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匯率是怎樣影響通貨膨脹的？為什麼我的推論是無論匯率上升或者下跌均能引起通貨膨脹？
在開放經濟中，匯率對國內通貨膨脹有重要影響。匯率變動可以通過直接或間接渠道影響國內物價水平。首先，匯率變動通過影響進口最終消費品的本幣價格直接影響以消費者價格指數衡量的通貨膨脹；其次，匯率變動會影響進口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本幣價格，並且通過消費者價格指數對工資設定的影響，匯率變動也會影響名義工資水平，在這兩種情形下匯率變動都會影響本國產品的生產成本，從而影響通貨膨脹。再次，匯率變動改變了本國產品和外國產品的相對價格，從而影響本國和外國經濟主體對本國產品的需求，通過總需求渠道間接影響本國的通貨膨脹。由於匯率變動全面地影響國內價格，所以匯率是一國貨幣當局制定貨幣政策時應當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對於那些將穩定物價作為貨幣政策目標的國家。在探討應對中國通貨膨脹的策略時，匯率的作用是需要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匯率變動對國內通貨膨脹影響的研究
匯率變動對國內通貨膨脹的影響程度與匯率對國內價格的傳遞率和傳遞速度密切相關。國外大量的實證研究發現，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傳遞是不完全的，並且存在一定的時滯，即匯率變動只是部分反映在進口價格上。這意味著匯率對國內生產者價格和消費者價格等其他價格的傳遞同樣是不完全的而且存在時滯。匯率傳遞效應的強弱直接影響到匯率作為反通貨膨脹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因此實證上得出匯率對國內價格的傳遞程度的具體估計值對政策制定有重要意義。
在已有的文獻中，McCarthy（2000）採用向量自回歸模型研究了一些工業化國家的匯率對進口價格、生產者價格和消費者價格的傳遞效應。Billmeier等（2004）採用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和誤差修正模型對克羅埃西亞的匯率傳遞效應進行了研究。Choudhri和Hakura（2006）運用71個國家的樣本數據採用分布滯後模型對匯率傳遞程度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研究。在國內，卜永祥（2001）採用誤差修正模型研究了人民幣匯率對零售物價和生產者價格的傳遞效應。陳六傅、劉厚俊（2007）採用遞規向量自回歸模型估計了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口價格和消費者價格的影響。劉亞、李偉平、楊宇俊（2008）利用自回歸分布滯後模型估計了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消費者價格的影響。施建淮、傅雄廣、許偉（2008）利用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估計了人民幣匯率對進口價格、工業品出廠價格、消費者價格及其分類指數的傳遞程度和速度。
國內研究大都採用了月度數據，而月度數據由於雜訊較大可能導致回歸結果有較大誤差。在計量方法上，這些研究多採用誤差修正模型或向量自回歸模型。誤差修正模型如果存在多個協整關系，會給匯率傳遞效應的解釋帶來不確定性。在運用向量自回歸模型時，脈沖響應函數依賴於模型中變數先後次序的設定，這對匯率傳遞效應的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會產生一定的影響。近年來，我國經濟較發達地區不斷出現民工荒，製造業勞動成本也在不斷上升，國內因素對我國價格水平的影響不斷增強。在上面提到的文獻中，都沒有考慮勞動成本因素對物價水平的影響。
採用最新的季度數據，並且將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傳遞分成兩部分進行研究：首先，估計人民幣匯率變動傳遞到我國進口價格上的程度；其次，分析進口價格的變動有多大程度傳遞到了我國消費者價格上；最後，結合兩部分的研究得出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通貨膨脹影響程度的估計。
計量方法和結果
在第一部分研究中，回歸模型的解釋變數為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外國企業的生產成本和代表國內需求條件的真實國內生產總值。加入外國企業生產成本和國內需求條件因素是為了估計在控制了這些因素影響後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傳遞率。此外，回歸模型中還加入了滯後期的匯率和外國生產成本以反映進口價格對匯率變動和外國生產成本變動的逐步調整。在檢驗變數的平穩性和協整分析後，回歸模型採用對數差分變數的最小二乘法估計。
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進口價格傳遞的計量分析結果表明：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進口價格傳遞是不完全的，並且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進口價格的傳遞有一定時滯。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進口價格的當期影響比較小，短期匯率傳遞率為0.05，而且統計上不顯著，這可能反映了J曲線效應。中期（1年）我國進口價格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則有較大的反應，匯率傳遞率達到0.35，即人民幣升值10%，我國進口價格水平下降3.5個百分點。
在第二部分研究中筆者採用兩種方法估計進口價格對國內通貨膨脹的傳遞，一是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模型，二是聯立方程模型。這兩個模型有助於分清外部因素（進口價格）和內部因素（勞動成本）對我國通貨膨脹的不同影響。將Galí和 Gertler（1999）的混合型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模型推廣到開放經濟情形，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中包含了進口價格，它反映了我國較大比重的進口品（包括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價格在匯率變動後的變化，從而通過對進口價格的作用可以影響本國通貨膨脹。
聯立方程模型由三個方程組成。第一個方程將國內通貨膨脹識別為國內因素(單位勞動成本 )和外部因素(進口價格 )的函數。第二個方程描述了單位勞動成本的演進，單位勞動成本的變動由通貨膨脹預期和需求壓力決定，後者用產出缺口代理。第三個方程將通貨膨脹預期識別為後顧性成分和前瞻性成分的加權平均，後顧性成分刻畫了通貨膨脹慣性。在本研究中，前瞻性成分用基於市場的未來通貨膨脹預測值代理。筆者使用91天 (3個月) 國債回購利率作為市場名義利率，運用狀態空間模型和卡爾曼濾波方法得出我國通貨膨脹預期值。
最終估計結果為：我國進口價格對通貨膨脹的傳遞率為0.36，這表明外部因素對我國通貨膨脹有比較大的影響，這與中國經濟開放度很高的事實是相一致的。同時，單位勞動成本的系數為0.10，表明內部因素在我國的通貨膨脹動態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滯後一期的通貨膨脹系數較高，達0.87，這反映了我國的通貨膨脹具有較強的慣性。
將兩部分估計結果結合起來，我們可以計算出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傳遞率。短期（當季度）傳遞率為0.02，中期為0.13，即人民幣升值10%，一年左右我國通貨膨脹率下降1.3個百分點。需要指出的是，這一傳遞率是在控制了單位勞動成本和通貨膨脹預期的情況下，匯率變動對通貨膨脹的直接影響，由於匯率變動也會通過進口價格間接影響通貨膨脹預期，從而影響單位勞動成本，所以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通貨膨脹的綜合傳遞率會比0.13高一些。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所使用的匯率是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而不是對美元的雙邊匯率，我們得出的匯率傳遞率數值是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對通貨膨脹的傳遞率。這是政策執行時需要注意的。政策當局通常通過對人民幣兌美元雙邊匯率的操作實現人民幣有效匯率的調控。
需要指出的是，這項研究也表明內部因素（單位勞動成本）在影響我國通貨膨脹方面的作用也不能忽視。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我國勞動力成本將不斷上升，這是推動我國通貨膨脹的一個長期因素。過去一年，我國製造業工人的工資已上漲30%左右，除非勞動生產率也同步快速增長，否則過快的工資上漲將推高我國的通貨膨脹水平。
政策含義
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通貨膨脹有適度的傳遞，表明匯率工具在控制我國通貨膨脹方面的作用應受到重視。由於匯率對價格水平的影響直接而迅速，所以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我國通貨膨脹上升是有效的政策選擇。比較而言，加息等貨幣手段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效果比較模糊，抑制通貨膨脹的結果難以預測，並且發揮作用需要比較長的時滯。
在當前形勢下，建議更加倚重匯率工具來抑制通貨膨脹，理由如下：
首先，雖然加息可以表明央行的立場，從而影響通貨膨脹預期，但是小幅度的加息很難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借貸意願產生影響。因為我國資金成本相對於投資回報率而言較低。對企業和地方政府而言，他們更加在乎的是能否借到錢。由於美歐債務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市場的恐慌，即使央行有意大幅加息，目前也是不能實施的，這會刺激全球流動性湧入國內，導致國內流動性膨脹。
其次，我國流動性過剩的主要根源在於國際收支雙順差，人民幣升值有助於減少國際收支雙順差，而加息只會加重熱錢流入並且對貿易順差無直接影響；同時，讓人民幣升值，意味著央行減少外匯干預，這又意味著外匯儲備增幅下降，即外匯占款增速下降。
再次，近年我國物價上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食品價格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通過增加進口緩解國內食品供給的不足，可以有效地抑制物價水平的上漲，而人民幣升值可以降低食品和能源的進口價格。常規的貨幣政策手段對控制食品通貨膨脹沒有什麼作用。因為加息雖然會提高居民儲蓄，減少當前消費需求，但對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費需求影響是有限的。
最後，加息對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不確定，但對實體經濟產生緊縮影響是確定的。由於翹尾因素，下半年消費者價格同比增速將會趨緩，屆時加息對實體經濟的緊縮影響將會不受歡迎。而人民幣匯率升值能夠在抑制通貨膨脹的同時，對實體經濟不一定產生緊縮影響。一方面工業化國家經濟不景氣，外需本身不強，另一方面我國政府已經明確了擴大內需的戰略，人民幣升值能夠促進內需，從而有助於我國在新的環境下實現經濟的增長。
2、貨幣緊縮政策包括哪些具體的措施？怎麼抑制通脹和影響的匯率的？請具體說一下~
通脹的解釋
通貨膨脹最初指因紙幣發行量超過商品流通中的實際需要量而引起的貨幣貶值現象。紙幣流通規律表明，紙幣發行量不能超過它象徵地代表的金銀貨幣量，一旦超過了這個量，紙幣就要貶值，物價就要上漲，從而出現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只有在紙幣流通的條件下才會出現，在金銀貨幣流通的條件下不會出現此種現象。因為金銀貨幣本身具有價值，作為貯藏手段的職能，可以自發地調節流通中的貨幣量，使它同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相適應。而在紙幣流通的條件下，因為紙幣本身不具有價值，它只是代表金銀貨幣的符號，不能作為貯藏手段，因此，紙幣的發行量如果超過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就會貶值。例如，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銀貨幣量不變，而紙幣發行量超過了金銀貨幣量的一倍，單位紙幣就只能代表單位金銀貨幣價值量的1/2，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用紙幣來計量物價，物價就上漲了一倍，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貨幣貶值。此時，流通中的紙幣量比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銀貨幣量增加了一倍，這就是通貨膨脹。在宏觀經濟學中，通貨膨脹主要是指價格和工資的普遍上漲。
通貨膨脹在現代經濟學中意指整體物價水平上升。一般性通貨膨脹為貨幣之市值或購買力下降，而貨幣貶值為兩經濟體間之幣值相對性降低。前者用於形容全國性的幣值，而後者用於形容國際市場上的附加價值。兩者之相關性為經濟學上的爭議之一。
通貨膨脹之反義為通貨緊縮。無通貨膨脹或極低度通貨膨脹稱之為穩定性物價。
在若干場合中，通貨膨脹一詞意為提高貨幣供給，此舉有時會造成物價上漲。若干（奧地利學派）學者依舊使用通貨膨脹一詞形容此種情況，而非物價上漲本身。因之，若干觀察家將美國1920年代的情況稱之為「通貨膨脹」，即使當時的物價完全沒有上漲。以下所述，除非特別指明，否則「通貨膨脹」一詞意指一般性的物價上漲。
通貨膨脹之反義可為「通貨再膨脹」，即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物價上漲，或緊縮的程度降低。也就是說，一般物價水平雖然下降，但幅度縮小。相關詞為「通貨膨脹率減緩」（en:disinflation），即通貨膨脹上升速率減緩，但不足以造成通貨緊縮。
測量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之測量由觀察一經濟體中之大量的勞務所得或物品價格之改變而得，通常是基於由政府所收集的資料，而工會與商業雜志也做過這樣的調查。物價與勞務所得兩者共同組成物價指數，為整組物品的平均物價水準之測量基準。通貨膨脹率為該項指數的上升幅度。物價水準量測整體物價，而通貨膨脹是指整體物價的上揚幅度。
對通貨膨脹沒有單獨性的確實量測法，因通貨膨脹值取決於物價指數中各特定物品之價格比重，以及受測經濟區域的范圍。通用的量測法包括：
生活指數cli（cost of living index）為個人生活所需費用的理論增幅，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es）概估之。經濟學家對特定的cpi值應估計為高於或低於cli值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因為cpi值公認具"偏向性"（bias）。cli可用"購買力平價"（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來調整以反應區域性商品與世界物價的廣泛差距。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consumer price index）測量由『典型消費者』所購物品之價格。在許多工業國家中，該指數的年度性變化百分比為最通用的通貨膨脹曲線報告。該項測量值通常用於薪資報酬談判中，因為雇員希望薪資（名目）能相等或高於cpi。有時勞資合約中會包含按生活指數調整條款（cost of living escalators），表示名目薪資會隨cpi的升高自動調整，其調整之時機通常於通貨膨脹發生之後，幅度較實際通貨膨脹率為低。
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測量生產者收購物料的價格，與cpi於物價津貼、盈利、與稅負上有所不同，導致生產者之所得與消費者之付出產生差距。ppi反應於cpi升高而上升，具有典型的延遲。雖說其具多樣化的組合，一般相信這種延遲的特性使得根據今日的ppi通貨膨脹粗估（rough-and-ready）明日的cpi通貨膨脹成為可能；各種的論述與內容有極重要的不同。
批發物價指數（wholesale price index）測量選擇性貨品之批發價格變化（特別是銷售稅），與ppi極為類似。
商品價格指數（commodity price index）測量選擇性商品售價之變化。若使用金本位制，則其所選擇的商品為黃金。美國使用復本位制，其指數包含黃金與白銀兩者。
gdp平減指數（gdp deflator）為基於國內生產總值的計算：名目gdp與經通貨膨脹修正後的gdp（即不變價格（constant-price）gdp或實質gdp）兩者間所使用的金錢之比例（參見實質與名目經濟）。這是對價格水準最宏觀測量。本指數也用來計算gdp的組成部分，如個人消費開支。美國聯邦儲備改用核心個人消費平減指數（personal consumption deflator）及其他平減指數作為制訂「反通脹政策」的參考。
個人消費支出價格指數pcepi（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price index）。2000年2月17日，在半年一度的國會金融政策報告（亦即humphrey-hawkins報告）中，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聲稱將主要的通貨膨脹測量法自cpi改為連鎖式個人消費開支價格指數。
因為每一種測量法都基於他種測量法，並以固定模式結合在一起，經濟學家經常爭議在各測量法及通貨膨脹模式中是否有『偏差』存在。例如，boskin委員會於1995年找出美國勞工部統計局（bls）所計算出的cpi具有偏差。在對其偏差進行定量分析後，他們認為當年度的通貨膨脹遭過分誇大。因『快樂論』（hedonic ）所帶來的科技創新增加與以平價品取代昂貴的商品，兩者都會降低cpi-u的升高率。另一個例子是在1980年代早期，無人居住的出租單位並不計入cpi-u與cpi-w的租金收入部分；在加計此部分後，通貨膨脹率實際上是極度的受低估，於是在1982年的cpi計算中加入了這項改變。
現存的爭論為應否計入關於快樂論的調整部分，包含人們會在高物價的地區不可企及時搬遷到較便宜的地區。也有人認為指數中的購屋部分極度低估了日常生活費用對房價的沖擊，亦極度低估了醫療費用在退休者的日常費用中的重要性。
通貨膨脹在經濟學上的角色
穩定的小幅度通貨膨脹的其中一個影響是難以重新談判降價，特別是對薪資與合約而言更是如此。所以物價若緩步上漲，則相關的價格便較易於調整。有多種物價會『滯留降價』,但悄悄上漲。所以零通貨膨脹（物價維持平準）的效應會以降低價格、盈利、與雇員數的方式影響到其他方面。所以，若干公司的執行部門視溫和的通貨膨脹為『潤滑商業巨輪』。追求完完全全的價格穩定會帶來極具毀滅性的通貨緊縮（物價持續降低），將導致破產與經濟衰退（甚至經濟蕭條）。
金融體系視通貨膨脹之『潛在風險』為高於儲蓄累積財富的基本投資誘因。換句話說，通貨膨脹就是市場對金錢的時間價值之措辭。也就是說，因為今天的一元較明年的一元更具價值，所以未來的資本價值在經濟學上有所扣減。此種觀點視通貨膨脹為對未來資本價值的不確定性。
對低階層者而言，通貨膨脹通常會提高由經濟活動之前的貼現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通貨膨脹通常導因於政府提高貨幣供給政策。政府對通貨膨脹的所能進行的影響是對停滯的資金課稅。通貨膨脹升高時，政府提高對停滯的資金的稅負以刺激消費與借支，於提高了資金的流動速度，又增強了通貨膨脹，形成惡性循環。在極端的情形下會形成惡性通貨膨脹（hyperinflation）
增強不確定性可能會打擊投資與儲蓄。
重新分配
領取撫恤金之類固定收入者，其收入可能重新分配至非固定收入者，而大部分的薪資所得則用來應付通貨膨脹。
同樣的，固定金額的放款者，其資產可能會重新分配給貸方（若放款方對通貨膨脹猝不及防或無法調整金額）。例如，政府通常是貸方，降低政府負債會將資金重新分配回政府手中。這種情況有時被視為通貨膨脹稅
國際貿易：若國內通貨膨脹率較低，遭削減的貿易余額會破壞固定匯率。
鞋底成本：因為現金的價值在通貨膨脹時會萎縮，在通貨膨脹時期人們因此會傾向持有較少的現金。此詞表示真實的成本會更經常流向銀行。（鞋底成本一詞是句玩笑話，意指因走到銀行而磨損鞋底所產生的成本。）
菜單成本：商號須更勤於改變產品價格。此詞表示餐廳用於改印菜單所需的成本。
惡性通貨膨脹：若通貨膨脹升高的程度失去控制，會干擾到正常的經濟活動，損害供給能力。
在一經濟體中，會有若幹部門編入通貨膨脹指數，而若幹部門沒有，通貨膨脹行為會自未編入的部門向編入的部門重新分配。在影響幅度小時，這屬於一種政策性的選擇，不對儲蓄而對變現優先權與手頭資金課稅。若影響超出一定幅度時，則其效應歪曲，成為個人『對通貨膨脹的投資』，也就是鼓勵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心理。
因為以上打擊通貨膨脹的理由都高於打擊其預期行為與打擊持有大量資金所需的小幅影響，大部分的中央銀行顧及物價穩定性，都以可見但極低的通貨膨脹為目標。
痛苦指數（misery index）
痛苦指數於1970年代發表，代表令人不快的經濟狀況，等於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之總合。其公式為：痛苦指數 = 通貨膨脹百分比 + 失業率百分比，表示一般大眾對相同升幅的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感受到相同程度的不愉快。現代經濟學家不同意以完全負面的『痛苦』一詞來形容上述通貨膨脹機轉的負面沖擊。實際上，經濟學家中有許多認為公眾對溫和通貨膨脹的成見是來自其相互影響：群眾只記得在高通貨膨脹時期相關的經濟困難狀況。以現代經濟學家的觀點來說，溫和的通貨膨脹是較不重要的經濟問題，可由對抗滯脹[stagflation]（可能由貨幣主義[monetarist]所刺激）來作部分中止。
許多經濟學家（特別是在日本）曾鼓吹以較高的通貨膨脹作為經濟衰退的一個解決方案。
所有對通貨膨脹的調查都顯示出新古典經濟學派學者與一般大眾對溫和通貨膨脹所造成的損害有岐見：公眾仍然認為其損害劇烈，而財政型經濟學者視其損害為微不足道，許多學者甚至說一點傷害也沒有。
因通貨膨脹具重分配之性質，反對承受通貨膨脹重負的意見落居下風。因為資本利得稅為名目數額，所以通貨膨脹被主張為與『富人稅』一樣重要，而低度通貨膨脹的社會會傾向於財富凝結。
通貨膨脹的起因
不同學派對通貨膨脹的起因有不同的學說。
貨幣主義的解釋
對於通貨膨脹最廣為人知也最直接的理論是：通貨膨脹導因於貨幣供給率高於經濟規模增長。此說主張以比較gdp平減指數與貨幣供給增長來作測量，並由中央銀行設定利率來維持貨幣數量。此觀點不同於下述之奧地利學派者在於其著重於貨幣之數量而非實質。在貨幣主義架構下，貨幣的聚集是重點所在。
貨幣數量理論，簡單的說，就是經濟體所耗貨幣總量取決於現存貨幣總量。下列公式創自此說：
p 為一般消費品物價水平，dc為消費品總需求量，而sc消費品總供給量。公式背後的觀念是：在消費品總供應量對消費品總需求量相對下降，或消費品總需求量對消費品總供應量相對上升時，一般消費品物價會隨之提高。基於總開銷主要基於現存貨幣總量的觀點，經濟學者們以貨幣總量計算消費品總需求量。於是乎，他們斷定總開銷與消費品總需求量隨著貨幣總量提高。於是相信貨幣數量理論的學者們同樣也相信物價上漲的唯一原因就是經濟成長（表示消費品總供給量正提高），以及央行因之以貨幣政策提高現存貨幣總量。
以此觀點來說，通貨膨脹的最根本原因是貨幣供給量多於需求量，於是『通貨膨脹是一定會到處發生的貨幣現象』，弗里德曼如是說。意指通貨膨脹的控制有賴於貨幣上與財政上的限制。政府不可令借支過於容易，其自身亦不可超額貸款。此觀點著重於中央政府預算赤字與利率，以及經濟生產力，也就是由生產成本（總供應）所推動的通貨膨脹( cost - pull inflation )。
新凱恩斯主義（neo-keynesian）
依新凱恩斯主義，通貨膨脹有三種主要的形式，為robert j. gordon所說的"三角模型"之一部分:
需求拉動通脹 - 通貨膨脹發生於因gdp所產生的高需求與低失業，又稱菲利普斯曲線型通貨膨脹。
成本推動通脹 - 今稱『供給震盪型通貨膨脹』（supply shock inflation），發生於油價突然提高時。
固有型通貨膨脹（built-in inflation） - 因合理預期所引起，通常與物價／薪資螺旋（price/wage spiral）有關。工人希望持續提高薪資，其費用傳遞至產品成本與價格，形成惡性循環。固有型通貨膨脹反應已發生的事件，被視為殘留型通貨膨脹，又稱『慣性通貨膨脹』，甚至是『結構性通貨膨脹』。
這三型的通貨膨脹可隨時合並解釋現行的通貨膨脹率。然而，大多時前兩種型態的通貨膨脹（及其實際的通貨膨脹率）會影響固有型通貨膨脹的大小：持續性的高（或低）通貨膨脹帶動提高（或降低）固有型通貨膨脹。
三角模型中有兩項基本元素：沿著菲利普斯曲線移動，如低失業率刺激升高通貨膨脹；以及轉移其曲線，如通貨膨脹升高或降低對失業率的影響。
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或稱需求面）通貨膨脹說
需求帶動理論主要集中於貨幣供給：通貨膨脹可由流通中的貨幣數量與經濟供應力（其潛在輸出）相關。這點在政府（可能於對外戰爭或內戰期間）印行超額的貨幣引起金融危機時特別鮮明，有時會導致惡性通貨膨脹使得物價飛漲（或達每月上漲一倍的程度）。
貨幣供給在程度溫和的通貨膨脹中也扮演主要角色，但其重要性有爭議。貨幣主義經濟學家相信其具強力連結；相反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強調總體需求在其中的角色，而貨幣供給僅只是總體需求的決定性因素。
凱恩斯主義解釋法的基本觀念為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之間的關系，稱之為菲利普斯曲線模型。此模型在物價穩定度與失業率之間權衡（trade off）；故為將失業率降至最低，可允許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菲利普斯曲線模型極佳的描述出美國在1960年代的經歷，但不足以詮釋其於1970年代所遭遇到的通貨膨脹升高與經濟停滯結合。現今菲利普斯曲線用以關聯薪資總額增長與一般性通貨膨脹的關系而非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
菲利普斯曲線之位移
因為供給震盪與通貨膨脹已成為經濟活動的固定因素，當代整體經濟使用『位移』過的菲利普斯曲線（以及物價穩定度與失業率之間的取捨平衡）來描述通貨膨脹。供給震盪意指1970年代的油價震盪，而固有型的通貨膨脹意指物價/薪資循環與通貨膨脹預期，表示在正常經濟情況下容忍通貨膨脹。因此，菲利普斯曲線僅代表三角模式中的需求拉動通脹。
另一個凱恩斯主義的觀點為潛在產出(有時稱為國內生產總值)－也就是達到最高生產力的狀況下經濟體之gdp水準－為習慣性且固有的限制。此種輸出標准對應於nairu－固有失業率、自然失業率或全職性的失業率。在如此架構下，固有型通貨膨脹率為內因性地取決於經濟體內的勞動量：
gdp超出其潛在水準(且失業率低於nairu)時。該理論指出，在其他條件相等時，通貨膨脹隨著供應者提高價格而加劇，且固有型通貨膨脹會更惡化。進一步將導致菲利普斯曲線朝著高通脹與高失業擺向滯脹。這種"加速型通貨膨脹"曾見於1960年代的美國，當時越戰的開銷（由小額加稅抵消）在數年間將失業率壓低在百分之四以下。
gdp低於其潛在水準(且失業率高於nairu)，而其他條件相等時，通貨膨脹隨著供應者企圖降價，讓市場消化超額數量，並低估固有型通貨膨脹而減低；即阻止通貨膨脹。將導致菲利普斯曲線朝著低通脹與低失業擺向期望的方向。阻止通貨膨脹曾見於1980年代的美國，當時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的抗通脹措施帶來數年的高失業率，其中兩年曾高達百分之十。
gdp相等於其潛在水準(且失業率也等於nairu)時，只要沒有供給震盪，通貨膨脹率即不變。長期說來，大多數的新凱恩斯總體經濟學者視菲利普斯曲線為垂直。也就是說，若通貨膨脹率高到可以壓過失業率的情況下，失業率為其前提，且等相於nairu。
然而，以該理論作為政策制訂的標的存在缺陷。潛在產出（以及nairu）的數量通常為未知，且會隨時間改變。另外，通貨膨脹率的發生並不對稱，上升的速度較下降為快；更糟的是還趨向隨政策而變。例如說，在撒切爾首相主政時期，失業者發覺自己處於結構性失業，也就是無法在不列顛經濟體內找到適才適所的就業機會，當時英國的高失業率可能提高了nairu（且潛力降低）。在一經濟體避免跨越高通貨膨脹的門坎時，結構性失業率的提高暗示著只有小量的人力可在nairu中找到就業機會。
若假定nairu與潛在產出兩者皆具獨特性且迅速達成，則絕大多數的非凱恩斯主義的通貨膨脹理論可理解為包含於新凱恩斯主義的觀點中。當"供給面"固定時，通貨膨脹取決於總體需求（aggregate demand）。固定供給面也暗示著公私機構的開銷定然相互沖突。故政府的赤字開支會對私營機構產生排擠效果，而對就業水準並無影響。也就是說，資金供給與金融政策為唯一可影響通貨膨脹者。
供給面學說
供給面經濟學說假定通貨膨脹一定由資金供給過剩與資金需求不足所引起。對這兩個因素而言，資金數量純粹只是標的物。於是，歐洲於中世紀的黑死病流行期間所發生的通貨膨脹，可視為因資金需求降低所引起；而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可歸因於美國脫離布雷頓森林體系所訂定的金本位後所產生的資金供給過剩。供給學派假定，資金供給與需求同時提高時，不會導致通貨膨脹。
供給面經濟學說所闡述的一個要素，稱美國1980年代由低稅負所引領的經濟擴張為結束高通貨膨脹的手段。其論點在經濟擴張提高對基本資金的需求，且此種作法抵銷通貨膨脹的影響。經濟擴張可視為經常性的帶來對資金的高需求，且其他條件等同於提高資金數量。在國際貨幣市場中，此種政策無可置辯。供給面經濟學說主張，經濟擴張不僅提高國內對資金的評價，也會提高國際上的評價。
反通貨膨脹
國家中央銀行，如美聯儲，可經由設定利率及其他貨幣政策來有力地影響通貨膨脹率。高利率（及資金需求成長遲緩）為央行反通脹的典型手法，以降低就業及生產來抑制物價上漲。
然而，不同國家的央行對控制通貨膨脹有不同的觀點。例如說，有些央行密切注意對稱性通貨膨脹目標，而有些僅在通貨膨脹率過高時加以控制。歐洲中央銀行因在面對高失業率時採行後者而受指責。
貨幣主義者著重經由金融政策以降低資金供給來提高利率。凱恩斯主義者則著重於經由增稅或降低政府開支等財政手段來普遍性的降低需求。其對金融政策的解釋部分來自羅伯特·索羅對日用品價格上漲所作的研究成果。供給學派所主張的抵抗通貨膨脹方法為：固定貨幣與黃金等固定參考物的兌換率，或降低浮動貨幣結構中的邊際稅率以鼓勵形成資本。所有這些政策可透過公開市場操作達成。
另一種方法為直接控制薪資與物價（參見工資議價，incomes policies）。美國在1970年代早期，尼克森主政下，曾試驗過這種方法。其中一個主要的問題是，這些政策與刺激需求面同時實施。故供給面的限制（控制手段、潛在產出）與需求增長產生沖突。經濟學家一般視物價控制為不良作法，因其助長短缺、降低生產品質，從而扭曲經濟運行。然而，若能避免因經濟嚴重衰退導致成本升高，或在抵抗戰時通貨膨脹的情形下，這樣的代價或許值得。
實際上，物價控制可能因抵抗通貨膨脹而使經濟衰退更具影響力（因降低需求而提高失業率），而經濟衰退可在需求高漲時防止物價因控制產生歪曲。
3、昆曼的經濟學原理裡面提到：在物價下降時、利率下降，匯率也下降。但如何解釋通貨緊縮時的情況？
兩種情況分別對應兩種理論，他們都是對的。
曼昆的這個說法有一個前提：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即沒有貨幣供給量不足的情況發生的前提下，物價下降。這種情況下，曼昆的理論是對的。
而通貨緊縮，首先就是一種貨幣現象，因為貨幣供給相對不足，所以導致流通中的貨幣供應跟不上交換需要和投機需要，造成了一方面貨物流通領域缺乏貨幣，物價下降；另一方面投資領域缺乏貨幣，利率上漲。進而，物價下降造成本國物品相對外國物品便宜，所以出口增加；利率上漲造成了持有本幣的利潤增加，從而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上漲。
4、匯率 和 通貨膨脹 通貨緊縮 之間的關系 是什麼?
通貨膨脹 是價格持續上漲 記得 應該是持續。
通貨緊縮 價格持續下跌 持續
這兩者是相反的。
對匯率的影響，通貨膨脹使物價上升，人民幣貶值。通貨緊縮相反，
但是這兩者不管誰持續的出現，都會造成經濟蕭條。
5、國家怎樣通過匯率變動抑制通貨膨脹？
首先要匯率是可以由政府控制的。那麼，提高匯率，外資流入減少，也就是說發行貨幣的准備減少，那麼貨幣供給減少，通貨膨脹受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