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美關系緊張對匯率的影響
5月9日至10日，在第十一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期間，美方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的關稅從10%升至25%，並計劃對額外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25%關稅。中美貿易再掀波瀾，離岸人民幣匯率一周之內貶值超千點，收於6.845，而且是在美元指數走弱的情況下大幅貶值。中美貿易戰下，人民幣匯率將向何處去?
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沖突迭起勢必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但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和大幅貶值的空間都沒有。而若中美貿易談判走向緩和，人民幣匯率仍將受到更多支撐：金融對外開放帶來外資流入，以及中美利差短期回到安全區間，是其中比較突出的兩個因素。
看形勢：中美貿易戰勢必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
年初以來，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是市場供求推動的結果，其核心原因是中美談判取得積極進展提振了市場情緒，而與政策干預關聯不大。而人民幣匯率近期快速貶值，也與中美貿易談判的反復相吻合(圖1)。當前情境，與去年6月下旬美方決定加征關稅後，人民幣匯率的一波急貶有相似之處，但市場供求的主導性更強。當時，人民幣中間價的拆解中可以看到政策助推貶值的影子;而上周人民幣中間價的變化也呈現出這一跡象，但市場供求是主導因素，逆周期因子是否助推貶值有待觀察(圖2)。上周期權市場反映人民幣貶值預期快速躥升，體現中美關系反復導致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看法轉變。
看美元：人民幣與美元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美元震盪偏強但缺乏持續大幅上行的動能，因此人民幣匯率有階段性的、較有限的貶值壓力
當前，美國經濟「一枝獨秀」的現狀尚未根本改變。近期受困於「火車頭」德國經濟的波折，歐洲經濟復甦之路依然蹣跚反復，只有美國經濟依然保持相對強勢的狀態。不過，今年一季度美國經濟表現強勢，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中美貿易談判的轉圜、得益於全球風險偏好的回升;而一旦中美貿易關系走向惡化，這一切可能都會打個折扣。根據IMF的測算，對中美之間所有貿易徵收25%的關稅，將使美國的GDP下降0.3%-0.6%，使中國的GDP下降0.5%-1.5%。近期，美國經濟超預期的程度已持續弱於歐洲，其在中美貿易戰中面臨的「雙輸」沖擊，將會進一步限制美元指數上行的空間(圖3)。
看經濟：外部沖擊下需要人民幣匯率更有彈性，機械承諾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不太可取
中美貿易戰最直接的沖擊就體現在出口上。2018年11月以來，全球出口增速大幅下挫，全球貿易向2015-2016年的形勢演化。2018年對美國對中國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導致這部分商品出口增速從20%下挫至-10%左右;美方此番對中國商品全面徵收25%的關稅，將對中國出口產生重大沖擊。
事實上，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出口凋敝已經構成中國經濟減速的一條主線。2012年，中國出口增速從20%下挫至8%，當年中國GDP增速目標不再「保8」(從9.5%下降到7.9%)，而是把新增就業作為政府工作報告的首要目標。國內政策也只進行了有限的寬松，繼續踐行房地產調控，當年4月12日人民幣匯改也進行了一次比較實質性的改革，將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從0.5%擴展到1%;2015年，中國出口增速從6%下挫至-3%，當年8月11日的匯改引入了人民幣中間價的市場定價，國內政策在寬松基礎上又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
回顧過去，至少有兩個啟示：1)出口減速是倒逼中國加速改革調整的因素;2)出口減速要求人民幣匯率更有彈性。
當前中美貿易談判正酣，美國率先加征關稅，而中國不加干預，讓人民幣按市場供求方向貶值，是短期博弈的一個層面。但中美貿易談判只要繼續，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和大幅貶值的空間都沒有：大幅升值，不符合當前人民幣匯率並未明顯低估的基本面，也會顯著削弱中國的出口競爭力，並可能加劇不利的資本流動壓力;大幅貶值，不符合秉持重商主義理念、施壓中國迅速削減對美貿易順差的美方訴求。目前來看，中美匯率協議的大框架或與《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的匯率部分相似：更加註重匯率(調整)規則的「公平」，而不以促成美元大幅貶值為目的。何況，人民幣也不是美元指數的構成貨幣!
如果中美貿易談判走向緩和，那麼人民幣匯率仍將受到支撐。
第一個支撐是，金融對外開放帶來外資流入。2019年，受益於MSCI提高A股納入因子、富時羅素GEIS指數集合納入A股、彭博巴克萊指數納入中國債券，海外資金被動流入將大幅增加，規模保守估計在1000億美元以上。對比2018年中國國際收支總差額為1087.7億美元，該體量不容小覷。而且，海外還可能繼續主動增配中國。目前，全球資金對美國資產的配置處於歷史最高水平(超高配)，但新興市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已經超過60%，中國又是新興市場的佼佼者，海外資金的重新配置有望帶來可觀的外資流入。
第二個支撐是，中美利差短期回到安全區間。
隨著美聯儲暫停加息並於5月啟動停止縮表計劃，年初以來美債收益率震盪下行;倘若中美談判走向緩和，以當前中國經濟展現出的「韌性」，以及中國政府不「走老路」的決心，中國利率下行速度應不會太快。短期內，中美利差能夠提供一定緩沖，但其走向取決於中美貿易戰的形勢
2、受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2019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有所貶值,引起人民幣貶值的原因
去年人民幣貶值的原因就是美元走強，美元對多數貨幣都是升值的
同樣人民幣也升值，它只對美元貶值了，所以分析原因應該從美元走強來看，去年投資迴流美國的經濟還是比較好的
3、國際貿易對利率的影響
2018年至今貿易戰的影響既有預期層面的影響，也有實際外需的下降，央行要改善預期，貨幣政策必須積極。
未來怎麼看？
結合過去貿易談判的情況和中美雙方的表述，我們認為，隨著貿易談判進展，匯率政策偏被動，這個時候需要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利率彈性，以應對與防範外部沖擊、穩定預期，首要條件是保持充足的流動性環境，其次是要保持利率向下的彈性。
雖然今年我們不可能再向去年那般進行債市的川普交易，但是我們依然有著可觀的貨幣彈性空間和至少穩定的流動性環境，債市可以繼續保持積極。
市場點評與展望
1. 策略展望：貿易談判會如何影響利率與匯率？
中美貿易談判再度出現劇烈變化，成為五一假期之後市場的主導因素，怎麼看待貿易談判對債券市場的影響？我們還是從貨幣政策出發展開討論，首先分析貿易談判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最後落腳到匯率和利率的分析：
1.1.貿易談判和貨幣政策
回顧過去一年多中美貿易談判進程，邊打邊談的過程中也伴隨著貨幣政策的演進：
2018年4月3日美方宣布500億美元關稅商品清單後，2018年4月17日央行宣布降准100個基點置換MLF；
2018年6月15日中美談判破裂，美方宣布更新500億美元關稅商品清單，6月24日，央行宣布定向降准50個基點；
2018年9月18日美方宣布對2000億美元商品徵收10%關稅，10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降准消息。

2018年12月1日，中美談判趨緩，在G20會議上中美雙方暫停採取新的貿易措施，並設定了為期3個月的談判期限，3月2日期限截至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對2018年9月起加征關稅的自華進口商品，不提高加征關稅稅率，繼續保持10%，直至另行通知。
5月6日凌晨，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關稅從10%上調到25%，並於5月11日生效。5月6日央行盤前宣布對中小銀行實施較低存款准備金率框架，釋放2800億元流動性。雖然央行在事後的新聞稿中隻字未提貿易摩擦問題，但這次降準是2012年以來央行首次在5月實施，也是首次交易所開盤前降准，並且發生在特朗普推特數小時之後，應對外部風險穩定國內和市場預期的意味躍然紙上。

回顧貿易談判過程，似乎可以簡化得出一個結論：央行始終保持了寬松的貨幣環境。這一方面當然是國內穩增長、調結構對流動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抵禦外部風險的需要。
我們尤其需要注意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提「輸入性風險」，表明對外部環境的重視。
尤其需要重視的是近期央行還有兩大行動：
其一是央行貨幣政策執行委員會委員馬駿於5月10日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表示：
「參照過去一年中美貿易摩擦幾個階段的實際影響來判斷，即使貿易沖突按美國所威脅的版本升級，中國也採取相應的反制，這些措施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並不大，或者說會明顯小於2018年股市反應所隱含的沖擊力度。我們用經濟模型的計算結果是，如果美國把來自中國2000億美元出口產品的關稅稅率從10%提高到25%，中國也實施相應的反制，這個情景對中國GDP增速的負面影響在0.3個百分點左右，屬可控范圍。」
「去年股市跌得很慘，部分原因是當時資本市場無法判斷貿易摩擦對經濟的真實影響，容易出現過度反應。另外，去年我國還面臨著經濟持續減速、影子銀行融資渠道過度收縮、一些不當輿論沖擊民企信心、減稅等改革紅利尚未到位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疊加對當時的資本市場信心造成了嚴重沖擊。」
其二是4月金融貨幣數據公布之後，5月10日下午央行特意召開媒體吹風會就相關問題進行解讀，其中就有貨幣政策如何應對外部沖擊的問題。
孫國峰在回應中明確：「面對內外部經濟環境變化，我國貨幣政策應對空間充足，貨幣政策工具箱豐富，完全有能力應對各種內外部不確定性。」
而周學東則補充到：昨天晚上，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馬駿接受了《金融時報》的采訪，就外部沖擊問題談了一個觀點，我很贊成。從過去這一年多的時間來看，國際貿易摩擦，更多的是對市場預期的影響，特別是心理預期。對心理預期和市場預期的影響要大於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他對這個問題有深入的研究，認為如果美國對中國2000億美元出口產品加稅加到25%，對經濟增長的實際影響也就是0.3個點，比我們感受的要小。當然，應對外部沖擊說到底要看宏觀經濟自身怎麼樣，這一點上我們還是有信心的。無論是從經濟增長看，還是從CPI、PPI，或從金融信貸數據來看，這些宏觀數據基本上是穩定的，我們心裡還是有底氣的。
顯然，在應對外部沖擊中，央行不可能坐視不管，一定會積極應對，所以此前我們的簡單梳理貿易摩擦和貨幣政策演變並非簡單拼貼。
更何況貿易摩擦本身對於實體經濟確有影響，前文馬駿的分析以外，海外牛津大學經濟研究所的測算結果也顯示，在最新關稅情形下，貿易戰2019年對中國GDP的影響在0.3%-0.4%之間，和馬駿的提法基本一致。

從應對實體經濟下行壓力的角度，貨幣政策更是責無旁貸，所以2018年至今貿易戰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既有預期層面的訴求，也有應對實體經濟增速下降的訴求，央行要改善預期和應對下行風險，投放流動性釋放積極信號是首要選擇。
既然如此，我們是否就可以直接外推，對未來流動性保持樂觀呢？
這裡面必須要考慮匯率問題，因為涉及到貨幣政策獨立性。
1.2.匯率約束與貨幣政策獨立性
貿易談判必定涉及匯率問題，那麼我們首先明確中美兩方在匯率問題上的態度：
美方的訴求主要是在貿易協議中必須加入和匯率有關的條款，即中國承諾不進行競爭性貶值，並且在干預市場方面保持透明，要求公布「國際儲備余額和外匯市場干預的數據，以及季度國際收支平衡數據和其他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開報告的數據，以避免匯率操縱。」同時要求中國信守諾言。

對於匯率，中方的態度可以概括為：
（1）不搞競爭性貶值；（2）貨幣政策以國內為主；（3）加強匯率逆周期調節和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


易行長在兩會期間的答記者問基本將貿易談判所引致的匯率問題進行了比較全面和清晰的回答。
結合過去貿易談判的情況，我們會發現，在貿易談判進展順暢時，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或者走強，在貿易談判曲折反復甚至陷入僵局時，人民幣有所走弱或者貶值壓力上升。
固然這裡面可能有談判本身對於市場預期和行為的影響。
但是人民幣匯率隨著貿易談判的進程而出現波動似乎由來已久。
就本輪而言，2018年5月3日中美雙方在北京談判，在此之前美元指數大幅上升，人民幣並未跟隨貶值，6月15日談判破裂，人民幣迅速貶值；12月1日中美設定3個月談判時間，在此期間，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人民幣匯率跟隨美元指數的下跌而升值，隨後美元指數在高位保持穩定，人民幣繼續小幅升值，在近期特朗普宣布提高關稅後，人民幣顯示出貶值的趨勢。總接來看，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是在美元指數的基礎上，隨著貿易談判的節奏上下波動。

上述波動一方面是市場預期的行為反應，另一方面也是談判過程中的策略運用。但是從方向來說，考慮中美貿易順差情況，人民幣單方面貶值的可能性甚小。

既要寬松政策穩定預期，又要匯率穩定促進貿易談判。這個時候就需要考慮如果匯率相對穩定甚至有所升值的情況下，貨幣政策應對的空間和彈性如何？畢竟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利率上。
首先來看利差約束。

（1）外部形勢：美債利率下降
一方面是外部形勢的變化，隨著全球周期下行以及美聯儲暫停加息，美債利率自2018年末開始下行，中美貨幣周期由沖突走向趨同，利差壓力大大減小。

（2）實際思路：如何保持資本流動和匯率平穩？
事實上，即使在前期美債收益率上行時期，我國也做到了壓減利差的同時保持資本流動/匯率平穩。
我們在前期報告《魚與熊掌能否兼得？》中指出，
利差主要反映的是匯率和資本流動壓力。考慮2種情況：
如果通過干預手段，穩住匯率，逆轉市場貶值預期，進而使得資本流失壓力穩定，則由於匯率被「逆周期調控」，那麼利率可以獲得一定的空間，利差約束相對「偏軟」，甚至在強干預下，利差完全可以不成為約束：

另一種情況是，宏觀調控的著力點不在匯率。匯率自由浮動原本可以平衡內外壓力，但研究表明：在新興市場，由於不存在自然匯率，貶值預期會自我疊加，使得匯率自由流動加大資本流失壓力——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不成立，往往成立的是「二元悖論」（貨幣政策獨立和資本自由流動只能二者取其一）。這種背景下，大國央行著重選擇的仍是貨幣政策獨立，那麼，其實宏觀調控的方向主要是資本流動管控，這種背景下，利差則是「弱約束」。
如果宏觀調控的著力點是匯率的「行政干預」或者要著力於管控資本項目流動，則利差是一個「弱約束」，利率會釋放出明顯的空間。在這種思路下，我國的外儲消耗不大，內生貶值壓力降低。

1.3.匯率和利率的未來可能走向
貿易戰對於利率的影響，主要存在兩個邏輯線條：
（1）防範貿易摩擦風險，穩定預期：
不管貿易談判進展如何，目前貿易戰對外需的沖擊已成定局，2019年外需已經開始下降。

除此之外，貿易戰還帶來對市場信心的影響：
去年股市跌得很慘，部分原因是當時資本市場無法判斷貿易摩擦對經濟的真實影響，容易出現過度反應。另外，去年我國還面臨著經濟持續減速、影子銀行融資渠道過度收縮、一些不當輿論沖擊民企信心、減稅等改革紅利尚未到位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疊加對當時的資本市場信心造成了嚴重沖擊。
——馬駿2019年5月接受《金融時報》采訪
風險的表現之一是市場的異常波動和外部沖擊風險。舉例來說，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沖擊香港的時候，香港的利率可以達到300%多。剛才說貨幣市場利率是2.6%左右，上限是百分之3點多，下限是0.72%。外部沖擊可能導致利率達到百分之十幾、百分之二十幾甚至百分之幾百。所以貨幣市場如果受到預期或者外部沖擊，波動可能很大，政策要防止這些風險在市場之間的傳染。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2018年12月在長安論壇上的講話
人民銀行始終高度重視外部沖擊的影響，我們將前瞻性地做好相關政策儲備，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合理穩定，把握好結構性去杠桿的力度和節奏，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2018年7月答記者問
央行要改善預期，對沖外需下行，投放流動性、釋放積極信號是必要選擇。
（2）匯率先行，利率被動應對
如果貿易戰談判演進到匯率層面，應對美方對於匯率的要求，人民幣匯率被動升值，從而導致利差的被動收窄，利差反而受制於匯率，這可以從80年代日德經驗看。
80年代，美日、美德貿易摩擦為代表的貿易戰情況下，在美國壓力下，日元、德國馬克被迫升值。以日本為例，80年代，日元的匯率相對於國內的政策明顯是先行的（外生），日本的國內政策隨之調整：
由於存在持續的升值壓力，日本央行為了釋放這一壓力（降低投資日元資產的收益，遏制日元升值）、刺激國內經濟（寬松貨幣政策），日美短端利差大幅收縮，同時也帶動了長端利差的顯著收縮。日元升值伴隨了日美利差的收斂（轉向了負利差）。

因而，利率作為防範外部沖擊，穩定預期的工具，首要條件是充足的流動性環境；此外，如果匯率先行，利率被動反應，則可能伴隨中美利差的收窄。
總結來看，
（1）貿易摩擦談判過程中伴隨著多次降准和貨幣寬松信號。
（2）2018年至今貿易戰的影響既有預期層面的影響，也有實際外需的下降，央行要改善預期，投放流動性釋放積極信號是首要選擇。
（3）匯率穩定是美方主要訴求之一，這也是縮減中美貿易逆差的要求。既要寬松政策穩定預期，又要匯率穩定促進貿易談判，既要又要的政策訴求似乎受制於匯率-利差約束。
（4）然而，一方面，外部形勢發生變化，美債利率自2018年末開始下行，中美貨幣周期由沖突走向趨同，利
4、人民幣兌美元下降的變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一、對進出口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會擴大國內消費者對進口產品的需求，減輕進口能源和原料的成本，使進口增加。對於依靠進口能源或原料的企業來講，將減輕進口成對外匯備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導致的儲備資產的匯兌損失。 熱錢會繼續流入，延後升值可能造成更多的以人民幣計算的儲備資產的蒸發。
二、有利於產業結構調整 人民幣升值有利於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改善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長期以來，我國依靠廉價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數量擴張實行出口導向戰略，使出口結構一直得不到優化，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一直扮演「世界打工仔」的角色。
三、影響就業 人民幣升值將加大國內就業壓力。
四、有助於緩和貿易摩擦 人民幣升值有助於緩和我國和重要貿易夥伴的關系。人民幣適當升值，不僅有助於緩和我國和重要貿易夥伴的關系，減少經貿糾紛，而且能夠樹立我國作為一個大國的良好國際形象。
人民幣匯率變化會影響國際貿易與資本流動
人民幣匯率變化會影響國際貿易與國際資本流動，從而影響我國的 經濟發展。
一、影響國際貿易
人民幣匯率走低不利於進口，有利於商品出口增加。 以進口為主的企業，因為購匯需要支付更多的人民幣，相同的人民幣換得的美元更少，所購買到的貨物量更少，導致進口成本增加，進口商品的競爭力和利潤會降低。 貶值有利於出口企業， 因為出口貨物所收到的美元，能從銀行換回更多的人民幣，利潤會增加，匯率貶值的實質是對出口商品變相補貼。消費、出口、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保持幣值穩定，更有利於中國經濟長遠發展。
二、影響國際資本流動
當人民幣貶值成為持續性趨勢，投資者將購買並持有美元等外幣資產以保值。大量人民幣兌換成外幣，從而引發國內資本特別是國際熱錢大幅度外流，國家的外匯儲備減少。貶值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不利於一帶一路的戰略投資。人民幣升值會吸引國際資本投資中國，人民幣幣值堅挺，有利於人民幣走向世界，成為世界主要貨幣儲備。從長遠講是利好。 
匯率變化給經濟帶來的影響既有消極也有積極
人民幣匯率變化對中國經濟會產生重要影響，但是這種影響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只有當人民幣匯率變化處於一個合理的區間時，才會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
當前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好似一把雙刃劍，升值與貶值都會對我國經濟產生正面以及負面的影響。現階段，我國正處於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的關鍵性時期，和諧安定的社會景象來之不易，因此國家政府在制定人民幣匯率政策時，必須慎之又慎。人民幣匯率的適度變化，不僅為我國對內改革提供了保障，同時也活躍了我國進口與出口，這對穩定經濟秩序有著積極作用。現如今，我國人民幣匯率總體的變化趨勢是升值，但是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全局考慮，弊大於利。為此，我國面對著這樣的壓力，一定要採取積極的對策來調控人民幣匯率。
5、人民幣匯率對中美貿易有影響嗎？具體是怎樣影響的呢？
匯率和貿易之間的的聯系一、匯率變動影響貿易收支的幾個路徑從理論發展我們可以看出，匯率變動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渠道影響貿易收支。1、匯率變動引起的貿易商品價格變化對貿易收支影響匯率變動可通過引起國內和國際市場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來影響進出口和貿易收支。在馬歇爾一勒納條件成立時，本幣貶值可降低本國產品相對價格，提高國外產品相對價格，這樣出口商品價格競爭力增強，進口商品價格上漲，有利於擴大出口量，限制進口，促進貿易收支的改善。但是貿易收支對匯率變動的這種價格傳遞和競爭效果，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方面受匯率變動到進出口商品價格的調整是否存在時滯以及時滯長短影響。在國際市場中，匯率變動引導的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動可在瞬間完成，但其引導的進出口價格的變動相對遲緩，因此本幣貶值可能導致本國貿易收支先惡化後再逐步改善，存在J曲線效應。另一方面受匯率變動引起的進出口商品價格變動程度的影響。現今大部分國際市場並不是完全競爭市場，大部分商品也不是同質產品。在這種情況下，進出口價格變動幅度可能並不等於匯率變動的幅度。由於進口和出口是相對的，將匯率傳遞定義成匯率變動引起價格變動幅度。但是由於出口商有一定的決定價格和產量的權利，而商品價格的變動必然引起需求彈性的變動，使得本國貨幣貶值並不一定引起進口商品價格同比例上升，一般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幅度要小於匯率貶值的幅度，這就是不完全匯率傳遞。2、匯率變動引起的收入變化對貿易收支影響匯率變動可以通過影響國民收入來對貿易收支產生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如若貶值國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資源，則貶值可以刺激國內外居民對本國該種產品的需求。貶值的這種支出轉換效應會改善自主性貿易余額，自主性貿易余額的改善會通過凱恩斯乘數的作用，提高一國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的增加會相應提高國內支出。如果貶值引起的自主貿易余額改善超過因國民收入增加而帶來的進口增幅，即滿足羅賓遜一梅茨勒條件，則貨幣貶值的主要影響仍然是改善貿易收支。另一方面，貶值通常會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上升，出口商品價格下降，從而導致貿易條件惡化。若國民收入中支出於進口的比重很高，則貿易條件對支出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在國內貨幣貶值後，在同樣名義收入水平下，消費者只能購買較少的商品(包括國內商品和國外商品)，也就是導致實際收入的下降。這必然導致貶值國支出的下降，從而改善貿易收支。3、匯率變動引起的價格水平變化對貿易收支影響匯率變動除了影響貿易品相對價格外，還會影響本國一般價格水平，進而影響貿易收支。在貨幣貶值後，主要可以通過三條渠道影響國內物價水平。首先，貶值使得以本幣表示的進口品價格上漲。進口品本幣價格上升，一方面直接影響進口原料與半成品的價格，進而使得本國商品成本提高，就比如當前的能源價格；另一方面由於進口消費品價格上漲，必然會推動本國工資水平上升，間接影響本國商品成本。這兩方面共同導致本國國內價格水平上升。其次，若貶值在短期內促進了貿易收支的改善，則引起貶值國的出口需求增加，從而總需求增加。在充分就業條件下，在出口大於進口時，意味著該國總收入水平大於供給國內需求的產品和勞務。在此條件下，國內會由於過度出口造成國內產品供應不足導致通貨膨脹。在短缺經濟條件下，這種狀況會尤其加劇。相反，在國內需求不足時，出口會緩解通貨緊縮壓力，促進經濟發展。如果一國尚未實現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只會使資源利用程度提高，更接近充分就業程度。再次，貶值後出現貿易收支順差，則外匯儲備會增加。外匯儲備的增加，將使央行通過購買外匯而投放的基礎貨幣增多。實際上，當國際儲備增加時，很可能會導致國內物價上揚。國內價格上升，從兩方面對貿易收支產生影響。第一，在名義貨幣供應不變的情況下，價格上漲使得公眾所持有真實現金余額下降。為讓真實現金余額恢復到意願持有水平，公眾一方面會出賣有價證券，從而使市場利率上升，投資下降；一方面會減少消費支出，兩方面作用結果是國內總支出下降。這樣必然影響貿易收支的變動。第二，國內價格上漲幅度超過本幣名義匯率貶值幅度，同時假定國外價格水平不變，則名義貶值不但不會引起貨幣實際貶值，反而會導致實際匯率上升，最終會惡化貿易收支。4、匯率變動引起的支出變化對貿易收支影響匯率變動能夠通過影響支出變化進而影響貿易收支。支出變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代表結構變動的支出轉移，另一種是代表數量變動的支出改變。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是通過支出轉移和支出改變共同完成的。匯率的變動會引起兩國商品的相對價格的變化，本幣貶值則本國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下降，而本國進口商品的本幣價格上升，所以本國商品相對於外國商品而言更便宜了。這樣貶值就會使得國內外支出從外國商品轉移到本國商品。支出轉移能否實現以及其效果是否顯著則取決於國內外商品的供求彈性一。供求彈性大時，則匯率變動後通過影響支出轉移就可以改變貿易收支狀況。匯率的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只是通過影響支出轉移來達到，還會通過改變支出規模達到。本幣貶值則本國出口增加進口減少，貿易收支改善。但是隨著本國出口商品的增加，本國的國民收入將增加，從而本國的支出規模就會擴大，從而就會導致進口增長，這樣貿易收支的改善程度將減小。這就是匯率變動通過支出數量的改變進而影響貿易收支的原理。如果考慮回傳效應，那麼本幣貶值後本國的國民收入提高，則本國的支出規模擴大，從而提高了外國的國民收入，反過來又增加了對本國產品的需求，從而擴大了本國產品的出口。這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就更為復雜。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正面影響1、人民幣升值有助於減輕貿易摩擦長期以來，我國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數量擴張來實現出口導向戰略，憑著價格優勢佔領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低端市場。面對如此高的市場佔有率，必然會加大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沖突。2、人民幣升值可帶來貿易條件的改善 人民幣升值將會降低進口產品價格，特別是原材料和高科技設備的價格。企業將會加速技術引進，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產品動態比較升級。同時由於進口產品絕大部分用於復出口，故隨著企業生產率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得到提高，有助於我國企業從產品產業鏈低端向中高端延伸，使貿易條件得到改善 。3、人民幣升值將促進貿易結構優化升級。通過人民幣升值的手段，可以有效率地把製造業中那些技術含量與附加值低的、管理不善的擠出去，這符合中國產業結構轉變的發展方向。同時，人民幣升值會引起行業內更加激烈的競爭，激勵企業通過技術管理創新增強競爭力，讓那些富於創新、有競爭力的製造業強者變得更強，並能減少無效率的企業在海外的相互惡性競爭，另外還能加快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三、人民幣升值通過進出口可能表現出來的負面效應1.由人民幣升值產生的商品結構變化將影響部分地區和居民的利益資源性商品、一部分大宗農產品和低附加值製成品出口增長的放慢甚至下降, 短期內對中西部資源依賴程度較高、農業比重較大地方的經濟發展, 對一部分以農業為主的農民的收入、一部分低技能勞動者的就業可能會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2.人民幣升值可能給大型成套設備出口造成一定困難有一些大型成套設備出口從簽約到交付使用需要5- 10 年, 付款時間可能更長。如果人民幣長期保持升勢, 企業難以預測遠期匯率水平, 而金融機構一般只提供一年左右的外匯對沖工具, 所以企業承擔的匯率風險以及規避風險的成本將較大。3.人民幣如果升值過快過猛, 將造成出口下滑, 影響國民經濟平穩增長如果人民幣升值過快和幅度過大, 那麼它對進出口增長的影響可能就不那麼溫和了。一是可能造成出口增長速度大幅回落, 那樣不僅對資源性、低價位和低附加值商品, 也會對整個出口加工產業發展以及就業造成較大打擊；二是可能刺激一部分商品大量進口, 沖擊國內市場, 甚至引起一定通貨緊縮。4.對美、歐的貿易不平衡仍會繼續, 但順差增長可能減緩由於存在著需求剛性和結構互補性, 即使人民幣對美、歐、日三大貿易夥伴貨幣的匯率出現5%以上的升值, 我國與美、歐貿易的較大順差和對日、韓等貿易的較大逆差仍然將存在, 但是順( 逆差) 的增長速度將會放慢。這有利於緩解我國與主要貿易夥伴的爭端和摩擦。四、對策與建議1、轉變我國發展戰略, 由外向型向內需型轉變。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 單純的依靠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是非常危險的, 過度的依賴國際市場, 很容易受到國外市場的沖擊,進而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擴大內需的政策可以沖銷人民幣升值後可能下降的外需。2、理順匯率與貿易條件之間的互動關聯, 改善貿易狀況, 促進經濟的發展。其著眼點在於短期內,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適度升值將改善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 不僅可以限制由於出口量的增大而導致的貧困化增長, 同時對國內要素成本與進出口商品結構將產生影響。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或地區, 尤其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 必須協調增長與發展的關系, 既要發揮本國比較優勢, 更要注重動態比較優勢的形成, 在數量增長的同時更加註重提升質量與水平。3、調整我國進出口商品的貿易結構、促進產業升級。從我國的貿易商品結構可以看出, 我國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外國需求彈性較小, 而且面臨發展中國家的激烈競爭, 而進口的高科技產品和機器設備的國內需求彈性相對較高, 這一貿易結構特點不利於我國對外貿易的改善。我們要努力提高出口商品中工業製成品的比重,提高出口產品的供給彈性, 同時也要注意技術引進和產品研發, 注重質量, 創品牌效應, 提高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減少高科技產品如光學、醫療、精密儀器和設備等對國外的依賴, 通過在進出口兩方面的努力來減輕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的不利影響。4、大力發展各種形式的對外貿易。我們要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建立境外投資保險制度和風險預警機制，鼓勵有能力的企業去國外投資，增加能源、資源導向型對外投資。這樣既可以增強我國企業的經營能力，又可以繞開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擴大出口，同時還可以滿足我國能源和原材料依賴型企業對能源以及原材料的需求。
6、中美貿易戰推動人民幣升值還是貶值
貶值。一、看形勢：中美貿易戰勢必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
年初以來，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是市場供求推動的結果，其核心原因是中美談判取得積極進展提振了市場情緒，而與政策干預關聯不大。而人民幣匯率近期快速貶值，也與中美貿易談判的反復相吻合。當前情境與去年6月下旬美方決定加征關稅後，人民幣匯率的一波急貶有相似之處，但市場供求的主導性更強。當時，人民幣中間價的拆解中可以看到政策助推貶值的影子；而上周人民幣中間價的變化也呈現出這一跡象，但市場供求是主導因素，逆周期因子是否助推貶值冊悄有待觀察。上周期權市場反映人民幣貶值預期快速躥升，體現中美關系反復導致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看法轉變。
二、看美元：人民幣與美元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美元震盪偏強但缺乏持續大幅上行的動能，因此人民幣匯率有階段性的、較有限的貶值壓力
當前美國經濟「一枝獨秀」的現狀尚未根本改變。近期受困於「火車頭」德國經濟的波折，歐洲經濟復甦之路依然蹣跚反復，只有美國經濟依然保持相對強勢的狀態。不過今年一季度美國經濟表現強勢，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中美貿易談判的轉圜、得益於全球風險偏好的回升；而一旦中美貿易關系州尺渣走向惡化，這一切可能都會打個折扣。根據IMF的測算，對中美之間所有貿易徵收25%的關稅，將使美國的GDP下降0.3%-0.6%，使中國的GDP下降0.5%-1.5%。近期美國經濟超預期的程度已持續弱於歐洲，其在中美貿易戰中面臨的「雙輸」沖擊，困局將會進一步限制美元指數上行的空間。
三、看經濟：外部沖擊下需要人民幣匯率更有彈性，機械承諾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不太可取
中美貿易戰最直接的沖擊就體現在出口上。2018年11月以來，全球出口增速大幅下挫，全球貿易向2015-2016年的形勢演化。2018年對美國對中國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導致這部分商品出口增速從20%下挫至-10%左右；美方此番對中國商品全面徵收25%的關稅，將對中國出口產生重大沖擊。
其實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出口凋敝已經構成中國經濟減速的一條主線。2012年，中國出口增速從20%下挫至8%，當年中國GDP增速目標不再「保8」（從9.5%下降到7.9%），而是把新增就業作為政府工作報告的首要目標。國內政策也只進行了有限的寬松，繼續踐行房地產調控，當年4月12日人民幣匯改也進行了一次比較實質性的改革，將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從0.5%擴展到1%；2015年，中國出口增速從6%下挫至-3%，當年8月11日的匯改引入了人民幣中間價的市場定價，國內政策在寬松基礎上又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