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為什麼匯率低有利於出口?
匯率低肯定有利於出口。
假設，原來的美圓對人民幣匯率是1美圓換5元人民幣，假如中國製造了一件價格為5元的商品，美國人要買它就要支付1美圓。而匯率降低以後，比如說降到1美圓換10元人民幣，那麼美國人只需支付0.5美圓就可以買到它，這樣中國的商品就會更加具備國際競爭力。
匯率降低有優點，但也有缺點，比如，中國的國際債務會無形增加，原料無形漲價等等，總之，匯率升高的優點更多一點。
(1)如何調節匯率增加出口擴展資料：
專家觀點：
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從長期基本面的因素來看，在2014年我國外貿的順差性失衡壓力繼續弱化、美聯儲QE退出的背景下，人民幣難以繼續顯著升值。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認為，QE退出引起有關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貨幣匯率波動增大，也可能給人民幣匯率帶來一定的貶值預期，進而形成雙向波動的局面。
宋清輝：人民幣貶值是大概率事件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持有既定觀點，那就是人民幣匯率應該一直處於升值狀態，如果人民幣匯率稍微有點兒風吹草動，市場上便充斥著擔憂的聲音。誠然，人民幣貶值對中國經濟是有一定的影響，
比如將促使大量對賭人民幣升值的國際資本在短期內流出中國，進一步加劇國際資本流出，進而會造成國內企業融資成本抬高，讓中小企業融資局面進一步雪上加霜。而對那些長期依靠熱錢存活的房地產企業影響則會更大，甚至導致房地產企業崩盤的危險，而這又將進一步增加中國整個金融系統的風險。
正如硬幣有正反兩面，人民幣貶值對中國經濟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未來人民幣匯率進入貶值周期，將會使出口企業身上的壓力得到緩解：出口產品價格具有優勢，競爭力也增強，所以利潤率也會上升；
此外，人民幣匯率貶值將會推高進口商品價格，尤其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按照一般規律來講，將會引發通貨膨脹，影響經濟穩定，但中國經濟正處於通縮通道，而人民幣貶值將推高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刺激國內消費。
可以預見的是，人民幣匯率短期內將會繼續貶值，而從長期來看，單邊升值也不會那麼快來到，將會很長時間都處於雙向波動區間。
因為這與中國經濟整體改革進程想掛鉤的，中國正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改革進程中，也就是大家經常提及的經濟新常態，如果迅速結束貶值而再次進入單邊升值預期，將會使熱錢重新來到中國境內，
導致房地產泡沫繼續被吹大，落後產能也將再次東山再起，而這些都是當局不願意看到，也是中國經濟不能承受之重。而人民幣匯率形成的機制市場化改革也被迫中斷。
監管層讓人民幣上下波動，因為只有上下波動才能真實反映實體經濟需要的有效的市場供求關系，改變過去扭曲的人民幣匯率價格機制，進而防止投機套利行為。雖然央行曾稱匯率將交給市場，但並沒指出完全交與市場，還是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出手干預的，人民幣中間價逆勢走強也正說明了這一點。
2、如何通過匯率來調節一國進出口貿易?
匯率是進出口貿易調節的最主要手段。舉例說明如下：
1、調低匯率，即低估本幣，將刺激出口，抑制進口。如美元：人民幣匯率調低至1：10，對出口來講，每個美元可以兌換10元人民幣，與實際匯率1：7.8相比，每個美元多收入2.2元人民幣。出口人有兩個選擇：或保持原美元成交價不變，享受RMB2.2/USD的額外收益，或降低美元成交價，這樣既保持匯率調整前的利潤率不變，又加強了競爭力。這是對進口來講，原來只需要7.8元人民幣就可以從銀行換回一個美元，現在卻要付出10元人民幣才行。每換一個美元就要多付出2.2元人民幣。進口人別無選擇。
2、調高匯率，即高估本幣，將刺激進口，抑制出口。如美元：人民幣匯率調高至1：5，對出口來講，每個美元只能兌換5元人民幣，與實際匯率1：7.8相比，每個美元少收入2.8元人民幣。出口人別無選擇。對進口來講，原來需要7.8元人民幣才可以從銀行換回一個美元，現在只需要付出5元人民幣就行，每換一個美元就可以少付出2.8元人民幣。進口人有兩個選擇：或保持原美元成交價不變，享受RMB2.8/USD的額外收益，或提高美元成交價，這樣既保持匯率調整前的利潤率不變，又加強了競爭力。當然，除非是賣方市場的商品，進口人提價的情況比出口人降價的情況少得多。
3、固定匯率制的國家匯率調節措施
當國際收支長期存在巨額順差時，一般會導致該國貨幣幣值大幅度上浮，超過規定上限，貨幣管理當局應對本國貨幣進行法定升值，但是盡管順差國外匯儲備大幅度增加，容易引起通貨膨脹，可政府能夠採用沖抵政策減少順差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其結果是順差國貨幣法定升值的內在壓力被嚴重削弱。而當國際收支長期存在巨額逆差、通過上述 1—4 種手段不能使匯率穩定時，貨幣當局就常常實行貨幣法定貶值 （以法令明文宣布降低本國貨幣的含金量） ， 當貨幣貶值後與其他貨幣之間就形成了新的黃金平價，表現為外匯匯率上升。這樣可以減少由於維持原來匯率而使本國外匯黃金儲備流失，還可以提高本國商品出口競爭力，增加出口收入，改善國際收支狀況，也有利於維持新的匯率穩定。例如在 20 世紀60 年代以後，日本、聯邦德國等國家經常存在巨額貿易盈餘，往往不願及時使其貨幣升值以減少或消除國際收支順差，實際上被迫採取匯率干預措施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是逆差國。據統計在 1947—1970 年間，共發生過 200 多次貨幣法定貶值，而貨幣升值僅有5 次。
4、國家是如何調控匯率變動的？
在以往的宏觀調控政策中，利率政策處在核心地位。從利率與通脹率和匯率的關系看，主要是通過利率的升降來調控以匯率和通脹率為代表的內外平衡關系，即當通脹率上升時，內部需求會大於供給，相應引出貿易逆差，導致本幣貶值。因此在以往時代，當通脹率上升時，匯率是反向走勢，即會出現貶值。而提升利率，一方面可以抑制國內總需求水平上升，從而抑制了國內的通脹率，一方面也因為壓縮了國內需求，使進口得到抑制，同時促進了出口，本幣匯率由此得到提升。所以當加息對緊縮總需求發生了作用，使通脹率下降時，本幣匯率就會上升。
但是在新全球化時代，在中國出現了人民幣的「內貶外升」，即當通脹率與匯率出現同方向變動，在這樣的時代，如果繼續沿用以往的宏觀調控理論和工具，肯定不會收到以往的效果。
其一，從道理上說，在新全球化時代，由於中國與國際經濟已融為一體，而前面的分析也說明，中國的貿易順差增長和人民幣匯率提升是長期趨勢，這樣就會引來大量投機於人民幣升值的國際「熱錢」，而國際熱錢的成本是熱錢本幣的利率，收益率則是人民幣利率與匯率之和，所以人民幣利率的提升，也是熱錢收益率的提升，所以提升人民幣利率不僅不會減少國際熱錢的流入，反而會刺激熱錢更大規模地流入。而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央行是用基礎貨幣收購外匯，這樣就會導致因外匯流入增長所投放的基礎貨幣的增長，導致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央行加息的目的本來是為了通過抑制貨幣投放而達到緊縮總需求的目的，但因為熱錢流入的增加，投放的基礎貨幣反而被迫上升，所以加息這一舉措就變成了刺激貨幣投放的宏觀政策效果。由於加息引來的外匯流入更多，加息會提升本幣匯率這個結果沒變，但是由於貨幣供給規模更大了，對抑制通脹的目的來說，就是適得其反。
其二，從實證角度看，加息沒有收到預期效果。自2007年3月以來，央行已進行了6次加息，但通脹率到11月份已上升到6.9%的十年以來高點，廣義貨幣M2的增長率也從去年1月份的15.4%上升到11月的18.5%，所以很難認為若央行在今年繼續加息，會有能壓制住通脹率和貨幣增長率的那一天。
有人認為，去年國際熱錢的大量湧入，其主因不是央行加息，而是中國資本市場如股市和地產價格的大幅度攀升，這個判斷我認為是不對的，因為去年在央行進行6次加息之後，國際熱錢流入佔新增外匯儲備的比重是明顯上升了。如果以FDI加貿易順差為正當外匯流入，這兩者之和在2003～2006年佔新增外匯儲備的比重是74%，但2007年前9個月這個比重卻下降到63%，下降了10個百分點以上。顯然，熱錢比重上升與人民幣利率上升是同時發生的，但2003～2006年我們卻沒有看到這個情況，而地產價格的上升自2003年以來就很強勁，以至於到2005年國家不得不出台抑制地產價格的大量措施。股市的「大牛市」出現在2006年，而當年FDI加貿易順差比當年新增外匯儲備還高出了3%，所以如果國際熱錢是為了投機於中國的資產價格，那為什麼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的前幾年我們看不到，卻偏偏在央行連續加息後出現了呢？所以人民幣利率上升與熱錢比重上升同時出現，不應看成是偶然現象，而是有著因果關系的。
其三，從國際上看，近年來由於日元利率很低而美元利率很高，所以引發了大量「套息」交易，國際上估計有近萬億美元。而去年以來，日本央行為了應對經濟過熱而開始進入加息通道，美聯儲則為了應對房地產泡沫崩潰所引發的衰退不得不減息，所以日元與美元間的套息交易被大量取消，表現為日元對美元的大幅度升值，目前已從2007年初的1：123上升到1：109，可見利率始終是影響國際資本流向的重要機制，而對美元與日元間的套息交易萎縮，國際上一般都是用兩國利率水平的相對變化來解釋，而未見有用美元資產價格作解釋的言論。那麼，如果在國際主要貨幣資本之間發生的流向變動是因為利率變動，在人民幣與主要國際貨幣之間的流向變動就會例外嗎？
此外從國際上看，發達國家對利率政策的使用也在發生變化，例如去年美、歐都出現了明顯較以前年份為高的通脹率，但是美國為了應對金融市場危機，不得不連續減息，而歐盟自2006年以來為應對經濟過熱已開始連續加息，但在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的威脅下，也不得不放棄了加息舉措。到去年12月，歐元區的廣義貨幣增長率已高達10.7%的歷史高峰，已經遠遠高出原先所設定的4.5%的年增長率，但目前仍在醞釀減息。可見，由於時代不同了，在發達經濟體中利率與通脹率的關系也在發生變化，而並不似以往那樣，出現了通脹率的抬升就必須得加息。
所以，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利率這個傳統宏觀調控工具在今天的作用，考慮新的宏觀政策工具組合。
重新認識匯率
如果利率調節宏觀總需求的能力在當代新經濟格局中被弱化，那麼哪個宏觀調節工具能取代？我認為首先考慮的應當是匯率。
在傳統經濟發展過程中利率的地位之所以特別突出，是因為利率對需求水平變動的影響最大，但這是在內需主導時代得出的經驗和理論。進入新世紀以來，雖然內需在中國的需求增長中仍是主導因素，但外需的增長速度顯然更快。從凈出口佔GDP的比重看，2006年為4.5%，去年一季度已上升到7.7%，二季度進一步上升到9.8%，三季度則超過了10%，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已經越來越大了，而且今後肯定還會上升。從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看，美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出口佔GDP的比重長期在9%左右，日本號稱出口導向型經濟，可戰後到70年代完成工業化的長期內，出口比重最高也只有16%，而中國目前已經達到40%，在未來時期進入到前面所提到的承接發達國家重工業轉移時代後，出口比重肯定還會上升，可見外需因素對中國工業化過程的影響，已經與以往的工業化過程完全不同了。而正是由於外需在中國需求的邊際變化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就使匯率在調節中國總需求水平方面，以及對國內通脹率的影響與控制能力方面，可能替代利率的地位。
具體地說，由於在新全球化時代中國面臨著日益增長的巨大外部需求，而提升匯率是出口企業的減收因素，出口企業為了維持原有利潤就得提高供貨價格，這樣就可能使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出口需求發生轉移，從而達到緊縮總需求擴張的目的。然而在長期內保持較低匯率水平，是中國獲取更多新全球化利益，在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競爭中保持優勢的重要條件，因此過快或過多地讓人民幣升值，從長遠看對中國並不是有利的選擇。但若因外需增長過快，過度拉升了中國的通脹率，導致中國內部經濟的不穩定性增強，提升匯率就是抑制國內通脹的重要宏觀調控手段，所以從新全球化時代所構成的新環境看，人民幣匯率的提升速度必須把握在不顯著快於其他主要發展中國家匯率上升速度的水平上，並兼顧國內經濟穩定增長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匯率就是平衡中國的全球化利益與保持國內經濟穩定增長關系的核心。
重新認識通貨膨脹問題
前面的分析已經指出，由於在中國這類發展中國家與當代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價格體系差距，而在新全球化時代市場的力量要糾正這個差距，所以主要發展中國家在長期內出現較高通脹率就會是一個長期趨勢。提升匯率是抑制通脹率的必然選擇，但會使中國喪失新全球化利益，所以是讓匯率較高對中國的長期增長有利，還是讓通脹率較高對中國的長期增長有利，就必須進行選擇。
以往的經濟理論通常認為，年均不足1個百分點的物價上漲可以定義為「通縮」，1～3個百分點的物價上漲是合理通脹，超過5個百分點的物價上漲是顯著通脹，10個百分點以上是嚴重通脹，而若到幾十個百分點以上就是惡性通脹了。但是在新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有著巨大的價格水平差距，即便保持10%的通脹率也要30年左右才能與發達國家拉近價格水平，所以，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在長期內出現6%～8%之間的較高通脹率，可能是一個新全球化時代的特有現象，也是中國為了享受新全球化利益所必須支付的代價。不僅是在中國，在其他能夠享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國家，目前都在經濟增長率顯著提升的同時，也伴隨著較高的物價上漲率。例如印度，2007年經濟增長率達到18年來最高點，為9.2%，而去年前10個月的通脹率也上升到了6.7%，並不比中國低。近年來俄羅斯和越南的經濟增長率也顯著提高，去年前10個月前者的通脹率為10.8%，後者為8.1%，更高於中國。所以在新全球化時代，通脹率的合理水平至少在主要發展中國家都發生了變化，需要我們重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