;根據相對商品價格隨相對勞動成本變動而

變化的假定,他表明了自由貿易將導致每個國家出口那些具有相對價格優勢的物品,而

這種貿易的結果將是各國都從中得到比自給自足國更多的好處。
李嘉圖的理論沒有試圖去解釋國際間生產率的重要差異,這種差異致使各國間比較

成本的不同,並由此引起國際貿易。在現代赫克謝爾—俄林理論中,這些生產率差異本

身被歸因於各國初級要素擁有量的差異,這種初級要素擁有量的差異實際上肩負了解釋

國際貿易的全部重任:比較明顯的對外貿易商品構成的原因,如要素質量的國際差異以

及同一產品生產函數的差異等,都通過假設前提而精心排除了。赫克謝爾—俄林的理論

最終形成了現在眾所周知的國際貿易模型的赫克謝爾—俄林定理(HOT):一個國家出口

用其相對富足的要素密集生產的那些物品,進口該國相對稀缺的要素密集生產的那些物

品。這個定理看似甚有道理,但卻也十分魯莽,它用供給條件解釋整個外貿商品的構成

如果(比如說)一國的進口需求傾向於用其富足的要素比較密集地生產的那些物品,那

赫克謝爾—俄林定理就沒法解釋了。
二、薩繆爾森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
對於現行形式的赫克謝爾—俄林模型,薩繆爾森在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發表

的一系列文章的功績,要比赫克謝爾1919年的開創性文章和俄林據此加工和發展而形成

的《區際貿易和國際貿易》(1933年)一書的功績要大。赫克謝爾和俄林對他們認為非

常重要的許多變數,如需求條件和規模經濟,均未作討論,而他們對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則在相當大程度上偏離了兩位先行者自己確立的解釋實際觀測到的外貿結構這一目標。

由於把國際貿易看作國際要素流動的一種形式,赫克謝爾和俄林均推測,自由貿易將使

要素稀缺程度、從而世界要素價格均等化,但不管怎麼說,俄林還發現了這種過程達不

到完全相等的許多原因。薩繆爾森則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HOT的推論上,即要素價格均等

化定理(

2、你有沒有國際貿易這本書的答案??作者是羅伯特

書店都有的,當當應該有吧,畢業的時候專業書籍都賣了,去學校轉轉,賣二手書的很多

3、4個國際經濟學小問題,高追加分!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主編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和新國際經濟學》【注釋】保羅·克魯格曼:《戰略性貿易政策和新國際經濟學》(海聞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頁。【注尾】在全球經濟學理論界享有盛譽。該書是美國商務部在20世紀80年代初召開的一次研討會的理論成果,初版於1986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發行,至1995年已重印七次。該書共收錄了15位經濟學家撰寫的12篇有關國際貿易新理論的力作,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國際貿易理論的「新思路」。

一、新貿易理論的基本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絕對優勢說」堪為自由貿易理論之濫觴。鑒於亞當·斯密「地域分工論」存在著明顯缺陷,大衛·李嘉圖對其進行了修正,創立了「相對優勢說」,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的重大突破。但該理論仍然不能完全解釋國際貿易的發生機制。1933年,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及其學生俄林以「資源稟賦說」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戰後國際貿易理論成了赫俄理論的一統天下。

(一)戰略性貿易理論。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貿易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古典理論所設想的那種交換了,如資本要素豐裕的國家傾向於出口資本密集性產品,有熟練勞動力的國家傾向於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不發達國家則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的技術差異和資源稟賦仍然主要決定了國際貿易的基本模式,但相當部分國際貿易不可簡單地歸因於出口國的自然優勢,相反,越來越多的貿易來源於規模經濟和因技術創新而形成的人造優勢。

這說明國際貿易形態的歷史性變遷對經濟學家提出了挑戰。只有在現有貿易思想基礎上發展一套新理論,才能重新解釋國際貿易領域里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遷。70年代發展起來的產業組織學提出了分析寡頭競爭產業的新方法,從而催生了國際貿易新理論。

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市場不會偏離「完全競爭」太遠的假設之上,市場上有許多生產者,每個生產者力量都很小,不會試圖去影響價格或其競爭對手未來的行為。然而,戰後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迅速增長說明完全競爭的假設是不合適的,現在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由大規模生產的優勢、積累的經驗和通信技術的創新所決定的,由眾多小企業之間展開的原子狀的競爭已經難以看到,而少數幾家大型企業之間的不完全競爭卻隨處可見。例如,大型客機市場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車」兩家寡頭航空公司所壟斷,每一方都有影響價格的能力,它們做出戰略性的行動,以期影響競爭對手的行為。

古典貿易理論在於證明自由貿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完全的。一國在某一產業的比較優勢是貿易發生的根本原因,每個國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因此,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經濟中,「租」非常少,因而經濟中不存在「戰略性」部門,自由貿易政策是各國最好的選擇,在各國都支持自由貿易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能從貿易中獲益,且一國的收益並不以他國的損失為代價,自由貿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論甚至認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奉行自由貿易原則,其他國家都一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該國仍能從自由貿易中獲益。因此,自由貿易是古典理論的鐵律。

在產業組織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對古典貿易理論提出挑戰。新理論既是對古典貿易理論的繼承,又有所超越。它認為,國際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歷史的偶發性,是一國特定的歷史、某個偶發事件和經濟政策的產物,並不是完全由各國資源稟賦差異所決定的。新理論最有意義的創新在於引入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理論,從而使國際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這一假定條件的束縛下擺脫出來,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產業領域存在著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的現象,這個理論有力地挑戰了古典貿易理論所認為的規模經濟報酬不變的傳統觀點。由於市場競爭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競爭而完全消失,在一些產業,資本和勞動有時會獲得比其他產業高得多的回報率,因而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如果政府能夠識別出這些戰略性部門,就有可能採取戰略性貿易政策。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政府積極運用補貼或出口鼓勵等措施對那些被認為存在著規模經濟、外部經濟或大量「租」的產業予以扶持,擴大本國廠商在國際市場上所佔的市場份額,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以增加本國經濟福利和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政府參與國際經濟競爭顯然會從根本上改變國際貿易的通行規則,因而被視為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活動。

(二)選擇戰略性產業的基本標准。如果說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那麼企業家或經濟學家該怎樣識別它們?克魯格曼提出了識別戰略性部門的兩項標准,一是看該部門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該部門的資本或勞動回報率是否特別高;二是看該部門是否存在著外部經濟,即某一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或經驗對其他企業會產生技術外溢。然而,由於外溢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根據這項標准去衡量戰略性部門有一定難度。

(三)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形式。一旦選定某些產業為戰略性產業,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保護這些優選產業的發展呢?克魯格曼和詹姆斯·布蘭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可能的應用形式。

1.以轉移利潤為目的的補貼。這項戰略性政策涉及到運用補貼來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潤從國外廠商轉移給國內廠商。政府補貼可能使本國廠商降低產品成本,從而在有利可圖的國際市場上佔有更大份額。由於成本補貼迫使外國競爭對手削減產量,使本國廠商得到額外利潤,這些利潤超過政府的補貼數額,即廠商的受益超過納稅人的損失。這說明出口補貼(或生產補貼)增加了國內經濟福利。

2.保護本國市場。比較典型和普遍運用的是國內市場保護政策。在國際貿易實踐中,對國內進口競爭產業的保護政策歷來基於出口鼓勵政策。保護政策的古典版本是有名的「幼稚產業」理論,最早由漢彌爾頓提出,李斯特加以發展和完善。克魯格曼在1984年提出了一些與幼稚產業論相似的論點。一種觀點認為,在規模經濟情況下,隨著總產量上升,邊際成本遞減,阻止外國廠商進入國內市場,不僅可以幫助本國廠商佔領被保護的國內市場,也會使本國廠商在出口市場上獲利;另一種觀點基於「干中學」思想,「干中學」在結構上與邊際成本遞減的情形是類似的。在一個受保護的國內市場上,本國廠商生產得更多,比外國競爭者學習得更快,它的「學習曲線」向下移動。

二、新貿易理論在美國興起的深層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美國興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與同時代美國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有著密切聯系。隨著歐洲的復興、日本的崛起,美國逐漸喪失了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日本作為經濟、科技和金融大國的崛起,成為在國際競爭中對美國具有較大威脅的經濟大國。8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於美國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領域明顯超過西歐而對美國構成巨大挑戰,日本的對外貿易發展速度驚人,1979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較1955年增長了46.5倍,佔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隨之從2.3%提高到6.5%,而美國在同期則從14%下降到12%。【注釋】方連慶、劉金質和王炳元主編:《戰後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524頁。【注尾】當時,美國各界正在為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而擔憂,日本和歐共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或保護等手段對高科技產業實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國引發了一場關於美國是否也應該對自己的目標產業進行扶持的爭論。歐共體對農產品的長期補貼政策,使得美國有時也考慮運用補貼或其他優惠政策促使其他國家購買美國而非其競爭對手歐共體的農產品。而日本、韓國的汽車和家電業的發展主要得益於政府的產業政策。為了重建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美國經濟學家開始考慮要麼採取對抗性的貿易政策,在政府保護下發展一些支柱產業同日本和歐共體競爭,要麼,對日本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施加政治壓力或展開貿易談判,迫使他們降低在經濟領域的國家介入程度。在這種背景下,里根和布希兩屆政府在貿易理論、貿易思想上逐步背離了自由貿易原則,開始轉向所謂公平貿易和管理貿易。

其次,貿易政策在美國經濟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國製造業仍然主要是向國內消費者提供產品,企業的競爭對手基本上局限於來自國內的廠商。此後,貿易的重要性開始上升,據統計,1960至1980年期間,進出口佔美國製造業增加值的比重增長了一倍多,這表明國際因素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隨著企業競爭由純國內性質的問題轉變為國際性質的問題,貿易政策也不再被視為僅僅是美國的國內政策,而成為對外經濟政策的一部分。美國對國際貿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提高了國家貿易政策對國內經濟變數的影響力,貿易政策作為達到國內目標和反擊外國企業的不公平貿易的手段也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第三,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發展迅速,以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為基礎的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已難以對此做出合理解釋。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發展迅速,這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提出了挑戰,古典理論的比較優勢說和新古典理論所秉持的要素稟賦論的解釋力降低,國際政治經濟學需要發展新的分析框架。羅伯特·吉爾平認為「80年代的種種事態發展,已經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性質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注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楊宇光等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頁。【注尾】克魯格曼說得更明白:「一直可以用來說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經濟狀況的古典的自由貿易理論,已不適用於解釋1984年的世界經濟」。這在客觀上要求理論界重新思考國際貿易理論,創立新學說,對戰後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國際貿易新模式做出科學解釋。

在這種背景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釋戰後發達國家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迅速增長這一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於是出現了國際貿易理論的「新思想」,新思想的「內核」是關於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理論。該理論的核心是賣方寡頭公司在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中的日益重要性,這種公司可能利用越來越多的利潤、實踐經驗和阻礙競爭對手的壁壘加強自己的地位。【注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第201頁。【注尾】 在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時代,各國政府有可能代表本國公司執行戰略性貿易政策,即通過財政補貼或國內市場保護等手段增強本國公司的國際競爭優勢,使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

三、理論特色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安排了一系列由美國貿易代表的官員和貿易、產業政策專家參加的會議,散發事先准備好的有關當前貿易政策問題的案例材料,希望學者們能提供與這些問題有關的合適的分析框架。不少美國經濟學家開始投身於新貿易政策的理論研究,試圖藉此為美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辯護。新貿易理論成為炙手可熱的研究領域,戰略性貿易政策也成為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討論的熱門話題。

保羅·克魯格曼主編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和新國際經濟學》,匯集了80年代美國學者關於戰略性貿易政策及新貿易理論的主要研究成果。該書有三大特點:

首先,無論是經濟學家們對新理論的探討還是研究成果的結集發表,都反映了美國學術研究的實用傳統。可以說,所有這些研究成果都有著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它們試圖解釋戰後國際貿易的三個基本事實:一是戰後60%的貿易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的,「北北」貿易壓倒了「南北」貿易;二是它解釋了產業內貿易迅速擴大的原因;三是它說明,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在由賣方寡頭公司相互競爭的經濟中,政府幹預有可能改變戰略博弈的基本結構,從而為本國廠商贏得國際競爭優勢,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不少學者將戰後日本在一些重要的經濟部門所取得的成就歸之於日本政府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

其次,保羅·克魯格曼為本論文集撰寫的「導論」提出了國際貿易理論的「新思路」。他重在提出問題,比如,國際貿易新理論的經濟依據是什麼?企業家和經濟學家怎樣識別戰略性產業?政府能否成功地實施戰略性政策?日本的經濟成就與戰略性政策有何聯系?日本的產業政策值得美國仿效嗎?假定美國根據新貿易理論採取更積極的、掠奪性的貿易政策,外國政府將做何反應?等等。論文集的其他14位學者則見仁見智,分別從不同角度給予了不同程度的回答。

第三,該論文集並沒有就新貿易理論和戰略性貿易政策達成共識。從政策建議角度來看,多數學者不贊成美國政府採取戰略性貿易政策,也不贊成政府對任何特定產業進行扶持。美國有著相當發達的資本市場和勞務市場,各種生產要素都是高度流動性的,市場導向仍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場在引導資本和勞務向高技術部門轉移過程中仍將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學者們建議,美國政府應對實行干預主義的產業政策抱慎重態度。部分學者指出,戰略性政策只有在缺乏其他更好的政策時才能應用,而且只能是臨時性的。

盡管戰略性貿易政策難以付諸政策實踐,單從理論上來說,它注重把有關公司和工業組織的理論應用於貿易關系,強調學習曲線、規模經濟和外部性,是對古典和新古典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古典經濟理論把重點放在解釋「南北」貿易上,而新理論著重解釋「北北」貿易;古典理論認為貿易只是在公司之間進行,新理論認為存在著政府與公司合謀以攫取「租」(超額利潤)的可能性;古典理論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租」是不存在的,新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不完全或壟斷的,在某些產業中存在著大量的「租」;古典理論假定資本和勞動是不流動的,比較優勢是靜態的,新理論假定資本和勞務都是流動的,比較優勢是動態的和人為的。

克魯格曼主編的這部《戰略性貿易政策和新國際經濟學》是目前國外關於新貿易理論的權威文獻之一。它正式確立了戰略性貿易政策所倡導的政府幹預可使經濟福利最大化的論斷的學術地位,不僅反映了經濟學知識的新進展,而且從實際出發,比較合理地解釋了戰後國際貿易的新模式。

4、好點的國際經濟學論文題目

1、 中小企業集群現象研究

2、 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

3、 廣東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戰略選擇

4、 發展經濟學理論在西部大開發中的應用

5、 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關系

6、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功能定位

7、 泛珠三角有關問題研究

8、 高新技術型中小企業融資模式研究

9、 中小企業發展與就業促進

10、珠三角城鎮化的現狀、問題及對策

11、企業集群與城鎮化研究

12、農業產業化和城鎮化研究

13、論我國經濟增長與國民消費的演進

14、影響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的因素及對策建議

15、我國居民消費需求分析及預測

16、廣東城鎮居民消費趨勢預測與對策

17、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與消費結構變化研究

18、科技進步對我國工業發展的貢獻率分析

19、經濟增長點問題研究

20、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新進展

21、微觀經濟學的新發展

22、政府宏觀調控問題研究

23、對公用事業規制的研究

24、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研究

25、西方產業組織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26、論經濟增長方式

27、論中國的經濟增長

28、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

29、新經濟與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

30、美國宏觀經濟政策史研究

31、新自由主義意識與經濟全球化

32、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經濟發展

33、制度與經濟增長

34、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研究

35、虛擬經濟研究

36、我國的收入分配演變研究

37、廣東、香港、台灣三地經濟發展狀況對比

38、廣州支柱產業選擇分析

39、廣東勞動力市場問題研究

40、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分析

41、國有企業的激勵約束機制研究

42、我國國有企業委託—代理機制研究

43、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形成原因及對策研究

44、我國國有企業內部契約關系分析

45、相對優勢原則與我國經濟的有效增長

46、腐敗的經濟學分析

47、國民精神素質與經濟增長

48、李斯特的經濟發展思想及對我國的借鑒

49、轉軌時期的經濟思想研究

50、相關行業的經濟學分析

5、1960年,美國的羅伯特·特里芬指出:「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必須用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的貨幣,這樣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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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羅伯特·盧卡斯提出了哪些觀點?

1937年,羅伯特·盧卡斯生於華盛頓的雅奇馬。他是家裡的長子,有一個妹妹珍妮弗和彼得、丹尼爾兩個弟弟。當盧卡斯在高中學微積分時,他幫助父親解決了一個冷凍機設計問題,並且使用了他的計算!盧卡斯第一次品嘗實際應用數學,這是激動人心的一次。

1955年,盧卡斯從西雅圖的羅斯福公立學校高中畢業。他的數學很好,大家都希望他進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學習工程專業,但盧卡斯自己卻希望到離家遠一些的地方上學。後來芝加哥給予他獎學金,使他能夠如願。但芝加哥沒有工學院,從而終止了他做工程師的夢。當他坐上前往芝加哥的火車時,對將要來到的大學生活有諸多美好的設想。

在那個時候,熱門專業是學物理,但盧卡斯對此沒有興趣。真正令他激動的是芝加哥學院的人文科學,如西方文明史和知識的組織、方法及原理。這些課程中的一切對他都是新的。他選修古代史序列,並且變成主修歷史。

盧卡斯由於獲得了一項伍德羅·威爾遜博士獎學金,而進入加州大學攻讀歷史專業研究生。

在芝加哥,盧卡斯讀到了比利時歷史學家亨利·皮倫尼,他記述了羅馬時代的終結,並強調面對政治大破壞時,人民的經濟生活的連續性。對此,盧卡斯印象深刻。在伯克萊,他選修了經濟史課程,並旁聽經濟理論課。從那時起,他開始對經濟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他決定改學經濟學,並因此回到了芝加哥。

為了學到更多的經濟學基礎知識,盧卡斯拿起「戰後最重要的經濟學書籍」保羅·薩繆爾遜的《經濟分析基礎》。雖然,其中的數學和經濟學對他來說是難以理解的,但他決心很大。在談到這段時光時,盧卡斯說:「那年夏天我的所有空餘時間都花費在讀完前四章,一行又一行,在我需要時回到我的微積分書籍。到秋季開始,我已是一名很好的經濟技術人員。而且能管理我自己的經濟學教育。」

1960年秋季,盧卡斯開始學習密爾頓·弗里德曼的價格理論序列。這是他盼望一個暑假的著名課程,但它「遠比我曾想像的任何東西更令人激動」。弗里德曼的光彩與深度,吸引著他,也激勵著他。「每一堂課後,我設法把弗里德曼講的東西翻譯成我從薩繆爾遜那兒學到的數字。我知道我永遠不如弗里德曼思想敏捷,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開發了一種研究經濟問題的可靠的系統的方式,我將到達正確地點。」「費里德曼的課程終止了我作為一名謹慎的接近端正的A等學生的長期生涯。如果一門課程未必是一種改變生活的經驗,我便失去興趣,只偶然去聽課。」

盧卡斯的有些課程的成績開始得「C」。但是他有了更多的時間去學他認為有趣的東西。第一次選修了一門嚴格的分析課程和一門統計學,採用WilliamFelles的《概率論及其應用導論》的第一卷。他以極高的熱情學習經濟學的許多課程,如數量經濟學、財政學系列。

20世紀60年代,芝加哥的學生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他及他的一些同學已成為現在享有國際聲譽的人物。

1963年,卡內基工學院(現在的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工業管理研究生院提供給盧卡斯一個教職。

盧卡斯在卡內基工學院的第一年,花了不少時間學習動態系統和在時間過程中優化的數學,並設法看一看這些方法如何可以最好地用於經濟問題。那幾年,卡內基—梅隆有一群傑出的經濟學家對動力學和預期的形成有興趣,盧卡斯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那時與雷納德·萊普英合作進行項目研究,他還與愛德華·普里斯科特合作完成了一個不完全競爭產業的動力學的理論項目。並寫了一篇《不確定下的投資》的文章。在此期間,盧卡斯的經濟動力學的全部觀點逐漸成形。

以後,盧卡斯又對薩繆爾遜的一個貨幣經濟的交叉各代模型產生興趣。他的觀點集中反映在1970年完成、1972年發表的《預期和貨幣中性》的文章中。這篇文章是他的代表作,貨幣中性是他獲得諾貝爾獎的演講主題之一。1995年5月,在明尼亞波列斯聯邦准備銀行的贊助下,還為此文專門組織了一個25周年的紀念會。

1974年盧卡斯回芝加哥教書。1980年成為芝加哥的約翰·杜威有優異貢獻教授。盧卡斯說:「對我來說,芝加哥是一個奇異的地方,我當學生即有這種體驗,並且我曾被同事們和研究生教學推動到貨幣理論、國際貿易、財政政策及經濟增長的研究,都是宏觀經濟學中的主要題目。」

盧卡斯第一個妻子是麗塔·柯恆,她是芝加哥大學的畢業生,他們於1959年8月結婚。當時盧卡斯還沒去伯克萊讀研究生。他們有兩個兒子。長子斯蒡,1960年9月在芝加哥出生,現在是紐約化學銀行一個證券買賣人。次子約瑟1966年1月出生於匹茲堡,現在是波士頓大學攻讀歷史的研究生。盧卡斯與麗塔1982年分居,幾年後離婚。1982年以後,盧卡斯與南希·托基共同生活,他們是芝加哥的同事。他們曾合寫關於增長理論、財政學、及貨幣理論等方面的文章,並有合作的專著《經濟動力學中的遞歸法》,於1989年出版。以後,他們共同分享家庭生活的愉悅和安謐。他們經常住在芝加哥北邊的一套公寓里,夏天則去威斯康辛道爾縣密歇根湖邊的夏屋避暑。

1995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把該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盧卡斯,以表彰他對「理性預期假說的應用和發展」所做的貢獻。他的研究,「改變了宏觀經濟的分析,加深了人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並為各國政府制定經濟政策提供了嶄新的思路。

盧卡斯從20世紀70年代初起,率先將理性預期假說成功地運用於宏觀經濟分析,開創並領導一個新的宏觀經濟學派——理性預期學派,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直到獲獎前,盧卡斯在宏觀經濟模型構造、計量方法、動態經濟分析以及國際資本流動分析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理性預期,是指經濟當事人為了避免損失和謀取最大利益,設法利用一切可以取得的信息,來對所關心的經濟變數在未來的變動狀況做出盡可能准確的預計。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穆斯於1961年在《理性預期與價格變動理論》一文中明確提出。其目的是想說明:表達商品市場動態行為的蛛網理論模型完全是以非理性預期為前提的,如果生產者的預期合乎理性,那麼商品市場必將更快地趨近於它的均衡點。穆斯所提出的這一假說,盡管在當時曾被用於金融市場動態行為分析,但從未被作為宏觀經濟動態分析的前提,因而對一般經濟思想並未產生廣泛影響。

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西方經濟出現了滯脹現象,而貨幣主義者在關於菲利普斯曲線的短期效應問題上仍無法同後凱恩斯主義主流派徹底決裂,正是在這一情形下,盧卡斯於1972年發表了《預期與貨幣中性》一文,首先將穆斯的假說同貨幣主義模型結合起來分析。隨後,盧卡斯本人及明尼蘇達大學薩金特和華萊士等人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對理性預期假說做了進一步闡述。到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一個以年輕學者為主體的新宏觀經濟學派——理性預期學派(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形成,盧卡斯則成為這個學派的頭號領袖人物。該學派的理論在貨幣主義研究基礎上建立了一整套完全不同於凱恩斯學說的理論。該理論較好地解釋了經濟的衰退與失業,使理性預期學派在80年代以來取代了貨幣主義的地位,贏得了西方經濟學界廣泛關注,並引發了經濟學理論研究的一場大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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