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美貿易戰喊停人民幣匯率後市怎麼走
匯率走勢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通常可採用基本面分析與技術分析相結合的方式。如某一國家公布的重要數據、重要的經濟事件及政治事件等都可能對其匯率產生影響；同時，根據趨勢、圖表、形態、指標等技術分析方法也可對匯率走勢的判斷起到一定的輔助。但是不同貨幣對經濟數據、經濟事件的反應程度均有所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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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民幣匯率大幅下調，專家對這一現象是如何解讀的？
中國的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連日下跌，離岸人民幣貶值已經超過兩千點。因為世界全球的通用貨幣還是美元，所以人民幣的貶值也是相對於美元而言的。如今人民幣與美元的兌換率又重新回到了6.4元。這意味著人民幣兌換美元的數量大幅減少。，民幣在國際社會中的競爭優勢也大幅下降。在當今的形勢下，除美元外，日元、韓元等國的匯率也在逐漸下跌。其中原因非常的顯而易見，小編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由於中國和世界各國受新冠疫情的影響，為了防止疫情的境外輸入紛紛關閉或減少了外貿出口，而中國也是如此。中國的商品無法出口到其他國家，中國也無法從一些國家進口物資，貨幣流通受限，出口景氣從高速回落至中速，這有可能導致外貿實需的外匯流入，進而導致人民幣貶值。
其次，中國經濟出現了下行的狀況，加大了對外資流入的影響。全球疫情反復加上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沖突以及美聯儲啟動快加息等外部原因，引發了中國外資階段性撤出的現象。當今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形勢都非常得嚴峻，中國也面臨著戰略性發展的階段，面臨著一定的挑戰，加劇了外資在中國的不穩定性。
美元指數取得了新的突破，在同一時間也對人民幣的匯率形成了更大的負面影響。中美貿易戰仍在持續，貨幣政策的分化導致了世界各國分別加入了不同的陣營，而原本在中國的貨幣陣營內的國家，因為美元指數的上升，而逐漸開始撤離中國。而最近全球能源的價格也不斷的上漲，比如石油等價格的大幅度上升，導致中國在進出口貿易的話語權相對有些下降，兌換其他國家的紙幣數量大量減少。
3、人民幣匯率為什麼下跌
1.貿易需求減少：受中美貿易戰影響，最近我國貿易需求不斷萎縮，為了重振海外市場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人民銀行認為人民幣貶值可以降低銷售價格，刺激外國人采購中國商品，擴大貿易需求。2.投資需求減少：目前很多外資逃離中國，大量兌換持有的人民幣，造成國際流通的人民幣增多，從而壓低了人民幣的價格。3.美聯儲加息的間接影響：從2018年4月份以來，美聯儲持續加息，對國際市場中流通的人民幣造成了非常大的壓力，進而造成幣值貶值。
4、國際貿易對利率的影響
2018年至今貿易戰的影響既有預期層面的影響，也有實際外需的下降，央行要改善預期，貨幣政策必須積極。
未來怎麼看？
結合過去貿易談判的情況和中美雙方的表述，我們認為，隨著貿易談判進展，匯率政策偏被動，這個時候需要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利率彈性，以應對與防範外部沖擊、穩定預期，首要條件是保持充足的流動性環境，其次是要保持利率向下的彈性。
雖然今年我們不可能再向去年那般進行債市的川普交易，但是我們依然有著可觀的貨幣彈性空間和至少穩定的流動性環境，債市可以繼續保持積極。
市場點評與展望
1. 策略展望：貿易談判會如何影響利率與匯率？
中美貿易談判再度出現劇烈變化，成為五一假期之後市場的主導因素，怎麼看待貿易談判對債券市場的影響？我們還是從貨幣政策出發展開討論，首先分析貿易談判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最後落腳到匯率和利率的分析：
1.1.貿易談判和貨幣政策
回顧過去一年多中美貿易談判進程，邊打邊談的過程中也伴隨著貨幣政策的演進：
2018年4月3日美方宣布500億美元關稅商品清單後，2018年4月17日央行宣布降准100個基點置換MLF；
2018年6月15日中美談判破裂，美方宣布更新500億美元關稅商品清單，6月24日，央行宣布定向降准50個基點；
2018年9月18日美方宣布對2000億美元商品徵收10%關稅，10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降准消息。

2018年12月1日，中美談判趨緩，在G20會議上中美雙方暫停採取新的貿易措施，並設定了為期3個月的談判期限，3月2日期限截至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對2018年9月起加征關稅的自華進口商品，不提高加征關稅稅率，繼續保持10%，直至另行通知。
5月6日凌晨，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關稅從10%上調到25%，並於5月11日生效。5月6日央行盤前宣布對中小銀行實施較低存款准備金率框架，釋放2800億元流動性。雖然央行在事後的新聞稿中隻字未提貿易摩擦問題，但這次降準是2012年以來央行首次在5月實施，也是首次交易所開盤前降准，並且發生在特朗普推特數小時之後，應對外部風險穩定國內和市場預期的意味躍然紙上。

回顧貿易談判過程，似乎可以簡化得出一個結論：央行始終保持了寬松的貨幣環境。這一方面當然是國內穩增長、調結構對流動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抵禦外部風險的需要。
我們尤其需要注意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提「輸入性風險」，表明對外部環境的重視。
尤其需要重視的是近期央行還有兩大行動：
其一是央行貨幣政策執行委員會委員馬駿於5月10日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表示：
「參照過去一年中美貿易摩擦幾個階段的實際影響來判斷，即使貿易沖突按美國所威脅的版本升級，中國也採取相應的反制，這些措施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並不大，或者說會明顯小於2018年股市反應所隱含的沖擊力度。我們用經濟模型的計算結果是，如果美國把來自中國2000億美元出口產品的關稅稅率從10%提高到25%，中國也實施相應的反制，這個情景對中國GDP增速的負面影響在0.3個百分點左右，屬可控范圍。」
「去年股市跌得很慘，部分原因是當時資本市場無法判斷貿易摩擦對經濟的真實影響，容易出現過度反應。另外，去年我國還面臨著經濟持續減速、影子銀行融資渠道過度收縮、一些不當輿論沖擊民企信心、減稅等改革紅利尚未到位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疊加對當時的資本市場信心造成了嚴重沖擊。」
其二是4月金融貨幣數據公布之後，5月10日下午央行特意召開媒體吹風會就相關問題進行解讀，其中就有貨幣政策如何應對外部沖擊的問題。
孫國峰在回應中明確：「面對內外部經濟環境變化，我國貨幣政策應對空間充足，貨幣政策工具箱豐富，完全有能力應對各種內外部不確定性。」
而周學東則補充到：昨天晚上，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馬駿接受了《金融時報》的采訪，就外部沖擊問題談了一個觀點，我很贊成。從過去這一年多的時間來看，國際貿易摩擦，更多的是對市場預期的影響，特別是心理預期。對心理預期和市場預期的影響要大於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他對這個問題有深入的研究，認為如果美國對中國2000億美元出口產品加稅加到25%，對經濟增長的實際影響也就是0.3個點，比我們感受的要小。當然，應對外部沖擊說到底要看宏觀經濟自身怎麼樣，這一點上我們還是有信心的。無論是從經濟增長看，還是從CPI、PPI，或從金融信貸數據來看，這些宏觀數據基本上是穩定的，我們心裡還是有底氣的。
顯然，在應對外部沖擊中，央行不可能坐視不管，一定會積極應對，所以此前我們的簡單梳理貿易摩擦和貨幣政策演變並非簡單拼貼。
更何況貿易摩擦本身對於實體經濟確有影響，前文馬駿的分析以外，海外牛津大學經濟研究所的測算結果也顯示，在最新關稅情形下，貿易戰2019年對中國GDP的影響在0.3%-0.4%之間，和馬駿的提法基本一致。

從應對實體經濟下行壓力的角度，貨幣政策更是責無旁貸，所以2018年至今貿易戰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既有預期層面的訴求，也有應對實體經濟增速下降的訴求，央行要改善預期和應對下行風險，投放流動性釋放積極信號是首要選擇。
既然如此，我們是否就可以直接外推，對未來流動性保持樂觀呢？
這裡面必須要考慮匯率問題，因為涉及到貨幣政策獨立性。
1.2.匯率約束與貨幣政策獨立性
貿易談判必定涉及匯率問題，那麼我們首先明確中美兩方在匯率問題上的態度：
美方的訴求主要是在貿易協議中必須加入和匯率有關的條款，即中國承諾不進行競爭性貶值，並且在干預市場方面保持透明，要求公布「國際儲備余額和外匯市場干預的數據，以及季度國際收支平衡數據和其他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開報告的數據，以避免匯率操縱。」同時要求中國信守諾言。

對於匯率，中方的態度可以概括為：
（1）不搞競爭性貶值；（2）貨幣政策以國內為主；（3）加強匯率逆周期調節和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


易行長在兩會期間的答記者問基本將貿易談判所引致的匯率問題進行了比較全面和清晰的回答。
結合過去貿易談判的情況，我們會發現，在貿易談判進展順暢時，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或者走強，在貿易談判曲折反復甚至陷入僵局時，人民幣有所走弱或者貶值壓力上升。
固然這裡面可能有談判本身對於市場預期和行為的影響。
但是人民幣匯率隨著貿易談判的進程而出現波動似乎由來已久。
就本輪而言，2018年5月3日中美雙方在北京談判，在此之前美元指數大幅上升，人民幣並未跟隨貶值，6月15日談判破裂，人民幣迅速貶值；12月1日中美設定3個月談判時間，在此期間，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人民幣匯率跟隨美元指數的下跌而升值，隨後美元指數在高位保持穩定，人民幣繼續小幅升值，在近期特朗普宣布提高關稅後，人民幣顯示出貶值的趨勢。總接來看，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是在美元指數的基礎上，隨著貿易談判的節奏上下波動。

上述波動一方面是市場預期的行為反應，另一方面也是談判過程中的策略運用。但是從方向來說，考慮中美貿易順差情況，人民幣單方面貶值的可能性甚小。

既要寬松政策穩定預期，又要匯率穩定促進貿易談判。這個時候就需要考慮如果匯率相對穩定甚至有所升值的情況下，貨幣政策應對的空間和彈性如何？畢竟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利率上。
首先來看利差約束。

（1）外部形勢：美債利率下降
一方面是外部形勢的變化，隨著全球周期下行以及美聯儲暫停加息，美債利率自2018年末開始下行，中美貨幣周期由沖突走向趨同，利差壓力大大減小。

（2）實際思路：如何保持資本流動和匯率平穩？
事實上，即使在前期美債收益率上行時期，我國也做到了壓減利差的同時保持資本流動/匯率平穩。
我們在前期報告《魚與熊掌能否兼得？》中指出，
利差主要反映的是匯率和資本流動壓力。考慮2種情況：
如果通過干預手段，穩住匯率，逆轉市場貶值預期，進而使得資本流失壓力穩定，則由於匯率被「逆周期調控」，那麼利率可以獲得一定的空間，利差約束相對「偏軟」，甚至在強干預下，利差完全可以不成為約束：

另一種情況是，宏觀調控的著力點不在匯率。匯率自由浮動原本可以平衡內外壓力，但研究表明：在新興市場，由於不存在自然匯率，貶值預期會自我疊加，使得匯率自由流動加大資本流失壓力——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不成立，往往成立的是「二元悖論」（貨幣政策獨立和資本自由流動只能二者取其一）。這種背景下，大國央行著重選擇的仍是貨幣政策獨立，那麼，其實宏觀調控的方向主要是資本流動管控，這種背景下，利差則是「弱約束」。
如果宏觀調控的著力點是匯率的「行政干預」或者要著力於管控資本項目流動，則利差是一個「弱約束」，利率會釋放出明顯的空間。在這種思路下，我國的外儲消耗不大，內生貶值壓力降低。

1.3.匯率和利率的未來可能走向
貿易戰對於利率的影響，主要存在兩個邏輯線條：
（1）防範貿易摩擦風險，穩定預期：
不管貿易談判進展如何，目前貿易戰對外需的沖擊已成定局，2019年外需已經開始下降。

除此之外，貿易戰還帶來對市場信心的影響：
去年股市跌得很慘，部分原因是當時資本市場無法判斷貿易摩擦對經濟的真實影響，容易出現過度反應。另外，去年我國還面臨著經濟持續減速、影子銀行融資渠道過度收縮、一些不當輿論沖擊民企信心、減稅等改革紅利尚未到位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疊加對當時的資本市場信心造成了嚴重沖擊。
——馬駿2019年5月接受《金融時報》采訪
風險的表現之一是市場的異常波動和外部沖擊風險。舉例來說，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沖擊香港的時候，香港的利率可以達到300%多。剛才說貨幣市場利率是2.6%左右，上限是百分之3點多，下限是0.72%。外部沖擊可能導致利率達到百分之十幾、百分之二十幾甚至百分之幾百。所以貨幣市場如果受到預期或者外部沖擊，波動可能很大，政策要防止這些風險在市場之間的傳染。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2018年12月在長安論壇上的講話
人民銀行始終高度重視外部沖擊的影響，我們將前瞻性地做好相關政策儲備，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合理穩定，把握好結構性去杠桿的力度和節奏，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2018年7月答記者問
央行要改善預期，對沖外需下行，投放流動性、釋放積極信號是必要選擇。
（2）匯率先行，利率被動應對
如果貿易戰談判演進到匯率層面，應對美方對於匯率的要求，人民幣匯率被動升值，從而導致利差的被動收窄，利差反而受制於匯率，這可以從80年代日德經驗看。
80年代，美日、美德貿易摩擦為代表的貿易戰情況下，在美國壓力下，日元、德國馬克被迫升值。以日本為例，80年代，日元的匯率相對於國內的政策明顯是先行的（外生），日本的國內政策隨之調整：
由於存在持續的升值壓力，日本央行為了釋放這一壓力（降低投資日元資產的收益，遏制日元升值）、刺激國內經濟（寬松貨幣政策），日美短端利差大幅收縮，同時也帶動了長端利差的顯著收縮。日元升值伴隨了日美利差的收斂（轉向了負利差）。

因而，利率作為防範外部沖擊，穩定預期的工具，首要條件是充足的流動性環境；此外，如果匯率先行，利率被動反應，則可能伴隨中美利差的收窄。
總結來看，
（1）貿易摩擦談判過程中伴隨著多次降准和貨幣寬松信號。
（2）2018年至今貿易戰的影響既有預期層面的影響，也有實際外需的下降，央行要改善預期，投放流動性釋放積極信號是首要選擇。
（3）匯率穩定是美方主要訴求之一，這也是縮減中美貿易逆差的要求。既要寬松政策穩定預期，又要匯率穩定促進貿易談判，既要又要的政策訴求似乎受制於匯率-利差約束。
（4）然而，一方面，外部形勢發生變化，美債利率自2018年末開始下行，中美貨幣周期由沖突走向趨同，利
5、中美貿易戰對外匯有什麼影響？
一、貿易戰及市場走勢回顧
自2018年7月中美貿易摩擦以來,美方對中國加征關稅的規模不斷擴大,中方亦採取相應反制措施。過去一年多以來,兩國進行了多輪的經貿磋商,中美雙方邊打邊談成為新常態。
(一)貿易摩擦初現端倪,人民幣大幅貶值5.6%
2018年7月,美國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25%的關稅,中國對同等規模的美國商品加收同等關稅進行反制。截至2018年11月,人民幣對美元從6.6貶至6.97,貶值約3700點;美元指數從94緩慢上行至年內高點97上方。
(二)貿易摩擦緩和,人民幣收復失地,回升至6.67
2018年11月,中美兩國元首於G20峰會上達成暫時休戰的共識,並開啟90天談判期。2019年前4個月,中美進行了多輪經貿磋商,在貿易戰緩和的利好消息支撐下,人民幣匯率從6.93一路升值至6.67,升值約2600點,同期美元指數在95-98區間高位震盪。
(三)貿易戰升級,人民幣跌至6.9-7水平
2019年5月,在中美第十一輪貿易談判前夕,美國突然宣布將於5月10日起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從10%上調至25%。受此影響,人民幣大幅貶值,從6.74貶至6.93,美元指數同期回落至96附近。此後6月末的大阪G20峰會上,中美兩國元首進行會談並同意重啟雙邊經貿磋商。
(四)貿易戰升級,人民幣匯率破7
2019年7月-9月,貿易戰持續升級對抗。美國於2019年8月2日宣布自9月起開始對價值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10%關稅。2019年8月23日再次宣布將於10月起將價值2500億美元中國商品的關稅從25%上調至30%,同時將其餘價值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的稅率從10%提高至15%。受此影響,在岸人民幣匯率最高跌至7.18水平,觸及近11年低位。
(五)中美經貿摩擦取得階段性進展,匯率在7附近企穩
2019年10月,中美兩國在華盛頓舉行第十三輪經貿高級別磋商,並在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匯率、金融服務等多個領域取得實質性進展。中美貿易局勢緩和,提振了市場風險偏好,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自高位震盪回落,一度回落至7關口以下,目前在7附近橫盤震盪。
二、貿易戰後續展望
中美貿易摩擦始於2018年7月,中美兩國間貿易談判進程波折反復。雖然今年10月份中美兩國宣布第13輪經貿磋商達成第一階段協議,但從過去一年諸多事實來看,貿易戰只是美國遏制中國發展的手段。從當前中美兩國國內政治、經濟環境來看,短期內結束貿易摩擦的概率依然較小,兩國間的貿易摩擦、金融摩擦及科技摩擦仍將持續。當地時間2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該法案簽署對中美兩國雙邊關系產生負面的影響,預計對兩國正在進行的經貿磋商也將產生不利影響。
(一)美國方面
目前來看,美國經濟前景及勞動力市場穩健,雖然貿易摩擦帶來經濟的不確定性增加,但經濟增速仍維持在高位。2019年美國GDP將突破21萬億美元,GDP增長預計在2.4%到2.5%。
美國挑起貿易戰的理由一是中國對美長期保持大量貿易順差;二是中國不遵守WTO承諾;三是中國通過不公正手段獲取美國技術。但實質上,特朗普政府還有總統選舉及中美全面競爭兩點核心目的。
1.美國總統選舉
特朗普政府當下核心目標是確保2020年連任成功,主要工作都是圍繞其運行。為贏得選票,特朗普對外政策上執行"美國優先",在中美貿易戰及與其他盟友的一系列貿易摩擦中保持強硬姿態。特朗普如連任成功,中美貿易戰存在進一步加劇的可能,我們應該對特朗普第二任期對美國乃至全球帶來不確定影響做好充分的准備。
2.中美競爭
美國將中國視為全面競爭對手,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對此觀點趨於一致。中美貿易摩擦預計將是一個較長的過程,目前已由貿易向金融、高科技等方向延伸。即使2020年民主黨候選人當選,兩國快速達成協議的概率依然較小。
(二)中國方面
中國經濟呈現較強韌性,目前貿易戰並未對實體經濟和貿易造成較大沖擊。經濟增長是綱,我國具有長期應對貿易摩擦的底氣和經濟基礎。
1.經濟增速回落,但仍保持較高增長
2018年全年我國GDP增速6.6%,2019年前三季度我國GDP總量約為70萬億人民幣,增速為6.2%。GDP增速雖然一定程度回落,但相較於其他國家和地區依然保持了較高的韌性,經濟運行處於合理區間。
2.貿易保持增長,貿易順差擴大
今年前三季度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22.91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8%。其中,出口12.48萬億元,增長5.2%;進口10.43萬億元,下降0.1%;貿易順差2.05萬億元,擴大44.2%。
3.市場開拓效果進一步提升,對歐盟、東盟及"一帶一路"國家貿易增長強勁
2019年前3季度,我國前兩大貿易對手分別為歐盟和東盟,進出口額分別為3.57萬億和3.14萬億;分別增長8.6%和11.5%;分別占我國外貿總額的15.6%和13.7%。
此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計進出口額為6.65萬億,增長9.5%,占我國外貿總值的29%。"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增速高於全國外貿整體增速。
三、對人民幣外匯交易業務影響
美國正式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令雙方平息中美貿易戰的努力變得更加復雜。市場風險偏好情緒反復變化,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加劇,市場中不確定性風險明顯增大。中美貿易關系變化、美聯儲降息預期均對匯率市場有較大影響,交易難度較前期有所提升。
但從中國經濟基本面以及市場供求來看,當前的人民幣匯率處於相對合理水平。在貿易戰沒有大幅惡化的情況下,人民幣對美元在當前點位大幅貶值的空間有限,重點關注中美貿易談判有關進展及相關宏觀經濟情況。
(一)關注貿易戰進展
今年10月以來,人民幣匯率曾一度漲至6.96水平,目前在"7"附近企穩。當前中美貿易摩擦雖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距離達成協議仍有較長距離,中美貿易摩擦波折反復,預計將進一步增加人民幣匯率走勢的不確定性。若中美貿易摩擦出現明顯緩和,人民幣匯率或將出現升值反彈;若中美貿易摩擦繼續惡化,人民幣匯率存在貶值預期。
(二)關注美聯儲降息預期
2019年以來,美聯儲三次降息。美元利率下行、中美利差拉寬對人民幣匯率形成一定支撐,或將緩和人民幣貶值壓力。
目前來看,美聯儲貨幣政策走向不足以推動美元貶值,美元指數延續高位震盪的可能性較大。從國際美元走勢來看,短期內人民幣對美元難有明顯的升值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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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美關系緊張對匯率的影響
5月9日至10日，在第十一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期間，美方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的關稅從10%升至25%，並計劃對額外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25%關稅。中美貿易再掀波瀾，離岸人民幣匯率一周之內貶值超千點，收於6.845，而且是在美元指數走弱的情況下大幅貶值。中美貿易戰下，人民幣匯率將向何處去?
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沖突迭起勢必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但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和大幅貶值的空間都沒有。而若中美貿易談判走向緩和，人民幣匯率仍將受到更多支撐：金融對外開放帶來外資流入，以及中美利差短期回到安全區間，是其中比較突出的兩個因素。
看形勢：中美貿易戰勢必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
年初以來，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是市場供求推動的結果，其核心原因是中美談判取得積極進展提振了市場情緒，而與政策干預關聯不大。而人民幣匯率近期快速貶值，也與中美貿易談判的反復相吻合(圖1)。當前情境，與去年6月下旬美方決定加征關稅後，人民幣匯率的一波急貶有相似之處，但市場供求的主導性更強。當時，人民幣中間價的拆解中可以看到政策助推貶值的影子;而上周人民幣中間價的變化也呈現出這一跡象，但市場供求是主導因素，逆周期因子是否助推貶值有待觀察(圖2)。上周期權市場反映人民幣貶值預期快速躥升，體現中美關系反復導致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看法轉變。
看美元：人民幣與美元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美元震盪偏強但缺乏持續大幅上行的動能，因此人民幣匯率有階段性的、較有限的貶值壓力
當前，美國經濟「一枝獨秀」的現狀尚未根本改變。近期受困於「火車頭」德國經濟的波折，歐洲經濟復甦之路依然蹣跚反復，只有美國經濟依然保持相對強勢的狀態。不過，今年一季度美國經濟表現強勢，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中美貿易談判的轉圜、得益於全球風險偏好的回升;而一旦中美貿易關系走向惡化，這一切可能都會打個折扣。根據IMF的測算，對中美之間所有貿易徵收25%的關稅，將使美國的GDP下降0.3%-0.6%，使中國的GDP下降0.5%-1.5%。近期，美國經濟超預期的程度已持續弱於歐洲，其在中美貿易戰中面臨的「雙輸」沖擊，將會進一步限制美元指數上行的空間(圖3)。
看經濟：外部沖擊下需要人民幣匯率更有彈性，機械承諾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不太可取
中美貿易戰最直接的沖擊就體現在出口上。2018年11月以來，全球出口增速大幅下挫，全球貿易向2015-2016年的形勢演化。2018年對美國對中國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導致這部分商品出口增速從20%下挫至-10%左右;美方此番對中國商品全面徵收25%的關稅，將對中國出口產生重大沖擊。
事實上，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出口凋敝已經構成中國經濟減速的一條主線。2012年，中國出口增速從20%下挫至8%，當年中國GDP增速目標不再「保8」(從9.5%下降到7.9%)，而是把新增就業作為政府工作報告的首要目標。國內政策也只進行了有限的寬松，繼續踐行房地產調控，當年4月12日人民幣匯改也進行了一次比較實質性的改革，將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從0.5%擴展到1%;2015年，中國出口增速從6%下挫至-3%，當年8月11日的匯改引入了人民幣中間價的市場定價，國內政策在寬松基礎上又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
回顧過去，至少有兩個啟示：1)出口減速是倒逼中國加速改革調整的因素;2)出口減速要求人民幣匯率更有彈性。
當前中美貿易談判正酣，美國率先加征關稅，而中國不加干預，讓人民幣按市場供求方向貶值，是短期博弈的一個層面。但中美貿易談判只要繼續，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和大幅貶值的空間都沒有：大幅升值，不符合當前人民幣匯率並未明顯低估的基本面，也會顯著削弱中國的出口競爭力，並可能加劇不利的資本流動壓力;大幅貶值，不符合秉持重商主義理念、施壓中國迅速削減對美貿易順差的美方訴求。目前來看，中美匯率協議的大框架或與《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的匯率部分相似：更加註重匯率(調整)規則的「公平」，而不以促成美元大幅貶值為目的。何況，人民幣也不是美元指數的構成貨幣!
如果中美貿易談判走向緩和，那麼人民幣匯率仍將受到支撐。
第一個支撐是，金融對外開放帶來外資流入。2019年，受益於MSCI提高A股納入因子、富時羅素GEIS指數集合納入A股、彭博巴克萊指數納入中國債券，海外資金被動流入將大幅增加，規模保守估計在1000億美元以上。對比2018年中國國際收支總差額為1087.7億美元，該體量不容小覷。而且，海外還可能繼續主動增配中國。目前，全球資金對美國資產的配置處於歷史最高水平(超高配)，但新興市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已經超過60%，中國又是新興市場的佼佼者，海外資金的重新配置有望帶來可觀的外資流入。
第二個支撐是，中美利差短期回到安全區間。
隨著美聯儲暫停加息並於5月啟動停止縮表計劃，年初以來美債收益率震盪下行;倘若中美談判走向緩和，以當前中國經濟展現出的「韌性」，以及中國政府不「走老路」的決心，中國利率下行速度應不會太快。短期內，中美利差能夠提供一定緩沖，但其走向取決於中美貿易戰的形勢