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理解傳統儒家文化的重要時代意義
原文在這里
以儒家倫理思想為主要內涵的中國傳統文化是漫長人類歷史進程中的一種重要精神力量，它既有過支撐中國傳統文明燦爛發展的千年輝煌，也有過在西學東漸的現代化門檻上被新文化運動掃地出門的百年式微。20世紀下半葉，隨著西方理性文明危機的加深和全球范圍內對啟蒙和現代性的反思，儒家文化在中國大陸逐漸開始復興。從20世紀後期學術界關於海外新儒學研究的興起，到本世紀初國學熱的出現，儒家文化在思想界和理論界重新恢復了其重要的歷史地位。在全球化背景下，積極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神，無論對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文化軟實力的建設，還是對於人類社會應對理性文化的深刻危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當下的儒學熱、國學熱中也存在著一些偏頗。例如，有些研究者在反思現代性危機時不顧啟蒙精神重要的歷史作用和價值而予以全盤否定，而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時又不顧儒家文化的歷史局限性而全盤肯定，甚至不加分析地對之予以美化和神化。這種對待中西文化的非此即彼的片面的和非歷史的態度，對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弘揚、對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設、對於中國文化影響力在國際上的提升，都會造成極大的傷害。
因此，通過對現代新儒學和國學熱中各種觀點的具體研究，我們應當對各種文化資源和文化精神作出具體的、全面的和歷史的分析，從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動各種文化精神積極對話、交流整合。這樣的研究對於我國市場經濟建構過程中新文化精神的健康生成，是有積極意義的。
現代性的危機與啟蒙的反思
啟蒙和現代性是我們時代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這一問題的重要性無論如何估計都不會過分。一方面，從人類近現代歷史發展來看，啟蒙精神的生成和現代化進程的展開，是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日益發達的理性文化精神和自然科學的緊密結合，推動了人類社會不斷地加速發展。不僅西方發達國家從啟蒙精神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動力，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在追趕型的現代化進程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另一方面，從迄今為止的近現代歷史發展結果來看，啟蒙和現代性的局限性和其發展所帶來的消極後果也是人類正在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因此，啟蒙反思和現代性批判成為當代人類社會發展的重大課題。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所面臨的發展限度，還是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發展困境，都進一步表明，啟蒙的反思和現代性的批判，無論對於發達國家還是對發展中國家，都是一個遠未解決的開放性的課題，都是重大的理論難題和實踐難題。
應當說，從19世紀末開始，就有很多思想家自覺地反思啟蒙精神的內在局限性，揭示現代性的危機特徵和消極後果。其中不乏當代一些有影響的思想大家，例如，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盧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諾、福柯、哈貝馬斯等。由於這些思想家置身於發達理性文化給當代社會帶來的巨大發展成果之中，同時也親身體驗了現代性的危機及其消極後果，因此，他們關於啟蒙反思和現代性批判所達到的深度和高度，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理論家，包括中國的理論家很難企及的。但是，西方理論界的啟蒙反思也有其明顯的局限性。雖然當代西方思想家大多反對「西方中心論」或者「歐洲中心論」的價值立場，但是由於缺乏對西方之外的豐富文化資源的理解，以及對自身文化的某種不自覺的優越感，因此，他們只是從西方文化資源內部去思考啟蒙的局限性和解決問題的出路。在這種意義上，包括現代新儒學、國學等領域在內的中國學者對於西方啟蒙精神的反思和現代性的批判，就具有某種獨特性，他們把西方啟蒙精神之外的豐富文化精神都納入自己的視野，特別把與西方文化同樣古老的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儒家思想作為反思啟蒙和現代性的重要借鑒和參考，這樣，就為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啟蒙反思和現代性批判開辟了新的視野。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具有深厚儒家文化積淀的亞洲國家的現代化的加速和成功，隨著中國這一具有幾千年儒家文化傳統的大國在世紀之交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對接的可能性問題就吸引了更多的東西方學者的目光，成為啟蒙反思中具有特殊意義的課題。顯而易見，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對接的可能性這一課題的提出和成功解答，不僅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而且對人類社會的總體發展都將產生十分重大的積極影響。
儒家文化的傳統與現代
現代新儒學首要的文化使命是在現代歷史條件下推動儒學的復興。「所謂『現代新儒學』，是在辛亥或五四以後，主要是『後五四時期』，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在『儒門淡泊』的背景下，認同儒學（特別是宋明儒者的心性之學）的基本價值，並在新時代的條件下加以創造性的發展的一種學說、一個流派或思潮。」①而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復興儒學，首先要解決的是傳統和現代的文化價值沖突問題，從而解決中國的現代性的文化根基問題。所以方克立先生認為，現代新儒家「以接續儒家『道統』、復興儒學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學（特別是儒家心性之學）為主要特徵，力圖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為本位，來吸納、融合、會通西學，以尋求中國現代化道路的一個學術思想流派，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化思潮」。②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幾代的現代新儒家所關注的共同問題是傳統和現代的關系問題，具體體現為中國傳統文化，即儒學同現代化和現代工業文明的總體適應問題，也就是儒家倫理和文化精神同西方理性啟蒙思想的融合問題。第一批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等在五四時期就提出了復興儒學的歷史使命，他們承認中國文化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全盤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的激進主義做法。在他們看來，傳統儒家文化在現代仍有價值，我們可以通過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具有現代意義的精神因素，然後與西方理性文化相會通，吸取西方文化之所長來彌補儒學的局限性。因此，他們的主導傾向是推動儒學適應現代西方文化價值。20世紀50年代之後，第二代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繼承了第一代新儒家的基本價值追求，更加明確地提出要以「心性之學」為儒學的正統和整個中國文化的基礎，在中西方文化沖擊和融合的基礎上，推進「第三期儒學」的發展。他們同第一代新儒家一樣，肯定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所代表的現代文化價值，努力論證中國傳統儒學文化精神同西方現代理性精神的契合與一致。「現代新儒家提出了『返本開新』的文化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學的根本，開出『新外王』——現代科學和民主政治。他們希望以科學知識系統作為『新外王』的材質條件，以民主政治作為『新外王』的第一要務，充實中華文化生命的內容。也就是以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為科學和民主立根，以西方的知性和正道補正、擴充和發展儒家外王之學。」③
20世紀80年代後，現代新儒學的發展進入了第三代，以余英時、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等為主要代表人物。應當說，在強調儒學的當代價值、推動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理性文化的對話和融合方面，第三代新儒學代表人物繼承了前兩代新儒家的價值立場。這一代新儒學代表人物所處的時代發生了很多變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亞洲經濟起飛和現代化進程加快從一個側面引發了人們對儒家文化價值的重新評價，西方發達國家理性文化危機加深導致人們對啟蒙、現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的深化，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這種大背景下，第三代新儒學代表人物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自信進一步增強，對西方啟蒙理性和現代性的批判也更為深刻。由此，他們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來思考傳統和現代、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系，從而使得他們關於啟蒙的反思對中國現代文化轉型，具有更多的借鑒意義。
應當說，在當今的歷史條件下，現代化在全球化歷史進程中所取得的進步和遭遇的困境、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中國文化影響力的提升等，都使得我們關於「復興儒學」這一問題的思考具有更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性：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古老文化精神到底能否與現代化對接？在什麼意義上「可以對接」？在什麼意義上「不能對接」？在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推進人類文化對話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如何合理定位和發揮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作用？
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必須充分肯定現代新儒家、國學家和其他積極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理論家的不懈努力。但是，我們也清醒地看到，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對接的可能性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迄今為止的研究還遠未獲得令人信服和令人滿意的成果。實際上，在不同的研究者那裡，對於這一問題的理解是存在很大差異的：有的學者主張弘揚儒家文化中的積極因素，以彌補現代理性文化精神和啟蒙價值的不足；有的學者則強調東西方文化、中西方文化，以及更多的文化資源的對話、交流和相互補充、相互借鑒；還有的學者則把按照「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的邏輯把儒家思想文化和西方啟蒙精神簡單對立起來，主張用儒學的復興取代已經陷入深重危機之中的西方理性文化，④這種極端的觀點，在一些現代新儒家和國學家那裡也不少見。
在這一問題上，第三代新儒學代表——杜維明啟蒙觀的情形比較特殊。應當說，同前兩代新儒學思想家相比，杜維明對於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和現代性的復雜命運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和更為直接的體驗，因此，他關於西方啟蒙思想遭遇和儒學文化當代命運的理解更為全面，更具包容性。一方面，他對中西文化都有深入的研究，並具有充分的國際交流的學術視野，因此能夠冷靜地判斷儒學的當代價值的限度，他在揭示西方理性文化的局限性和負面時一直堅守啟蒙的核心價值，同時，在闡發儒家文化的基本價值時也沒有忽略其局限性和「陰暗面」，因此，杜維明清楚地認識到，儒家思想文化中缺乏民主等現代文化精神，因此必須經過現代轉型才能與西方啟蒙精神及其他文化精神開展文明對話和文化交流，才能對當代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現代化產生積極的影響；⑤另一方面，雖然杜維明已經意識到，儒家文化即使經歷了現代轉型，也不可能取代西方啟蒙精神，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化資源來支撐現代化。不過，杜維明的思想也存在著明顯的內在矛盾。盡管他清楚地意識到儒家文化的歷史制約和內在局限性，但是從年輕時代就確立起來的推動儒學復興的使命感，又常常使他把儒家學說理想化，脫離開儒家思想文化產生和賴以生存的社會歷史條件，構想了「儒學第三期發展」和儒學的當代復興的前景，並由此強調形成以儒家倫理支撐的另一種現代性，一種不同於西方現代性的現代性。⑥在這種「美好的願望」支配下，在沒有對東亞工業或者亞洲現代化內在的文化資源和價值取向做出實證研究的情況下，僅從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獲得了現代化的成功這一結果，就做出東亞是儒家倫理與現代化對接的成功典型的結論，的確缺乏說服力。不難看出，上述兩個方面實際上顯示出杜維明啟蒙觀的內在矛盾和沖突。
如何把握儒家文化精神的當代價值
在破解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對接的可能性問題時，我們首先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從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來把握各種文化精神的價值取向和基本定位。特別是關於儒家思想文化，我們一定要形成實事求是的、歷史的和全面的分析把握，不能脫離儒學產生和賴以發生作用的社會歷史條件來確立「儒學復興」等籠統的、不切實際的口號和目標。在這一問題上，當前的「國學熱」就明顯存在著不做歷史的、全面的分析，而籠統地美化傳統儒家文化的傾向。從總體上看，儒學賴以存在的社會條件和文化土壤是農業文明、自然經濟和宗法制度等，這些社會條件和土壤在當今世界已經不復存在。進而，儒學的主旨是維護等級制度、等級秩序，缺乏啟蒙理性和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自由、民主、正義等核心價值。在這方面，杜維明雖然意識到儒學內在缺乏民主的價值取向，但是，他認為儒家文化中包含著正義等核心價值，這是一種表面化的、不確切的解讀。正如張錫勤指出的那樣，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中的所謂「公平」和「公正」思想是以維護等級制和等級秩序為大前提的，「中國古代思想家乃是在維護封建制度、等級不平等的大前提下追求、實現公正、公平的。在古代，即使最公正、公平的人，也不可能突破階級壓迫、封建剝削的大格局」。⑦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要脫離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全面復興儒學，實現「儒學第三期發展」，並且期待以儒家倫理來支撐一種獨特的現代性，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張錫勤指出：「概言之，中國古代的農業文明、宗族制的社會結構乃是傳統儒學賴以生存、發展的社會母體。而到近代，中國歷史既已發生歷史轉折，古老的中國社會業已艱難曲折地轉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價值觀念的各個方面都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傳統儒學的主流、統治地位勢必隨之終結。」⑧包遵信也同樣強調了儒家整體地和全面地復興是不可能的，因為它的基本價值同現代文化價值是不相容的。他在討論現代新儒家關於儒學文化的「內聖」和「外王」的「強」與「弱」的爭論時指出，現代新儒家提出要使儒家文化的「外王」更強一些，更富於彈性，以便讓它能夠兼納科學和民主，這是不確切的說法。在他看來，「強」與「弱」是我們站在今天的文化價值系統的評價，從傳統文化自身說，卻完全與它的價值系統相一致，新儒家既然肯定「內聖」的「道統」地位不能變，他們實際要維護的也正是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而今天這個時代所要求的新外王，是科學和民主政治。「如果儒家傳統價值系統不變，科學和民主又怎麼能在中國文化中生根，即使有了科學和民主，又怎麼能有效發揮它們的功能呢？新儒家企圖不觸動傳統文化價值系統，把科學和民主當作『外王事功』納入中國文化，以為這樣辦就能實現儒家的現代轉化，豈非過於天真，他們得到的只能是一團泡影。」⑨
當我們這樣來判定儒家文化的社會歷史定位，並非對中國傳統文化持一種完全消極的和悲觀的態度。相反，只有我們丟掉那種從總體上或者整體上讓傳統儒學復興，讓它承擔替代現代啟蒙精神而拯救人類的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們才可能真正腳踏實地地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發揮儒家文化精神中優秀要素的當代價值。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確立的理論基點在於：第一，弘揚傳統文化，不是為了把傳統儒學整體搬到今天並使之復興，而是為了塑造當代中國的現代文化精神和價值理念，黨的十八大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概括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其中就特別突出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現代文化價值。第二，重視儒家文化和儒家倫理，重點不在於使之成為刺激和推動現代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文化動力機制，而在於使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發揮文化平衡機制或制約機制的作用，修補啟蒙理性和現代性的負面後果，對其形成合理的價值約束。第三，我們重視儒家文化與現代化的「對接」和內在關聯問題，不是要用它來替代或者否定啟蒙精神，不是運用儒家倫理來支撐一種與西方啟蒙精神完全不同的現代性，而是為了積極推動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對話，從而共同塑造有益於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新的文化精神。在這種意義上，杜維明的許多探索對於我們的啟蒙反思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2、儒家思想的當代社會價值?
我們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世紀，經濟全球化趨勢必將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沖擊，科學進步與社會文明的發展日益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面對我們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和泱泱古國傳統文化的深厚積淀，感受著現當代社會文化融合帶給我們的芬芳。源遠的儒家思想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我們，使我們樹立遠大理想，激揚愛國之志，陶冶精神情操。從先秦諸子的天人之辯，到漢代董仲舒「天人合而為一」命題的提出，再到宋明理學家「萬物一體」論的形成，猶如一條紅線貫穿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觀念，這種主流觀念對於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和凝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社會主義文化百花齊放的今天，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剔除其封建宗法和唯心主義，弘揚其整體、和諧、統一的合理內容，樹立嚴謹的人文科學態度，進而使先進的文化傳統得到繁榮，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
一、儒家思想對當代社會發展的束縛
縱觀中國社會數千年的發展，特別是在長期的君主專制社會中，無論是思想觀念、倫理道德、學術、教育、宗教、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典章制度、文物寶藏，一直到衣食住行、風俗習慣等等，都可以說與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息息相關，在儒家思想傳承的過程中，精華與糟粕雜陳。到當代社會仍然有許多不好的或糟粕束縛著我們的思想，影響著我們的社會發展。我認為這種負面上的影響主要有二個大的方面。
1、君主專制制度和專制主義思想的慣性，對當代社會影響深遠。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思想最為活躍。諸侯國日益強大，逐鹿中原，爭霸稱雄，征戰不已。知識分子受到很大重視，「重士」、「徵士」、「養士」成為一種風氣，思想相當活躍。他們對社會的各種問題以及自然界進行了新的觀察探討，出現「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的盛況，形成儒、墨、道、法、陰陽、名辯、縱橫、兵、農、雜家及史家等各種學派，互相爭論詰難，又互相吸收補充，有力地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發展，為以後中國思想和文化的發展演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後來的思想如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漢學或實學等，對思想觀念、倫理道德、哲學宗教、學術理論等都有所發揮或發展。但是，這種發展越到後來也越為緩慢，乃至成為八股教條而僵化，科舉考試只能在經書中尋章摘句作文章，特別是尊卑貴賤，君道臣節，專制主義尤為嚴重，這也是影響當代社會人文思想的根源所在。
中國君上專制的歷史很長，從商代開始，君主就自稱「餘一人」，以示其獨尊無二。周代君主稱為「天子」，開始「奉天承運」，管治兆民。春秋戰國時，法家主張君主專制獨裁和中央集權。在傳統的治國之道中，儒家主張仁政德治禮教，被稱為「王道」。法家強調「不貴義而貴法」，「以法為本」「以法為教」被稱為「霸道」。其實兩者並不是截然對立，而是相通互補的。孔子在《論語》中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當然是肯定德政禮制，否定政刑。但是，他又稱贊法家的代表人物鄭國大臣子產的「寬猛相濟」。孔子說：「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所謂「猛」，即最嚴刑酷法，不惜民殘的。「寬猛相濟」，亦可謂德法互補、禮刑結合，這種傳統的影響也很大，以後儒法結合即源於此。這種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治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到了秦始皇，依據法家學說，厲行法制，富國強兵，削除六國，建立起中央專制集權的統一大帝國，廢除分封，實行郡縣制，採取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頒布嚴厲的刑法，建立起絕對皇權。西漢初年，鑒於秦法繁苛，以致很快滅亡的教訓，曾實行「黃老之術」，「與民休養生息」，但仍堅持了秦朝的法制原則。以後歷代的儒法互補、儒法結合、外儒內法等，實際上都是「寬猛相濟」，「霸王道雜之」，這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基本傳統。正是由於這種專制的長久性和固有性，使得我們很容易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看到它的影響，如特權思想、家長製作風、官僚主義、以權代法、權大於法、貪污腐敗等種種現象也就順理成章。
2、儒家思想長久的文化專制氛圍，對當代社會思想的束縛不可低估。
在中國古代，文化專制的傳統也是相當長久的。春秋戰國雖然是百家競說，互相爭論詰難，又互相影響吸收，但是仍然出現了異樣的聲音。如孔子說的「攻乎異端，斯害也己」和孟子的「辟楊墨」即是。秦王朝建立後，秦始皇廢封建改郡縣制，是個進步。但是他接受李斯的建議，實行「焚書坑儒」，成為文化專制主義的開端。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雖然「坑」與「尊」正相反，但君主統治的文化專制則是一樣的。從漢代起，歷代王朝實行的多是儒法結合，或曰「外儒內法」、「霸王雜之」，而在思想文化方面又有儒釋道結合，但孔子儒家思想的地位仍然高高在上。儒家被視為官學，科舉考試只能在經書中尋章摘句作文章，八股教條嚴重束縛了人們思想的發展。最為嚴重的還有文字獄，統治者可以從奏議文書乃至詩詞、書信中尋找某些詞句任意歪曲，製造冤獄，殺頭或流放。從秦始皇「焚書坑懦」開始，到以後的歷朝歷代文字獄愈演愈烈，嚴重阻礙了社會思想文化的進步。近代中國的落後和所經歷的屈辱無不是這種專制思想束縛的結果。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人為擺脫外國列強壓迫和國內專制統治，進行了長期英勇頑強的斗爭，同時努力向西方國家學習，引進民主民權、自由平等、進化論、人權說，進行過變法，發動過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國，宣布國家主權屬於「全體國民」，具有偉大歷史意義。但是並未能改變專制統治，專制主義和專制思想可謂根深蒂固。五四新文化運動熱情宣揚民主和科學，宣傳人格獨立、人權平等、個性解放、思想自由，向封建專制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發動了猛烈進攻，反對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學，發出「打倒孔家店」的呼聲，有力地促進了人們特別是廣大青年的思想解放，發現自我，追求真知，探索改造中國社會的出路。但是由於民族危機的加深，這個啟蒙運動未能徹底進行下去。毛澤東就曾說過，五四運動時期反對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學，提倡民主和科學，立下了偉大的功績，但是，那時還只是開始。要使全國人民完全擺脫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還須費很大的力氣，還是今後革命改造路上的「一個大工程」。鄧小平在總結建國以來經驗教訓時曾說過：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力的各種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他還談到，在我們黨政機關存在的特權、家長制、官僚主義、以權代法、貪污腐敗等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所以，他提出肅清封建主義傳統影響，「解放思想」，「重點是切實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這是非常重要的，應該逐步貫徹實行。
二、儒家思想對當代社會生活的積極影響
儒家思想的傳承，除去糟粕外，仍有許多精華對當代社會生活的發展具有積極影響，應該給予肯定。我認為儒家思想在關於人的問題上表現的積極作用更為突出。在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完善的過程中，對於人生價值的內涵、類型、層次、標准等問題，都有充分而精闢的論述，這些是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儒家思想的人生價值觀包含著對人的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的觀點，包含著怎樣做人，怎樣實現個人價值的看法。人不是孤立的存在，每個人都處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也與一定的自然環境發生聯系。怎樣做人，實質上就是怎樣對待自己，以及怎樣對待與自己構成相互作用的其他三組基本關系。這三組關系是：與他人的關系、與民族和國家的關系、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一個人的人生價值正是通過對待自我、他人、民族和國家以及自然的關系而實現的。
1、關於人與自我的關系。
人與自我的關系是一個人格塑造的問題，人格也就是古人所說的人品。什麼是具有崇高人格的人，怎樣才能達到和保持崇高的人格？這是古代思想家所熱心討論的一個中心問題，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強調人人應具有獨立的意志，也就是肯定人人都具有獨立人格。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所謂大丈夫的崇高人格，就是始終如一地堅持自己的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決不動搖。莊子也提倡崇高人格，他說：「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能驚。」認為至人具有不受任何環境影響的獨立精神和自主精神。莊子還提倡追求「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主張從萬物平等無差別，即沒有價值區別的理念出發，超越自我，以與天地同在。儒家認為一個人的生命價值與道德價值、人格價值相比較，道德價值和人格價值更為重要，孔子的「殺身成仁」和孟子的「捨生取義」，就是儒家為了保全仁義道德價值而不惜犧牲個人生命的典型表述，這些論述對後世深遠影響。不難看出要正確對待自己，塑造崇高人格，最關鍵的就是要正確對侍生命與道德、人格的關系。一個人的人格尊嚴是生命中最為寶貴的、人格尊嚴超過了生命價值。
2、關於人與他人的關系。
人與他人的關系是關於人倫與群己的關系問題。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學者提倡人與人應當互相親愛，以保持人際關系的和諧，並對人倫的准則與規范有著詳細的論述。苟子論述人類合群的必要性時提出「群道」的概念，他認為，人所以能群，在於有職分與道義；合群是人類能夠戰勝萬物的保證。苟子重視合群之道，強調對待他人的方法要得當，這就為妥善對待自己與他人、個體與群休的關系提供了社會學的依據。儒家思想的仁、禮、和、義、信，就是關於人與他人關系的准則與規范。「仁」，是孔子倫理道德的最高准則，其含義是「愛人」「泛愛眾」。孔子解釋說：「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人我具立，人我具達，也即是人人和諧。孔子提倡愛人，但又承認等級差別。墨子主張兼愛，謂「愛人若愛其身」，「視人之室若其室，認為應當不分遠近親疏地愛一切人。孔子的愛人和墨子的兼愛都表現了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禮」是古代的社會規范和道德規范。孔子重視禮，說：「不知禮，無以立。」認為必須知禮才能自立，自立然後才能立人。他又說：「克己復禮為仁」主張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禮，以達到仁的境界。也即以禮待人，尊敬他人。應有的禮節、禮貌還是維系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重要行為規則。儒家以「和」為價值的中心原則，「以他平他謂之和」，「和」是不同事物相互聯系、會聚而得其平衡，也就是多樣性的統一。此外「義」的基本意義是公正，公正是對待他人應有的規范。「信」則是誠實、信用、守信。認為朋友之間應當遵守信用。信用是基本的道德規范，是任何時代最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
3、關於個人與民族和國家的關系。
民族是歷史形成的一定人們組成的共同體，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匯合而成的統一體。國家既指政權，也指該政權治理范圍內的國土和人民。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一個以關心社稷民生，維護民族獨立和捍衛中華文化為基本內容的愛國主義傳統，以愛國主義為人生的崇高價值。中國古代還提倡「忠」，忠的原則是對別人盡心盡責。到了漢代以後轉義為對國君盡忠，強調對君主的絕對服從，以維護君主專制。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專制，廢除了君主，盡管對儒家思想的「忠」我們曾一度存在偏見，但是在當代社會我們應大力提倡的「忠」，是忠於民族、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的忠，是責任心、事業心的體現。忠於民族、忠於祖國、忠於人民是每一個國民的崇高職責。
4、關於人與自然的關系。
人與自然的關系如何、人應當怎樣對待自然是入類社會必須首先和著重解決的問題，也是歷來中國哲學探討的一個根本問題。古代所論「天人之際」的「天」含義多樣，一般是指自然界，「人」指人類，「天人之際」主要就是講人與自然的關系。孟子最早提出「知性則知天」的天人統一思想，認為人性是天賦的，天與性相通，知性也就能知天。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數」說，宣傳人體結構與天體結構相副的「天人相類」的觀點。張載明確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題，強調天道與人性的統一。至於「天人之分」說，主要有苟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說法，含有徵服自然的思想。再就是劉禹錫的「天人交相勝」說，認為天與人各有特殊的功能，自然界的自然規律與人類社會的道德准則是不同的。應當指出，「天人合一」說，是側重於宣揚天人的統一，但並不排斥天人的區別，而承認區別正是強調統一的前提。此外，在人對待自然的態度上，儒家思想還有「因任自然說」，即自然界是和諧美好的，應當排斥一切人為，以免破壞自然狀態。「控制自然說」，即主張治理自然，利用萬物以提高人類的物質生活。「相互協調說」，即要重視自然變化及其規律的客觀性，掌握自然規律，又要發揮人類的主觀能動作用，調節自然的變化，協助萬物獲得完滿的成就。這是把人與自然的關系視為相輔相成的關系，以人與自然的協調和諧為最高理想。
綜觀上述四個方面，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關於人生價值以及實現人生價值的基本觀點，它構成了互相聯系的統一的人生價值觀。正確對待自己是正確對待他人、民族和國家以及自然的基礎，而一個人人生價值的完滿實現，又是通過正確處理與他人、民族和國家以及自然的關系體現出來的，這也就是說，實現自身價值與服務祖國人民是統一的。
3、儒家思想對現代社會的發展有何價值
政治和諧的基石：為政以德
孔子認為，「德」在治理政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因此，執政者應施行德治，用道德來教化民眾，這樣才能得到民眾的支持，才能鞏固自己的政權。「為政以德」的治國理念落實在「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的實踐層面上，這就要求執政者在政權建設時重點要做好五件事：嚴肅認真地對待工作、誠信無欺、節約費用、愛護官吏、在農閑時役使百姓。執政者把這些事做好了，實際上就實現了政治和諧，社會也得到全面發展。
「為政以德」是孔子政治和諧思想的基石，那麼「德」的基本內涵是什麼，執政者怎樣做才算達到「德」?在孔子看來，作為政權的組織者和管理者就要像泰伯一樣「三以天下讓」，「可謂至德也已矣」，(《論語泰伯》)也就是說「德」的核心是「讓」，泰伯為了父親的遺願讓天下給三弟季歷，在孔子看來，是最高的德性。在春秋時代，周王室衰微，禮樂崩壞，各地諸侯為了奪取權勢到處殺戮，使民眾流連失所，整個社會出現「白骨露千里」的慘狀，面臨慘淡的社會，孔子多麼希望執政者少一份慾望、多一份責任，像泰伯一樣，讓出自己的權力，那麼社會就沒有了血腥的局面，民眾則可以生活在其樂融融的社會中。與為權勢而爭斗相比，泰伯的讓難道不是「可謂至德」嗎?另一方面，執政者也應關注民風，合理引導。整個社會真正的和諧必定是老百姓所構建的群體平衡，厚德的民風也是社會和諧的反映。而底層民眾的和諧主要靠執政者合理的引導，他們既能「眾星共之」，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也能揭竿而起，推翻政權，建立一個新的政權。怎樣培育厚德的民風?孔子認為：「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老百姓不可能像士大夫那樣為了國家政權而煞費心血，英明的執政者應是引導他們謹慎地對待父母的死亡，追念遠代的祖先，通過這樣的形式讓老百姓形成對祖先的孝，進而實現對國家的忠，這樣國家就會安定，社會就會得到和諧發展。
孔子倡導以德治國並不反對以法治國，他也認識到法令的重要性：「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且無恥。」(《論語為政》)有一次，季康子曾問孔子如何治理政事，說：「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道：「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論語顏淵》)執政者應以道德教化為治國的根本措施，而不應片面強調殺戮，只有這樣，政權才能贏得老百姓的支持，否則，必然會引起老百姓的反對。和諧社會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一種以道德自律為主的社會機制，因為道德是法律文明的內在、深層的精髓與內核，是法律文明的價值追求和終極關懷的最終目標，是法律的最高原則。法律和道德是作為主體人參與社會活動要受到的兩種控制力量，如果社會絕大多數成員都與法律相抵觸，拒絕遵守法律，法律就會成為一紙空文，從根本上說，法律的社會認同離不開道德教化，只有藉助道德教化的力量，使法律條文轉化為道德的善惡判斷標准，才能對社會成員產生實效，正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且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論語為政》)
政治和諧的內容：行之以仁
現代國家實行公共管理的關鍵是在於建構起人與人之間能夠產生「仁」的責任，社會的文化意識形態作為社會價值導向應該對人性起重要的引導作用，使社會成為一個由真正善良的人來治理的政治共同體。孔子「仁」的思想將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建立在關注人、保障人、凝聚人與引導人的目標之上，以人的自身和諧為出發點，正確處理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利益關系，實現人際和諧，為尋求和諧社會的建構尋找一條現實的途徑。因而，作為一種內化於人的行為之中的「仁」比外在的法律、權力等制度對人的行為具有更加現實的約束力和規范力，只有這樣社會的整合與和諧也才將會更加有效。
政治和諧的途徑：約之以禮
約之以禮是實現政治和諧的途徑，對執政者來講必須以禮待人，「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君主對臣下以禮相待，臣下就會忠於君主，君臣之間和睦相處，整個國家政權管理層一定會出現和諧的局面，政權的和諧必定實現社會的和諧；如果執政者「為禮不敬」(《論語八佾》)，那麼政權就得不到和諧，國家也會很快瓦解。另一方面，好的執政者絕不應該用武力去強迫人們接受他的管理，而應該以禮為武器，去征服民心，讓人們心悅誠服地追隨自己：「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論語子路》)，「上好禮，則居易使也」(《論語憲問》)，如果這樣「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論語子路》)。孔子所提倡的不是僵化的「禮」，而是人們內心真情的流露：
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誘導人們向自然攝取更多的資源，以滿足社會的需求，隨之而來的人與自然的矛盾就凸現出來，與此同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變得緊張，人們內心的躁慮也不斷增加。這些問題的解決，僅靠個人是無法完全解決的，必須靠政府加以引導，也就是說是政府在推進技術革新、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要下大力氣解決社會發展中的問題，這不僅是政府的社會責任，而且也是執政能力的體現。孔子一生倡導的為政以德、行之以仁、約之以禮的思想，最終目的是為實現自己構建的大同社會。這個理想的社會關鍵靠政權來推進，沒有穩定和諧的政權，怎能實現和諧的社會?
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主要目標是使「社會更加和諧」，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把「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為黨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明確提出，這表明我們黨高度重視國家的政權建設，因為政權建設不僅影響黨的執政能力，而且直接影響和諧社會的實現。我們要建立和諧社會，不僅要遵循社會法則，更重要的是回歸傳統文化，重新整理傳統思想中的精髓，以企先哲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能夠再次綻放出嶄新的花蕾希望採納為答案 謝謝
4、儒家思想對當今社會的影響
第一，我們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的民族復興的前夜，此時此刻，必須回顧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
第二，新的世紀，我們的國家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費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覺」的問題。我們要建設「和諧社會」也必須有個對自身「文化」上的自覺。
費孝通先生說：「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們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古』，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來研究我們民族文化的歷史和它發展的前景，就必須適應當代世界文化發展的新形勢，即「新的軸心時代」到來的文化發展的新形勢。適應我們國家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必須有一個文化自覺的要求。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韓國社會後，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但是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佔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裡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